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以身垂范 開創無產階級外交新風

　　十年亂斗的第二年秋天，不記得怎么出來一個斗批的間隙，有一天，總理召集在國內挨批斗的大使們到國務院小禮堂開了一次小會。總理也邀了陳老總，主要是聽取大家的意見，同時給大家做些思想工作。會上總理說起建國18年來，在外交部他和陳毅同志前后任領導，從建國到1958年是自己兼部長，1958年到1967年是陳老總兼部長。當時陳總馬上補充：“我當部長也是在總理的領導之下嘛。”那時在座的同志們可能還沒有人敏感地意識到，這兩位受尊敬的老領導，離開我們的時刻就要到來了。我曾掰著手指頭算了一下，可不是，正是坐在我們面前的這兩位深受大家愛戴的領導人，在兩個9年里，率領著我們這支在剛剛建國時還是一支沒打過外交正規戰的、比較年輕的外交隊伍，從無到有地把新中國的外交事業開拓出來。只用十幾個春秋就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形象在國際上光榮地矗立起來了。初期參加外交工作的同志們心中有數，這是費了多少心血、力量，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家業啊！

　　一、組建隊伍，開創新中國的外交事業

　　建國初期，黨中央對外交部首席領導人的人選是非常重視的。在開國建部伊始，中央只能請周恩來總理把外交部的重任兼任起來。

　　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同志從南京飛回延安后，在轉戰陜北期間，他一面協助毛主席殲擊胡宗南大軍并指揮全面解放戰爭，一面在戎馬倥傯中，充滿必勝的信心，高瞻遠矚地預見到解放戰爭的勝利即將到來，我們將面臨建國的問題。在當時，組織軍、政、工、農、商、學的機關已各有一定基礎。但在外交方面，還是個新課題，并且需要大量人才。當時，首先考慮的是把在重慶辦事處、南京梅園新村、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和其他地方做過外事工作的一批干部列出名單來；已在晉西北中央外事組的一批干部就先集中起來，有的進行學習；有的積累資料（當時因國際上對立面主要是美國，便開始編輯“美國手冊”）；也有的干部到農村去參加一段土改。總之，不讓這支外事干部、翻譯人才隊伍散掉，好為全國解放后，新中國的外事工作準備一個初步的班底。建國后，周總理又通過中央組織部從全國各地黨、政、軍、民、學組織中抽調了可觀的一批干部，一個初具規模的外交隊伍逐步集中起來。首先建立起部領導，黨、團組織，劃分了地區司、業務司、辦公廳和各局處，宣布并講授了中央和部領導制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外事紀律，規定了工作制度、各項外交任務，講解了各種外交文書、禮儀；講授了國際知識，國際關系準則，以及如何樹立新中國外交人員應有的嶄新風貌等等。隨即又請專家講授外交業務，并組織干部進行學習。制訂了外交部與其他外事部門之間的合作和相互間的關系，駐外代表及駐外機構組織的建立等等，也都隨之逐步開辟起來。通過實踐又形成各種內部和涉外的規章制度，于是一支全新的外事隊伍逐漸成長起來。

　　建國初期，雖然與我國建交的國家還不多，但是，包括人民外交的各種國際交往則逐年增多。幾乎每年都有一些國際會議，加上國與國的互相訪問，要派代表團參加。總理總是利用自己率代表團出國活動的機會，從外交部的地區司、業務司和有關部門選出一些同志隨行工作，親自帶隊練兵。

