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澆開中日友誼之花傾注心血

　　“萬綠中擁出一叢櫻，淡紅嬌嫩，惹得人心醉。”這是周恩來青年時代贊美日本櫻花的詩句。1975年，他在醫院會見日本朋友池田大作和保利茂時，又深情地回憶起56年前在日本京都嵐山觀賞櫻花的情景。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櫻花時節重訪日本，再去賞櫻。周總理說：“愿望是有的，但是力不從心，恐怕很困難了。”

　　是啊，這位辛勤培育中日友誼之花的偉大園丁，是多么想再踏上那美麗的國家，看看那粉蒸玉琢、如霞似火的櫻花啊！

　　1979年櫻花盛開時節，鄧穎超同志率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日本，實現了周總理的遺愿。鄧大姐在京都嵐山為周總理詩碑剪彩時，滿懷深情地說：“絢麗的櫻花，在自然法則的作用下，萬樹千花同時開放，又豪邁地無所留戀地謝去，對青年時代的周恩來追求人生真理曾給予很大的啟示。詩碑為日本古都名勝錦上添花，也把周恩來和中日兩國人民永遠緊緊地連在一起。”

　　在兩國人民之間播種友誼

　　新中國成立后，中日兩國20多年沒有外交關系，民間交往也是經過曲折的道路發展起來的。

　　為了驅散歷史的陰云，開辟中日兩國關系正常化的航道，周總理作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特別是通過開展民間外交，在兩國人民中間播種友誼，他嘔心瀝血，辛勤地培育了中日人民友誼之花，結出了豐碩的成果。

　　周總理在建國初期就多次講，要把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區別開，戰爭的責任不在日本人民身上，日本人民也遭受了戰爭帶來的災難。他多次指示從事對日本工作的同志，要向人民群眾多作說服解釋工作，讓全國人民了解，兩國人民友好相處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中日兩國人民交往的渠道，首先從民間貿易打開了。1952年4月，在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南漢宸、副團長雷任民，遵照臨行前周總理對他們的指示，利用會議的機會，與參加會議的日本社會黨眾議員機足計、女參議員高良富和改進黨眾議員宮腰喜助進行了接觸，并邀請他們訪華。當周總理得知三位日本朋友接受邀請，即將與其他國家的朋友們一道訪華時，4月17日他親筆寫信給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陳云和王稼祥等同志，告知已做了周密安排，由他親自領導這次接待工作。為準備回答朋友們的問題，周總理主持各有關部門參加，編寫了一份《問題與答案》的資料，最后經他修改，報毛主席批準。其中在談到對中日貿易的態度時講，我國與日本由于地理上的關系，在歷史上存在著悠久的貿易關系。但目前日本人民得不到對外貿易的自主……中國人民對此寄予同情。中日兩國人民如果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恢復正常的貿易關系，這將大大有利于兩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談到中國是否歡迎外國投資問題時講，現在中國就有外國投資，而且守法的外商都得到保護。

　　我們在周總理的指導下，接待了幾位日本民間貿易的先行者，并遵照周總理所深刻闡明的觀點，向日本朋友介紹了我們對中日民間貿易的態度和有關的政策，使日本朋友受到鼓舞，同時加深了對新中國的印象。雖然當時談成的第一次民間貿易協定往返金額不過各自3000萬英鎊，但是，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到中國來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兩國人民從此溝通了信息，互相傳遞了友好的意愿。它就象一株經過漫漫嚴冬考驗的幼芽，沖破冰封的大地昂然挺起，向人們展現了無限的生機和希望。

　　1954年10月，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邀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和學術文化訪華團參加了我國國慶觀禮。10月11日周總理會見了日本朋友，與他們進行了長達3個多小時的交談。周總理首先表示：“我今天非常高興，有這樣多日本朋友來參加我們的國慶。既然來了，我們很希望諸位多住一個時期，多看一些東西。我們兩個國家是近鄰，在近60年來曾有過很大隔閡，我希望中日兩國人民能夠恢復往來，兩國的關系能夠正常化起來。”周總理說：“60年來，中日關系是不好的，但這已經過去。我們應該讓它過去。過去的歷史不要再重演。”他指出，中日人民之間存在和平與友好的種子，這個友好的種子最大最生動的例子就是很多日本人在放下武器之后，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幫助我們趕走了美帝，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戰后他們有的在中國當了醫生、護士、教師、工程師，和中國人民一道工作，受到中國人民的信任。周總理感慨地說，諸位想想，曾經打過仗的人，放下武器以后就在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這是友誼，可以說是真正的友誼，可靠的友誼。所以，方才改進黨的先生說我們是“同文同種”，我們要在這種友誼的基礎上改善中日關系是完全可能的。周總理還對日本朋友說，諸位對我們好的、落后的、中間的三方面現象都可以看，參觀以后，請提意見，請你們指教。中國要辦的事情很多。忙于國家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和平建設是我們肯定不移的方針。

