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因何說“如果說海外關系，我最多”

　　我國的尖端科技事業，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領導下創建和發展起來的。從1962年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成立，到1974年周總理病重住院，在十幾年時間里，他共主持了40多次專委會議和若干次專委小會。他對尖端科技事業的領導是深入具體的。從方針、政策、基本原則的提出到各級專門機構的組建、專業人才的培養、專業隊伍的聚集和思想建設；從發展規劃的提出和制定、組織項目攻關、各個方面的協調，到每次試驗的通盤部署、具體組織，都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他對發展我國尖端科技事業的卓越貢獻是多方面的。

　　一 組織專門機構，匯集優秀人才，指導思想建設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國際斗爭日趨激烈，霸權主義者乞靈于核訛詐政策，東方和整個世界的和平都受到核戰爭的威脅。毛澤東同志縱觀世界風云，矚望人類前途，看到要穩定世界局勢，維護世界和平，就必須消除核恐怖，打破核壟斷，粉碎核訛詐。因此，他對一位夸大原子彈威力的外賓說：“原子彈威力再大，無非是從中國炸進去，從美國炸出來，有什么可怕。”他針對帝國主義的核壟斷提出：“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當時，我們面臨的國內外形勢是嚴峻的。“大躍進” 的失誤加上接連發生的天災，使我國的國民經濟陷入了3年困難時期，工農業生產損失巨大，人民生活困難嚴重，邊境上又遭到外來的武裝侵擾。此時，蘇聯又單方面撕毀了所有的中蘇經濟技術合同，使我國的經濟雪上加霜，受到嚴重的損失。而原子能工業更是首當其沖，從1959年6月開始，蘇方就已停運各種器材，拒絕交付技術資料，想把中國初生的原子能工業扼殺在襁褓里；而美國早就對我們實行著嚴密的封鎖。

　　但是，中國人民從來沒有被任何困難壓倒，從來不對任何壓力屈服。面對這內憂外患的重重困難，吹響了向尖端科技高峰攀登的號角。

　　1962年10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同志，向黨中央呈送了發展我國尖端事業的報告。報告中引用了第二機械工業部關于1964年做好爆炸原子彈準備工作的設想，建議成立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以加強對尖端事業的領導。

　　11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批示：“擬同意，送主席、劉、周、朱、彭核閱。”

　　11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隨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這件事要請總理（指周恩來同志）出面才行。”政治局幾位領導同志都表示贊成。

　　從此，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在日理萬機之中，又肩負起一項新的重擔--領導我們開創尖端科技事業，并很快就以高屋建領之勢排除萬難，走上了迅猛發展的軌道。

　　中央批準成立專委剛剛幾天，即1962年11月17日，周恩來總理就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第一次會議，根據中央關于加強原子能事業領導的決定，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第一次專委會還決定從工業部門抽調干部，成立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辦公室。不久，指定我為專職副秘書長。

　　周總理主持召開的第一、二兩次專委會議，詳細聽取了劉杰部長的匯報。會上，周總理針對核工業的薄弱環節，當即決定加強第二機械工業部的科技力量以及黨和行政的領導力量。限令各有關部門、部隊和高等院校、科研單位于12月底前，為二機部選調各方面出類拔萃的人員500名，并調配1100多臺儀器設備，同時決定有些技術設備要由資本主義國家引進。其中，許多領導干部和科學技術專家是經周總理親自審定或提名的。很快這批力量便和二機部原有隊伍一道投入了研制第一顆原子彈、氫彈和建設核工業的新戰斗。后來，周總理又決定：從煤炭部抽調了礦山干部和一個100人的全套礦務局有經驗的班子，又從其他工業部門劃撥了幾個重要工廠和一些研究力量。所有這些措施，都體現了周恩來和賀龍、聶榮臻等同志關于集中一代精英決心組建我國尖端科技隊伍的思想。周總理十分重視這支隊伍的思想建設。在專委第三次會議上，他針對二機部的“兩年規劃”順排計劃，倒排措施的方法，強調地指出：“二機部的工作必須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學計劃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即后來人們說的“三高”的要求。周總理的這一指示很快就在二機部及其他國防尖端部門傳開了，并且迅速得到貫徹，成為我國尖端事業隊伍建設的一項重要的指導思想。專委成立后半年左右，在核工業的各條戰線上都形成了能打硬仗的隊伍。這不僅保證了原子彈的研制和生產成功，而且對發展我國核工業有著深遠的意義。