　　二、以身垂范，開創無產階級外交新風

　　50年代初期，國家正展開工農業建設，又有土改、抗美援朝，政務繁多，加上商談建交等外事活動、交涉談判，接連不斷。作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要統管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各個方面的工作。中央各部委會、各專業部門、地方各省、市遇到重大問題也都向國務院報告、請示。作為總理兼外交部長，又要親自主持外事口的工作，每周至少要開一、兩次會研究外交部的工作。雖然助手中有幾位水平高的副部長主持日常部務，部長也還要出席部黨委會或黨委擴大會等必要的會議，討論重大問題。然后由參加會議的司長回去傳達。部長日常要接見外賓，參加會談以及宴會、招待會等對外活動。遇有涉及幾個部、委、會有關的問題，周總理多半在西華廳召集有關人員問情況，研討對策，制定方案，取得較成熟的意見再上報中央。這種討論本身就是培養干部，使參與討論的同志收獲極大，逐漸提高了外交業務水平。總理了解情況，征求意見，問得相當詳細、具體。對于總理的刨根問底每個與會同志都心里打鼓，大家給起了個名字叫“考試”。我們有時也常被召到總理辦公室去談某項具體工作。經常看到總理的辦公桌上堆著一大摞待批案卷，有時秘書揀出幾件特急件，拿到總理面前，先請總理批發。我也曾不只一次地在接待外賓的緊張日子里，急著要匯報、請示工作。有時由于時間太緊，就被總理叫上他的汽車，在從釣魚臺到人大會堂或中南海這一段僅僅十分、八分鐘的路上，邊趕路邊匯報請示了工作。對于一些重要并且時間性很強的涉外問題，常常是總理派秘書分別聯系（幾位秘書各有分工）。50年代后期經常和我聯系工作的是馬列同志。有一段時間，馬列同志經常在凌晨兩點多鐘打電話給我。我拿起耳機，他總是很有禮貌地先說一句“哎呀，對不起，又把你吵起來啦！”我問他總理還沒休息？答稱：“還得一會兒哪！”然后他把總理剛剛對我們呈報的請示報告的書面批示和口頭囑咐及要求通知我。有時還向我打招呼，總理說：漢夫同志血壓高，已經是深夜，就不要驚動他了。這樣，我們就可以連夜趕辦，早晨上班前就可辦好，再請主管的章漢夫副部長過目發出。

　　總理要求地區司、業務司上呈的案卷要將報告繕寫清楚，并將有關來文、報告附上，重要的還要把有關檔案附呈。總理閱批文件、電報總是高度負責，十分細心。特別對重要公報、聲明、照會和其他要公開發表的文件，不僅從方針、政策上反復考慮，就連用語分寸，用辭的審度也要一一斟酌得體，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也要改得準確。他總是用墨筆把有錯的地方清楚地加以改正，不容任何失誤，以保證文件的質量。總理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極端負責的精神，大家不僅完全信任，而且心服口服。他修改過的文稿送到中央傳閱時，毛主席、劉主席都很少再做增刪改動。遇有要對外發表的文件，外交部通常是先得到總理辦公室的通知，馬上把總理審定稿抄回，先進行翻譯、打字，以爭取時間。待中央傳閱完畢，得到通知，就可以很快形成正式文件，準備對外發出。主辦起草文稿的地區司在總理改過的文稿退回到司以后，大家照例要認真傳閱學習，以便提高水平、改進工作。這就給對外工作建立了一種嚴肅認真細致負責的作風。大家都為總理的工作太繁重、睡眠休息太少，影響他的健康而擔心。記得有一次，薄一波副總理看到總理工作太忙太累就對我們說，應該配備幾個象我這樣的干部給總理當秘書，以盡量減輕總理的負擔，來保證總理的健康。

　　偌大一個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內外革命戰爭，取得了勝利，可是我們接管下來的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爛攤子，人民生活極其困苦，國家建設百廢待興，物資財力嚴重不足，各種人才，特別是科技力量極為缺乏，帝國主義對我們實行包圍封鎖。臺灣在美國支持下還叫嚷隨時準備“反攻大陸”。在國內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又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我們的周總理就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掌管著國家政務，組織全國人民救災渡荒，生產建設，恢復和發展經濟，鞏固政權的。他不僅要領導我們從頭創建全國的政法、財經、工農業生產、軍事、國防、文化、教育、衛生、體育事業等等，還要在處理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中承擔大量的工作，擔子實在是太重了。為了減輕具體外事活動方面的負擔，集中精力考慮方針政策問題，50年代中期，周總理向中央提出不再兼外長的請求，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為了選擇一位最合適的同志接任外長職務，黨中央經過認真慎重地考慮和反復遂選，最后選中了當時擔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同志。周總理對外長繼任人選是很滿意的。陳老總在繼任外長時提出，請允許他跟隨總理學習一段時間，總理同意了。

