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跑遍全國重點鋼鐵企業搞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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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是我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根本保證，也是轉變干部作風、改進工作方法、提高執政能力和施政水平的不二選擇。無論是哪個歷史時期，各級各地各部門都極力倡導機關干部走出去、走下去，并且要求聽真聲音、真聽聲音。在這個方面，周恩來給今天的各級領導干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只要有機會和有可能便親自深入第一線，因地制宜地靈活運用科學的調研方法，取得最可靠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正如他在 1962 年 2 月 3 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所重申的：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周恩來輕車簡從、深入基層、實事求是、心系群眾、平等待人的調研作風，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

對重大事故迅速親赴現場查清處理

194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接管城市后不久，北平電車廠意外發生了燒毀 59 輛車的火災事件。周恩來一聽到消息馬上就中止正在進行的會議趕往火災現場處理，當即針對性強地作出“領導必須第一時間趕到重大突發事件現場”的指示。這一指示所立的這個規矩，此后成為北京市乃至全國各部門工作的一項永久性規定，并得到繼承和發揚。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喜訊傳到北平電車廠，工人們欣喜若狂，又恰逢北平解放后首個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廠里決定當晚把電車裝扮成彩車，第二天一早讓市民們共同分享喜悅。工人們熱火朝天地干了起來，一輛輛電車被張貼上彩色宣傳品直到 25日凌晨 1 點才干完。卻不料凌晨兩點，電車廠停車場突發大火，消防隊接警后奮力撲救 4個小時才將大火撲滅。一場大火燒毀了修好的機動車 29 輛、拖車 11 輛、未修好的機動車 13 輛、拖車 6 輛共計 59 輛，并燒毀 104間鋼筋水泥結構的廠房，損失折合當時幣值（舊幣） 兩億多元。經初步調研、查證和分析，斷定為敵特縱火破壞。

事件發生后，火災所在地的外三分局及時向市公安局第三處 （治安處） 作了報告。當時值班的第二副處長賀生高接到報告后，因慮及上午就要參加市公安局主要領導同志的會議，屆時再報告不遲，故未及時按系統向上報告。

上午8點，中央當時負責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召集北平市公安局主要領導同志開會。周恩來也來到東城區弓弦胡同的中央社會部，聽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會治安情況匯報。原來，自 3 月 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北平后，他非常關心北平的公安工作和社會治安，曾向李克農詢問過市公安局的工作情況，李克農因此決定就此問題召集市公安局開會當面向他匯報。市公安局參加匯報會的有局長譚政文、秘書長劉進中、機關黨委書記劉涌和幾個處的正副處長。譚首先匯報了市公安局清理國民黨特務分子和整頓社會治安的情況。周恩來聽了很滿意并就情報保衛工作講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譚又匯報了市局近期工作和下一步打算。李克農讓大家補充發表意見。

在座談中，賀生高匯報了凌晨“電車廠重大火災”的情況。周恩來一聽馬上問：“哪兒的電車廠著火了？南京嗎？”賀答：“北平。這兒的電車廠著火了。”周恩來非常重視地追問：“老譚，怎么回事？”譚事先沒接到報告，一點情況都答不上來，只好問三處第一副處長武創辰。豈料武也一無所知。在場全都不知道。這一來，周恩來很生氣，說：“這個會先不開了。這樣大的事情，誰都不知道！現在就到現場看看去。”他隨即帶領譚政文、劉涌和武創辰趕去現場。到了外三分局，分局長慕豐韻連忙接待。

周恩來不等坐下就問事故經過和現場情況。慕對答如流，他滿意地又問：“你什么時間到的現場？”慕說：“我剛從現場回來。”他又問：“你是夜里去的嗎？”慕答：“沒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周恩來有些氣憤地說：“又是一個官僚主義，你應該夜里就去現場！”并語重心長地說：“小慕啊，前清時，縣太爺聽說哪兒著了火，都親自到現場。我們是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今后，你們公安局的領導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須親自到現場！”慕只好如實解釋說，值班的舊警察按舊規辦事，直到今晨才報告。

周恩來聽完慕匯報后又趕到現場查看情況，臉上的怒氣才漸漸消失。隨行許多人都為慕捏著一把汗。從現場回來后，周恩來心情非常沉重：“損失啊！這是人民的損失，也是新政府的損失啊！”事后，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羅青長對慕說：“若你當時不把情況說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烏紗帽摘掉了！”

此后，周恩來又在譚政文等人陪同下回到李克農的辦公處繼續開會。因受到批評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特別是譚政文幾乎沒吃午飯。

