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的周恩來和鄧穎超

　　五四運動期間，作為接觸到新思想的先進學生代表周恩來和鄧穎超立即投身到運動中，為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投身于愛國運動之中，開啟了他們革命生涯的序幕，也加深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現實情況認識并積極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在愛國運動中他們相識、相互仰慕，共同的革命理想，促使他們日后最終結為革命夫妻，共同致力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

　　一、周恩來和鄧穎超青年時期立下報國救國之志

　　周恩來、鄧穎超生于中華民族內憂外患、苦難深重的年代。他們在天津求學期間刻苦學習、探索真理、品學兼優，為拯救中華立下宏偉志愿。

　　周恩來出生于1898年，字翔宇，浙江省紹興人，1913年進入天津南開學校（今南開中學）學習。面對列強欺凌、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他12歲時便講出“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救國之愿。他在南開學校讀書期間的一篇作文中寫道:“鴉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戰，法人欺我；布楚之約，俄人噬我；馬關之議，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諸國協力以謀我。瓜分豆剖，蠶食鯨吞，岌岌乎不可終日”，表達了他對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祖國的憂慮。

　　在南開學校學習期間，他還閱讀中外思想家的著作、閱讀《新青年》，愛國思想更加高漲，憤然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他主編《敬業》，并作為編輯代表編輯《校風》(1916—1917年)雜志。在《敬業》和《校風》上，他發表一系列的文章表達對國家命運的關注，在1914年出版的《敬業》創刊號上，周恩來的詩作發表，在詩中他寫道：“極目青郊外，煙霾布正濃。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蹤。” 表達了他對黑暗政局的憂憤之情。1916年11月8日周恩來發表在《校風》上的《中國現時之危機》，文中全面地闡述了自己對國事的看法。他指出：在國家危亡之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1917年，周恩來從南開中學畢業去日本留學，他給同學的臨別贈言是“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 。東渡日本前，寫下了抒發他救國抱負的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來在國內曾一度認為要拯救貧弱的中國，須學德意志實行軍國主義和“賢人政治”不可。到日本后，他通過對實行軍國主義的日本的實地考察，尤其是目睹了日本席卷全國的米騷動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嚴重社會問題，他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推翻了他此前的一些想法。與此同時，在日本周恩來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情況，閱讀了當地學者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初步認識了唯物史觀、資本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等原理。對此，他深有感慨：“二十年華識真理，于今雖晚尚非遲。”與國內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相比，周恩來更早更多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他的思想發生了新變化。當母校南開中學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傳來，他決定“返國圖他興”。1919年4月5日，在回國途中，在日本京都周恩來寫下了《雨中嵐山》等三首詩。詩中寫到:“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云出，愈見蛟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蛟妍。” 此后不久，五四運動的風暴席卷神州大地，也改變了周恩來的人生道路。

　　鄧穎超原名鄧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廣西南寧。1913年她與母親輾轉落腳于天津，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經過一年預科學習，1916年秋升入本科。在校期間，她努力學習，勤于思考，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在刻苦學習之余，她還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她在擔任校友會余興部委員和圖書部書記股干事的同時，還帶頭為學校圖書館捐款。這一年年底，年僅12歲的鄧穎超寫了《對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表達救國的思想，在文中她對反袁護國英雄的逝世表達了無限的哀思，并闡發了強烈的愛國主張:“望吾同胞從此上下一心，振奮精神、謀國家之進步! ”她熱心社會活動，參與籌建了學生樂群會、學生自治會、青年會等組織。她也是周恩來等主辦的《敬業》、《校風》刊物的忠實讀者。

　　二、周恩來、鄧穎超推動五四運動的發展

　　當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傳到天津時，正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讀書的鄧穎超和女子師范的同學們一起，以實際行動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投入到這場偉大的運動中。周恩來1919年4月從日本回國，在五四運動爆發后不久回到天津，以校友的身份經常到南開去。周恩來無論是在南開學校大學班入學前還是入學后，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偉大的愛國運動中去。他和他的戰友鄧穎超、馬駿、郭隆真等在天津開始了堅決持續不斷的戰斗，有計劃地展開宣傳、組織和斗爭。這場愛國運動鍛煉了他們，他們推動運動向前發展，形成波瀾壯闊的局面。