　　1958年2月，毛主席簽發了任命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任命書，陳總將外交工作的擔子挑起來了。在我的記憶里，一些重大的問題陳老總仍然報請總理審批。

　　1960年周總理出訪亞洲六國，陳毅同志作為總理的主要助手隨行。陳總常常同我們談到要好好向總理學習，特別是對外工作，總理掌握政策明確，運用策略靈活，國際知識淵博，思考問題周密，談問題總是以理服人，這都是不容易學到的。總理在訪問中，非常重視發揮陳總的作用，有些場合總理常請陳老總代表他出席講話。陳總的講話總是博得陣陣熱烈掌聲。陳總有時為了整個講話放得開，講得透，難免有說得過頭的地方。每逢遇到這種情況，總理總是笑著對我們說，不要只看到陳總講話個別地方有點過頭，要看到陳總通篇講話講得深，講得透徹，能抓住聽眾的思想感情，產生深遠的效果，這是主要的，也是我所不及的。總理的話不僅使我深深體會到他的謙遜好學，看問題全面深刻，高人一籌，更感到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戰友的深刻了解和充分信任。正是由于周總理的知人善任，使陳總這位元帥外交家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發揮。

　　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間，正是中柬友好關系良好發展的時期。那幾年兩國領導人的互訪頻繁，我每次回國述職和返任前都要先向總理辦公室和陳毅同志的外事辦公室打招呼，聽候安排召見。總理、陳總在百忙中總是抽出時間來接見我。兩位領導也有時候在一起接見，垂詢使館工作，并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交代具體任務，予以指示。因此，我切實地感受到象中國共產黨這樣偉大的黨，我們這個歷史悠久但又是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大國，在對外關系中，有了周恩來總理這樣卓越的外交家，在國際上呈現的形象確實是光榮而偉大的。

　　三、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的外交特色

　　從萬隆會議到十年動亂之前，在10多年的對外交往中，我經常聽到各國外交界人士對周總理發自內心的敬慕和贊佩之言。他們不僅為周總理淵博的學識和周密嚴謹的思維邏輯及敏銳的洞察力所驚嘆，為周總理豁達大度、高瞻遠矚的氣魄和莊重儒雅的儀表風度所傾倒，更為周總理貫徹原則的堅定不移，掌握政策的靈活巧妙，折沖樽組的外交才干所折服。

　　1955年，周總理和陳毅同志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亞非會議。臺灣特務制造了“克什米爾公主號”專機爆炸事件后，又準備在萬隆會議期間繼續進行暗殺破壞。代表團要我將這個內部情報通知了印度尼西亞外交部，以引起東道國的高度重視，印尼方面答應采取嚴格保護措施。但是參加會議的代表團和外國記者數以千計，加上各國代表每天早午晚進出獨立大廈會場，會前、會后出入大廈都要步行一段，街道兩側商店、居民樓林立，每逢代表路過，沿途群眾圍觀，就象電影院散場似的，秩序很難維持。在這種情況下，陳總囑咐我們說，看來保衛工作不好做，不能靠少數人，咱們大家就是要用自己的身體、性命保衛總理。大家都按照陳總的指示，懷著高度的警惕，自覺地里三層外三層地將總理包圍在中間，蜂擁著通過這些有可能發生意外的地方。總理所經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博得圍觀群眾的陣陣熱烈掌聲和歡呼聲。處境雖然相當危險，可是總理在任何場所鎮定泰然，精神煥發，不住地向歡迎群眾揮手致意，把緊張危險轉化為輕松安全。

　　在萬隆會議內外到處聽到外國朋友說：周恩來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來自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抱有不同目的的近30個國家代表團參加的這樣一個會議，整個的會議形勢常常在他的影響下發展著。會議剛剛開始時，會議內外的輿論大多都沒想到端正會議方向，引導會議走向成功的，是最后才通過邀請參加的新中國的總理--周恩來。

