周恩來修改文藝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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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老一代文藝家們的心目中，周恩來不僅關心文藝、愛好文藝，而且很懂文藝。

周恩來從小就顯露出文藝天賦。11歲那年，他在淮安東岳廟龔蔭蓀表舅家寄館讀書時，就曾在課間組織同學們一起演戲。據周恩來的表妹、私塾同學龔志惠晚年回憶說：“大鸞（周恩來乳名）哥那時老叫我哥（龔仁甫）演壞人、洋人，他自己演公正無私的法官。”那時周恩來除了看過一些淮戲演出外并未專門學過表演和戲劇創作，那些自編自導自演的內容都是他從進步報刊上看到的事，比如帝國主義分子（洋人）在中國，特別是租界里耀武揚威、欺侮中國人等等。他到天津讀書時，參與了新劇（即今話劇）演出，因此學到了許多文藝知識，給他今后文藝方面的積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以至于他后來在觀看文藝演出時，常能發表一些獨到的見解。新中國建立之初，周恩來在觀看文藝節目之后幾次修改說白、唱詞、舞蹈動作，改動不大卻畫龍點睛，令藝術大家們心悅誠服。

重視戲劇矛盾 說戲特別在行

1952年，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匯演在北京舉行，全國各地23個地方劇種參加了此次匯演。觀摩匯演結束后，毛澤東的家鄉戲湖南花鼓戲《劉海砍樵》和周恩來的家鄉戲淮劇傳統折子戲《千里送京娘》、現代小淮劇《種大麥》被選調進中南海懷仁堂為中央首長進行專場表演。《種大麥》由上海人民淮劇團的頭牌花旦筱文艷、小生何叫天擔綱主演。他倆演藝超群，加之該劇情節妙趣橫生，贏得觀眾陣陣掌聲。

演出結束時，隨著觀眾熱烈的掌聲，演員們登臺謝幕。周恩來在送走毛澤東等領導人之后又返身登上舞臺，與演員們握手，祝賀大家演出成功。

周恩來上前握住筱文艷的手，說：“你演得很好，祝賀你！”“謝謝總理夸獎！我演得不好。”筱文艷倒是沒有多少拘謹，謙虛地說。“剛才毛主席也看了戲，說你們的《種大麥》舞蹈不錯，就是戲劇矛盾少了些。”“謝謝總理轉達主席的批評，回去我們一定好好修改。”

周恩來一聽筱文艷那一口地道的蘇北鄉音，忙又轉回身問：“你是哪里人呀？”“江蘇淮安人。”筱文艷回答這句話時略帶有幾分自豪感。“淮安的？”周恩來的眼里不禁閃現出光芒，停下了腳步，又重新握住筱文艷的手說：“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嗎？”“知道，也是我們淮安的。”“那我們是老鄉了。你是淮安城里的還是鄉下的？”“鄉下，東南鄉車橋。”

“車橋，我小時和大人一起去過，是去趕一個什么廟會，還是從澗河坐小木船去的。”周恩來陷入一段深深的回憶中。隨后，他又親切地指出，戲劇必須有矛盾沖突，只有通過矛盾和各種沖突才能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使舞臺上的人物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觀眾面前。之后，周恩來還說了一些其他慰勉筱文艷的話才匆匆離去。

改動關鍵四字 升華歌曲主題

藏族歌手雍西是當代歌手韓紅的母親，她年輕時曾是昌都被服廠的一名工人，她嗓音甜美，藏族民歌唱得很動聽。1964年，上海援藏工作隊隊長馬倬、工作隊獨唱演員常留柱到西藏昌都地區采風，認識了雍西。他們回到拉薩后，接到文化部舉辦全國少數民族業余文藝匯演的通知。馬倬、常留柱一下就想到了雍西，并推薦了她。但唱什么呢？他們經過一番討論，最后決定把常留柱已經唱了4年的歌曲《北京的金山上》讓雍西來唱。

在北京懷仁堂，雍西代表西藏百萬翻身農奴向黨中央、毛澤東作了匯報演出。謝幕時，周恩來上臺和演員一一握手。當走到雍西面前的時候，周恩來說：“你唱得很好。”雍西拘謹地說：“總理，我唱得不好。”周恩來爽朗地說：“好就是好嘛！”毛澤東也高興地說：“唱得好，你是跟誰學唱歌的？”雍西想也沒想就回答：“是跟大喇叭學的。”毛澤東沒聽明白就又問了一句：“你跟誰學的？”由于雍西聽不懂毛澤東的湘音，周恩來便臨時擔任了翻譯：“主席問，是不是你們西藏樹上掛的那種大喇叭？”雍西點頭答道：“是，后面有一大塊兒磁鐵，高音喇叭，掛在大樹上。”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周恩來說這首歌寫得好，就是最后一句“我們邁步走向社會主義幸福的天堂”有些迷信色彩。

