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婚戀觀探析：愛情與事業的完美結合

　　周恩來是２０世紀中國乃至世界的偉人，他與一代偉大的女性鄧穎超的不凡結合和完美婚姻，一直成為世人傳誦的佳話。本文力圖在探討周恩來婚戀觀的同時，在推進周恩來人格風范研究方面做一點有益的工作和初步嘗試。

　　周恩來婚戀觀演變及形成的基本軌跡

　　和周恩來本人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形成幾乎同步，在他青年時代的生活中，可以明顯地發現其婚戀觀演變、形成和發展的基本軌跡。

　　在反映早期周恩來婚戀觀的史料中，張鴻誥的回憶文章較有代表性。他寫道：“我記得１９１６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晴和天氣，我倆（作者注：指張鴻誥和周恩來）吃過晚飯到南郊散步，他告訴我說：嚴（作者注：指嚴修）家托趙大爺向我提親，要把女兒許配給我。他說，我是個窮學生，假如和嚴家結了親，我的前途就一定會受嚴家支配，因此辭卻了。”1周恩來婉拒了嚴修的美意可以說明：第一，周恩來從小就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救國救民的志向和反封建促使他能夠抵御早婚的流俗和功名利祿的巨大誘惑，堅持走自己的奮斗之路。他的拒婚之舉不是偶然的念頭和片刻的沖動，而是以深刻的心理動因和遠大的政治抱負為心理依據和思想背景的；第二，周恩來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人，他重視敦品立德，鄙視攀龍附鳳的無恥行為。周恩來當時年僅１８歲，世界觀還在形成過程中，因此他的思想水平只能在原有的樸素觀念和傳統道德觀念的制約下，停留在道德層面上，不宜將其當時的拒婚行為過早地提升到理性層面。

　　１９１７年９月，周恩來東渡日本求學，１９１９年４月回國。在這一年半的求學生涯里，周恩來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人生和花樣翻新的理論思潮，思想經歷了痛苦的蛻變。他由孤寂而苦悶，從虛無思想到進化論，直至接受初步的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完整地體現出由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典型的、一個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思想變化軌跡。而他的婚戀觀，則集中表現出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的、以獨身主義為基本特點的多種唯心主義婚戀觀的混雜。其中主要是受到根源于西方新教的虛幻的“柏拉圖式”的愛情觀的影響。

　　周恩來留日期間，一直篤信“獨身主義”。他在日記中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對所謂排孔、獨身、文學革命諳主義極端的贊成。”2應該說，周恩來的“獨身主義”，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受到了“柏拉圖式”愛情觀的極大影響。

　　“柏拉圖式”的愛情觀是一種以禁欲主義為基本特征的愛情觀點。它拒絕承認夫婦之間有愛情存在。它的目的是沒有肉體接觸的靈魂的融合，并以此作為獲得永恒幸福的唯一途徑。在周恩來的旅日日記中，可以看到“夫婦除生育外無功能”3、“夫婦間非情字結合”4、“‘情’為一至潔至白之物”5的內容。從這言簡意賅的論述來看，周恩來將愛情與“夫婦”即婚姻之間的關系截然斬斷，大力歌頌愛情本身的純潔美好，這其中的確體現著“柏拉圖式”愛情觀的精義。周恩來還說道：“自由戀愛無男女，人生何必有妻拏。……我今天給乃兄的信，說的人生婚姻的事，我說是人生最苦惱的事。……我想人生在世，戀愛是一種事，夫妻又是一種事。戀愛是情生出來的，不分男女，不分美陋，凡一方面發出情來，那一方能感應的，這就可以算作戀愛。……至于夫妻，那純粹為組織家庭，傳流人種的關系，才有這個結合。不過夫妻由戀愛中生出來是真夫妻；若隨旁人的撮弄，或是動于一時感情的，這個夫妻實在是沒有什么大價值。按著這理推，是戀愛的范圍廣，夫妻的范圍狹，戀愛里可以有夫妻這一義，而夫妻絕不可以包括戀愛的。”6根據周恩來對于婚姻和戀愛的認識，以及它們與“柏拉圖式”愛情觀的關系，可以作如下分析：第一，周恩來認為，戀愛與夫妻是應該截然分開的。他主張自由戀愛，認為愛情純潔而美好，同時，對于夫妻關系，他認為只具有“傳流人種”的功能。他并沒有根本否定婚姻，只是在某種程度上不太贊成罷了，這其中既有“柏拉圖式”愛情觀的基本精神，又有戀愛至上的意味；第二，所謂“自由戀愛無男女”，是指男女都有自由戀愛的權利，自由戀愛并不是男人的專利。這一思想是與經典意義上的“柏拉圖式”愛情觀相抵牾的，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周恩來強烈的反封建和反傳統精神。“柏拉圖式”愛情觀根本否定男女平等，它“不僅詛咒兩性關系，而且詛咒婦女”7，這明顯是不能與周恩來的主張相吻合的；第三，周恩來只是反對沒有愛情的婚姻，卻沒有否定由戀愛中生出的真夫妻，他只是反對一時沖動的草率結合。周恩來在此階段的婚戀觀呈現出一種極其復雜的、各種思想的混合現象，這與他復雜的思想來源有關。