　　（一）積極宣傳愛國思想

　　鄧穎超通過組織愛國團體，講演、辦平民學校、演話劇等多種形式，宣傳愛國思想，啟發民眾。五四運動爆發后，由郭隆真倡議，鄧穎超、張若茗、王卓吾等同學首先響應組織愛國團體，女師學生聯合其他女校學生和全市愛國婦女共同參加，5月25日成立“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鄧穎超在成立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并被推舉為評議委員、講演隊長。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以提倡國貨并喚起女界之愛國心為宗旨，它的成立標志著天津婦女愛國運動走上新的階段。此后，“女界愛國同志會”便同先后成立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在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群眾運動中并肩戰斗。

　　鄧穎超擔任著“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和“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講演隊經常到各處講演。在市內各宣講所、民教館，以及公共集會的場合，年僅15歲的演講隊長鄧穎超，以強烈的愛國熱情，率領愛國演講隊隊員，向民眾訴說政府賣國外交失敗的經過，揭露賣國賊的賣國罪行，痛述朝鮮亡國后當亡國奴的痛苦，規勸同胞齊心抵制日貨、協力救國，抗議當時北洋政府對學生的迫害、爭取婦女自由平等權利等等。有時聲淚俱下，使聽眾深受感動，久久不愿離去。據當年天津《益世報》記載，7月末，正值暑假期間，女演講隊在王天麟、鄧穎超率領下，到趙家胡同、黃家胡同等處演講。演講隊為了使愛國宣傳活動更加深入到婦女群眾中去，她們還時常作家庭訪問，并到比較偏僻的地區和貧民區去挨家宣傳，即使碰釘子，她們也毫不灰心。

　　“女界愛國同志會”為了提高平民婦女的愛國覺悟，幫助平民婦女提高文化，還舉辦了婦女補習學校，分設在東、西兩個演講所。學員主要是家庭婦女，課程是識字、談話（主要進行愛國教育）、織花邊等。為了補助補習學校的經費，女師同學們除募捐外，還演出話劇，把收入作捐款。她們曾演出歌頌我國古代女英雄的《木蘭從軍》和描寫刺殺日本伊藤博文的朝鮮英雄的故事《安重根》（又名《亡國恨》）。這兩個話劇的主角都由鄧穎超扮演。鄧穎超在60多年后重憶此事時說：“我演戲總是演男的，而恩來總是扮演女的。因為那時候男女不能同臺演戲，封建習俗可厲害哩！男女授受不親。”

　　周恩來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傳播先進思想。五四運動震動了全國，也震動了天津。在1919年5月7日，天津學生就舉行了示威，很快的組成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周恩來回國后，還未入學便投入到了這場熱烈的學生愛國運動中。他表示“有恒心，有膽量，方能成功”，充分表現出革命的堅定性和徹底性。

　　大家熟知周恩來品學兼優、才能出眾，邀請他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周恩來深感義不容辭，欣然接受。1919年7月21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簡稱《會報》）創刊，周恩來擔任主筆，從籌措資金到各項具體出版事宜，從搜集新聞到寫稿子，從編排版面到校對，甚至賣報，他都親力親為，不辭辛苦地戰斗。創刊號上周恩來以《革心！革新！》為題撰寫的發刊詞，高度評價五四運動的意義，宣揚“民主主義”精神和“革心”與“革新”的辦報主旨，要求青年改造舊社會，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文章中他指明革命運動的方向，傳播新思潮，指導和推動五四運動的發展。文章發表后，天津各大報紙紛紛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他在報上發表的《黑暗勢力》一文中疾呼：“國民啊！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我們“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 ”“我們當知道，我們所恃的是群眾運動。” 明確提出必須要“罷工！罷市！不納稅！罷課！”

　　《會報》以“敢言”聞名，被譽為“全國的學生會報冠”，在指導天津五四運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恩來用飛飛署名發表《黑暗勢力》、《討安福派的辦法》、《評現今輿論界并問〈益世報〉》等一系列筆鋒犀利，戰斗性強的文章，他高舉反帝反封建旗幟，提出“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領，推倒安福派所憑借的軍閥，推倒安福派所請來的外力”的主張，指明了革命的方向。《會報》初為日刊，10月7日改為三日刊，后來改為對開一大張的日報，“每期銷到二萬份以上，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以《會報》為陣地，周恩來揭露時政黑暗，喚醒民眾覺悟，傳播馬克思主義，共出100多期。他主編的《會報》有四五千訂戶，讀者包括學生、員工在內的社會各界，在全國產生影響。