代表團回到旅社后，晚上11時，周恩來又親自打電話給雍西，提出最后這一句能不能改一下。當時雖已是深夜，但大家一聽說總理要改歌詞，立即積極行動起來，不過一時都想不到更合適的詞。代表團團長和帶隊老師很著急，一夜也沒休息好。第二天，周恩來又打電話說，能不能把末尾一句改成“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大家聽了都興奮地鼓起掌來。周恩來改動的這4個字，使這首歌曲在立意上得到升華，“幸福的天堂”有一點宗教色彩，把它改成“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這就有了現實意義；另外“走向”改為“走在”，這么一改就把時代也交代清楚了。民主改革之后，西藏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體現了黨對西藏的發展、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生活狀況的重視、關心。

從這以后雍西就一直唱周恩來改過的這句歌詞。有一次，雍西在京演出時，周恩來特意打電話問代表團現在在什么地方。當得知他們在京西賓館演出時，特意來聽了改動之后的《北京的金山上》。聽到雍西唱完后，周恩來專門到后臺，緊緊地握住雍西的手，說：“改得很成功，謝謝你。”

周恩來那4個字的修改使得這首原本就動聽悅耳的歌曲更加深入人心，之后《北京的金山上》這首歌像長了翅膀，迅速在全國流傳開來，中國唱片社還邀請雍西錄制了她的第一張唱片。

精辟分析歌詞 更加貼近生活

溪水清清溪水長，

溪水兩岸好風光，

哥兒們上畈下畈勤插秧，

姐妹們東山西山采茶忙。

插秧插到大天光，

采茶采到月兒上。

插得秧來密又勻，

采得茶來滿山香。

……

一曲清純甜美的《采茶舞曲》充滿著勃發生機又洋溢著江南水鄉氣息，在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不知傾倒過多少中華兒女和外國來賓！周恩來不僅喜歡《采茶舞曲》，會唱《采茶舞曲》，還為修改《采茶舞曲》的歌詞、舞姿等付出很多心血。

1958年春，浙江越劇團以茶農生活為題材，創作了現代越劇《雨前曲》。《雨前曲》的主題歌《采茶舞曲》曲調優美動聽，既有濃厚的江浙鄉音，也有著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氣息。隨著唱片的發行、廣播的傳送，這首歌很快風靡全國，傳向世界。

1958年9月12日，百忙之中的周恩來得悉《雨前曲》將在京演出的消息，悄然來到劇場，買了兩張舞臺右側邊的座位票和警衛員一起坐下來看戲。

演出結束后，周恩來按捺不住喜悅，走上舞臺與演員們一一握手，祝賀演出的成功，并與演職員們親切交談。

《雨前曲》的編劇周大風告訴周恩來：“這出戲是以杭州西湖梅家塢為背景寫出來的。”

“是嗎？”周恩來似乎格外高興，連忙關切地問，“現在梅家塢的茶葉生產怎么樣？”

“發展得比較好，今年又開辟了一批新茶園。”周大風回答。

梅家塢以盛產龍井茶而聞名世界，周恩來一直對龍井茶情有獨鐘，他曾數次親臨梅家塢，與茶農交友談心。

說到這出戲的藝術創作，周恩來十分內行地說：“《采茶舞曲》很動聽，有江南風味，也有時代氣息。只是其中兩句歌詞還不夠妥帖，‘采茶采到月兒上’脫離了生活，因為露水茶不香，味淡；還有‘插秧插到大天光’也不好，不能這么提，要注意農民的勞逸結合，合理安排。”他諄諄叮囑周大風：“希望你能再到茶鄉梅家塢生活一段時間，把這兩句詞改好。”

在場的演職員們聽了，都嘆服周恩來細致的考慮和知識的淵博。周恩來又把目光落在了舞蹈演員們的身上：“你們的舞蹈表現的是在樹蓬下采茶，這與實際生活不合；用手在高處摘，茶樹也沒有那么高，也不合實際。”談到這里，周恩來略微停頓了一下，接著說：“當然，藝術是可以夸張的，但也要有分寸。”

夜已經很深了，周恩來仍談興未減。他建議演職人員再去茶鄉深入生活，一定要“親自去采茶、炒茶”，把這個舞曲唱得好一些，演得更貼切一些。

1960年12月22日，周恩來、陳毅陪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莫尼列公主訪問杭州。他們不僅和外賓們一起在杭州飯店小禮堂觀看了《采茶舞曲》，還和貴賓們一齊來到梅家塢參觀、訪故。