下午會議臨結束時，周恩來作了重要講話。他首先批評了市公安局領導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他說：“發生這么大的事情，領導不到現場，甚至都不知道。”對此又專門作了指示：“北平發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長、處長要去現場調查情況、處理問題。”根據該廠工會負責人和工友的反映，再加上公安局根據現場情況的分析，查出是廠內的特務分子搞破壞制造的。廠內工人義憤填膺，強烈要求查處廠里的特務。市公安局立即將嫌疑重大的焦家駒、董元及廠內兩個中統組織的成員高樹桂、鄂振等全部拘捕偵訊，偵破了這起大火事件。

那天散會回到局里后，市公安局馬上就周恩來的指示進行討論，并作了相應規定：以后再發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有關業務處、分局領導必須親自趕到現場了解情況，指揮工作。這項規定逐步成為很多部門的制度和作風，一直沿用至今。

跑遍全國重點鋼鐵企業搞調研

周恩來日理萬機，但在分管冶金工業期間幾乎跑遍全國所有的重點鋼鐵企業，如鞍鋼、武鋼、包鋼、太鋼、首鋼、重鋼、上海各鋼廠、天津各鋼廠還實地考察了邯鄲、麻城等一大批小鋼鐵廠。他是以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態度，去了解情況、解決問題的。

20 世紀 60 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縮短工業戰線，精減大批職工，充實農業戰線。周恩來首先從我國最大的鋼鐵企業鞍鋼入手，實地考察并和鞍鋼的同志逐廠地算細賬，統一了思想，把鞍鋼 20 萬職工精減到 12 萬人，在全國起了示范作用。周恩來每到基層，總是深入生產第一線，到礦井下、爐臺上、軋機旁，詳細觀察和詢問具體的生產技術情況。

1956年7月，周恩來在上鋼一廠視察時來到職工食堂排隊買飯，和工人一起邊吃邊談。彼此間距離頓消，像朋友一樣拉家常，從而聽到了群眾的心里話。

1957年2月，周恩來視察重鋼時，在平爐爐臺上拿起一些不同的鐵合金，逐一詢問化學成分、物理性能和冶煉過程中的作用。車間負責同志一時答不上來有些緊張。陪同視察的賀龍笑言：你問得那么細，誰答得上來，看你把人家考倒了。周恩來卻親切而嚴肅地說：“不懂就學嘛，要變成內行啊！”他的指示對這位車間負責人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從此狠鉆技術很快成了行家。7 月，他在上鋼一廠二轉爐車間，登上五號行車對駕駛員徐金庚說“徐師傅，我要拜你為師”，并在徐師傅指點下駕駛了行車。

1958 年，周恩來和陳毅在湖北麻城鳳凰窩鋼鐵廠，和職工一起揮舞鐵錘打鐵、鍛鋼。在實踐中他深切體會小鋼鐵廠缺乏技術人員、技術水平低，就指示冶金部調派大批技術人員到各地小鋼鐵廠去，幫助提高技術和產品質量。11 月，他到武鋼視察。登上高爐平臺，手拿風口鏡，仔細觀察了八號風口的情況。當發現并不象爐前工報告的那種顏色時，便親切地對陪同他的一號高爐爐前總技師李鳳恩說：“是不是爐溫低了？”李鳳恩一看，果然如此，立即作了處理。

要與百姓平等相待方能了解實情

在調查中，周恩來堅持既聽喜也聽憂，而且還特別注意“求真”，防止“別人把我們封鎖起來”。在尊重地方同志意見的同時，他常采用突然襲擊的辦法，到那些事先沒安排、沒做過手腳的地方調查，從中發現問題。他說：“你要想摸到真實情況，就不要老圍著別人挑好的地方轉，要多到那些事先未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會看到、聽到最為真實的情況。”他指出：“調查研究不能成災，事前應當有準備，應當寫好提綱；還要自帶糧票，注意節約。”“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他強調，領導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與群眾區別對待和隔離起來，要杜絕那種事先安排、前呼后擁的調研方式。在調查中，他總是輕車簡從，不要迎送，反對戒備森嚴。他曾嚴厲批評過那種把眾人攔住為領導車輛讓路的封建官僚做法。他說，到處設卡，連自己的人民群眾都信不過，還談什么為人民服務。