　　（二）創辦嚴密的革命團體覺悟社

　　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進一步激發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和對救國真理的探求。隨著愛國運動的不斷深入，為了加強斗爭的力量，在總結了幾次請愿斗爭的經驗之后，郭隆真、周恩來等根據大家的意見，提議另組織一個強有力的核心小組來推動各項斗爭。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和學生聯合會選出部分骨干分子，組成了比學聯更加嚴密的團體——覺悟社。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核心組織“覺悟社”于1919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它的第一批社員包括馬駿、諶志篤、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等男女20人。

　　覺悟社是五四運動中天津影響最廣泛、作用最突出的進步學生組織。它的組織嚴密，社員具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發展新社員須經社員3人以上介紹，內部實行委員制，分工負責，是當時青年團體中比較健全的一個。周恩來起草覺悟社的宣言，提出覺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實現這個宗旨的方法有四點：一、取共同研究的態度，發表一切主張；二、對社會一切應用的生活，取評論的態度；三、介紹社外人的言論——著作同演講；四、灌輸世界新思潮。

　　覺悟社的成員經常聚到一起開會，討論時局，研究下一步開展學生運動的辦法。為灌輸世界新思潮，覺悟社不定期出版《覺悟》社刊，號召青年學生到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去，進行廣泛宣傳，“讓國人知道國事真相”，“用全國的實力”去反對軍閥政府。覺悟社成立不久便引起社會關注。當時的北京《早報》稱覺悟社為“天津的小明星”，北京《晨報》曾稱它是“天津學界中最優秀、純潔、奮斗、覺悟的青年小團體。”“他們抱了時時覺悟、刻刻覺悟的決心”，有著改造社會的愿望和奮發向上的精神。

　　當時覺悟社有20個社員，都是大中學生，他們雖然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但思想上單純幼稚，需要先進科學思想知識的武裝。周恩來提議，覺悟社應當邀請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來天津演講，指導覺悟社的活動 。覺悟社成立的第五天，9月21日，李大釗應邀來津。李大釗在同覺悟社社員們的談話中，對覺悟社出版《覺悟》，“出版不定期小冊子的辦法，同不分男女的組合，都非常贊成。” 并建議大家好好閱讀《新青年》和《少年中國》上的進步文章，“分類研究各種學術問題。”他還向社員們講了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于周恩來、鄧穎超都有很大的啟發。

　　此外，李大釗還在天津基督教維斯理堂(今和平區濱江商廈所在地)對天津青年發表公開講演。李大釗作題為《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勝利的意義》的演講，內容主要是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勝利的意義，同時也談到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必須堅持到底。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演講，在周恩來、鄧穎超的心中埋下了種子，對他們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覺悟社還請了錢玄同、劉半農等五四時期的風云人物和時代精英前來演講指導工作。

　　周恩來等人創建、領導的覺悟社是天津學生界的核心領導組織之一，作為五四運動中在天津影響最廣泛、作用最突出的進步學生組織，在反帝愛國運動的急流中奮勇搏斗，給古老衰敗的中國帶來希望。社員們研究當時世界新思潮和一些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理論問題，經過分析、比較，肯定了馬克思主義，憧憬十月革命。

　　（三）推動革命活動持續發展

　　覺悟社的成立，標志著天津學生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將天津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再次推向高潮。在以覺悟社社員為核心的天津學聯和各界愛國團體的領導和組織下，發動了天津更大規模的群眾愛國運動。

　　1919年10月10日，由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召開天津全市市民大會，繼續堅持懲辦賣國賊，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加緊抵制日貨，舉行游行示威。在周恩來等人的組織下，天津人民在南開大學操場集會，痛斥北洋軍閥政府鎮壓、逮捕愛國群眾的罪惡行徑，并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請愿活動。在這次活動中，鄧穎超機智勇敢帶領女生隊伍沖鋒在前，與軍警展開搏斗，斗爭一直堅持到次日黎明。

　　在10月10日事件以后，壓迫愈來愈緊，過了一個多月，“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被查封。1919年11月，天津1000多人游行演講，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數萬人兩次舉行國民大會，焚燒日貨，高呼救亡。馬千里、馬駿等24個領導人被逮捕。殘酷的社會現實，使周恩來和鄧穎超更認識了軍閥政府的猙獰面目，認識了愛國自由和民主權利，決不是不經過斗爭和流血，就能輕易得到的。

