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重慶一篇演說讓群眾增強抗戰信心

　　一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周恩來同志在重慶的戰斗，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壯大，是全黨貫徹執行統一戰線政策的光輝典范。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為了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賣國政策，親自飛往西安，準備召開高級軍事會議，布置向紅軍進攻。當時駐在西安一帶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西北軍受到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被蔣介石拒絕。于是，張學良、楊虎城逮捕了蔣介石，爆發了西安事變。應張、楊的邀請，黨中央派周恩來同志代表我黨，同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向三方面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使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抗戰開始后，黨中央又派周恩來同志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并擔任南方局書記，領導國民黨統治區中我地下黨的工作。武漢淪陷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國民黨的誘降活動，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人民面目越來越暴露。什么《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等反動法令接踵而來，不久，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逼進武漢，國民黨倉皇敗退。周恩來同志、葉劍英同志最后撤離了武漢，經過長沙等地，于12月到達重慶。重慶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斗爭十分尖銳，情況異常復雜。周恩來同志始終堅定地貫徹執行我黨關于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和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方針，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針鋒相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當時重慶曾家巖的“周公館”，紅巖的八路軍辦事處，化龍橋虎頭巖的《新華日報》，成為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群眾注視的中心，從這里傳出了黨中央、毛主席的聲音，使人民透過彌漫的濃霧，看到了勝利的光明前程。

　　為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和歪曲，讓廣大群眾了解黨的主張和方針政策，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新華日報》的工作。他說：“新華日報是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一面旗幟。新華日報要充當‘大后方’人民的喉舌，要敢于說出真理，也要善于說出真理。”盡管他每日的工作很忙，要出席黨內外的重要會議，要同廣大群眾接觸，要同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界、新聞界及其他各方面的人士接談，還要親自進行外事活動，但他深夜歸來，還要審閱報上的社論和重要新聞，并經常親自動手為報紙寫社論、專論等文章，不斷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宣傳我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動員國民黨統治區千百萬群眾起來斗爭。

　　周恩來同志還積極開展了進步文化工作。抗戰初期，國民黨一度邀請我黨參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工作，周恩來同志擔任了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同志擔任第三廳廳長。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第三廳團結了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通過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的愛國人士和進步群眾，開展了廣泛的愛國抗日文化活動，組織抗敵劇團和宣傳隊，到各地宣傳、演出，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反對國民黨的投降活動，發展進步出版事業，出版了馬列主義理論書籍，如《資本論》三大卷、《列寧選集》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還出版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以及《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整風文件。在重慶、桂林、昆明，還創辦了許多進步刊物，宣傳進步思想。在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潮。

　　在發展進步勢力中，周恩來同志特別注意把工作重點面向工人、青年學生和婦女群眾。他指示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工作人員要“勤交友、勤學習、勤調查研究”，要在工人、職員、青年中交朋友。他曾指示南方局青委主辦的《戰時青年》，既要談政治，組織青年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也要關心青年的生活。當時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青年學生即使領到一點公費，也吃不飽，穿不暖，有病無錢醫治，生活十分困難。《戰時青年》就揭露國民黨教育當局貪污中飽、迫害青年的罪行，支持青年學生的斗爭。他還注意抓當時全國學聯、婦聯的工作，和國民黨、三青團爭奪青年一代，把更多的青年吸引到黨的方面來，并不斷把進步青年輸送到敵后抗日根據地。

