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后周恩來一席話給人極大鼓舞

　　我的革命生涯當中有六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周恩來同志身邊度過的。１０年中有多少難忘的往事啊，這里僅記下其中的幾件，以寄托我對周恩來同志的深切懷念。

　　一、長征途中帶病堅持工作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期間，周恩來同志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擔負著極其重要而又艱巨的任務。他既要隨隊伍行軍，又要夜以繼日地工作。過度地勞累損壞了他的健康。在過雪山草地之前，周恩來同志病倒了，患了肝膿瘍。當我們到達四川西北部的毛兒蓋時，周恩來同志病情突然惡化，高燒 ３９°Ｃ多，有時昏迷不醒，病情十分嚴重。毛澤東、朱德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經常去看望他。為了讓周恩來同志能安靜地養(yǎng)病，組織上指示我們搞譯電工作的同志，譯出來的電報暫時不要送給他看。但是，只要他病情稍有好轉，就叫我們把電報送去。他頑強地支撐著病弱的身體坐起來看電報，有時還親自起草電報。

　　從毛兒蓋出發(fā)后，周恩來同志沒有完全恢復健康，但他一直帶病堅持工作，協助毛澤東起草敵情通報、作戰(zhàn)命令，分析研究敵情，布置部隊行軍，有時還親臨戰(zhàn)場指揮作戰(zhàn)。但有這樣一件事志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在長征途中，為了保證中央領導同的健康，使他們有更多的精力工作，當時的軍事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幾位領導同志都配備了擔架。開始，周恩來同志執(zhí)意不肯接受這樣的安排，最后還是在其他領導同志的再三勸說下，才勉強同意。在我的記憶中，周恩來同志只有在身體實在難以支撐的情況下，才迫不得已地躺在擔架上，稍好些，就堅持自己走，叫抬擔架的同志去收容后面部隊的傷病員。當時周恩來同志還有一匹馬，但他也很少騎，經常把馬讓給傷病員，而自己卻拄著拐棍，邁著艱難的步履，同普通的紅軍戰(zhàn)士并肩前進。

　　二、我黨我軍機要通訊工作的卓越組織者和領導者

　　周恩來同志非常重視、關心和支持機要通訊工作。早在大革命失敗后，他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就預料到，為了中國革命迅速發(fā)展的需要，必須改變以交通員進行通訊聯絡的辦法。因為這種辦法既緩慢，又不安全，常常延誤時機，容易被敵特破壞和利用，造成失密。為此，周恩來同志研制成取名為“豪密”的密碼。周恩來同志成為我黨我軍高級密碼的創(chuàng)始人。１９２８年，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舉辦了無線電報務員訓練班，專門培訓這方面的人才。１９２８年末至１９３０年初，上海黨組織首先采用無線電報同中央蘇區(qū)和莫斯科進行機要通訊聯絡，取得成功。從此，結束了我黨我軍長期以來利用交通站、交通員傳遞信息進行聯絡的辦法，使我黨我軍的機要通訊工作進入了運用無線電報技術的新階段。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朱德和周恩來同志發(fā)布了關于無線電報務人員的密令，指出：無線電已成為蘇區(qū)紅軍的主要通訊工具，在粉碎敵人的大舉進攻中，必須加強和健全無線電隊伍的組織與工作。對來自敵軍的無線電技術人員必須在政治上爭取、物質上優(yōu)待。譯電人員必須經過政治部門負責審查，切勿以其為技術人員而加以絲毫的忽略。遵照這一重要指示精神，我們加強了機要通訊工作及其組織建設。

　　在重慶期間，周恩來同志利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合法條件，親自指示童小鵬和申光同志，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和海外關系，采辦了大批電訊器材運往延安等地，以建立我黨我軍的機要通訊工作網。當時，在上海、武漢、南京、重慶、桂林、湖南、成都、江西、昆明、廣東等數十個地區(qū)和游擊隊，先后建立起６０多個電臺。其中，公開設在辦事處的有１４個，另有半公開的６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僅用了短短幾年時間，南方各省市就建立了一整套無線電秘密通訊網，同時，還培訓和組織了一大批機要譯電人員、電臺報務員和技術人員。