　　周總理還就戰犯問題、日僑問題、恢復交通問題、漁業問題、貿易問題等發表了看法。最后周總理說，還有象傅作義、張治中、程潛等人，你們都可以見面，全面地談談。不要只見我一個人，我不能代表全部。講政策我是代表政府，講見解我談的還是有局限性的。我們也希望到日本去，這就要請日本朋友努力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中日兩國沒有政府關系，不能簽訂漁業協定，日本漁民到中國的近海東、黃海作業，常常發生海上摩擦，避風港口、海難救助等問題也無法解決，安全得不到保證。1955年初，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成立了中國漁業協會，同日本的日中漁業協議會舉行了兩國之間的民間漁業談判，簽訂了中日民間漁業協議，解決了雙方在東、黃海和平捕漁和合理保護漁業資源等問題。在準備談判的過程中，周總理要求中方代表調查在東、黃海捕魚的日本漁業公司有哪幾家，捕漁量多少，以此為生的人口有多少？周總理說，他們多屬中小企業，要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

　　周總理心里裝著中日兩國人民，處處、事事從兩國人民的利益出發，受到廣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日本朋友的無限尊敬和信任。已故大平正芳首相說，周總理是他在世界上最尊敬的政治家。比周總理大一歲的岡崎嘉平太先生至今把周總理譽為他“人生之師”。許多日本朋友不論見沒見過周總理，談起來總是滿懷激情，眼里閃著感激敬仰的淚花。舉世公認，中日關系從無到有，直到發展壯大成不可逆轉的洪流，是同周總理的辛勞和智慧分不開的。他象一個辛勤的園丁耕耘著兩國人民的心田。

　　他為澆開友誼之花傾注心血

　　周總理同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以他非凡的外交才能，參與制定了我國的外交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使我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舞臺上，贏得了國際上的普遍尊敬和贊揚，在對日關系上更是如此。臺灣問題是涉及我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也是戰后恢復和發展中日關系的主要障礙。為了突破這一障礙，周總理提出了發展中日關系的一系列原則，并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提出不同的政策，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同國際上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和鼓吹“臺灣獨立”、“臺灣地位未定”等等陰謀活動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

　　戰后，在日本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周總理本著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指導思想打開了中日關系的大門。從1952年高良富、帆足計、宮腰喜助等三位日本國會議員沖破封鎖訪問中國簽訂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到協助日僑回國、釋放在押的日本戰犯、開展文化、體育等各個領域的友好交流、簽訂漁業協定，中日兩國人民和雙方民間友好團體在沒有官方往來的情況下，通過民間渠道，做了許多帶有官方職能的工作。然而，這些絕不是一帆風順的。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由于要超越民間性質，解決一些諸如互設常駐貿易機構、使用密碼通信、懸掛國旗等帶有官方權力的問題，遭到當時的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撓，談了一年半才于1958年3月達成協議。然而墨跡未干，岸信介內閣就在臺灣當局的壓力下，公然出面干涉，甚至還發生了眾所周知的縱容歹徒撕毀我國旗、侮辱我民族尊嚴的“長崎國旗事件”。此事就發生在同年4月3日長崎“浜屋”百貨公司“中國郵票剪紙展覽會”上。從此，不僅剛剛簽了字的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未能執行，經過兩國人民艱苦努力建立起來的民間往來也幾乎陷于中斷。

　　針對日本政府企圖一面同我做生意，一面在政治上敵視我國，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周總理及時提出了“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和“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為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確定了方針，指明了航向。根據周總理的指示，1958年6月中國漁業協會在通知日方不再延長民間漁業協定期限之際，提出了日方必須明確承認政治三原則，即：（一）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二）不參與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三）不阻撓兩國關系正常化。周總理親自向日本朋友解釋，中國政府承認日本人民選擇的政府，愿意以日本政府為對手進行談判，不搞“兩個日本”，日本政府卻敵視中國人民選擇的政府，制造“兩個中國”，這是毫無道理的。