　　重要的是周總理在亞非會議講壇上的發言，站得高看得遠，表達了剛剛取得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要求聯合起來維護獨立、主權的強烈愿望。他在發言中，緊緊地抓住了和平共處和求同存異的指導原則，以真誠而謙和的態度和有力而藝術的語言，深深打動了與會各國代表的心，驅散了前兩天會上聚集的片片烏云，成功地繞過了有人企圖破壞會議的暗礁和中傷誣蔑，把萬隆亞非會議導向勝利成功。

　　總理對我們講解“求同存異”時說，不能拿我們的所有原則要求別人接受。我們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共產黨，信仰馬列主義，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國，信神、信仰上帝和真主。這些“異”誰也說服不了誰。意識形態問題是不能強加于人的。再說我們國家的憲法也明白寫著人民信仰自由。人們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的不是都有嗎？所以意識形態的“異”就只能讓它存在在那里，只能讓人家自己去選擇、去解決。

　　我國參加亞非會議的代表團成員中就有一位伊斯蘭教阿訇達浦生。他在伊斯蘭教中很有地位，也是一位學者。他在萬隆會議內外同一些亞非伊斯蘭國家代表團接觸交往，產生很好的影響。我們都佩服周總理早在籌組代表團時就已考慮到這樣高明的政策問題。

　　在亞非會議上，有的國家開始不愿接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又提不出有力的反對意見。針對這個情況，周總理提出可以不叫“五項原則”，結果把會議的僵局打開了，產生了“萬隆十項原則”。其內容和基本精神仍是“五項原則”的演繹。總理對此問題的處理，是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運用的一件非常說明問題的實例。印尼總統蘇加諾有一次感慨地說：毛澤東真幸運，找到周恩來這樣一位總理。我要是有一位象周恩來這樣的總理，那就好了。

　　對周總理的敬佩贊揚是經常會聽到的。50年代后期，有一位才遞交國書不久的駐華大使在總理接見后，對禮賓司的同志說：你們的總理知識真淵博，令人敬佩，他對我們國家的生產情況，乃至具體數字比我還清楚。

　　60年代，有一位巴基斯坦大使對我說，在巴基斯坦，周恩來的名字是家喻戶曉的。我敢說，如果周恩來這樣的人參加巴基斯坦大選，必將獲得最多的選票。

　　我所接觸的不少使節和外交官都說，周總理是他見到過的最偉大的政治家。一位西方國家的外交官曾對我說，50年代后期，他在倫敦的蠟像館里曾發現東方現代人物的塑像里只有一位周恩來。當時他還不明白，乃至見到了周總理以后，他才感到周恩來的塑像首先在倫敦蠟像館里出現，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感到原來的那座蠟像塑得氣魄還不夠。當然像周恩來這樣偉大的國際人物是難以用形象表達得了的。

　　四、修睦四鄰，以利國家建設

　　我們偉大的祖國，地處亞洲大陸中部，陸上邊界很長，鄰國很多。舊中國與鄰國的邊界多未正式劃定，只有中越之間曾根據清朝同法帝國主義訂的中法界約劃過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為了修睦四鄰，創造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搞好國家建設，周總理傾注大量心血，親自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新中國同鄰國第一個解決邊界問題的是中緬兩國。緬甸在英帝國主義占領時期就同當時的清朝政府存在邊界爭議。抗日戰爭期間，在日本侵華最嚴重的日子里，英國利用中國在戰爭中的困難處境，以封閉滇緬公路相威脅，逼使國民黨政府用換文形式將阿佤山區劃了一條邊界線，即“1941年線”。解放后我國曾宣布不承認這條并非由中緬正式劃定的“邊界”。1955年周總理考慮兩國邊界問題必須妥善解決，既不應妨害兩國的友好關系，又要為以后與其他鄰邦解決邊界問題作出楷模。遂布置亞洲司研究解決中緬邊界的方案，并指示先約請幾位國際法專家研究。當時我請了周續生、梅汝璈、劉澤榮諸老，先把情況說明，征求他們的意見。幾位老專家根據兩國邊界的歷史和現狀，從法理上闡述了我們在解決兩國邊界問題時應采取的立場和態度。我們吸收了這幾位專家的意見，并根據歷史背景和邊界現狀，提出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方案和準備進行談判的意見上報周總理。總理和中央同志經過認真的研究和反復考慮，批準了外交部上報的方案。以后中緬兩國政府經過協商，本著互諒互讓精神，使解決兩國邊界的談判和調查得以順利地進行，得到彼此滿意的結果。中緬邊界解決后，兩國總理在邊界進行過幾次友好會晤，與民同歡，對兩國人民友好交往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隨后在周總理的積極安排下，我國分別與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老撾各友鄰國家都通過談判，順利解決了邊界問題。這一系列成功的邊界談判是非常英明的，在我國外交全局上，它的意義是極其深遠的，在國際上受到廣泛的贊揚。