　　1920年1月，全國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貨運動。1月23日，天津學聯調查員在檢查日貨時，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反動當局不但不懲辦日本浪人，反而指使軍警毒打學生，逮捕進步人士，并查封了天津學生聯合會。為了抗議反動當局的罪行，29日，周恩來等人率領各校五六千學生奔赴直隸省公署請愿。他們知道這是一場嚴重的斗爭，所以作了周密細致的布置。鄧穎超回憶說：我們事先有系統地動員了各校的同學與各界市民，并且在請愿的組織領導上作了精密的適當的分工。劉清揚、鄧穎超、王天麟被指定擔任留守工作。這次請愿活動遭到反動軍警血腥鎮壓，重傷50余人，造成了天津“一·二九”流血慘案。周恩來等當場被拘捕。“一·二九”慘案發生后，2月1日，天津全市學生罷課抗議。學聯并分別派遣代表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呼吁支援。在上海學生總會的號召下，掀起了全國性的聲援天津學生運動的大游行、大示威。

　　在被檢察廳羈押期間，周恩來等組織讀書團、演講會。他親自講解馬克思主義學說，所講內容主要有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馬克思傳記、經濟論中的余工余值說等。周恩來在獄中重新思考了許多問題，自己講“思想是顫動于獄中” 。他還說：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他在獄中編寫了《警廳拘留記》和《檢廳日錄》。這兩個歷史文獻，詳細記錄了在獄中的斗爭情況。

　　“一·二九”慘案發生后，覺悟社的一些主要骨干被捕或離津，諶志篤、鄧穎超等就承擔了領導天津學生運動的主要工作。被捕的學生代表一直在獄中堅持斗爭，抗議非法拘捕。但警察廳當局無視他們的正義要求，壓迫更加嚴重，代表們被迫以絕食來表示抗議。4月初，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同學們都十分難過。鄧穎超、諶志篤等24名同學，當即自愿報名到警察廳去代替被捕的代表受監禁。正義的斗爭，弄得警察廳十分狼狽，只得同意他們與被拘代表見面。這樣，被拘代表與外界溝通了聯系。鄧穎超等加緊開展營救活動。他們組織“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的活動分子和被捕代表的家屬經常去探望、慰問；發動群眾，廣泛宣傳，用社會輿論對反動當局提出譴責，施加壓力；積極準備提出公訴，要求公審；此外，還聘請全國有名的愛國律師劉崇佑先生為被捕代表辯護。

　　雖然進行了不少斗爭，但青島仍然沒有收回，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取消，積極參加愛國運動的一些領導骨干還押在監獄里，所以女師同學決定在5月7日國恥紀念日，再向群眾作一次愛國主義的宣傳演講，同時也為釋放被捕代表制造輿論。學校當局不答應她們停課外出，但同學們意志堅決，并分三路去向市民宣傳。1920年的5月7日，鄧穎超帶領300多名女學生沖出了校門，去參加“五七”國恥紀念大會，但回到學校時，校中已掛出牌示，竟公布將全校200多同學全數開除學籍。經過12天的斗爭，在家長和社會輿論的支持下，迫使學校當局收回成命。

　　在被拘代表同各界代表獄內外共同堅持斗爭下，在全國各地的有力聲援下，7月，反動當局被迫宣布公開審理這個案子。開庭審訊時，被拘代表大義凜然地據理駁斥，痛斥賣國政府的罪行，大講救國的道理，變審判廳為傳播愛國思想的講臺。法庭被迫宣布無罪釋放馬千里、馬駿、周恩來、郭隆真等20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慰問團隆重地迎接被釋代表凱旋。

　　覺悟社的社友又團聚在一起了，經受了這次考驗，大家感到分外親切。1920年8月10日左右，他們召開年會總結一年多來天津愛國運動的經驗、教訓，大家感到運動中涌現出許多團體，但形形色色，思想復雜，“只有把五四運動以后在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聯合起來” 采取共同行動，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改造舊中國。他們決定到北京去請教李大釗。李大釗建議他們邀請北京的一些進步團體，如“少年中國學會”等共同開會座談，研討問題。