　　機要通訊隊伍建立起來以后，周恩來同志非常重視和關心機要通訊工作人員的思想進步，經常對他們進行政治思想、革命氣節(jié)和織織紀律等方面的教育。同時，他還指示有關領導同志，為機要通訊工作制訂了一整套保密制度：機要辦公地點，一切閑人不得進入；密碼本分為普通和核心兩種，絕對不能丟失，并指定專人翻譯；密碼本的使用方法和暗號，只準本人知道；同事之間禁止發(fā)生橫向關系，電報機密內容限制在一定范圍，同事（包括夫妻）之間也不允許交談；譯電人員必須守口如瓶、心細如發(fā)，不應知的不求知，并且做到“三隨”，即隨收、隨譯、隨送，等等。我記得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時候，機要辦公地點設在三樓，為了保密和安全起見，童小鵬同志遵照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在三樓樓梯口進門處的墻上，貼了一張顯眼的畫，并書寫了“同志，請止步！”五個大字，以杜絕一切閑人進入三樓。當時不論是負責同志，還是一般同志，都能夠自覺地遵守。

　　當年我們機要通訊人員，能在國統區(qū)的第二戰(zhàn)場上，順利地完成黨組織交辦的各項機要通訊工作，與周恩來同志和南方局的正確領導是分不開的。

　　三、皖南事變后的一席話

　　1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變發(fā)生后，國共兩黨的關系更加緊張，我們所處的環(huán)境日益惡化。國民黨反動派揚言，要查封我們的辦事處。面對這種險惡的時局，南方局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了應急的對策。一天，周副主席召集我們全體同志開會，詳細分析了時局發(fā)展的趨勢，講解了我們的對策，向大家做了應變的具體布置。至今我還記得周副主席講的一些話。他說：我們不希望國共合作的局面全面破裂，但是我們不能不做必要的準備，而且一定要做最壞的準備。如果國民黨反動派要搞突然襲擊，我們要堅決抵抗下去，直至把機要文件和密碼燒毀。同志們，我們要做好坐牢的準備。要坐牢，我們一起去坐牢！男同志可以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因為我們是共產黨的公開機關。女同志只承認是家屬。敵人要問黨的組織情況，就說我們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澤東。你們還可以說，這里有支部，支部書記是周恩來。如果敵人再問還有哪些負責人，你們就說有董必武、鄧穎超，別的什么也不知道，讓他們去問支部書記周恩來。他還說：我們要準備犧牲’但是，我們要努力爭取大家都安全地返回延安！周副主席的一席話，使到會的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極大的鼓舞，增強了戰(zhàn)勝艱險的勇氣和信心。這次講話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四、人民的好總理

　　19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同志擔任了政府總理。５０年代，我在總理辦公室秘書組工作，負責安排周總理每日活動的日程表。周總理每天的活動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忙”和“累”。他往往是一邊吃早飯，一邊聽秘書們逐個地請示和匯報工作，并且當場答復秘書們提出來的問題。為了讓他能安安穩(wěn)穩(wěn)地吃上一頓早飯，總理辦公室的同志曾多次討論怎樣盡量避免在周總理早餐時去匯報和請示。但說是說，做起來就難了，你不去總理就叫你去。因為再也沒有別的時間可以利用了，這樣飯吃完了，請示和匯報工作也結束了。然后，他不是去開會，就是去接見外賓，或者參加別的什么活動。一般總要到深夜１２點左右才回辦公室。周總理經常強調，當天的事情當天辦完。所以，盡管他回到辦公室已是深夜了，還要處理當天所要處理的事情，包括閱批各方面的文件、報告和材料。有時秘書有急事來請示，他還要答復。在辦公室，周總理一坐下來就要連續(xù)工作兩三個小時，一直到凌晨三四點鐘。

　　周總理經常是一天工作十七八個小時，有時甚至通宵達旦。他把全部心血都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我們這些在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看到他這樣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勞，都為他的身體健康而著急！這樣長年累月地下去，身體怎么能受得了呢！同志們輪流向總理提意見，甚至聯合起來給他寫大字報，請鄧大姐勸說等，要求周總理注意休息。但是都沒有收到太大的效果。周總理總是說接受同志們的好意，但又總改不了。他常常對同志們說，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不能老休息呀！