1958 年至 1961 年，周恩來曾三赴三門峽水利工程現場調研，下到工地向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們了解具體施工情況，并親自主持召開現場會，詳細聽取各方面意見，還與水電部、沿黃晉陜豫三省、黃河水利委員會、三門峽工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商討解決黃河泥沙的問題。由于缺乏經驗，三門峽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后庫區的淤積程度嚴重超出預計。周恩來一面主動承擔責任一面總結教訓，認真謀劃可行的補救方案。在他的主持指導下，批準實施“兩洞四管”的改建方案，挽救了一座接近失敗的水利工程。

調研時周恩來完全把自己融于群眾之中。在工廠、農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隊買飯，與農民同吃一鍋飯，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糧。他經常采用直呼其名的方式主動拉近與談話對象之間的心理距離。當群眾不敢講真話時，他總是從閑聊入手營造輕松和諧的氣氛，因勢利導進行思想溝通和交流。1964 年，周恩來到邯鄲調查紡織女工福利待遇問題，大家誰也不肯講困難。看到大家很拘謹，他便同兩年前見過面的勞動模范李秀芹拉起家常來，從她的婚姻談到她的“菜籃子”、再到她的工資……人們漸漸不再拘束，大家圍繞著福利待遇問題暢所欲言談了許多情況。

輕車簡從在廣東新會蹲點調研 7 天

1958 年 7 月 1日至7 日，周恩來冒著酷暑蒞臨廣東省新會縣 （今江門市新會區） 視察。原來，1958 年 5 月新會縣委第一書記黨向民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作了 《縣的商業工作要成為農業生產的后勤部》 的發言，得到中央領導的好評和重視。毛澤東指示：廣東新會縣商業工作搞得好，可到那里開一次現場會。6 月 8 日至 18 日全國財政貿易工作現場會議在新會召開。6 月 19 日 《人民日報》報道了新會農民周漢華用水稻與高粱雜交培育出水稻優良品種的消息，引起周恩來關注。于是，便有了這次深入新會蹲點 7 天的調研。為能廣泛接觸群眾，了解更多真實情況，他在廣州就對省委提出要求：這次活動要輕車簡從，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擁。因此，隨同到新會的只有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李子元、省公安廳副廳長蘇漢華、佛山地委第二書記杜瑞芝等。

7月1日，周恩來一行抵達新會。縣委安排周恩來住新建招待所，他婉言拒絕說：“我是共產黨員，縣委會有地方，還是住在縣委會吧！這里很好嘛！與同志們住在一起，工作方便。”7 天一直住在縣委書記工作兼休息室，睡的是木板床，坐的是普通木椅，吃的是縣委食堂的普通飯菜。為照顧其生活，省委專門派來廚師但被他謝絕了。食堂炊事員說：“總理啊，我只會做大鍋飯，不會煮小灶呀！”他爽朗笑言：“我就喜歡吃大鍋飯。”還一再叮囑縣委負責人：“我們吃的已經比群眾好多了，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顧，要樸素，不要公家請客。”

7月2日午后前往大澤區五和鄉第二農業合作社視察。出發前，正在新會檢查工作的省、地領導要求陪同下鄉，為此新會縣委安排了兩輛吉普車。周恩來不同意，再次重申要輕車簡從，只能開一輛。縣委負責人解釋說：一輛吉普車坐不下幾個人。周恩來說：“坐不下，人可以再少一點嘛。”縣委只好遵命盡量減少陪同人員的同時叫隨行人員擠著坐。周恩來還叫搬來小板凳放車中間自己坐上去。到官沖視察途中，他遠望山上有一面紅旗 （是當地少先隊員隊日活動用旗），誤以為縣委通知當地干部群眾組織歡迎活動，很不高興地說：“怎么搞的，我說過不要驚動，你們又通知了嗎？”縣委干部如實回答說沒通知。