　　二 狠抓重點，帶動全局

　　專委成立不到半個月，連續召開了三次專委會議。在第二次會議上，周總理就明確提出了“先抓原子彈”的戰略重點。而那時林彪曾提出一個使人捉摸不透的口號，叫做“兩彈為主，導彈第一”，這實際上等于沒有重點，或者把重點的先后放顛倒了。周總理明確了先抓原子彈，使大家的心情豁然開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彈這個重點上來了，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也都很贊同。

　　在第三次會議上，周總理表示原則同意劉杰同志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業建設、生產計劃大綱》（簡稱“兩年規劃”），主要內容是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準備工作。周總理為進一步掌握情況，以便最后下決心，遂指定專委辦公室人員在國防科委副主任劉西堯同志帶領下組成檢查組，立即分赴二機部所屬的院、所、廠、礦等第一線，進行全面檢查。到1963年3月，就正式批準了“兩年規劃”，根據劉杰同志提出的計劃安排嚴格檢查了前一段的工作。周總理一面肯定成績，同時提出了如前所述的“三高”要求。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以后，周總理又及時提出，立即抓加強型原子彈和氫彈、導彈，特別提出“兩彈結合試驗”為下一步重點。中央批準了二機部發展原子能事業的長遠規劃和一些科研課題，如：重水、分子篩、科研和教學用的反應堆及核心設備的攻關等；周總理還指示要加強二機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扶持二機部做好全面安排，進一步明確了二機部一系列后方建設的重要政策，要求學習“沙爾圖”（即大慶）經驗。在作了上述全面安排后，周恩來總理又決定把批準權下放給二機部，并指出不要什么問題都拿到專委會上來，今后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要分頭負責。周總理之所以決定這樣做，是為了通過第一顆原子彈的成功，帶動尖端事業的全面發展，同時充分發揮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的作用，以保證專委會的工作重點順利地轉移到戰略導彈和人造衛星上來。他要楊成武代總參謀長安排，由吳克華同志抓緊組建第二炮兵，同時指出，下半年重點抓戰略導彈，為了“兩彈結合”試驗，要從東風二號抓起。周總理在出國訪問回京途中，還親自在基地看了我們的導彈試驗。回京后，又檢查了核彈頭準備工作，然后指出：“兩彈結合進展順利，接著要抓戰術導彈（地空、海防）”。這體現了周總理以接連不斷地突破戰略武器來推動發展戰術武器的戰略思想。

　　專委第13次會議確定的戰略、戰術導彈共有十幾個型號。周總理進一步明確新的工作重點，指出戰術武器的研制工作，“要為地空導彈讓路”，并解釋說，“沒有舍就沒有得”，論證了重點與全面的關系。隨后，第14次專委會議連續開了3天，討論近期規劃。周總理在會上提出了系統任務，他說，明年是導彈年，要有收獲。他要求實行軍民結合，專業協作，各部門不要單搞一套。他說：“七機部接過上海機電二局和工廠以后，要軍民結合，我們是一家子，原協作關系要保持，要為地方服務。”“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個提法很好。“上海的協作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由于要求明確，各方面工作抓得很緊，華北、華東、東北的工作都進展很快。到1967年9月，我防空部隊終于打破了將近兩年沒有戰功的沉寂，用國產新型地空導彈把改進了的美國高空偵察機擊落下來。

　　1966年9月，周總理還滿懷信心地對我說：“明年就用這種（專委）辦法抓飛機”。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國的航空工業早就會有新的發展了。周總理有一個一貫的思想，就是抓重點帶動一般，抓尖端帶動常規。在第14次專委會上，就曾在原則批準了攻擊型核潛艇的同時，討論了整個國防工業“以兩年時間完成3年任務”的要求，并批準了“1966、1967兩年規劃”，主要項目是各種戰術導彈和核潛艇、人造衛星等重大課題。