　　1960年8月，周總理接著又提出以“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為內容的貿易三原則。即：第一、鑒于過去的教訓，要保證雙方經濟交往順利進行，應該簽訂政府協定。第二、在無條件簽訂政府間貿易協定之前，可以先由民間企業簽訂民間合同，但這些企業必須承認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和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第三、對確有困難的日本中小企業個別給予照顧。

　　中日民間貿易遭受嚴重挫折的時期，一些靠進口中國原料謀生的日本中小企業無法經營下去，瀕臨破產倒閉。事態的發展引起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的憂慮，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紛紛行動起來譴責和抨擊日本政府敵視新中國的政策。許多企業和商社表示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上述各項原則。周總理又提出，日本的企業或商社在接受上述原則的前提下，經過日本友好團體和友好人士的推薦，可以成為“友好商社”，繼續從事中日貿易；對于“確屬中小企業的困難戶”可以給予特殊照顧，向他們提供我傳統商品，使其不致因原料中斷而破產。通過“友好商社”發展起來的“友好貿易”在中日關系嚴峻時期起了特殊的作用，使幾乎中斷了的中日民間關系重新得到恢復和發展。

　　1960年夏天，岸信介內閣在民怨沸騰中倒臺，打開日中關系成了新上臺的池田內閣在外交上的重要課題。早有改善中日關系愿望的松村謙三、高碕達之助等人在首相池田勇人和大平正芳、河野一郎等重要內閣成員的默許和支持下，挺身而出，探索改善中日關系的新途徑。周總理抓住時機，同陳毅副總理聯名邀請松村、高碕兩位先生訪華，并指定周總理在中日關系上的顧問和得力助手廖承志同志為中方總負責人，同他們多次會談。雙方確定以積累、漸進方式打開中日關系，創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半官半民性質的備忘錄貿易。雙方不僅簽訂了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互設了常設機構--廖承志、高碕達之助辦事處（“文革”中改名為備忘錄貿易辦事處），并且交換了常駐記者。池田內閣還批準了使用日本輸出入銀行資金，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使中日關系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由民間往來發展到半官半民的新階段。松村、高碕先生成了中國人民敬仰的老朋友，在戰后的中日關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兩國關系中的最大障礙--臺灣問題并未因此而解決，池田內閣也未能在臺灣問題上邁出關鍵的一步。

　　取代池田內閣的佐藤內閣，積極配合美國侵略亞洲的政策，繼續執行制造“兩個中國”、敵視新中國的錯誤政策。1969年秋，佐藤訪美同尼克松發表了聯合聲明，公然聲稱，“臺灣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極重要因素”，積極支持美國侵略越南等。在此情況下，周總理又提出了進行中日貿易的四項條件，即有下述情況之一者，不與之做生意：（一）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支持樸正熙集團侵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廠商；（二）在臺灣和南朝鮮有大量投資的廠商；（三）為美國侵略越南、老撾、柬埔寨提供武器、彈藥的企業；（四）在日本的美日合辦企業和美國的子公司。周總理還指示每年一度的備忘錄貿易談判必須先進行政治會談，確認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的原則是發展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雙方就政治問題取得一致意見，發表聯合聲明后，才能進入貿易談判。為此，日方參加備忘錄貿易談判的負責人古井喜實、岡崎嘉平太、田川誠一等人遭到日本國內反華勢力的攻擊，自民黨甚至提出要處分古井喜實。然而正是經過中日雙方艱苦努力達成的政治會談公報為日后實現中日關系正常化準備了條件。進入70年代后，美國的亞洲政策破產，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日本敵視中國的政策走投無路，要求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聲遍及日本列島，更加深入人心。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等在野黨相繼派團訪華，紛紛同我中日友好協會舉行會談，發表聯合公報，尤其是我同公明黨的會談受到周總理的特別重視。周總理充分肯定了公明黨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并將其歸納為五條，稱為中日復交五原則。后來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日復交三原則。即：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臺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