據周漢華回憶：7月2日那天下午4點，我在實驗田犁田，臨時接到通知：“周總理來了”，我顧不了滿身污泥，就往社委會跑。總理親切地握住我的泥手，問我的名字。我看總理穿的是普普通通的白布襯衫、布鞋，說話和和氣氣，一點架子也沒有，心里熱乎乎的。總理聽完匯報天已不早，我以為總理要離開了，沒想到總理提議到我家去，要看看我們的高粱和水稻雜交試驗，我高興得差點歡呼起來。一路上總理問我家庭情況，文化程度……看了我們小組試驗田，我說 1956年開始搞實驗，沒有成功。去年終于成功了，現在已經是第三代了。總理笑了：“既然高粱做父本和水稻雜交，為什么不可以高粱作母本和水稻雜交試一試。如果做到一穗一千粒，一顆一斤，如果你到北京來，有一顆就夠我請你吃一頓飯了。”接著又察看了周漢華培育實驗的海島棉和劍麻。年已六旬的他與20 歲的農民專家邊問邊答，時而站著，時而蹲下，時而彎腰，他拿著試驗田水稻端詳良久，還細心地盤數株數、實驗品種、特性、培育期。天越來越暗了，他堅持看完柑、桔、橙等試驗果園后才動身回村，又上周漢華家閣樓察看搞的雜交水稻標本。月光下的農家曬谷場上，周漢華搬出一個靠背竹椅請總理坐，總理卻將它推讓給周漢華坐，自己只坐在一張四腳小板凳上，還說：“你長年蹲田頭，太辛苦。”兩人就這樣促膝談心。左鄰右舍的村民打著赤腳也圍坐在周圍。當時，周漢華說經費困難，沒有水稻試驗的必要工具和儀器。周總理馬上請秘書把帶來的一盞空氣電池燈拿來說：“我把這盞空氣電池燈送給你。這盞燈可以用 8 個月。”接著，手把手地教周漢華怎么使用。見周漢華科研需看時間，周總理脫下自己的手表贈予。鄉親們圍在總理身邊一直聊到晚上 9 點多。直到有人催促，未吃晚飯的周總理才乘車返回縣城。這就是周恩來的作風，盡量為他人著想，決不擺什么架子。

7 月 3 日中午，周恩來途中在周郡吃午飯。干部群眾為表達對周總理的敬意準備了一些地方小食。開飯時他看到飯桌上擺放著鵝、魚、豬肝就笑問：“我看見你們這里種了豆子、番薯，怎么不拿來給我們做菜？”社干部回答說：“這都是本地特產，我們并不敢搞多少菜。”周恩來接著又問：“像這樣的菜，你們的社員一年能吃多少頓？”社干部說：“社員逢年過節也是這樣吃的。”周恩來笑著說：“請我們吃得這樣好，你們不怕社員貼大字報？你們不怕，我是怕的！”吃完飯他對省里的干部說：“這餐飯的費用，不能讓社和縣負擔，就由省里出吧。”

7月 4 日，周恩來前往官沖調研。由于電船動力不大，需航行數小時。周恩來一行在船上共進午餐，十分節儉，只有饅頭、油炸花生米、咸菜等。臨別時，當地漁民送給他一條大鯉魚，他再三致謝卻不肯收下。漁民把鯉魚偷偷放在他乘坐的電船上，他發現后如數付了錢。在結束視察時他在干部會議上再次說：“下次來，你們可不要這樣招待我了。這樣招待，我就不敢來了。”

在群眾面前，周恩來沒有絲毫官氣。他一到新會就囑咐地方負責人：“不要使我同群眾有距離。”每到一處都十分注意與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在勞動大學，他親自動手用牙簽把切好的菠蘿插好，先送給身邊的學員品嘗。在五和農場，他與干部職工在農場門口大樹底下談生產談計劃，還親手捧杯為農場技術員敬茶；在參觀葵廠時，他拿起葵扇給正在烙畫的青年工人扇風取涼。臨別時走到送行工人的后排與老工人握手話別。此情此景令在場工人深受感動。他視察周郡時，群眾都想親眼看看他。負責保衛工作的干部正為是否讓群眾進去為難時，他高興地說：“不要緊，我們相信群眾，讓他們進來吧！”霎時，百余名群眾爭先恐后擠入會場。他十分關心農民生活，詢問一個勞動日值多少錢，社員全年收入有多少，公共食堂一天做幾頓飯等。在參觀廢舊物資利用展覽會時他問：“怎么沒有群眾？”聽管理人員回答說因下班休息時間后仍心存疑問，不夠滿意。走出展覽會，看見有人叫過往群眾不要停留觀看，他一再聲言不要影響他與群眾接觸。他在人民會堂作形勢報告時，門外的群眾紛紛朝里探頭，有的人干脆進去。工作人員怕影響他作報告把門關上。他見狀笑著對縣委書記說：“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眾隔開來？”于是會場的門全打開，門外的群眾興高采烈進去了。他作完報告走出會場，同等候在外面廣場和街上的廣大群眾見面。

