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總理周恩來出訪莫斯科

　　由于工作崗位的關系，我有幸多次跟周總理出國，親眼看到他在建國初期的幾次外交活動的情況，深深體會到這位杰出外交家的非凡才干。我雖已到耄耋之年，但這些往事仍歷歷在目，一直沒有忘懷。

　　一、第一次正式出訪蘇聯

　　為鞏固中蘇兩大國的邦交和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后不久，1949年12月上旬，毛澤東同志前往蘇聯進行友好訪問。這是新中國的黨和政府領導人同蘇聯黨和政府領導人的第一次最重要的外交接觸和談判，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高度重視。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同志在回答塔斯社記者提問時，闡明了他在蘇期間首先考慮的問題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問題以及蘇聯對中國貸款和中蘇貿易往來問題。然后，電召周恩來同志率領有關人員前往莫斯科協助商議和解決以上各項重大問題。

　　1月10日，周恩來同志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這是一個頗為壯觀的代表團，除隨毛澤東同志先期到達的陳伯達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汪東興、葉子龍等以外，隨同周恩來前往的代表團成員有當時的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貿易部部長葉季壯、東北工業部副部長呂東、東北貿易部副部長張他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賴亞力，另外有歐陽欽、柴樹藩、程明升、常彥卿、沈鴻、蘇農官、何謙等同志。當時，我是作為翻譯，隨毛澤東同志第一批赴莫斯科的。當周恩來同志路經西伯利亞抵達新西比爾斯克車站時，同毛澤東同志通了一次電話，但因線路有問題，聽音不清楚，談話很快中止了。1月18日，周恩來到達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車站時，又同毛澤東同志通了電話。在電話中，毛就自己同塔斯社記者談話的主旨，以及周抵莫斯科后如何進行工作并企望獲得什么結果，還應考慮提出哪些問題等，交換了意見。

　　1月22日，即周恩來同志到達莫斯科的第三天，在斯大林會見毛澤東同志和他時，由于事先有了充分準備，就開門見山地提出談判中蘇兩國應解決的具體問題，即談到起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等文件。斯大林表示同意以上意見。隨后，雙方商定由周恩來同蘇方當時的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外交部長維辛斯基負責協商起草各項文件事宜。

　　從1月23日起，周恩來同志偕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揚、維辛斯基、葛羅米柯（外交部副部長）、羅申（駐華大使）開始就條約和協定的內容進行會談。有時毛澤東同志也一道參與會談。在協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周恩來同志強調：“友好同盟”的具體內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內了，而后者也應該是條約的具體內容。蘇聯方面對周恩來同志的解釋很感興趣，也相當重視，因此把這次會談情況向斯大林做了匯報。以后，周恩來同志的這個意思在條約中就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隆重的簽字儀式。周恩來同志作為中方全權代表同維辛斯基共同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等。簽字儀式完畢后，毛澤東同志再次邀請斯大林出席中方舉行的答謝宴會，斯大林爽快地回答說：我歷來是不出席這類宴會的，但是當我知道是中國同志有這個愿望時，我們中央政治局研究了這個問題，決定讓我出席你們的招待會。因此，我將參加你們的宴會。毛澤東主席說，如果你身體不支，可提前離席，斯回答：我不會提前離席，既來之，則安之嘛。

　　約兩個多小時后，王稼祥大使在莫斯科一家大飯店里舉行了盛大的雞尾酒會，熱烈慶賀毛澤東、周恩來同志訪蘇獲得成功。這次酒會氣氛熱烈。蘇聯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什維爾尼克、莫洛托夫、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米高揚、卡崗諾維奇、布爾加寧、赫魯曉夫、布瓊尼等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斯大林這次破天荒地出席由一個國家的大使舉行的招待會，這不僅僅轟動了莫斯科和蘇聯，而且轟動了整個世界。周恩來同志致了一段很長的祝酒詞，主要內容是：我們兩國所簽署的條約和協定，將使中蘇兩國關系更加緊密，將使新中國人民不會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將有利于中國的生產建設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這時，斯大林也大動感情，舉起酒杯，同樣講了一段較長的祝酒詞，希望加強中蘇友好團結，鞏固社會主義大家庭。

　　2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歐陽鐵和我等一行17人先期回國，李富春、葉季壯、伍修權等同志則留在莫斯科就一些未了的單項經濟協定同蘇方繼續會談。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同志返抵北京。

　　二、第二次出訪蘇聯

　　1952年8月，以周恩來同志為團長，陳云、李富春同志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這次出訪的主要任務是，同蘇聯政府協商、研究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規劃和援建項目等問題。

　　周恩來同志這次出訪的背景是：自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到1950年底朝中兩國軍隊便把美偽軍趕回了三八線一帶，扭轉了朝鮮戰局。以后，在朝中兩國軍隊的沉重打擊下，1951年7月美國政府不得不同意坐下來談判朝鮮的停戰問題。但是，另一方面，美國對談判又采取了拖延和破壞的政策，并企圖以軍事壓力配合談判，實現其無理要求。朝中軍隊經過浴血奮戰，給敵人以愈來愈大的殺傷，同時把戰線牢固地穩定在三八線上，挫敗了美帝的企圖。