在梅家塢，周恩來一下車就意外碰上了正在那里體驗生活的周大風。周恩來非常高興地握著他的手說：“你那兩句歌詞改好了沒有哇？”

隔了快3年，身為一國總理的周恩來竟還記得那兩句詞！周大風的眼眶濕潤了，只好歉疚地回答說：“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詞句。”

周恩來沒有責備和埋怨，而是深思一下，說：“我看這樣吧，要寫心情，不要寫現象。我建議把這兩句改為‘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至于茶農為什么要‘喜洋洋’‘心花放’，讓聽的人自己去想，你說得太露、太直了，那就不是文藝作品，你看怎么樣？”周恩來沒有居高臨下的那種強加于人的態度，而是親切隨和并帶著商量的口吻。周大風和在場的人都深深佩服周恩來敏捷的才思和對茶農生活的熟悉，連連道謝。周恩來仍謙遜地說：“供你參考嘛，以后有更好的句子還可以換上去。我相信你會把歌詞改得更好。”

從此《采茶舞曲》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演出，都采用了周恩來修改后的歌詞。周恩來也一直關注著《采茶舞曲》。1975年，他抱病審查中國東方歌舞團出國演出節目時，仍舊提出一定要把《采茶舞曲》帶出國門，讓它傳遍世界。

精心打磨話劇 意見中肯準確

1964年，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奉命進京演出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出戲在誕生時曾遭到許多非議，有人認為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去歌頌，卻去寫上海南京路上那一絲絲香風；有人甚至認為該劇有丑化人民子弟兵的嫌疑。但是，周恩來十分喜歡這出戲，他力排眾議說這臺戲寫得好，有時代感和責任心，并多次觀看這臺戲，也多次會見演職人員。鄧穎超告訴女主角春妮的扮演者陶玉玲，總理看了你們演出的《霓虹燈下的哨兵》后，興奮得整夜睡不好覺。為了使這出戲演得更好，周恩來先后看了6次，因他自己演過話劇又懂藝術，所以每次看了之后都能提出修改意見。如第二場戰士趙大大拾到林乃嫻的錢包直到第六場才歸還，周恩來指出，這樣不妥，有損于趙大大這位人民子弟兵的形象，人民解放軍拾金不昧，錢包應該馬上就還。

為了從整體上提高《霓虹燈下的哨兵》的藝術水平，周恩來還請文藝、戲劇界的老前輩田漢、夏衍、曹禺等許多知名人士前來觀看演出，然后又親自主持座談會，讓大家提意見，指導修改。

1993年秋，陶玉玲到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參觀、瞻仰時與筆者有過一次較長時間的交談。

陶玉玲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們剛演《霓虹燈下的哨兵》這出戲時，讓戲中的女特務曲曼麗穿了一身很考究的裙服。周恩來說：“上海解放初期，這樣的人是不會穿這樣的服裝的，最好改穿工裝褲，要樸素些、真實些。”導演采納了周恩來的意見。不料，周恩來再一次觀看演出后，馬上又提出來：曲曼麗的褲子過瘦過短，一看上去就像個阿飛。這樣不好，不要角色一出場就讓觀眾看出是個壞人，應該隨著劇情的變化和發展、矛盾的逐步加深，再揭露出角色的本來面目，讓觀眾有個辨識的過程，不然就難以看出她隱藏著的偽裝。

周恩來的意見既中肯又準確，比專業戲劇工作者的意見還地道，陶玉玲和劇組工作人員無不從心底佩服。

陶玉玲還深情地回憶起一次討論《霓虹燈下的哨兵》的座談會上的事。會上，周恩來和藹又親切地對陶玉玲說：“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寫得好，念得也好，很使觀眾感動。但是我來問問你，劇中的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小學文化程度。”陶玉玲不甚明白地回答。周恩來馬上笑著問道：“哦？小學文化程度的人能說出‘兩小無猜’這樣的話嗎？”在場的人聽了都笑了起來。周恩來隨即認真地接著說：“這句臺詞也不夠口語化，還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馬上回答說：“總理，那就改成‘從小在一塊兒’好嗎？”周恩來聽了兩道濃眉一揚，馬上點頭肯定說：“對，很好啊！”以后，陶玉玲就把這句臺詞改成了“我倆從小在一塊兒”，既通俗，又符合春妮農村姑娘的身份。

《霓虹燈下的哨兵》再度演出后，周恩來又興致勃勃地去看了。當陶玉玲再次見到周恩來時，周恩來高興地鼓勵她說：“你的戲不多，但演得很好。”緊接著又諄諄告誡她：“你還要努力啊，不要因為我們稱贊你就不努力了。”陶玉玲聽了，心里十分感慨：我只不過演一出戲中的一個普通角色，總理就給我這么多的鼓勵，哪能就不努力，不再奮斗呢？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