在新會 7 天調研中，周總理深入到工廠、田間、學校、供銷社、衛生站等，同工人、農民、基層干部、科技人員、歸僑、僑眷、學校師生、醫務人員、城鎮居民等廣泛接觸，促膝談心，殷切關心和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工作、生產、學習等情況，就工農業生產、文教衛生、金融貿易、城鎮建設、群眾生活、僑務工作等問題廣泛深入調查研究。跟隨采訪的記者鄧國庠把現場的所見所聞不管是否重要全部記錄下來。誰知一開始走訪圭峰山，周恩來見記者有聞必記、站著走著都記就幾次擺手輕聲說：“不要記，不要記。”因他不讓攝影記者拍照，故未能留下他視察圭峰山的照片。臨別時他對跟隨采訪的新華社廣東分社副社長說：“未經我同意，是不能報道的。”后經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出面請求，周恩來才同意在廣東 3 家地方報紙發表約2000 字的綜合報道，新華社則未向全國播發消息。

調研務求實效：帶頭捐資助修群眾浴室1959 年 1 月 5 日，周恩來參加完外事活動后，從上海到廣東從化療養院看望因病休養的鄧穎超。在從化的幾天，他一點都沒閑著，滿腔熱忱地深入到鄉村和學校等基層進行考察調研，了解社情民生。

有一天，周恩來一行在溫泉邊散步的時候，見到工作人員正艱難蹬著載有一疊毛氈的三輪車，連忙走過去幫忙，后來干脆騎上這輛三輪車幫助送毛氈。車子一騎起來他很開心，而他身旁的鄧穎超和保健醫生卻替他捏著一把汗，謹慎地跟隨著并不時用手帶著車。這個過程，在場的工作人員拍攝數張留作資料。這輛三輪車也留存至今保管較完好，車身為墨綠色，款式十分特別，載貨位置在前面，后面才是三輪車蹬車的座位。

周恩來到從化之后，在四處走訪調查之余，仍不忘同溫泉館的員工一起勞動或促膝談心，這令賓館許多老員工記憶猶新。一位老員工回憶起周恩來到溫泉休假的情景時感慨地說：與其說總理是來休假的，不如說是來關心群眾的，他在短短十天的休假期間竟沒有一天好好休息，先后訪問了從化的農村、商店、學校、幼兒園和許多社隊干部，所到之處都把老百姓的冷暖掛在心上。

的確，周恩來對廣大群眾的關愛細致入微、無處不在。譬如，1959 年 1 月 11 日下午，周恩來冒著寒風步行走過碧浪橋去了溫泉村，首先視察了村里的小學和幼兒園，還健步到了保健站等單位察訪。周恩來在村上逗留了 3 個多小時，每到一處不是問寒問暖，就是同大隊干部一起商討改善農村條件事宜。他曾 3 次叮囑村干部一定要關心村民健康，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當周恩來了解到溫泉村民和幼兒園孩子守著溫泉難洗上溫泉澡、不少社員還經常到流溪河里洗澡時，當場叮囑身邊人員一定

要想辦法給溫泉村建一個公用洗澡房，還馬上帶頭并倡議凡到溫泉休養的同志及溫泉機關里的同志們都捐點資，幫助修建澡堂。之后不久，在廣東省有關部門的重視下，在溫泉村建起了一座面積達 150 多平方米的公用浴室。溫泉村民從此告別了守著溫泉洗不上溫泉澡的窘境。

早在 1943 年 3 月18 日，周恩來就制訂了 《我的修養要則》，其中第六條內容是這樣的：“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并幫助他們。”周恩來親自蹬三輪車幫服務員送毛氈、幫助群眾建浴室，正是這條要則的生動體現。

走村串戶專題調研農村工作

自 1958 年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高指標和“共產風”盛行，經濟失衡、市場緊張等問題不斷暴露出來，加之許多地區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到 60 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出現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同時，一些地方干部作風也存在嚴重問題。對此，中央領導一致意識到，原來的許多認識并不符合客觀實際，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現實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這樣的背景下，毛澤61 年 1 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希望 1961 年成為一個調查年，號召大家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實事求是，盡快扭轉經濟困難局面。隨即，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率先垂范、各級領導廣泛興起調研之風。經過周密而又系統的調查研究，制訂出一系列具體的工作條例。1961 年，堪稱調查研究之年。

為摸清農業情況并制訂“農業六十條”，中央領導于 1961 年春季紛紛動身分赴各地調查。4 月 28 日至 5月 14 日，周恩來奔赴河北省邯鄲地區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并且具體到武安縣伯延公社就公共食堂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