　　周總理從不顧及個人，但他對同志卻是關懷備至。我在他身邊工作有很深的體會。有一次，我患了病，總理知道后，把外賓贈送給他的鹿茸膏拿給我，讓我保養(yǎng)身體。還有一次，我息病初期被醫(yī)院誤診，總理知道后，在一次國務會議上以此為例，強調應提高醫(yī)療工作質量，防止誤診，并當面指示衛(wèi)生部，要定期給干部檢查身體。后來，這就成為一條制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老干部，借口疏散，要把我們這些老同志趕出北京。當時，支左人員找我談話，叫我回江西老家，或者投親靠友。逼得實在沒辦法，我只好給總理寫了封信，談了這個情況。總理看到信，很關心這件事，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決定，并且讓秘書給中央統戰(zhàn)部的支左人員打電話，叫他們不要逼我下放。這樣，我才脫離了困境。

　　五、一位普通的觀眾

　　１９５７年夏季，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文工團來到北京，在人民劇場向首都人民匯報演出歌劇《劉三姐》。

　　一天，總理辦公室收到了幾張人民劇場的入場券。我當時想，周總理長年累月地為國操勞，很少休息，如果這一次能去看《劉三姐》，一來對廣西文工團和廣西人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二來也可以利用看戲的機會得到短時間的休息。于是，我去征求周總理的意見，還向他講了一些關于《劉三姐》怎么好，在廣西甚至在全國的反響大和受歡迎之類的話。周總理愉快地答應了。但是，他又給我們提了幾條要求：不要和廣西文工團打招呼，也不要和主辦單位打招呼，只允許我和衛(wèi)士兩個人隨同前往，等等。我爽快地答應了總理的要求。

　　那天晚上，我和衛(wèi)士隨同周總理來到人民劇場。開演前幾分鐘我們按照入場券的排號入座了。入場的時候，大概由于人多或者由于檢票時精神過于集中的緣故，人們沒有發(fā)現周總理。入座后片刻歌劇就開演了，劇場的燈光都暗了下來，所以周圍的觀眾也沒有發(fā)現周總理。就這樣，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以一位普通觀眾的身份，坐在觀眾席上觀看歌劇《劉三姐》。當劇中演到劉三姐與財主對歌，并且機智地取得勝利的時候，周總理開心地笑了。

　　中間休息時，劇場里的燈光亮了起來。不大一會兒，主辦單位的同志發(fā)現了周總理。一位領導同志來到周總理跟前，有點兒不大自然，十分抱歉地說：“總理，我們不知道您來，實在對不起……。”周總理沒有等他說完，搶過話頭，微笑著說：“是我叫他們不要打招呼的，我來看戲，和大家一樣，都是觀眾，再驚動你們就不好了嘛！”那位同志接著說：“總理，請您到后臺或者休息室休息一下，喝點兒水。”周總理坐著沒有動，用手指了指座位說：“就這里坐坐很好嘛，謝謝你們啦！”坐在周總理附近的觀眾這時也都發(fā)現了周總理。許多人站了起來，向周總理投來敬仰的目光，有的還熱情地跟周總理打招呼、握手。此時此刻，此情此景，領袖與人民之間的那種水乳交融的感情多么激動人心啊！

　　演出結束，廣西文工團和主辦單位的同志請周總理到臺上去接見演員。這時，整個劇場的觀眾都知道周總理來看戲了。頃刻間，臺上臺下沸騰起來，整個劇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周總理一邊向觀眾招手示意，一邊穩(wěn)健地走上舞臺。他向演員們表示祝賀，同演員們一一握手。他說：“這個劇劇情好，演唱得也很成功，我向你們表示祝賀！”還說：“如果拍成電影，讓更多的觀眾都能看到《劉三姐》，那就更好了！”望著總理慈祥的笑臉，聽著他親切的話語，大家沉浸在歡樂中……

　　這天，我們度過了一個愉快而難忘的夜晚。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