　　周恩來的相似于“柏拉圖式”的愛情觀，本質上根源于青年對純潔愛情的熱烈向往和對封建傳統的反叛。他在受到“柏拉圖式”愛情觀的巨大影響的同時，還不可避免地受到本世紀初個性解放和中國傳統文化、無政府主義等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他當時的思想是龐雜無序的，也是易變的。“柏拉圖式”愛情觀是一種脫離實際的、虛假的愛情觀，實際上包含著野蠻的禁欲主義的實質。其所謂“純潔”、“高尚”同樣也遮蔽了青年周恩來的眼睛，盡管周恩來的婚戀觀并不完全是經典意義上的“柏拉圖式”的愛情觀。

　　１９１９年４月，周恩來從日本回到祖國，隨即投身于五四愛國運動。在這期間，對于婚戀問題，很難發現周恩來有多少更新的認識。鄧穎超曾經回憶道：“我們‘覺悟社’相約，在整個運動時期，不談戀愛，更談不到結婚了。那個時候，我聽說你（作者注：指周恩來）主張獨身主義，我還有個天真的想法，覺得我們這批朋友能幫助你實現你的愿望。我是站在這樣一種立場上對待你的。”8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周恩來抱定“獨身主義”的原因主要是旅日時期思想觀念的延續，而且盡管其來源非常復雜，但顯然還有革命斗爭的需要。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１９２４年７月回國。在歐洲的３年多時間里，周恩來經過認真的考察、研究和推求比較，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世界觀的最終形成，也促使周恩來對于戀愛婚姻問題的認識取得了真正意義上的進展。當然，有材料證明，在旅歐時期，周恩來的婚戀觀也同樣有著一個明顯的轉變過程。

　　１９２１年１月３０日，周恩來在信中寫道：“家庭一事，在今日最資學者討論，意見百出，終無能執一說以繩天下者。……人類愛情作用，屬于神秘者多，其以科學方法據為討論工具者，卒無以探情之本源也。惟分而論之，則愛情為一事，家庭又為一事。中國舊式家庭之不合時宜，不待論矣；即過渡時代暨理想中之歐美現今家庭，又何嘗有甚堅固之理論與現象資為模仿邪？……吾雖主無家庭之說，但非薄愛情者，愛情與家庭不能并論之見，吾持之甚堅。……即兄所謂‘等量并進，輔翼同功，精神健越’，亦不外示愛情之可貴，固無以堅家庭之壘也。”9這是目前發現的周恩來婚戀觀發生根本轉變之前，對于婚戀問題的最后闡述。由此可見，周恩來在旅歐期間的前一段時間里，所持的婚戀觀仍舊與旅日及五四時期一脈相承，并未產生實質性飛躍。

　　在戰后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日趨高漲的形勢下，經過不斷地推求比較，周恩來終于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隨著新的信仰的確立，嶄新的婚戀觀也就應運而生了。１９２２年秋天，留在天津的鄧穎超收到了李維漢從歐洲帶回的周恩來的信。10周恩來在信中向鄧穎超傾吐了熱烈的愛情。鄧穎超還在周恩來寄來的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像的明信片上看到這樣的詞句：“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那樣，一同上斷頭臺。”11這是有別于常人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一個革命家的愛情盟誓，明確表達了周恩來將個人的生活和愛情溶入政治信仰以及全人類解放事業的獨特而高尚的婚戀觀。３０多年后，周恩來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確對待戀愛和婚姻問題時，講到過自己和鄧穎超確定愛情關系的經過，他說：在旅歐初期，他曾經有過一個比較接近的朋友，那是個美麗的姑娘，對革命也很同情。“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注：指鄧穎超）。”12這是周恩來崇高婚戀觀的鮮明寫照。