　　對于我國與有些鄰國發生邊界爭端，周總理一方面以理服人，努力通過和平談判的途徑解決。另一方面總是耐心地把事實真象向不了解情況的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作詳細的說明，使他們了解我國對邊界爭端的公正立場。1963年春，西哈努克親王訪華。當時正值印度把中印邊界問題在國際上大加歪曲喧囂，硬要把由英國人亨利·麥克馬洪背著清朝政府私自同西藏地方官員以秘密換文方式炮制的所謂“麥克馬洪線”，把不丹以東中印邊境東段地區歷來屬于中國的九萬平方公里的邊境，劃歸當時英國統治的印度。對于這條由英國人自行在英國地圖上劃的非法邊界線，中國歷屆政府從未承認過，新中國更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西哈努克親王并不了解中印邊界這些歷史情況。周總理感到有必要把這個問題同我們這位好朋友談清楚。于是，在西哈努克親王到達我國后，即先同親主講明了，要用一些時間同他和隨行的少數高級官員把中印邊界的真實情況徹底談清楚，同時請夫人和其他不參加的朋友們去游覽風景名勝。西哈努克親王同意后，總理就在昆明的賓館與親王長談了7個小時，清晰地把邊界的歷史沿革情況、先后交涉經過及現狀作了詳盡的說明。中間，親王也提過一些問題。周總理為了便于親王了解情況，把有關邊界的新、舊地圖和資料提供親王參閱。最后親王說，現在他明白了，這個問題只有靠中印兩國雙方通過友好談判解決，外人最好不參與。

　　五、對弱小國家平等相待，真誠援助

　　在對外援助方面，周總理真正做到了講信修睦，真誠支援。特別是對被壓迫民族，他總是滿懷著深厚的同情和關切。在援助弱小國家時，他總是要求我國的援外部門和人員，對每一援外項目，從生產質量、包裝運輸到裝配運轉都要求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負責到底。要求我們不要象某些國家那樣，“欲取姑予”，在提供援助時，早就把對受援國覬覦已久的政治、經濟、軍事利益記在賬上，準備進行換算。在援外方面，周總理首先強調急人所需，助人為樂，使人得益。既要發揚國際主義精神，也要從別國學到人家所長。要求我援外人員處處為受援國設想，使受援國人民真正得到好處。我們給予人家的每一項援助，都應當是受援國需要的，并且是真能夠獲益的。我們援助人家，要力所能及，做到真誠無私。要考慮受援國的原料來源，生產成本，產品銷路，能否盈利。還要防止援助項目產生污染，并且要求負責為受援國培養一支自己的有文化、有技術的工人技術人員隊伍。

　　1958年，西哈努克親王第二次訪華時，正趕上我國“大躍進”、大煉鋼鐵的熱頭上。根據我國一位領導人的建議，要為柬埔寨建一個小型煉鋼廠。為了了解柬埔寨有無建設煉鋼廠的條件，周總理很快派出了包括地質專家和技術人員的考察組幫助柬埔寨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的地質勘探。結果沒有找到可以用于冶煉的煤和鐵。周總理便實事求是地把勘探結果報告給毛主席，說明在柬埔寨不具備建設鋼廠的條件。并要我也把勘探的結果告知賓努親王。后來，柬方同意把建設小煉鋼廠的設想做了改變。1961年到1962年初，我國援柬的川龍造紙廠正在開始興建，那時我正從參加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回來，接替王幼平同志任駐柬埔寨大使。在總理召集的一次援外會議上，總理問外經部，川龍造紙廠廢水處理是怎樣解決的？設計人員說，大部分廢水將排入循公河。總理當即說：“這樣做法不行。我們援助別國建設，不能給人家制造公害，一定要為循公河沿岸，特別是沿河下游的群眾著想。造紙廢水排入循公河，必將危害漁業及下游人民生活用水。”要求立即改進設計，必須做到排除污染。設計人員按照總理要求，隨即查閱了不少造紙工業先進國家的資料，改變設計，增加設備，對川龍紙廠的廢水處理采取了有效措施，改善了污水處理工藝。直到問題解決了，報告總理，得到同意后，才交付柬方使用。