　　周恩來同志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群眾中有著極高的威望。后方廣大群眾渴望一瞻他的風采，希望聆聽他的演講。1940年9月間，當時國際上德意日法西斯氣焰十分囂張，英國在敦刻爾克大潰退后，為了綏靖日本，封鎖了滇緬路。美國也在東京和華盛頓兩地同日本會談，妄圖搞對日妥協，犧牲中國的遠東的慕尼黑。加上英美財政援助減少，物資運不進來，物價飛漲。一貫依靠外國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這時更加動搖，也更露骨地反共。國際局勢究竟會出現什么局面？團結抗戰的局面會不會破裂？抗戰能不能打下去？這些問題沉重地壓在人們的心頭，希望能得到正確的答案。這時，周恩來同志在中華職業教育社舉辦的演講會上，發表了《國際局勢和中國抗戰》的著名演說。演講的消息一傳出，就轟動了整個山城。演講地點本來預定在市區實驗劇院，參加的工人、學生、婦女、軍人、職員、公務人員很早就從四面八方趕來，樓上樓下已經擠滿了人群，由于人數太多，不得不臨時把地點改在能容納更多聽眾的張家花園的巴蜀小學操場舉行。當時人山人海。雖然演講在國民黨軍警環伺下進行，但群眾全神貫注，幾千人的會場，秩序井然。周恩來同志以高昂有力的聲調，透徹地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抗戰的前途，指出帝國主義戰爭正在持久擴大，我們既不能忽視利用國際上有利于中國抗戰的每一變化，叉不能對任何帝國主義的外援存在幻想。爭取抗戰勝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只要堅持團結，抗戰到底，勝利一定屬于我們。他說：“我們的作戰，只是人、財、糧、彈四個最低的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戰到底”。他指出，美國援華的款項，是中國用鎢砂換來的，要把這筆錢用到抗戰上去，而不要再加到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存在美國銀行的美金存款上去。演講持續了近4個小時，他始終保持著飽滿的戰斗精神。全篇講演貫穿著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所闡明的光輝思想，無情地揭露了國民黨腐朽無能和借抗戰營私的真實面目，充滿了民族的正氣和必勝的信念，極大地振奮了人心。聽眾不時報以雷鳴般的掌聲。這篇演說，一掃了當時的悲觀失望氣氛，使各階層群眾、各民主黨派人士，增強了抗戰到底的信心。當時在場的許多外國記者，馬上紛紛向國外發新聞，在國際上也引起強烈反應。

　　周恩來同志對于爭取中間勢力，也進行了大量工作。1939年，國民黨公開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后，抗日黨派和進步力量在抗戰初期爭得的少許權利也一概取消。在我黨發出要求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的號召下，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影響和推動下，國民參政會中象沈鈞儒、鄒韜奮、黃炎培等民主人士組織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和我黨共同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對于華僑和西南地方勢力，周恩來同志也進行了團結爭取的工作。華僑愛國人士陳嘉庚回國后，經周恩來同志的介紹，到延安參觀，受到毛主席的接見。

　　二

　　他根據親身體會，贊揚在國內只有延安是廉潔的。他的談話在重慶震動很大，在華僑當中影響也很大。西南地方民主人士張瀾、鮮英等，還為我們提供自己的住宅，如鮮英的“特園”，曾作為周恩來同志和各界人士會見的場所。周恩來同志在分化和爭取國民黨上層人物中，也做了大量工作，象馮玉祥這樣本來與蔣介石有尖銳矛盾的知名人物，經周恩來同志的努力爭取，成了共產黨的朋友。周恩來同志就是這樣以辛勤的工作，給民主黨派的斗爭指出了方向，扶持了國民黨內部的抗日派，這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頑固勢力。

　　1941年1月發生的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是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當時投降、分裂的危險空前增長。面對這一股反動逆流，黨中央、毛主席的方針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周恩來同志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領導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展開了英勇的反擊和斗爭。

　　1941年1月4日，國民黨反動派背信棄義，對奉令正向長江北岸移動的我新四軍9000余人，在安徽南部涇縣的茂林地區，進行突然包圍和襲擊。我新四軍指戰員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斗，奮戰七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有1000余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同志被扣。1月4日這一天，架設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三樓的電臺，收到新四軍總部發來在北上途中被圍的告急電報，周恩來同志憤慨萬分，立即向國民黨反復交涉，提出嚴正抗議。5日電報聯系減少，最后聯系完全中斷。1月17日，蔣介石悍然發布反革命命令，誣蔑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當時周恩來同志怒不可遏，打電話給何應欽。他在電話上痛斥何應欽說：“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優者快，你們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在電話上講完“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這句話后，憤怒地摔下了電話聽筒。從1月4日到1月17日這一段日子里，他常常是徹夜不眠，沉著果斷地應付事變。