　　三 理論聯系實際，科研與生產相結合

　　中央專委成立以后，周總理就明確提出，一面抓科研，一面抓工業試制生產，把科研和工業生產緊密地結合起來。在周總理這個思想指導下，尖端工業很快就出現了新的飛躍。在事實面前，絕大部分同志都深為理解。

　　周總理一再指出，我們要運用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原則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我們的九院就掛了兩個牌子，既是“研究院”又是“制造工廠”。他還反復強調，要把理論研究與工業生產緊密地結合起來，知識分子同工人要合為一體，使原子彈的研制從理論設計、制造，到裝配、試驗的全過程，做到科技人員“一桿子插到底”，對所有情況了如指掌。這樣做，對專委辦公室乃至廣大科技工作者都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有一次我在匯報導彈地面設備的研制工作時提到了必須組織科研、生產、使用單位的三結合。周總理指示說：“你們這個三結合提法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說，事實上是兩個三結合，即科研、生產、使用三結合和科技人員、工人、領導干部三結合。他說，要堅持兩個三結合、群眾路線，要以實事求是、循序漸進的科學態度，樹立兢兢業業、周到細致的工作作風，貫徹大力協同精神。對導彈地面設備，他說：“一、二、三、四、五機部應當分別組織聯合設計，廣泛吸收使用部隊意見，由七機部提出設計要求，否則各部都自己搞，來個萬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來的。”周總理經常用這些至理名言和具體而微的要求教育同志們。他的每句話都深入人心，成為指導尖端事業迅速發展的思想動力。

　　在討論導彈問題時，周總理提出要在五院的基礎上成立一個部。后來的第七機械工業部就是由一個研究院再劃過來一些工廠發展為部的。這就是我們后來常說的“部院合并”的又一個雛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對這樣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專委小會上，針對兩派大鬧部院合并問題，有個造反組織要求批斗羅瑞卿同志，周總理說：“這個主意是我首先提出來的”。“這個問題在懷仁堂開了幾天會，劉少奇主席主持的，賀、聶、劉亞樓、羅瑞卿參加了，王秉璋也參加了，這過程要從1961年說起，這個問題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說合起來，部院合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三結合，理論聯系實際。”周總理就這樣簡單明了地駁斥了造反派，堅持正確意見，保護了干部。

　　四“大力協同”，聯合攻關

　　周總理在專委會上強調了毛澤東主席批示的“大力協同”精神，并對各部門提出要求：要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但對尖端部門則提出反對趁機多要的現象。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周總理都嚴格地取消了。對這種做法，大家都心悅誠服，因而對專委會定的任務，很自然都沒有二話。那時，既打破了部門和地區界限，又出現了誰也不講價錢的好風氣，大家全力以赴，“大力協同”，效率很高。當時曾組織了上百個部、委、局級單位，26個省、市、自治區和上千個廠、礦、院、校、所，以及各軍兵種的有關單位，分工協作，聯合攻關，全面落實了大量科研課題和新材料、新設備的成套研制任務。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周總理還指定：由張勁夫同志安排科學院組建衛星研究所；由賴際發部長安排建材部協助七機部建設固體導彈研究院。

　　在周總理關于“大力協同”，聯合攻關的思想指引下，我們還組織一、三、四、七機部、化工部的聯合設計組，設計研制了固體發動機的裝藥生產線先進的成套設備。對此，周總理予以充分的肯定。實踐證明，毛主席批示的“大力協同”精神和周總理倡導的“大力協同，聯合攻關”的原則，確實是正確的。

　　五 實行技術民主，充分發揮科技人員的作用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充分感受到周恩來總理知人善任，明察秋毫，他對尖端事業和科學技術問題具有驚人的理解力、記憶力和分析判斷力，他在專委會議上提出許多與別人不同的意見，經過后來的長期實踐，都證明是正確的。

　　周總理的民主作風在我們黨內堪稱楷模，他善于耐心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專委會議上，只要有一個人提出有道理的反對意見，周總理都不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會議再討論”。他還善于綜合大家的好意見，在討論的基礎上，提出他自己獨到的見解。因此，我們都樂于接受，而且敢于在周總理面前無拘束地談自己的看法。有時也遇到已經決定了的事，在實踐中碰到了問題，周總理總是說要實事求是，并及時修改補充原來的決定。