　　1972年7月7日，田中首相就任伊始，即表示充分理解中國政府提出的中日復交三原則，宣布要加緊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周總理看到這一消息，立即召集有關同志研究對策，并親自在7月9日歡迎也門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宴會的講話中，針對田中首相的表態，加了“這是值得歡迎的”一句。雖然僅僅是七個字，但在日本國內意見紛紜，田中首相的宏圖面臨重重阻力之際，正是這個迅速而明確的響應，使日本輿論在中日關系問題上空前地一致，主張應該早日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對中日關系發展中的重大突破起了關鍵性作用。從那時起，直到9月29日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周總理日夜操勞，仔細分析研究田中內閣和日本各種勢力的一舉一動，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一項又一項實際步驟，指導著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每一步進程。7月25日，田中首相委托他的密友竹入義勝前來中國摸底時，周總理深入而坦率地談了中方關于兩國建交的設想，這實際上成了后來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的基礎。

　　9月25日，田中首相、太平外相和二階堂官房長官訪問中國。在兩國總理和外長進行復交談判和起草聯合聲明的過程中，雙方本著互諒互讓和求大同存小異的精神，在有關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上達成了協議。在日方接受我建交三原則，承認我關于臺灣問題的立場并同臺灣斷絕一切外交關系的前提下，為了照顧日本的實際利益，我方同意了日本與臺灣之間繼續維持既有的民間實務關系。這充分體現了周總理堅定的原則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的外交風格。

　　建交談判中的另一個斗爭焦點是關于戰后處理問題，即戰爭的責任、戰爭狀態的結束和戰爭賠償問題。日本軍國主義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兩國要實現邦交正常化，就必須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經過反復斗爭，日方明確承擔了戰爭的責任，并表示深刻的反省。雙方鄭重宣布自聯合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并且指出，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將揭開兩國關系史上新的一頁。中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1972年9月29日，兩國總理和外長莊嚴地在兩國政府聯合聲明上簽了字。至此，兩國人民為之奮斗了整整20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終于實現了，兩千年的中日關系史揭開了它的新篇章。周總理同田中首相共舉茅臺酒杯，向參加慶祝建交招待會的中日來賓一一敬酒的激動人心的場面，是我們終生難忘的。

　　后來我們才得知周總理早在1972年5月就發現自己患了癌癥。但是，在那黨和國家遭受深重危難的年代里，為了實現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心愿，造福子孫后代，周總理不顧病魔纏身，加快了自己的工作節奏，承擔著超負荷的工作量，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指揮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這一歷史性的壯舉。

　　他為我們留下了……

　　在新中國成立后20多年的對日工作中，哪一項重要決策不是周總理深思熟慮的結晶，哪一個關鍵時刻不是周總理指明航向。即使是一件細小的具體工作，周總理也從不放過。他經常教導我們，外交工作無小事，決不可掉以輕心。周總理總是謙虛地說，他只不過是毛主席戰略決策的執行者，但他在中日關系上的卓越功勛同他在其他方面的豐功偉績一樣是盡人皆知的。他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留下了豐富的遺產。由于我們的工作面的局限性，只能試舉幾例談一點我們的體會。

　　交友重交心。周總理經常說：“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他以驚人的精力和熱情，抓住一切機會同來訪外賓交朋友，有時同他們談話長達七八個小時。他的朋友既有知名人士，也有滿手老繭的普通農民和稚氣未退的青年學生。他談問題以理服人，注意開導，使人心服口服。最近日本公明黨副委員長淺井美幸和國會對策委員長市川雄一先生滿懷激情地回顧了當年周總理給他們留下的印象。他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是在1971年。他們問周總理的養身之道是什么？周總理回答說：“漫長的中國革命歲月中許多同志犧牲了，活著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勵自己，這也可以算是養身之道吧。”周總理還說，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疾風知勁草”。多少年過去了，周總理的談話一直在他們耳邊回蕩，他們把這些話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并激動地說，周總理一直活在他們的心中。

　　1971年，日本一位隨旅游團來訪的女學生發生了意外的不幸。日本一些不友好的勢力借題發揮，惡意中傷。周總理詳細聽取了關于事故經過的匯報，并指示我接待單位把她的父親懇信行教授請來，親自說明情況，檢查我們工作中的缺點。經過周總理誠懇細致的工作，這位教授親自向報界辟謠，澄清事實，成了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以后這位教授多次訪問中國，至今鄧穎超同志還念念不忘周總理交下的這位朋友。