　　為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周恩來同志指示《新華日報》寫了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和反對蔣介石反動命令的評論。由于報道和評論被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扣壓，他就極其憤怒和沉痛地揮筆寫下了：“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新華日報》18日刊出他署名的題詞，表達了對新四軍殉國指戰員的沉痛哀悼，嚴正聲討了國民黨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國、全世界揭穿了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壞抗戰、破壞團結的陰謀，使國民黨十分狼狽，極端孤立。

　　國民黨為了制造團結、和平的假象，妄圖要我黨參政員出席參政會。我黨七參政員發表刪電提出十二條善后辦法，作為出席的先決條件。由于各民主黨派的斡旋，在渝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同志又提出停止軍事進攻，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恢復葉挺軍職，釋放新四軍被押人員等十二條臨時解決辦法，但未被國民黨接受，于是我堅決拒絕出席參政會，揭露了蔣介石假團結、真分裂的反動面目。

　　由于黨中央、毛主席委任陳毅同志為新四軍代軍長，回擊了蔣介石的反革命命令；由于當時我解放區戰場八路軍、新四軍對來犯之敵給以迎頭痛擊；由于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群眾、民主黨派對我黨深表同情以及國際輿論的譴責，一句話，由于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終于以失敗告終。

　　周恩來同志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預見到國民黨當時雖然不敢全面破裂兩黨關系，但我們必須從最壞的情況出發，做好一切準備。遵照黨中央關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實行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周恩來同志把當時在南方局、重慶辦事處、新華日報工作的一部分同志轉移到香港，開辟新的據點以加強對國民黨的斗爭。并幫助民主人士、作家、學者轉移。對于轉移工作，他親自作了安排部署，使他們安全到達。許多黨員和黨外人士到香港后，辦起了《華商報》和其他進步刊物，有些知名人士，并成立了“民主政團同盟”，形成了又一個民主和進步文化的中心。他們在香港寫文章，發表政見，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準備投降的陰謀，對國際輿論和海外華僑起了很大的影響。

　　在我黨、我軍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毛主席指出：“這次斗爭表現了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指出“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內對我黨和進步派的壓迫政策和反共宣傳，決不會放松，我黨必須提高警惕性”。但同時毛主席也著重指出，要糾正那種“認為國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錯誤估計以及由此發生的許多不正確的意見”。強調在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的同時，要爭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變為現實性。周恩來同志就是堅定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領導國民黨統治區和海外黨的力量，積極利用時機，為把好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