　　至此，周恩來徹底拋棄了有著濃厚唯心主義色彩的“獨身主義”婚戀觀和“柏拉圖式”的愛情觀，走上了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自由解放而奮斗的革命道路，他的正確婚戀觀也最終成熟。

　　周恩來婚戀觀的實質：愛情與事業的完美結合

　　我認為只要把握了以下兩種關系，就可以比較全面地把握周恩來婚戀觀的實質。此外，通過周恩來對于晚輩以及青年同志婚姻問題的看法，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透視周恩來婚戀觀的內涵。

　　第一、作為世俗意義上的夫妻關系

　　無論是戰爭年代的戎馬倥傯，還是和平時期的家居生活，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愛情和婚姻生活都表現了溫馨、誠篤、和諧及互敬互愛的特點。

　　在一封封思念殷殷的家書中，周恩來和鄧穎超之間的夫妻之情，溢于言表。１９４２年周恩來在重慶因病住院，在給鄧穎超的信中，他寫道：“……病中說錯一句話，內疚無似。……結婚十八載，至友兼愛妻；若云夫婦范，愧我未能齊。”13病中的周恩來由說錯一句話引起對于１８年來夫妻生活的回顧，非常感人。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生涯里，為黨的事業日夜奔忙，心中充滿了對鄧穎超的愧疚和歉意……建國后，周恩來日理萬機，仍舊不忘忙里偷閑，告慰妻子。周恩來在另一封信中，就未能及時給鄧穎超回信寫道：“……兩星期前，陸璀答應我帶信到江南，我當時曾戲言：俏紅娘捎帶老情書。結果紅娘走了，情書依然未寫，想見動筆之難。……你如在四月中北歸，桃李海棠均將盛開……忙人想病人，總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數多，但想念誰深切，則留待后證了。”14而且更多的夫妻之情，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關心和愛護上。鄧穎超說得好：“我們是根據我們的革命事業、我們的共同理想相愛的，以后又發現我們有很多相同的愛好，這也是我們生活協調、內容活躍的一個條件。”15應該說，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夫妻關系中，有著豐富的意韻和多重感情層次，單從世俗意義的夫妻關系上看，是達到了極高的境界的。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作為周恩來婚戀觀的一個側面。

　　第二、愛情婚姻與共同事業的關系

　　可以這樣說，抓住愛情婚姻與周恩來和鄧穎超所獻身的共同事業的關系，是探索周恩來婚戀觀的關鍵所在。

　　哲學家黑格爾曾說：“愛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鮮花，倘若把它囿于‘個人私生活’的狹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為人類幸福而努力奮斗’的無限沃壤中才會盛開不衰。”眾所周知，自從周恩來確立了正確的婚戀觀，他的愛情和婚姻生活就一直與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鄧穎超曾經這樣寫道：“……我們之間的書信，可以說是情書，也可以說不是情書，我們信里談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們的愛情總是和革命交織在一起，因此，我們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艱險困苦，患難與共，悲喜分擔，有時戰斗在一起，有時分散兩地，無畏無私。在我們的革命生涯里，總是堅定地、泰然地、沉著地奮斗下去。我們的愛情，經歷了幾十年也沒有任何消減。……我們的思想受到了國際、國內新思潮的影響，我們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這使我們的感情不只是個人的相愛，而是上升到為革命、為理想共同奮斗，這是我們能夠相愛的最可靠的基礎；而且，我們一直是堅持把革命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個人的事情、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在革命之花開放的時候，我們的愛情之花并開了……把我們的相愛溶化在人民中間，溶化在同志之間，溶化在朋友之間，溶化在青年兒童一代。”16鄧穎超對于她和周恩來愛情婚姻生活的回憶，豐富了我們的視野，給我們提供了看待周恩來婚戀觀的極好參照。

　　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生涯里，總是將革命、國家和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通信中，我們很難看到常見的夫妻之間熾熱感情的流露和矯情的傾訴，有的只是大量的討論革命工作、交流思想、交流經驗的鮮明記錄。他們之間的感情理智而溫馨、含蓄而深情、樸素而自然。這恰好與周恩來在致鄧穎超的一封信中說過的一句話兩相呼應，表現了周恩來一貫推崇的戀愛婚姻觀點：“你還是那樣熱情和理智交織著，真是老而彌堅。”17