周恩來在下基層調研之前，就深刻認識到毛澤東發動大家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對于付之行動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3 月 19 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南和華北小組上發言說：“這些年對許多問題所以不摸底，不落實，最根本的一個毛病就是沒有依照毛主席的要求，深入廠礦農村，進行系統調查、典型試驗、反復研究、認真核實，便輕率從事，這就不可能做到‘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了。要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必須從深入下層、深入群眾、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入手。”怎樣開展調查研究呢？他做了精辟的分析回答：“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下去調查，要敢于正視困難，解決困難。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共產黨人就是為了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茍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我們下去調查要堅守毛澤東的三條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組織原則，也是工作原則。智慧是從群眾中來的，但對群眾的意見，領導方面還要加工，然后回到群眾中去考驗，在這基礎上再加工。脫離我們的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尾巴主義，隨著群眾跑，就會放棄黨的領導。目前的毛病，還是我們發號施令太多，走群眾路線太少。”

4 月底至 5 月初，周恩來先來到河北邯鄲，聽取了河北省委負責人的匯報。隨后，5月 3 日至 8 日，到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進行了走訪調查。武安縣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是八路軍晉冀魯豫軍區所在地，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當地群眾為支援八路軍、打擊日本侵略者做出過重大貢獻。在武安縣伯延公社，周恩來不辭辛勞走村串戶，走訪了幾十戶貧下中農家庭，了解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視察生產隊的集體食堂，查看社員伙食，并與群眾同吃玉米面糊，還到公社商店了解了商品價格。就當時農村中群眾最關心的食堂、糧食、供給制若干問題，通過個別談話、召開社隊干部、社員代表、農技人員等參加的座談會等形式進行深入了解。周恩來找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干部群眾座談。當時，社員群眾最關心食堂問題，但都不敢說食堂不好。

1961 年四五月間，周恩來到河北武安縣走村串戶深入調研“三農”問題。一點都不端架子，平易近人地問長問短拉家常，就真實反映了食堂存在的問題及一些干部的作風問題，直率地說出心里話：“這兩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說：“如果再這樣下去兩年，連你也會沒有吃的。”周恩來聽后意識到了農村問題的嚴重性并追問：“為什么這樣說呢？”張二廷直言道：“因為我們當然首先要顧自己，你們征購不到，還不是沒有吃的？”這番話頓時在周恩來心中擊起了層層波瀾，引起了重視和沉思，正如 20 多天后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所說：“這句話對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動。這是我在調查中所聽到的最生動的一句話。”在場的地委干部未料到張二廷貿然說出這些話來，立即有些尷尬地過來“打圓場”說：“這個人是個落后分子。”周恩來卻說：“這樣看不對，這個社員說的是真理，一個農民把我們看作他自己的人才會說這樣的話，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周恩來對張二廷的諫言十分贊賞，主動與他交朋友。會后即去家里看望他并促膝交談。

面對和藹可親的周總理他將伯延公社遭受的災情和公共食堂等一一如實講出。周恩來一字不漏地聽著，了解到了許多難得的一線實情。臨別時，他依依不舍地希望周恩來以后還能常來伯延走一走。周恩來表示：有機會一定還要來的，如果自己來不了，也一定會派人來。周恩來沒有失信，直到“文革”前每年派人到伯延調查并代表他看望這位敢說真話的農民朋友。周恩來在伯延公社調查時，看到革命老區群眾的貧困狀況：除了樹葉、咸菜、野菜外就沒東西了，硬是沒存糧。他特感痛心內疚。他還發現，社員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購糧食，害怕擠掉自己的自留地，并懇切要求他當場保證“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頂口糧指標了”。他當著地委、縣委、社委的同志說：“我可以保證。”