　　自皖南事變后，盡管國民黨不斷強化它的法西斯統治，以后又借第三國際解散之機，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但是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首先是文化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卻有了深入的發展。由于國民黨采取高壓政策，我們的活動雖然受到更多的限制，但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我黨采取了靈活多樣的方式，如通過紀念魯迅，悼念鄒韜奮等各種方式，聯系和團結文化界。國民黨統治地區的進步文藝運動，通過學習毛主席的文藝思想，繼續發揚了革命文學的戰斗傳統，寫下了許多暴露反動統治、鼓舞人民斗志的作品，特別是戲劇活動十分活躍。郭沫若同志寫的幾個歷史劇，膾炙人口。如話劇《屈原》，通過屈原對楚國黑暗政治的控訴，表達了千百萬人民群眾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心聲。演的是歷史劇，罵的是古人，但實際所指的卻是當時的獨裁者。周恩來同志看戲后，親自動手寫劇評。表面上是評戲，實際上是談政治，是生動活潑、尖銳犀利的政治論文。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舞臺上下，劇場內外，聲討國民黨反動派，抒發民憤。由于進步文藝運動的高漲，進一步擴大了文藝陣地，這對于暴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洽，教育和鼓舞群眾為堅持抗戰、爭取民主而斗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這個時期，在周恩來同志的努力爭取下，民族工商界的廣大人士也進一步向我黨靠攏。當時國民黨統治地區經濟狀況日益惡化，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也日益尖銳。他們通過通貨膨脹和統購統銷，加緊掠奪人民群眾，壓迫中小資產階級。周恩來同志為了爭取民族工商業人士，也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他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談中，列舉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每年出口豬鬃、桐油、生絲換取外匯的金額，而由于國民黨反動政府四大家族控制外匯以偽法幣向工商界結算，加上通貨膨脹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損失的情況，向工商界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奪的真相，使到會人士驚嘆不止。他們說：“這些數字，我們搞了多年出口業務，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周先生，對經濟情況了如指掌，真叫人又欽佩，又感動。”當時，重慶商會主辦的報紙《商務日報》本來是一家反共報紙。我們利用西南工商界同國民黨的矛盾，通過《商務日報》揭露國民黨通貨膨脹和貪污腐化，鼓勵工商界為提高豬鬃等出口物資收購價格、提高花紗布工繳和輪船運費而斗爭，《新華日報》則在輿論上給以支持，迫使國民黨反動政府作出一些讓步。從1944年到1945年，工商界360行，幾乎天天有幾個行業請愿，提要求，開記者招待會，弄得國民黨窮于應付，狼狽不堪。民族資產階級本來對國民黨敢怒不敢言，現在同國民黨開展斗爭，并能得到一些利益，也和共產黨往來。周恩來同志說：“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攏我們，1945年民族資產階級也靠攏我們了。”我們的統一戰線更加擴大了，黨的影響更加廣泛了。

　　1944年日寇沿平漢、粵漢、湘桂線大舉進犯，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日寇前鋒一直打到貴州的獨山。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當時人民群眾已經看透了國民黨腐朽無能，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方面。這時，昆明的學生運動蓬勃開展，重慶的群眾運動也活躍起來，特別是通過追悼胡世合的群眾性斗爭，群眾運動的波瀾更加壯闊。胡世合是重慶電力公司的工人，因為制止特務偷電，被開槍打死。《新華日報》號召工人階級和各界群眾起來抗議特務暴行，得到各階層群眾和輿論界的普遍響應，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國民黨在群眾的壓力下，不得不槍決了行兇的特務。斗爭的勝利，進一步團結了廣大群眾，教育了中間派，打擊了頑固派。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威望更加高漲。

　　總之，抗戰期間，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工作，經受了三次反共高潮的嚴重考驗，黨的影響更加擴大了。我黨團結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人民群眾和民主黨派進行了政治斗爭，不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區的武裝斗爭，而且還為抗戰勝利后的決定性斗爭積蓄了力量。這一切，都是周恩來同志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結果。

　　周恩來同志在重慶的戰斗，正如許多國外的評論家所說的那樣，他不但是共產黨派駐在國民黨那里的代表，而且也是共產黨派駐在整個外部世界的代表。當時英美駐重慶的大使都主動地訪問我中共代表團。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英美等西方國家到重慶訪問的人士十分頻繁，他們當中有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如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共和黨領袖威爾基以及美國總統羅斯福派來擔任蔣介石顧問的拉鐵摩爾，也有同情進步的自由人士；有文職人員、記者、教授，也有職業軍人。盡管他們有些人是支持國民黨的，但是周恩來同志同這些外國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努力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使他們通過實際了解，對中國問題有個比較正確的認識。許多外國人士確信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和抗日武裝，才是對日作戰的中堅力量。美國當時駐在重慶的外交人員謝偉思在回憶周恩來同志的文章中說：“他試圖使我們贊同他（和他的黨）對中國和世界的看法--他對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這樣做，靠的是冷靜的說理，清晰的措詞，溫和的談話，廣博的歷史和世界知識以及對事實和細節的驚人的了解，人們會被說服（或受到教育），但不會被壓服，也不會因為持不同意見而受到責怪。”周恩來同志正是用他充沛的精力和卓越工作的才能，正確地表達了我黨的立場，說服了和影響了許多人，因而在國際統戰中，團結了更多的外國朋友，這就大大有利于在抗戰勝利后把美蔣反動派徹底孤立起來，并為建國后的外交工作積累了經驗。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后勝利。