　　那么，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長期的革命實踐和婚姻生活過程中，是怎樣將兩者完美結合的呢？

　　１９４８年初，鄧穎超在河北阜平二區細溝村參加土改工作。由于當地情況比較復雜，鄧穎超對土改工作中政策的掌握還缺乏經驗，便寫信向遠在陜北的周恩來，一方面噓寒問暖，一方面聽取周恩來對于上改工作中所遇到問題的意見。周恩來接到鄧穎超的信后，于２月２日和２月９日兩次給鄧穎超回信，啟發她的思路，并且提出可行的意見。周恩來寫道：“……你除夕一信，也是談到土改的，我覺著你的確是在摸索，是在當小學生，但你還缺乏足夠的分析能力，因此，你還未把問題的中心抓住去求解決。你不同意別人的性急去強求轟轟烈烈的場面而主張穩進是對的，但你卻缺乏創造精神去打破群眾中倚賴的觀念。在這里，有兩個觀念束縛住你，一個是一切要以土改平分為中心，另一個是撤換壞干，搬開石頭。……”18周恩來還寫道：“……你陽歷除夕信中，我感覺有幾個問題你沒說清楚，不只是材料不夠，還是你沒把握住中心。譬如你提到甲乙兩村編鄉事，不知是經濟上原因還是政治上原因，或是兩種原因都有？如果……”19這是周恩來在一生繁忙的工作中寫給鄧穎超的兩封非同尋常的長信。在信中，除了表達了夫妻二人云山渺遠，思念殷殷的深情之外，周恩來用去了非常大的篇幅，幫助鄧穎超分析土改當地的實際，分析如何理解黨的土地政策，直到具體如何做好當下的土改工作。在周恩來的大力幫助下，鄧穎超加深了對政策的理解，注意從工作中汲取經驗，完滿地完成了這次土改工作。

　　周恩來和鄧穎超愛情與事業完美結合的例證，還體現在鄧穎超對于周恩來工作的大力支持和深切理解上面。在與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殊死斗爭中，周恩來的健康遭到了極大的損害。１９７１年３月３日，在周恩來即將出訪越南前夕，鄧穎超又像往常一樣給周恩來遞上條子：“……你從昨天下午六時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時睡的話，就達卅小時，如再延長，就逐時增加，不宜大意，超過飽和點，以至行前，自制干擾，那你應對人民對黨負責了！！萬望你不可大意才是！！這是出于全局，為了大局的忠言，雖知逆耳，迫于責任，不得不寫數行給你。你應善自為之。”20鄧穎超可謂語重心長，用心良苦。但是周恩來心中裝著黨和人民的事業，哪里還顧得上自己的健康？他們夫妻之間的美好愛情，正是通過共同事業的橋梁，走到了輝煌的境界，他們的事業因為愛情的激勵而偉大，他們的愛情也因為事業的輝煌而不斷加深。

　　另外，周恩來對于晚輩和青年同志的婚姻和戀愛也十分關心，總是在適當機會里給予指導，這也在一個側面表現了周恩來的婚戀觀的內涵。

　　根據周秉德的回憶，周恩來曾對她的戀愛持如下的看法：“孩子的婚事應由孩子自己決定，由孩子自己選擇”21周恩來還對去內蒙插隊的侄女周秉建說過：“你是不是可以在內蒙找個對象，扎根內蒙，和他一塊建設內蒙？”22周恩來在婚戀問題上，一直倡導婚姻自主，反對包辦代替，而且不管親屬也好，部下也好，他總是希望他們能夠將他們的個人婚戀與革命事業的需要緊密結合，表現了周恩來獨特而高尚的婚戀觀。

　　周恩來樂于參加青年人的婚禮，這是他關心青年生活，關心青年成長的一個獨特現象。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１日，周恩來和鄧穎超參加了在南京梅園新村舉行的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陳浩和李晨同志的婚禮，鄭重向二人提出了經過長期實踐和總結的完整的夫妻“八互”精神，即“互敬、互愛、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讓、互諒”23，作為最好的祝賀，這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長期夫妻生活中不斷總結和積累的愛情真諦，也是他們夫妻之間愛情之花常開不敗、常開常新的奧妙所在。