　　有一次專委會上，周總理聽七機部一位領導匯報規劃，其中估計了過多的失敗反復的因素，把導彈試飛的時間拖得很晚。周總理聽到這里立即指出，為什么那樣慢呢？你們回去發動群眾討論，該要條件的給保證，不要亂要，我看群眾會比你們看得準些。周總理另指派專辦常務副主任趙爾陸同志帶了幾個人下去，經多次征求錢學森、任新民、黃偉祿、謝光選、梁守槃、肖淦、崔國良和許多專家學者的意見，并和部領導組織了廣泛的討論會，先在一院摸了一個月的底，修改了試驗計劃，提出了中遠程的全面規劃。回來由七機部向專委會議重新做了匯報，一下就定下來了。結果把新導彈試飛的時間從1968年提前到了1966年，投資比原來也大大減少了。接著，周總理和趙爾陸同志又指定我們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滿意的結果。當時聶榮臻元帥語重心長地對專委的同志們說：“技術民主問題，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現在大家嘗到味道了。”

　　周總理十分尊重科技人才，錢學森同志要從美國回來，是周總理做了很大的努力才得以實現的。在實際工作中，周總理更重視發揮科技人員的作用。在專委會上討論某個專題，就惜哪方面的專家參加，周總理總是細心詢問和聽取專家們的意見。在第一次核爆炸試驗3天前，周總理讓我邀請在京的彭桓武、王淦昌、鄧稼先、郭詠懷等幾位核物理學家，乘坐張愛萍總指揮派回的專機一同飛往現場，觀看了原子彈爆炸實況。周總理和張副總長如此周到地關心和尊重科學技術人員，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對待科技人員上，周總理堅決反對“左”的一套，他主張對高級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愿意為祖國服務就行，并指示要給他們以特殊的待遇，要求黨員干部接近他們，關心他們。他還針對有些單位強調海外關系問題說：“如果說海外關系，我最多，連馬歇爾都認得，怎么辦？”他認為不能把有海外關系作為拒絕使用人的條件。他還說過，只要他們愛國就行。這些思想不僅抵制了當時“左”的傾向，鼓舞了知識分子的士氣，而且對于現在做好新時期的知識分子工作也是有指導意義的。

　　六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因陋就簡

　　周總理總是強調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搞尖端事業必須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因陋就簡。實踐證明，這樣做使我們的尖端技術發展得又快又好。

　　1966年10月27日，由聶榮臻元帥親到現場指揮，在我國本土上成功地試驗了全系統導彈核武器。不久又試驗了我國第一顆氫彈，也取得了圓滿成功。以前美國的導彈核武器是向大洋里的島嶼進行試驗的，蘇聯是向北極進行的，彈道下面主要是海洋，風險小。我們沒有這種條件，只好在自己的國土上試驗，經過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兩彈結合和研制氫彈的兩項試驗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經過這幾次重大試驗，我們走出了一條自己的不同于美、蘇的發展我國尖端科技事業的新路子。

　　我們研究成功原子彈、氫彈以及相應的導彈，所用的投資比美國少得多，有的還不到他們的千分之一。我們的核工業，從礦山、采冶、加工直到最復雜的科學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各種各樣因陋就簡的辦法。那時的研究院也是非常簡陋的，科學家不得不把樓梯下的空間和各樓層的走廊、廁所改作研究室和廢物庫，有的在庭院里搭起許多工棚，開展攻關研究。對大型的工廠建設則極力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找尋技術革新的捷徑，從而節約了資金，提高了生產效率。由于我們采用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使我們的尖端事業以較短的時間在簡陋的條件下登上了進步的臺階，趕上了世界的前列。所以，周總理說我們是“后來居上”。

　　關于三線建設，林彪的“山、散、洞”主張曾風行一時。在討論后方建設計劃時，對幾個重大項目的進洞問題，周總理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針鋒相對地指出，為什么靠山還要鉆洞！能鉆則鉆，不能鉆也不要勉強嘛！

　　周總理提出“一次試驗，多方收效”的要求，也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的。他說，我們搞有限制的核試驗，不要象美、蘇那樣搞一二百次試驗，我們又不要嚇唬人。他還說，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只花了幾十億（人民幣），美國花了幾百億美元，我們是后來居上，也應該后來居上，因為人家已經為我們深了路。