　　全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抗戰，渴望中國從此出現和平、民主、團結的局面，但是國民黨卻想獨吞抗戰勝利果實，繼續維持一黨獨裁的法西斯統治。他們懾于輿論的壓力，也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內戰，不得不采取政治欺騙的手段，電邀毛主席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國民黨當時估計毛主席不會去重慶，因而他們施放談判煙幕，企圖把破壞和平的責任，加到中國共產黨的頭上。

　　毛主席洞察國民黨的陰謀。為了爭取和平，并在爭取和平的過程中，揭露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破壞和平、挑動內戰的真面目，以利于團結教育廣大人民，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于8月28日，在周恩來同志陪同下，飛往重慶同國民黨談判。毛主席這一偉大的革命行動，震動了全中國。當時山城的群眾奔走相告，心花怒放，把毛主席的到達，看作是“民主中國的曙光”。

　　在整個重慶談判的43天中，周恩來同志夜以繼日地辛勤操勞，根據毛主席的決策，作為我黨代表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毛主席到重慶，出乎國民黨反動派的意外。他們對談判并無準備，連一個方案也沒有，在我黨提出了一系列和平民主建國的方案面前束手無策，只是派了王世杰、張群等幾個代表敷衍應付，妄圖使談判得不出結果，把毛主席拖在重慶。為了使談判達成協議，為了擴大我們黨的影響，周恩來同志陪同毛主席廣泛地會見各方面人士，多次舉行各黨各派和各界人士的座談會，介紹談判情況，說明談判達不成協議的關鍵在于國民黨不愿放棄一黨專政，不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反而企圖在所謂“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同時，闡明我黨對和平談判的誠意，并聽取各方面意見。這樣，就極大地爭取了群眾，更廣泛地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給國民黨反動派施加輿論壓力。周恩來同志還多次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進一步動員了中外進步輿論。

　　由于我解放區軍民在上黨地區擊退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加上全國人民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的強烈呼聲，以及國際進步輿論的壓力，終于迫使國民黨不得不改變對談判無休止的拖延政策，在10月10日簽訂了“國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在這個紀要中，國民黨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認迅速結束國民黨的所謂“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從而使談判有了結果。毛主席勝利地返回了延安。

　　毛主席在重慶期間，周恩來同志為了毛主席的安全，總是和毛主席形影不離，朝夕相共，從保衛工作到生活安排，都是無微不至地親自布置，精心照顧。他一再教導我們說：“主席的一舉一動，一切問題都是有關黨的事業和全國人民利益的”，要特別加強對毛主席的安全工作。他還親自做由國民黨派來警衛的憲兵和汽車司機的工作，保證了毛主席在重慶的安全。

　　毛主席在重慶，對于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擁護共產黨、熱愛毛主席，堅持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政治熱情，有很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在《關于重慶談判》的報告中曾指出：“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的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面。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同情。廣大的外國人民不滿意中國的反動勢力，同情中國人民的力量。他們也不贊成蔣介石的政策。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反對中國內戰，主張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們解放區的人民，還有大后方的廣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廣大人民。”這一分析，說明我們黨是人心所向，也是對周恩來同志在重慶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取得的偉大成果的很好的評價。

　　“雙十協定”簽訂后，周恩來同志繼續為反對內戰，爭取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而斗爭。