　　鑒于朝鮮戰爭短時不可能結束并不可能逆轉的局勢，黨中央及時作出了邊打、邊建的戰略決策，責成國務院著手研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方案。

　　在周恩來、陳云等同志的領導下，1952年4月政府各部門初步整理出各自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或輪廓材料。到8月，這些材料被匯編成兩大冊。由于當時我們還沒有制訂五年計劃的經驗，有必要就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問題聽取蘇聯政府的意見。所以我國政府組織了一個以周恩來、陳云、李富春為首的，包括各部門、各行業負責人的龐大的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

　　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同志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不久，斯大林偕莫洛托夫、維辛斯基會見周恩來、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等同志，聽取周恩來同志介紹關于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設想問題。周恩來所談的主要內容是：一、中國經濟概況；二、五年建設方針；三、五年建設的主要指標和主要項目；四、長期建設的準備工作；五、請蘇聯援助事項。斯大林對周的介紹給予了積極的反應，一方面，他對中國“一五”時期的經濟發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寶貴的意見；另一方面，他又明確表示愿意幫助中國制訂“一五”計劃，愿意提供中國實現“一五”計劃所需要的技術、設備、貸款等援助，并派專家到中國幫助建設。斯大林以上的表示，為中國代表團在蘇聯開展工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到達莫斯科后，為便于同蘇方各部門工作人員談判和面對面研究計劃的制訂問題，周恩來把代表團工作人員分成若干相應的組，讓他們分頭同蘇方各有關部門的同志直接接洽，開展工作。這樣做，也可使周恩來、陳云、李富春超脫一些，有更多時間考慮并同代表團各組分別研究解決一些急需處理的重大問題。可以說，周恩來同志為了使代表團的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終獲得圓滿成功，真是嘔心瀝血，煞費苦心啊。

　　各個組的工作大致走上軌道以后，周恩來率部分團員到斯大林格勒參觀訪問。此行的目的，一是慰問這個英雄城市的居民，他們在蘇聯衛國戰爭中表現得英勇頑強，蒙受了重大犧牲，對扭轉整個戰爭局勢作出了重大貢獻；二是為了調查這個城市在歷史上罕見的最殘酷的戰爭--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遭受德軍破壞的實際情況；三是了解這個城市戰后所進行的恢復和重建工作的情況。他參觀了當年的幾處重要戰場：面粉廠、萬人壑（通向伏爾加河的一條溝渠，只在這一處雙方傷亡就上萬人）、北菜園、伏爾加河岸、市街心大廈。戰后在這里任省委書記的莫斯克文描繪了蘇聯軍隊和人民在這些地方戰斗的驚心動魄的情景。在游覽中，周總理受到了運河兩岸人民群眾的自發性的熱烈歡迎。周總理還參觀了拖拉機制造廠、化工廠，游覽了伏爾加河-頓河運河。戰爭結束已經6個年頭了，然而所到之處遇到的仍然令人觸目驚心，處處是斷垣殘壁、戰壕溝渠等戰爭的痕跡。給我們的印象是，這座遭受深重的戰禍災難的城市，當年只不過恢復了某種生機，遠遠談不上向前發展了多遠。

　　周恩來同志回到莫斯科后，對代表團各組的工作進行了檢查，并對工作作了進一步的安排，隨后指定李富春同志代理代表團團長職務，領導各組繼續談判工作。9月24日，周恩來、陳云、粟裕等同志一行17人返回北京。

　　三、對蘇非正式的工作訪問和出席日內瓦會議

　　1954年4月，周恩來同志去莫斯科進行了兩次非正式的工作訪問，商議和協調中蘇等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政策，并預測會議的進展與可能獲得的成果。周恩來、張聞天同志同赫魯曉夫、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舉行了會談，雙方互相通報了自己的打算，提出了一些待商的問題。赫魯曉夫、莫洛托夫認為，這是一次帶政治意義的國際會議，但對它不應抱過高的希望。在國際斗爭中，很難預料會出現什么問題，尤其不可設想一切都會按照我們的預定計劃進行。因此，我們只宜有一個大致的設想和意欲達到的目標。總之，需要邊走邊看，隨機應變，找到對策，靈活運用。

　　周恩來同志介紹了中國方面從另一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意見。他指出：中國、朝鮮、越南能夠一道出席這次國際會議，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不尋常的事情，就是一個勝利。假如我們能夠很好地利用參加這次會議的機會，闡明對各項問題所持的原則立場和對若干有關事情作出解釋和澄清性質的聲明，也就是一種政治收獲。如果工作進行得順利，能解決某些問題，那就算有了更大的收效。我們對會議既不可有過高的奢望，但也要力爭取得某種成果。這是可能的，而不是空想。周恩來同志再三聲明，中國參加這樣的國際會議尚屬第一次，缺少國際斗爭的知識與經驗，中蘇之間必須保持密切聯系，互通情報，交換意見，協同動作。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有其微妙之處，這就是會議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朝鮮和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雖然與中國有切身關系，但卻并非直接屬于我國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別需要小心謹慎，嚴肅對待。這次會議還約定，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提前兩三天到達莫斯科，以便蘇方向我代表團工作人員介紹國際會議的斗爭經驗。