　　總理早在開國建部之初就教育干部，對外要做到不卑不亢。對大國、強國和小國、弱國要一律平等相待。特別叮囑對小國弱國切不可犯大國主義錯誤。亞非拉國家，大多是或曾經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附屬國、殖民地。我們要尊重這些國家，尊重他們的人民，我們互相尊重，就有力量戰勝帝國主義。曾有個別大使因對駐在國不夠尊重，而受到周總理非常嚴厲的批評。

　　在萬隆會議期間，周總理和除南越傀儡代表外的27個亞非國家的代表都主動交往，積極工作。在亞非會議閉幕的當天晚上，5個會議發起國的總理舉行招待會，宴請周總理、陳毅副總理。但閉幕會結束時已是下午5點多了，總理先向宴會的主人致歉說：由于還有一場約會須應邀前往，先請陳副總理代表相陪諸位，我去一下就回來。原來總理是應尼泊爾主國代表團的邀請出席招待會去了。在亞非會議開會期間，各代表團交往頻繁，日程排得很滿。總理真正是見縫插針地出席活動，進行工作。尼泊爾代表團的招待會被擠得安排到大會結束這天。該代表團也知道大會結束之后，5個發起國總理當晚要宴請周恩來總理，使私下向我禮賓官透露，如果周總理屆時不能出席，希望能有副代表出席。結果出乎他們的意外，周總理準時應邀親自出席了，并且還帶去好幾位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同尼泊爾代表團作了親切友好的交談。尼泊爾代表對此非常滿意，十分感動。

　　周總理對弱小國家的尊重、關心和細心地做工作，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60年代初，西哈努克親王把他的3個兒子交駐華大使蘭·涅特帶到中國來學習，請中國政府安排他們進一所中學和中國學生一起學習。周總理和鄧穎超大姐對這件事十分關心，指出這是西哈努克親王對中國的信任。囑咐我們為3位王子找一個比較適合的學校，并同校方研究商定，對3位王子的教育、管理以至生活都做好安排。周總理和鄧大姐自己出面作這3位王子的監護人。總理還指示要同學校談好，對這幾位少年外國留學生在漢語、英文、數學、紀律、品德的教育方面要求要嚴格，并指定專人予以幫助。但在意識形態、政治思想、勞動課等方面則不要象對中國學生那樣要求。3位王子中只有尤瓦納王子因故中途退學，其余兩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還在學，學的都很好。納拉迪波王子學習的成績特別好，幾乎門門功課都得5分，西哈努克親王對此表示很滿意。

　　1965年夏天，柬埔寨的元老重臣、西哈努克親王的顧問賓努親王來華醫病。周總理交代由中西醫會診，中醫針灸。在醫生的悉心治療下，時間雖然不久，已顯著見效。賓努親王返國前，總理還親自陪同到昆明湖游覽，在船上做了非常親切友好的交談。同年，柬埔寨宋雙副首相因公訪華，那天正值他的50壽辰，總理囑外交部禮賓司代定制一只色彩繽紛的鮮花籃，送給宋雙。宋雙收到后感到十分意外，深受感動。事后還對我說，象周恩來總理這樣偉大的人物對他如此親切友好，使他終身難忘。