　　重慶談判期間以至談判以后，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不僅沒有絲毫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人民團體，在我黨的影響和幫助下，越來越看清反動派的真面目，紛紛起來進行斗爭。重慶各界人民成立反內戰聯合會，號召工人、學生、商人及一切納稅人用罷工、罷課、罷市及拒絕納稅的行動來制止內戰，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城市的人民中間獲得廣泛響應。到昆明發生屠殺學生的“一二·一慘案”時，國民黨的獨裁、賣國、內戰的反動政策，更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群眾性愛國民主運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的積極斗爭下，國民黨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簽訂停戰協定，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政協會議爭論的焦點仍然是“雙十協定”中沒有解決的軍隊和政權兩個主要問題，斗爭十分復雜而激烈。國民黨反動派妄圖以所謂“先軍隊國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花招，首先把人民的軍隊“化”掉。而一部分中間人士，則抱著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幻想，提出要“共產黨在軍事上讓些步，國民黨在政治上讓些步”的“希望”。周恩來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的所謂“先軍隊國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如意算盤，就是“你先交給我軍隊，我再給你民主”，以便他們吃掉人民的軍隊。他指出，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中國共產黨絕不能將人民的武裝“化”于國民黨法西斯一黨專政的國家中。沒有人民的武裝，就沒有人民的民主。國民黨在吃掉人民的軍隊以后，必然要向人民猛撲過來，把人民的民主也吃個一干二凈。因此，解決軍隊國家化問題，應該是也只能是按照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所指出的“什么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周恩來同志的講話，既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也批評了某些中間人士的幻想。

　　在此期間，周恩來同志從早到晚，忙于參加會談和同各方面人士交換意見，夜間還要召開匯報會，和同志們一起分析情況，研究方案。他說：“你們中間有軍隊來的，有地方來的，也有學校來的，你們的意見都代表一定的群眾，可以啟發我們多多思考，照顧得更全面。”同志們在周恩來同志的啟發下，總是暢所欲言，認真討論。匯報會后，他往往還要親自準備有關的文字材料，親自向毛主席、黨中央寫報告。就這樣，在當時他不知熬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

　　由于政協決議不利于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國民黨反動派一開始就處心積慮地進行破壞。早在政協閉幕前，他們就指使特務制造“滄白堂事件”，侮辱去那里講演的政協代表，又派軍警非法搜查政協代表的住宅。政協閉幕后，2月10日，國民黨特務制造了重慶“校場口事件”，打傷了慶祝政協成功大會主席郭沫若、李公樸及新聞記者等60余人，公開撕毀政協決議，向以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民主勢力發動了可恥的進攻。與此同時，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國民黨瘋狂地破壞停戰令，發動全面內戰。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同志不顧個人安危，始終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團結各方面民主力量，同反動派進行不懈的斗爭。直到國民黨反動派攻占了張家口，悍然召開偽國大，向解放區全面進攻，最后撕下了和談的假面具，周恩來同志才返回延安。但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城市以工人、學生為主包括各階層人民參加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在黨的領導下，如火如茶，迅猛發展，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烈火，革命統一戰線形成了包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條戰線，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國民黨反動派終于淹沒在人民民主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

　　周恩來同志在重慶工作的8年中，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管斗爭多么尖銳，談判多么復雜，總是英勇機智，表現了對敵斗爭的極大的堅定性和卓越的斗爭才能，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和成功。毛主席對周恩來同志這段工作曾作了對黨忠誠，對敵英勇，工作不知疲倦的高度評價。回憶周恩來同志在這段工作時期的戰斗歷程，他的崇高的思想品質，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和謙虛謹慎、艱苦奮斗、以身作則、誨人不倦的領導作風，都是令人終生難忘的。

　　敬愛的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斗的一生，是不斷革命的一生，是光明磊落、高尚偉大的一生。他那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貴品質，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原載1977年1月5日《光明日報》，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少量修改。）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