　　1920年8月16日，覺悟社、少年中國學會、青年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五個團體在北京陶然亭召開會議。會上先由鄧穎超介紹了覺悟社的組織和一年來的活動情況。周恩來詳細闡述了覺悟社年會上提出的聯合改造的主張。李大釗鼓勵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主義”，以便團結一致進行戰斗。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名為“改造聯合”的組織，通過《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宣布“本聯合各地革新團體，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實行社會改造。” 在《宣言》中提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認今日的人類，必須基于相愛互助的精神，組織一個打破一切界限的聯合??”在《改造聯合約章》中更提出了到民間去，開展宣傳事業，社會實際之調查，平民教育之普及以及農工組織之運動、婦女獨立之促進等具體任務。

　　1920年秋，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等一批社員、同學，為了進一步探索拯民濟世的真理，陸續到法國勤工儉學。他們在歐洲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并且創建旅歐黨組織。留在國內的鄧穎超等幾個社員，則開始走向社會。他們有的一邊工作，一邊根據《約章》的精神，在李大釗領導下，從事勞工、婦女、青年學生運動，到碼頭、工廠、農村開展工作，開始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鄧穎超則到北京師大附小當教員，鄧穎超是這所小學吸收的第一名女教員。她工作中努力勤奮、處事有方，在實踐中為男女平等、開放女禁樹立了一個榜樣。

　　三、投身五四運動對周恩來、鄧穎超產生重大影響

　　積極投身于五四運動的洪流，深化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社會現實及深入群眾開展運動的認識，對于他們個人的人生道路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進一步接觸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

　　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初，鄧穎超認為“大家都還沒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產主義，”只聽說最理想的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寧，蘇俄十月革命成功了；只是“引起了我們的同情和對十月革命的憧憬。”但是通過投身五四運動中，尤其是邀請李大釗作演講，與其他團體加強學習交流，使得他們進一步接觸馬克思主義，成為他們樹立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的重要時期。

　　周恩來、鄧穎超都積極投入到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之中，并成為天津引人注目的學生運動領導人。正如鄧穎超后來這樣回憶：“當時我們這些青年都是愛國的，熱情高漲，不顧一切，為反對政府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為實現中國的改造，流血犧牲，被捕坐牢，以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五四運動開啟了他們革命生涯的序幕。

　　（二）進一步認識到發動民眾力量的重要性

　　在愛國斗爭中他們逐漸認識到，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不能單靠學生請愿上書、罷課示威，更重要的是發動工農勞苦大眾。民眾覺醒了，斗爭才能有出路。周恩來從日本米騷動特別是五四運動的風暴中，深刻感受到工農勞苦大眾是革命的偉大力量，“要根本改造社會，就需要喚醒學生和民眾的覺悟，不能等著腐敗政府來殺戮，我們要把有這樣志愿的人團結起來進行斗爭。”

　　周恩來、鄧穎超和他的年輕戰友們，在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實際斗爭中，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并深入工農群眾的過程中，不斷成長。周恩來總結覺悟社一年來斗爭的經驗教訓時說，今后的救國道路必須是革命青年在“改造的赤旗下聯合起來”，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進一步提出依靠勞工群眾，“要組織起來去切切實實的做點事。” 這種依靠工農群眾改造社會的主張，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思想的萌芽。

　　鄧穎超投入精力致力于五四運動中一個主要內容，即婦女解放運動，提倡“男女平等”、“反對包辦婚姻”，要求“社交公開”、“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大學開女禁”、“各機關開放任用女職員”等。向廣大婦女宣傳“愛國不分男女”、“救國不能后人”，啟發她們的覺悟，提升她們的思想認識，發動她們參與到斗爭中來。覺悟社更是率先打破男女不能共同開展活動的情況，為全國其他學生團體樹立了榜樣。

　　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依靠工農群眾改造社會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之路，周恩來、鄧穎超是這條道路的積極探索者。

　　(三)在革命運動中相識相知

　　鄧穎超與周恩來相識于1919年五四運動的急風暴雨中。熱情活潑的鄧穎超在話劇《木蘭從軍》中的優美形象，吸引了臺下天津學生運動領袖周恩來的注意。在覺悟社的活動中他們逐漸熟識起來。他們互相吸引，共同的革命理想促使兩個人在日后的革命歷程中走到了一起，從此兩人既是忠誠的伴侶，又是革命伙伴。這對革命夫妻攜手走過半個世紀，成為人們傾慕的典范。

　　周恩來、鄧穎超作為先進學生代表投身于五四運動中，為推動運動向前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在五四運動中，他們也在不斷地成長，不僅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確定自己人生發展的方向，同時也在積極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