　　總理在各種場合對不少駐華外交官進行過個別交談。有的不僅知道他是哪個國家的什么官員，甚至連一些人的名字都能記住。這使許多人感到驚訝，并使他們感動。在當時使團中紛紛傳述，極為嘆服。1952年尼赫魯總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率印度友好代表團訪華。她的隨行人員中有一名侍候夫人的仆從。總理在迎接潘迪特夫人時同代表團人員見面握手后，也主動走到離代表團稍后一些的這位隨從人員跟前，同他也握了手，這使得在場的印度外賓都感到意外。周總理用這樣看似細小但意味深長的舉動，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我們的總理看待外賓，即使是他們當中地位最低的仆從，同樣是我們的客人，所以應一視同仁。這個影響是相當大的。

　　六、對外交干部提出的十六字守則

　　外交工作，在一般人心目中都看作是個美差。人們看到比較多的是外交人員對外，以國家外交代表身份出現，有它一套被規定給予的國家外交代表身份的生活方式，這是人們看到的。但是，對他們所擔負的繁難的工作任務和內外職責，一般人是不夠了解的。記得建部初期，我們從上海調來一批大學畢業生。他們有的至今還勤勤懇懇地站在各自的外交崗位上，多數都成了骨干。曾有一位青年人，英語講得相當漂亮。我們問他：“你的志愿是什么？”他爽快地答出：“Make money！”（賺錢！）后來，我們只好把他介紹到能賺錢的地方去了。我們覺得象這樣的同志當一名新中國的外交戰士是不適當的。因為作為一個新中國的外交人員，對外要代表國家，他必須體現出新中國外交代表的風格，應當有為國家、為人民貢獻自己一切的道德風貌。所以周恩來總理一開始就提出，外交人員必須嚴格遵守下列四條基本原則：1．站穩立場；2．掌握政策；3．鉆研業務；4．遵守紀律。這四條原則也易也難，表面過去就易，嚴格要求就難。

　　（一）站穩立場：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外交人員，應該既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又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他們在一切外事活動中，既要堅決維護祖國的正當權益，又要勇于捍衛國際主義與和平，維護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利益。只有站穩立場，堅持原則，才能分清敵友，判斷是非，愛憎分清，旗幟鮮明，從而得到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擁護支持。

　　這是周總理兼外長向我們宣布的開宗明義頭一條原則。我國在與外國建交問題上就堅持了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凡與臺灣國民黨集團斷絕外交關系，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國家，即可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這是我國與外國建交時必須堅持的基本立場，是絲毫不能動搖的。中英建交過程，就是貫徹這條原則的最好實例。英國承認新中國，但是仍然保持其在臺灣淡水設置的“領事館”，并在聯合國投票支持蔣介石，反對新中國。所以我們同英國雖然從1950年3月就已經開始建交談判，但是，到1954年6月卻只同意互換代辦。直到1971年，英向我表示愿撤銷它在臺灣淡水設置的“領事館”，并改變了它對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態度，希望就兩國外交關系升格問題舉行談判。經過談判，中英在1972年3月才達成正式建交協議。中英建交過程長達20多年，它向世界表明，我們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即新中國”，這個基本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二）掌握政策：政策是國家根據當前內外形勢和歷史條件制定的各項行動準則。固然，制定正確的外交政策是基礎。但是，有了正確政策，還要在實際行動中很好地貫徹執行。這就要求全體外交人員明確并掌握好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因此，周總理非常重視對外交干部進行政策教育，常常親自向外交干部講解外交政策。比如，中美建交是中美關系發展史上重要的一頁，它也表明我們的外交政策的發展。為了使外交人員和黨的負責干部們充分了解對美政策，1971年8月20日周總理向外交干部講解“外交部聲明”，1972年3月3日總理又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屬有關單位負責同志百余人講解中美《聯合公報》。先是請人逐段宣讀，然后總理逐段做了詳細講解，說明形勢變化和我國政策的發展，使大家切實明瞭《聯合公報》的精神和意義。