通過對伯延公社的詳細調查及多方深入了解，周恩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他發現 1960 年秋自己主持起草制定、11 月發出的 《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即“十二條”） 和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草案）》 （即“六十條”）中關于開辦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給制的規定，并不符合農村實際情況，是廣大農村干部和群眾意見較集中、反應較強烈的兩個問題。5月 7 日凌晨，他如實將調查情況打電話向正在上海的毛澤東做了匯報。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意見十分重視，連夜將其批轉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與此同時，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彭真、胡喬木等也從各地向毛澤東寄去調查報告且所反映的問題與周恩來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幾乎是相同的，他們普遍不贊成辦食堂，不贊成在分配上實行供給制。在此基礎上，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修改原條例而形成了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給制；二是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愿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這樣，黨中央和國務院在農村政策上改變了前期的做法，滿足農村群眾的要求，解決食堂問題，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繼農業之后，1961 年下半年，中央領導將調研和調整工作的重點轉到工業上。為解決工業生產出現的嚴重問題，扭轉東北以至全國的工業生產狀況，周恩來分赴東北和華東兩地調研工業情況。2 月下旬先到沈陽調研，聽取中共中央東北局匯報煤炭工業生產等情況。回京后又找國務院各相關工業部門的負責人了解工業和交通狀況。7 月中下旬他到上海就鋼鐵工業等問題調查。他提出：上海生產有潛力，有條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決時，中央可以幫助。他還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國防工業和尖端科學技術的規劃上，在調研基礎上 8 月 12 日提出了中國原子能工業的發展要求：科學研究、尖端技術，要循序而進，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礎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驟和秩序。在他的提議下，中央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加強對國防工業的統一領導。通過了“工業七十條”。會后下發試行，對整頓工業企業，恢復和建立正常生產秩序，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起了重要作用。調查力倡實事求是，要有科學態度1963 年 5 月 1 日，周恩來得悉我國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萬噸貨輪“躍進號”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沒，當即指示海軍迅速派軍艦前往營救。當時還不清楚沉沒原因，外電議論紛紛，被救回來的船員也眾說不一。他決定先查明情況再作處理，指示新華社待情況弄清后再發表正式聲明，并立即成立專門小組調查此事。他先后 4 次主持召開專家、船員會議，向事件親歷者、專家、技術人員和有關負責人反復調查了解情況。待調查小組很快向周恩來提交 《關于調查“躍進號”貨輪遇難事件的報告》 并提出“‘躍進號’沉沒極大可能是觸礁” 出人意料的觀點之后，周恩來認為報告分析得有道理，但仍謹慎地認為：“最后判明，須到現場進行海中調查。”并決定親赴一線指揮調查。

12 日，周恩來迅速飛抵調查事件的上海前線指揮所。剛下飛機，前來迎接的地方和軍隊負責人就關切地說：“總理，您為什么非要親自來？我們都準備好了，只要您來個電話，我們就可以出航！”周恩來卻用凌厲的語氣說：“這樣大的事，我能不來？”出了機場他立即主持召開情況匯報會。在聽取東海艦隊和上海海難救助打撈局關于出海調查準備工作匯報后指出：“我們在調查‘躍進號’沉沒的原因時，一定要實事求是，要有科學態度。”當海軍負責人匯報出海艦隊編隊的領導干部組成情況時，周恩來突然問：“怎么都是艦隊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艦隊司令、政治委員呢？”得到的回答是“一把手”沒有被列入。他再次語氣剛硬地強調說：“‘躍進號’沉沒事件，已成了國際事件了。對于這樣的大事，我當總理的要抓；你們這些當司令員、當政治委員的，也要親臨第一線，不能只交給第二把手、第三把手！”

周恩來還一錘定音地當即作出規定：“對于重大問題，主要領導干部不但要親臨第一線，還要善于抓住帶有關鍵性的問題不放，一抓到底！這要成為一條規矩。”他緊抓調查活動中的每個重要細節，一一督察。調查“躍進號”沉沒的原因，深海潛水探測取樣是個重要環節。他很關心潛水員的安全問題并親自到加壓試驗現場檢查潛水員的準備情況，他問隨行負責人：“‘躍進號’裝了那么多玉米，船沉后船艙已破，玉米會流出來，鯊魚肯定要去吃，潛水員的安全怎么辦？”幾位負責人沒想到總理會想得這么細，慚愧地承認“沒有考慮到”。他嚴肅地說：“這么大的事，你們怎么能不考慮呢？”他來后連續用“這么大的事”來強調關鍵環節和細節問題，這種細密和高度責任心給現場的每個人很大的教育。為確保出海工作萬無一失，他翌日還親往吳淞口，登上艦艇一一檢查出海艦只的準備情況。后經進一步調查發現，原因有可能是：“躍進號”出航前班子組建倉促，試航訓練時間很短，對航線、海域、暗流等情況不熟悉。

為進一步摸清事實真相，取得物證，周恩來決定派人出海現場調查。出海編隊克服重重困難，經過幾天周密的現場潛水調查，拍下現場有關照片，取回航海日志和其他實物，以確鑿的物證證明“躍進號”是偏離航向觸礁沉沒的。新華社隨即發表聲明，平息了外國的猜測和議論，外電轉而贊揚中國的務實態度。

后來，海軍領導機關在一篇名為 《海軍戰士傾四海之水寫不盡周總理的豐功偉績》的文章中這樣說道：周總理以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反復認真地檢查各項準備工作，從出海力量的配備到指揮干部的調整，從通信聯絡、水下作業到后勤保障，每一個細小環節都不放過，保證了這次調查任務的勝利完成……