　　會談結束后，周恩來同志啟程回國（我仍留在莫斯科等候他），向中央匯報會談情況。幾天后，他返回莫斯科，同蘇方最后商定了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方針、策略，以及蘇、中、朝（或越）代表之間的合作、協調問題。周恩來同志對會談所獲成果甚感滿意。

　　4月中旬，周恩來返抵北京稍作休整后，于20日率領有122人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瑞士出席日內瓦會議，途經莫斯科時在那里逗留了兩天。周恩來同志利用這個機會，組織了各種座談會，邀請蘇聯外交部的葛羅米柯等介紹經驗，回答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問題。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問題很多，蘇聯方面的經驗介紹和對問題的回答也比較仔細。

　　24日下午，中國代表團抵達日內瓦機場后，各國新聞記者發瘋似地搶拍鏡頭，周恩來同志沒有多停，就驅車前去住地了。但沒隔多久，他又趕到機場迎接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走下飛機，先同周恩來握手、擁抱，然后并肩前行，邊走邊談，十分親熱。這時外國記者蜂擁而至，擁擠在機場通道的兩旁，窗口上也爬滿了人，大喊大叫，要求給他們留下一個拍攝鏡頭的機會。因此，莫洛托夫說，我們走得稍微慢點，停下來略談幾句話，就可以給他們留下幾個鏡頭了。后來外國記者們對中蘇兩國外交部長在日內瓦機場上所表現的親近姿態，給予了高度評價，稱為是當代外交史上的創舉。

　　日內瓦會議開會后，先是關于朝鮮問題的討論，繼則討論和解決印度支那問題。朝、中、蘇或越、中、蘇在會議中從始至終都堅持了密切合作、互通情報、協調對策的原則，因而幾乎在每次會議上我們都掌握了主動權，揭露了美國阻撓會議取得積極成果的陰謀，孤立了美國。在當時，周恩來同莫洛托夫幾乎每天都要會面，并約請第三方面（朝或越）協商對策，統一行動，相互配合。周恩來常去蘇聯代表團住處，因為那個地方是蘇聯購置的一座別墅，保密條件好，便于研究協商問題。在這里，莫洛托夫還多次為周恩來及其隨員安排過便宴。莫洛托夫也到中國代表團住處來過一兩次。在他來中國代表團住處時，特別說明：由于你們的住處是租賃來的，很難保證人家事先沒有在屋里安裝竊聽器，甚至錄像設施，這樣便影響我們暢所欲言地討論問題和商議工作。因此，經常都是中國同志到蘇聯代表團住處去。這雖然是因工作需要，但從現象上看，總是來而不往的，“來而不往，非禮也”。不管怎樣，從禮節上說是不妥當的。所以，我們必須登門拜訪你們，這才是正理。不過，當天周恩來同莫洛托夫還是在留聲機的音樂聲中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交談，對若干重要問題交換了意見。

　　日內瓦會議在討論朝鮮問題時，斗爭尤為復雜曲折。事后，才弄清美國和南朝鮮當局根本不顧及在朝鮮的聯合國軍中的其他國家的利益，頑固堅持阻撓解決朝鮮問題的立場。因此，不管我們提出多少合理建議和解決方案，都被他們否決了，最終毫無結果而散。

　　在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時，會議的形勢就有所不同了。這主要是因為印度支那戰爭還在進行，法軍在戰場上節節失利，在奠邊府之役中遭受到嚴重損失，使法國政府大丟面子。這樣，法國政府同法國人民之間的矛盾也更加尖銳起來。在法國總理皮杜爾倒臺后，新上任的孟戴斯-弗朗斯的地位也只有在解決了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后，才能得到鞏固。因此，法國政府也想早日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時，周恩來同志從中積極斡旋，推動了越南同法國的接觸，溝通了思想，加深了了解。6月23日，周恩來同志同孟戴斯-弗朗斯在伯爾尼的會晤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周恩來既照顧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根據法國的切身利益所陳述的一番肺腑之言，使孟戴斯-弗朗斯深為感動，他向周恩來說，他自己是堅決主張停火的，并愿以一個月為限期，如果在此期間仍不能實現停火，他就向政府提出辭職。他并且交了底，說道：“現在，越盟方面不必為越南南北分界線在十七度線或十五度線上硬爭，法國是不會長期呆在那里的，越南還是越南人的。”總之，周恩來同志為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談判打開僵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印度支那三國代表、法國代表以及與會各國的積極努力下，日內瓦會議終于在7月20日至21日達成了《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關于在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關于在老撾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關于在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等項協議，從而結束了長達8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戰爭。

　　7月23日，周恩來同志率代表團離開日內瓦回國。沿途訪問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于8月1日回到北京，圓滿地完成了緩和世界和亞洲緊張局勢的歷史使命。

　　（熊華源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