　　七 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在專委辦公室成立時，為了養成“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的辦公作風，周總理曾對辦公室的同志諄諄告誡說，你們是從權力很大的崗位上調來的，是首長，也是“腳長”，在專委辦公室工作是沒有任何權力的，你們個人的權力最小，但對專委一經決定的問題，你們要嚴格檢查執行，權力也最大。他還要求我們要善于和各方協商、充分征求意見，要口勤（電話、交談、報告），手勤（勤動腦，動手寫東西），腿勤（深入、調查、拜訪）。我們始終按照周總理指出的“三勤”原則，對專委歷次會議的決議及時、周到地同有關方面協商，嚴肅認真地督促檢查工作，使各項工作順利展開。不久，周總理對首次核試驗的工作者們提出了“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字方針，大家在試驗基地用精心選出的彩色石塊拼成這十六個大字，鑲嵌在各工號的戈壁灘上，作為核試驗的指導思想。此后，這十六個字便成為各基地尖端試驗長期遵循的座右銘。

　　在討論第一次核試驗時，周總理十分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核爆炸后的煙云和原子塵的危害，他指定我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進行了研究，又親自派遣衛生部長錢信忠組成衛生防護隊，分赴核試驗場下風400公里以外的有人區，開展防護工作，確保人員的安全。再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的國際氣氛還是很緊張的。周總理請賀龍、聶榮臻兩位老帥轉告楊成武代總參謀長，下達防御任務，要求部署全面戒備。嚴防美、蘇和蔣軍的空襲及派遣特務進行破壞。一切部署就緒后，黨中央最后決定10月1日前做好一切準備，年內爆炸。周總理立即要求必須做到絕對 保密。他對幾位老帥說，今天會后，除了參加會的，對誰都不能 講，我的老伴是老黨員，又是中央委員，我保證不對她講。他還對陳毅同志說：“你可不能講啊（指不對外賓做任何透露）！”陳毅同志當即操著四川口音說，“我不講哇”。

　　第一次核試驗獲得圓滿成功以后，周總理親臨“八一”制片廠審查了影片，并要求我們一一向中央領導同志作了核爆炸的電影匯報。這些都反映了周總理尊重毛主席、尊重組織，遇事同大家商量，嚴于律己，模范遵守黨的紀律，帶頭執行黨的決議的優秀品質和嚴肅認真的作風。

　　為了保證“萬無一失”，第一次核試驗是在科技工作者緊密配合下，經過了成千次的研究試驗后才進行的。周總理委托趙爾陸和張愛萍同志先后帶領有關人員到各地的研究、加工、裝配和試驗現場，進行兩次全面細致檢查，聽取了各方面專家的意見，然后向周總理作了全面匯報，對各種可能導致失敗的因素都采取了預防措施。最后，周總理委派張愛萍副總長為我國首次核試驗的總指揮，全權負責處理核試驗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整個試驗場在總指揮統率之下，全體試驗人員和官兵們嚴肅認真地聽從專家們的指導意見，各項工作進展得十分周到細致，有條不紊，達到了嚴要求，高標準。正式試驗時，周總理和賀龍、聶榮臻兩位老帥在北京，親自在電話機旁聽著現場的指揮口令和倒數時間的聲音。張愛萍副總長在核試驗場的陣地里手持話筒，向周總理適時準確地回答提問和報告情況。我國第一次核試驗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要求，取得了“一次成功”，在測試和“效應”方面實現了軍用、民用“多方收效”。這次試驗，為我國以后的各次尖端科學試驗開了一個好頭。周總理提出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個字，也就成為每次試驗成功的指導方針。但是，意外的情況也在所難免。“文革”期間，一次氫彈試驗失敗了，周總理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語重心長地勉勵大家說，“失敗是難免的，要認真地總結經驗”。

　　有一次核爆炸前幾小時，我接到總指揮從核試驗場來的電話說，發現氣象突然變化，出現一個向西的強氣流。我立即轉報了周總理，他馬上查問：“是否會把煙云吹向鄰國？”氣象專家馬上回答不了，周總理便立即決定暫停試驗。當第二天查明不可能吹向鄰國，氣象也正常了，才進行了這次試驗。