　　西園寺公一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從1958年1月攜眷屬來到中國，在北京整整住了12年。當時中日尚未建交，周總理親切地稱他為“民間大使”，會見日本外賓總要邀他作陪，還經常征求他的意見。但是在“文革”中，西園寺先生呆不下去了，1970年他決定離京回國。總理十分關心他的處境，臨行前特意在西華廳設家宴同鄧大姐一起招待了他們全家，并歡迎他以后每年來一次，看看中國的變化。十幾年過去了，西園寺先生雖年邁體弱，仍不忘總理的遺愿，每年攜全家來中國一次小住。在西園寺先生80大壽時，鄧大姐親自為他祝壽，使西園寺先生一家深為感動。

　　1972年7月，中國上海芭蕾舞團訪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團為上海芭蕾舞團訪日演出的圓滿成功幫了大忙，回國后他們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指出，首先對芭蕾舞進行改革，把中國的歌劇《白毛女》搬上芭蕾舞臺的不是中國，而是松山樹子，應該要一張松山樹子劇照，在《人民日報》上撰文介紹。有關單位按周總理指示辦了。周總理的公正評價深深感動了以清水正夫先生為團長、松山樹子為副團長的松山芭蕾舞團。

　　“飲水不忘掘井人”，是周總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對岡崎嘉平太先生講的話。他以此對那些長期以來為促進中日友好和實現邦交正常化作出寶貴貢獻、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敬意，并教育中國人民永遠不忘老朋友。

　　平等待人。周總理一向注重教育外事干部警惕大國主義作風，而且身體力行。他接待外賓十分注意尊重對方，從不強加于人。周總理多年來一直習慣于夜間工作，經常伏案工作到黎明才上床休息。但是，當他了解到田中首相的習慣是早睡早起時，從田中首相訪華一周前開始，他就主動調整自己的作息時間，夜間不辦公，不批閱文件，以便能適應客人的習慣，安排兩國總理會談。有一次，一位日本朋友向周總理反映，在日本參加招待會要自己付款。歡迎中國代表團的招待會很多，出于友好，不便拒絕，但每月應酬數次，無處報銷，個人負擔很重。周總理立即指示有關單位研究這一問題，同日本朋友商量，如何能減輕他們的負擔。

　　一絲不茍。周總理一貫要求外事工作人員，外交工作要注意及時性、準確性和主動性。他日理萬機，工作非常繁忙。但為了做好工作，他堅持閱讀第一手材料，甚至連刮胡子的時間也要請秘書代讀《每日要聞》，對日本情況非常熟悉。許多有關日本的重要情況往往是周總理最先發現并批閱給大家看的。他要求主管同志掌握情況要及時，對待問題要敏感，考慮問題要周密。

　　1973年4月，又是櫻花盛開的時節，廖承志同志率中日友協代表團應日本各界22個友好團體的邀請訪問日本。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國派出的第一個重要的大型代表團。從成員組成到活動方針都是周總理親自過問制定的。代表團出發前夕，周總理會見了代表團和外交部有關同志。做完指示后，周總理突然問：“田中首相送來的櫻花樹長勢怎樣？這是田中首相代表日本人民送給中國人民的禮物，廖承志同志見到田中首相時應該當面匯報。”全場同志都愣住了。這樣一件重要事惰居然誰也沒有想到。當場有兩位同志立即驅車到栽種櫻花樹的幾處公園察看，并摘回幾片櫻葉交給周總理。田中首相會見中日友協代表團時，廖承志同志從衣袋里掏出小本子，把幾枚壓平了的櫻葉送給田中首相。看到首相接過櫻葉笑逐顏開，仔細端詳了一番又叮囑秘書妥為保存時的神態，使人感到真是一片櫻葉一片心，兩國總理重友情。

　　日本朋友知道周總理喜愛櫻花卻始終未能實現再次東渡觀櫻的心愿，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懷念，竹入義勝先生在鄧大姐訪日時，特意訂制了印有櫻花圖案的日本景泰藍畫盤送給鄧大姐，這個盤子一直陳設在周總理的住處--西華廳客廳內。日本創價學會池田大作名譽會長是周總理晚年在醫院會見的日本朋友之一。池田先生為表達對周總理的感情，在創價大學校園內栽種了一種櫻花，命名為“周櫻”。田中首相在離開首相職位，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還派秘書早坂茂三來北京送櫻花樹苗。根據田中先生的意愿，我國把這批櫻樹栽植在北京的西華廳和重慶、南京、西安、紹興、淮安等周總理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待到每年陽春三月，櫻花爛漫，人們怎能不憶起那位辛勞的園丁、中日友好的奠基人--周恩來總理為發展中日關系、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所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呢！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