　　（三）鉆研業務：我國的外交干部來自四面八方，各行各業，大多數人不懂外交。有的雖然讀過中外歷史，但是沒有多少人學習過國際關系史，學過國際法的更是鳳毛麟角了。因此，建部之始，總理就強調外交干部必須加強學習，努力鉆研業務。要求大家結合工作需要，學習馬列主義有關文獻和毛主席著作中有關文章，并結合自己主管的具體工作，在實踐中學習有關業務知識。總理還叮囑負責干部要尊重客觀事實，深入了解駐在國及鄰國的情況，加強調查研究。不論工作多么忙，每天要細心閱讀國際新聞，了解當地情況，勤于思考，加深認識。

　　1965年，總理對外交部指出：做調研工作的同志應該具有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尊重客觀事實，服從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觀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慮問題要一分為二，有了一個看法之后，也可以再從反面考慮。總理不僅這樣要求各級干部，而且以身作則，多方面聽取意見。他召集會議，為了集思廣益，了解情況，常常把有關部門的干部多找一些去。總理尊重人才，不以級別為重，有的會議一竿子插到底，把副部長、司長、專員、處長、科長以至主管科員、翻譯等有關人員都找到一起去開會。會上鼓勵大家各抒己見，既可以全面了解情況，便于解決問題；同時又可以借機了解干部，培養干部，鼓勵獨立思考。總理要駐外的重點國家大使們每月至少要寫一篇情況匯報，或是專題的或是綜合的，報給部里。到時不報的，總理就要主管地區司拍電去催，問大使或使館為什么這么久沒有情況報來。

　　總理對大使館和地區司的報告批語，總是寫得明確具體，指出其優缺點。總理還教育干部，寫文章不要使人看了味同嚼蠟，至少要使人感到看了有所收獲。寫調研文章，最好使人看了開頭，就想一直看下去，要開門見山，引人入勝。有內容，有來源，有數字，有分析，有看法，有估計。這樣對中央才有參考價值。對使館報的情況報告，看到寫得較好的，總理往往在報告上寫上簡單批語，例如：“所報情況值得注意。”“分析得不錯。”“使館看法與國內看法一致。”“內容重要，××司注意研究”。也有的批上：“告使館再作深入了解。”總理要求使館對所報情況要加以分析，并作出自己的判斷。但同時說明，不要求使館對形勢情況判斷準確。因為情況報告要求及時，使館在國外，地處一隅，不可能對情況了解得很全面，因而也就不可能要求做出準確判斷。你們把情況及時報到中央，中央掌握各方面的情況，當然就比較容易全面看問題，也就容易做出比較正確的判斷來。

　　（四）遵守紀律：總理常對外交干部講：“路線的正確執行須靠紀律保證。”“外交工作一切有關政策問題必須請示報告。”“事關涉外大事，不準邊斬邊奏，更不準先斬后奏。”“因為某一件事從局部來看，這樣做是可以的，但從全局來看，這樣做又是有損全局的，因此必須報請中央全面考慮，作出決定。另一個問題是提出或解決的時機是否得當，因此同樣須報請中央全面考慮決定。”

　　周總理有一次對回國開會的駐外大使們說：你們都是特命全權大使，說老實話，特命全權大使其實授權有限。大使在外一切重要行動、正式講話，事先必須請示，事后必須報告。沒有中央授權，不準在外濫發議論，特別是同中央原則相悻的言行，絕對嚴禁。因為對外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統一才能形成力量。外交行動如同一個交響樂團，所有不同樂器的演奏者都要統一在一個權威的中央指揮下進行有規律的合奏，才能有效地配合，演奏出優美和諧的樂章來。

　　在我的記憶中，總理在國外參加會議或出訪，每夭不管多晚，都要寫電報向中央報告請示。凡重大問題的請示，要一直等到中央復電后才執行。總理的組織性紀律性是大家的表率。

　　總之，“站穩立場、掌握政策、鉆研業務、遵守紀律”這十六個字的外交守則，總理自己都是身體力行的。二十多年來，周恩來總理同外交部的廣大干部在工作、生活的接觸中，通過他的言傳身教，在各方面都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對我們的思想、工作、作風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銘刻在心，不可磨滅。盡管歲月流逝，世事變遷，敬愛的周總理的偉大形象在我心中永存。為了讓后代子子孫孫都知道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一位人民的好總理，寫下這篇回憶文章，以表達我對總理不盡的思念。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