　　從以上兩個重要側面以及周恩來關心晚輩和青年同志婚戀問題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周恩來婚戀觀的實質是“既有世俗夫妻之愛，又有共同事業追求，將二者完美結合的獨特的革命家的婚戀觀。”

　　周恩來婚戀觀的幾個特點

　　周恩來獨特的婚戀觀有以下幾個基本特點：

　　第一，周恩來婚戀觀的形成，深受中國傳統美德的影響。周恩來幼年時代就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在他的身上，體現著東方文化特有的韻致。在婚戀觀上，周恩來崇尚忠誠、深沉、含蓄、蘊藉的婚姻生活，欣賞“熱情和理智交織”的愛情方式。在長期的戎馬生涯中，夫妻之間經常分散兩地，魚雁頻頻：“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黃昏，月已東升，坐在一排石窯洞中的我，正好修寫家書寄遠人。……山居過節，居然也吃到兩塊月餅，幾串葡萄。對月懷人，不知滹沱河畔有無月色可覽，有無人在感想？”24像這樣的語言，在周恩來致鄧穎超的信中，比比皆是，其中含蓄而溫馨的問候和牽掛，表達了夫妻之間“濃得化不開”的情意和迷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周恩來的婚戀觀，體現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極大魁力，從而構成其美好品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二，周恩來婚戀觀的形成，有著鮮明的時代性。它產生于中國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和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偉大斗爭中。青年周恩來的婚戀觀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充滿著個性解放和熱烈向往美好愛情的特點。等到周恩來經過不斷的探索和推求比較，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的時候，他對于婚姻和愛情的認識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其后的社會主義建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周恩來的婚戀觀從始至終，都與時代特點密切相連，從而與人類進步事業發展的需要相統一，并得到不斷完善和發展。

　　第三，周恩來的婚戀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周恩來的婚戀觀，既不是封建階級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他徹底反對封建主義的男尊女卑思想，主張男女平等，戀愛自由，摒棄西方資產階級崇尚的無政府主義、禁欲主義和虛無空幻的“柏拉圖式”的愛情觀，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確立了無產階級的婚戀觀，并成為身體力行的模范。這與周恩來的個人信仰的確立和不斷的自我思想改造有著必然聯系，同時表現了一代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特有的、將革命事業和個人幸福完美結合的精神風貌。

　　第四，周恩來對于婚姻和愛情，有著特有的審美觀。“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在愛情和婚姻雙方的審美關系中，一方總是將對方作為審美對象，于是審美化成為愛情和婚姻中具有特別重要的職能的成分和因素。中國傳統婚姻一直推崇“郎才女貌”，婦女作為傳統婚姻關系中的弱勢群體，一直處于被觀賞和被挑選的不平等地位。周恩來一貫反對封建的婚姻習俗和不平等的婚姻關系，表現在愛情和婚姻的審美觀點上，也不同凡響。在周恩來和鄧穎超作出終身選擇的時候，鄧穎超是一位貌不驚人的革命女青年，周恩來不但才華橫溢，而且極其富于男性美，然而，在周恩來的眼中，鄧穎超熱情大方、活潑莊重、氣質出眾，尤為重要的是，鄧穎超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人，她不但具有樸素、自然的外在美，而且具有獨特的內在美，更有為革命百折不撓的勇氣和精神。這就是周恩來之所以選擇鄧穎超的關鍵所在。周恩來的婚姻和愛情審美，脫離了庸俗無聊的陳腐觀念，拋棄了貪圖美色的享樂主義，將個人的幸福同人類偉大的事業結合起來，堪為百代之師。正如鄧穎超同志所言：“……你的侄輩讓你講你我的戀愛故事，你曾說，就是看到我能堅持革命。我也看到你這一點。所以，我們之間誰也沒有計較誰的相貌，計較性格有什么差異，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奮斗，這是最可靠的長期的相愛的基石和保證。”25

　　第五，周恩來婚戀觀中的理性觀點。愛情的復雜性表現之一是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的錯綜交織。在文學家的筆下，非理性因素被無限夸大，愛神成為理性的剝奪者。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理性因素在愛情和婚姻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愛情和婚姻雙方，必須把異性對象以及自己的情感同自己的世界觀、道德觀念、審美情趣、價值定向進行對照，對感性直覺加以思考，進行邏輯處理，用理性的標準做出人生抉擇，才能獲得美好的愛情和婚姻，正如別林斯基曾說：“愛情之需要理性內容，猶如燃燒之需要油脂。”