　　還有一次，1967年“一月風暴”以后，很多同志被造反派打倒，靠邊站了。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副總理召開第18次專委會議，發現降落傘大有問題，他們兩位非常重視，要求派專人查明原因，徹底解決。打倒“四人幫”以后若干年，這個降落傘隱患終于導致一次核試驗的失利。事后，我們查閱了歷史記錄，發現周總理在1967年到1969年的多次專委會議上，曾反復強調過降落傘是個嚴重問題，必須認真解決。可惜十年動亂的干擾使得周總理提倡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字方針的貫徹，遭到嚴重的干擾，相互推諉不負責任的現象比比皆是。直到軍委副秘書長張愛萍同志出來工作以后，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針、路線指引下，逐步恢復了周總理倡導的好傳統、好作風，這個降落傘的老大難問題才得以徹底解決。

　　周總理還十分強調要有高度的科學計劃性，他根據科研工作未知數多、變化多的規律，提出必須設置專委機動費，由專委辦公室掌握，用以解決科研工作中因事先難以預料而出現的新問題。后來果然發現了新的重要項目未列入計劃，或雖不很重要但不解決又不行的新項目，由于有了機動費，很快就解決了，保證了研制工作的順利進行。對此，同志們無不拍手稱快。大家在實踐中體會到這一措施對消除計劃工作中的許多積弊和保守思想，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同志們更感到從周總理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中受到莫大的教益。

　　八 為我國尖端事業嘔心瀝血

　　1970年初到1974年，特別是后兩年，周總理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一方面，“四人幫”對他的迫害越來越瘋狂，另一方面，癌癥對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為了民族的繁榮昌盛，國家的安全富強，周總理以壓倒一切的英雄氣概和堅韌不拔的毅力，頂著“四人幫”的壓力，忍著病痛，在全國動亂之中，主持著黨和國家的要務，在這種危難的情況下，他仍然擠出難得的寶貴時間，繼續為發展我國尖端事業嘔心瀝血。在這段時間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難，親自主持召開了20多次專委會議，對我國尖端事業各個領域的發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決策性的指示。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總理生前親自主持召開的最后一次專委會議，看得出，他是以驚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這次會議的。也許他已估計到參加專委會議的時間不多了，在這次會議上，他做長篇講話，對我國尖端事業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3月31日，周總理主持專委會審查批準了上海核電站工程（即現在的浙江秦山核電站）的建設方案，要求絕對安全可靠，并指示有關部門選派好的設計人員支援上海，通過這個工程鍛煉一支又紅又專的技術隊伍；他要求二機部、七機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要總結經驗，并指派了專人抓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選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蝕、防風化；他十分關心“三廢”（廢渣、廢液、廢氣）的處理，詳細詢問了各種處理方案，一一作了指示；他強調要想到21、22世紀，要為子孫后代著想；他指出尖端科研隊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亂了，要整頓，要從體制上抓。

　　4月12日，他主持專委會議審查另一項工程時，再次談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影響，要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爭，要采取措施進行整頓。他詳細聽取了有關工程設計的匯報，對原設計方案提出了尖銳批評。他指出，沒有鉆探，水文、地質不搞清楚就定點，是很危險的；他認為搞成“洞內洞外連成一片”、“門當戶對”的設計，是嚴重的失誤；他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設，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問題。他說，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嚀大家，一定要牢記我國的尖端事業現在還處在初級階段，要爭取時間盡快搞上去。

　　這是周總理病重住院前，留給我們尖端事業最后的、也是最寶貴的指示，他為我國的尖端事業傾注了畢生的心血！

　　周總理在主持中央專門委員會時期，以他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尚品德，靈活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國國防尖端戰線上的同志們，戰勝了一切艱難險阻，以空前的速度和優異的成就不斷攀登世界新技術的高峰，對我國科學技術、經濟、政治的發展和國際形勢的改觀，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的這篇回憶文章難以充分表達周恩來同志的光輝思想和實踐活動以及高超的領導藝術，我只想把我的親歷親見寫出來，作為對周恩來同志的紀念。

　　（趙春生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