至此，引人注目的“躍進”號貨輪沉沒事件真相，終于大白于天下。這一結論，也印證了周恩來發現的深層問題—— — 領導機關官僚主義嚴重。懸在許多人心中的疑團總算是解開了，然而，事件本身留給人們的思索卻太多了。這時，周恩來善于抓住事件，進一步教育干部。正如他 5 月 8 日在致毛澤東等人的信中所說的：“‘躍進’號遇難事件，取得教訓極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門的嚴重官僚主義……”“躍進”號遇難事件使他對進一步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又有了更深的思考。當月，他在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作 《反對官僚主義》 的報告時明確指出：“官僚主義是領導機關最容易犯的一種政治病癥。”“我們絕不能容許官僚主義再繼續發展下去。”為此，他告訴中央各系統的干部：“首長帶頭，大家動手，同心協力，保證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風氣。”

赴導彈試驗基地調研探究得很全面

1966 年 6 月 30 日下午，周恩來赴位于甘肅省的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調研。在通往基地的車上剛落座就看見窗外不遠處有幾棵迎風挺立的沙棗樹，便興致勃勃下車去看。在樹旁他問當地陪同干部李福澤：“這是種的什么樹？”李答：“我們都叫它沙棗樹，也叫桂花柳。”他又問：“為何叫這個名字呢？”

李答：“它常年生長在沙漠地區且結橢圓形果實，顏色有些栗褐色，形似內地的小棗。樹的葉子有點像柳樹葉，葉兩面都有銀白色鱗片。它夏季開銀白色花，有點芳香。生長在沙漠地區可作水土保持、防沙造林的樹種。”他還問：“這種樹在戈壁灘上是怎么種活的呢？”基地政委栗在山馬上答：“靠澆地下水。這種樹長在沙漠地區較耐旱。三年自然災害時它助我們渡過了難關。我們采集沙棗磨成面，連同樹葉作為代食品。”他滿意地說：“這好哇！看來人是可以改造自然的，人也是可以戰勝自然的！”

酷暑炎熱下周恩來還把外國友人贈送的西瓜、芒果等拿出送大家品嘗。當透過車窗看見鐵路旁有位戰士頭頂烈日汗流滿面維護路基時立即要求停車，請工作人員下車送去一個西瓜。當戰士得知是周總理送他的時激動得熱淚盈眶并向車上招手敬禮。

在車上，周恩來關切地詢問基地領導同志：你們這里的生活怎么樣？土質怎么樣？水怎么樣？部隊搞生產了嗎？家屬生活如何？問得很細。在得到相應回答后他意味深長地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自力更生。從事尖端科學研究事業是這樣，你們生產生活也應是這樣。要會搞導彈試驗，也要會打仗，會生產。大家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搞社會主義就是要艱苦奮斗！”

到達基地辦公生活區后，周恩來忙著聽取了栗在山、基地副司令員張貽祥等人的具體匯報，同楊成武談了話。視察了基地的地對地導彈發射陣地、觀看了將于 10 月份進行的導彈核武器試驗用的改進型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的發射合練，并來到地空導彈試驗場區觀看了紅旗 2 號地空導彈實彈打靶。當看到導彈準確命中目標后他祝賀說：“你們要繼續努力，加快科學試驗速度，要搶時間。”晚上回到招待所，周恩來把招待所準備的嶄新被褥疊起來，從他帶來的一個舊皮箱中拿出一床褪了色、有些破舊的薄被子和一條軍用毛毯，穿上已多年的拖鞋和領子上打了補丁的睡衣。服務員發現后說：“總理，請您還是用新被褥吧。”他微笑著說：“小同志，我習慣鋪蓋這些了。新被褥是人民的財產，是招待客人用的，我們應該愛護啊！”7 月 1 日上午，周恩來由楊成武和李福澤陪同乘直升機視察了基地場區北部的試驗設施布局和烏蘇木、建國營、居延海一帶設防地區的地形，察看了蘭州軍區的防務工事。他一邊細致察訪、深入思考一邊提出建議說：“你們這個地區很有前途，開發這個地區不僅有國防意義，還有重大經濟意義，還可以為社會主義建設增加財富，減輕國家負擔。”又說：“你們基地和施工部隊有勞動力，要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開發黑河流域，這里是大有作為的。”下午返京前他還同基地的干部戰士、科技人員、職工家屬、學生兒童和在基地場區執行施工任務的部隊代表見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