　　周恩來婚戀觀中的理性觀點，是他一生中愛情美滿、婚姻幸福的決定因素。我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周恩來對愛情和婚姻的追求和鄭重選擇，經過了長期的理性認同，這一過程與他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形成是同步的，“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26穩固的基礎和相同的理想和信念，將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一生緊緊聯系在一起；其次，周恩來對待婚姻和愛情始終如一，極富儒家文化的道德美感，在愛情和婚姻生活中，他和鄧穎超相濡以沫、悲喜分擔，共同描繪出一幅無產階級革命家愛情的人生畫卷，成為時代的道德楷模；第三，在婚姻愛情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之間的關系上，周恩來始終將黨和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使個體的智慧和精神在偉大的事業中閃光，從而體現出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家曠世愛情的巨大感召意義，成為后人心目中高大的精神豐碑和中華民族精神寶庫的寶貴遺產。

　　研究周恩來婚戀觀的現實意義

　　周恩來是中國２０世紀的不朽偉人，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代表，是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政治道德典范之一。研究周恩來的婚戀觀，對于進一步弘揚“周恩來精神”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廓清思想、推動周恩來風范和思想的研究，具有巨大現實意義：

　　第一，研究周恩來的婚戀觀，是揭示周恩來道德風范的最佳角度。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流傳著對于周恩來婚姻問題的種種不實之詞，嚴重混淆了視聽，玷污了偉人的完美道德人格。這項研究有助于幫助人們，從歷史的角度和科學的視角去認識偉人、認識歷史，提高政治識別力和判斷力，在偉人的精神品質中得到感召和陶冶。

　　第二，自西方現代主義發端，中國也受到了西方社會流行的某種腐朽思想的影響，人們的價值觀變得多元而無序，大大影響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研究周恩來的婚戀觀，可以為那些道德上的迷途羔羊樹起指向的燈塔，用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愛情感召他們迷失的理性，重塑社會道德范式，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進程。

　　第三，進一步推進周恩來研究向深入發展。過去的研究或者停留于史料的發掘和平面的表現，或者局限于偉人的功績和貢獻的評說，使歷史人物的研究局限在外在淺顯的范圍之內。深入歷史人物的思想和心靈深處，探索其思想發展脈絡和心路歷程； 無疑有助于研究的開展和進一步深化。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

　　注 釋：

　　1、見《周恩來青年時代》第７期。

　　2、《周恩來旅日日記》１９１８年２月１５日。

　　3、《周恩來旅日日記》１９１８年５月３１日。

　　4、《周恩來旅日日記》１９１８年６月２日。

　　5、《周恩來旅日日記》１９１８年６月４日。

　　6、《周恩來旅日日記》１９１８年２月９日。

　　7、轉引自瓦西列夫《情愛論》，第４頁。

　　8、鄧穎超《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光明日報》，１９９７年３月 ５日）。

　　9、《致陳式周信》（《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４８９頁）。

　　10、《鄧穎超傳》上，第７０頁。

　　11、鄧穎超《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光明日報》，１９９７年３月 ５日）。

　　12、《周恩來傳》上，第９６頁。

　　13 、周恩來致鄧穎超信，１９４２年７月 ６日。

　　14、《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４５３頁、第５０１頁。

　　15、鄧穎超《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光明日報》，１９９７年３月 ５日）。

　　16、鄧穎超《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光明日報》，１９９７年３月 ５日）。

　　17、《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４５３頁、第５０１頁。

　　18 、周恩來致鄧穎超信，１９４８年２月 ２日。

　　19、周恩來致鄧穎超信，１９４８年２月 ９日。

　　20、鄧穎超致周恩來，１９７１年３月 ３ 日。

　　21、“七伯七媽教育我們正確對待戀愛與婚姻”。（１９８１年４月21日周秉德談話記錄）。

　　22、“七伯七媽教育我們正確對待戀愛與婚姻”。（１９８１年４月21日周秉德談話記錄）。

　　23、《周恩來年譜》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訂本）第 ６８１頁。

　　24、 周恩來致鄧穎超信，１９４７年９月 ２９ 日。

　　25、鄧穎超《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光明日報》，１９９７年３月 ５日）。

　　26、鄧穎超《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光明日報》，１９９７年３月 ５日）。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