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風范應猶在

　　2017年10月的紹興，天已露涼意，卻多少留有夏末時節的余溫，秋荷情深，桂花意濃。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一間會議室里，正在舉行學校與紹興市名人故居管理處共建大學生思政課實踐教學基地的簽約儀式。

　　活動規模不大，卻因為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擔任秘書長達37年之久的趙煒老人的到來而顯得不同尋常。

　　提起趙煒，人們總會想到首都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想到周總理和鄧穎超大姐，長期在他們身邊的耳濡目染，老人家身上已有了那么多在領導人身邊工作和生活的風范。這不，精神矍鑠,說起話來中氣十足、穿著素裝的趙煒老人剛進會議室坐下幾分鐘，就直言：“天氣不熱，就不開空調了吧。”話語中透著一種東北人性格中的直率和豪爽。

　　在會上講話時，老人一再說越秀的辦學條件這么好，更要注意節儉才是。由此她說起了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大姐儉樸生活的點點滴滴。周恩來、鄧穎超兩人的工資加起來有700多塊錢，當年應該是算高工資。但他們吃住都是很簡樸的、很嚴格的，通常是一葷一素一個湯，不許隨便給加菜、加飯的，去世時把留下的錢全部都交了黨費，兩個人去世后共用的是一個骨灰盒。

　　1955年，23歲的趙煒從部隊轉業來到了西花廳周總理辦公室財經組工作，此后長期工作在兩位國家領導人身邊。生活在西花廳這個具有中國古典風貌院落里，身心浸潤著充滿海棠花味的氣息之中，周總理和鄧大姐給了趙煒莫大的信任，也使兩家相處如同“一家”。趙煒曾多次在一些場合向人說道，自己是在總理的祝福聲中與丈夫在這里喜結良緣；在總理和鄧大姐的關懷說服下，趙煒的兒女出生。鄧穎超還為趙煒的女兒起了兩個名字，大名趙琦，小名叫作小七。1976年前那個寒冷的1月，周總理臨終時拉著她的手說:“今天要握握手。你一定要照顧好鄧大姐。”1992年7月，她又像女兒對母親一樣，服侍鄧大姐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鄧穎超臨終時要求安樂死，將自己的后事全都委托趙煒打理。鄧穎超1992年逝世后，趙煒雖然人離開了西花廳，但特殊的身份和經歷使得總理一家人的精神內涵和形象，自然地體現在趙煒老人的行事風格上。

　　此次應邀而來，趙煒老人向紹興名人故居管理處捐贈了自己已珍藏幾十年的厚禮——一張有周總理在上世紀60年代親自點畫過的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的酒會分區圖。只見老人家從皮包里取出層層包裹的牛皮紙口袋,用手輕輕地剝開封口,輕輕取出一張有些發黃的畫著圖的紙，將其展開在胸前,對在場的人說：“這是在我身邊保存下來的最后一份總理遺物了。紹興是周總理的祖居地，但是展覽館所展出的文物，與我捐出來的在天津，淮安的文物比起來，不多。所以我早有打算留給紹興，以表達我對總理故鄉紹興的深厚情誼。這回送來了，也算完成了我的一個心愿。”

　　老人家還解釋道：“當時舉行國宴，不像現在分桌，而是按方位分區安排,中央領導要分開陪客，究竟誰坐哪個位置這些細微之事，總理都是要親自畫圖簽字確定的。”

　　半個小時的簽字揭牌儀式結束，眾人移步到新圖書館，趙煒要追尋歲月的痕跡，向越秀的同學們講述周恩來總理夫婦真實的生活故事。熟悉趙煒的人都知道。老人家雖然已經86歲了,但是身上還擔著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顧問的角色，所以只要有與總理一家有關的活動,她都會不顧自己年事已高，宣講周恩來和鄧穎超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和精神風范。

　　在寬敞明亮的新圖書館報告廳里，趙煒老人讓工作人員關掉一些燈，待室內暗了下來后，她說：“我一生追求的是艱苦樸素，在嚴以律己的同時，甘愿為社會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這也是從周恩來總理、鄧穎超大姐身上學來的。他們作為國家領導人，其高尚的道德品質和言傳身教，使我受益終生。如今我雖然年紀大了,但是也必須要學習,與時俱進。現在習總書記特別強調要守紀律、講規矩，所以我在這里與同學們交流的,就是自己所親歷的周總理、鄧穎超大姐懂規矩，守紀律的故事。”

　　老人家說起話來那么底氣十足，擲地有聲。其言談舉止，行事風格，總在向人們宣揚一種體現時代精神的思想，同時也在身體力行地傳遞體現偉人風范的信息：

　　“1964年我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我們辦公室基本已經忙了好長時間，但是像這種事情，總理要求嚴格保密，他自己也做到了不對任何人說，就連同是國家領導人的妻子鄧大姐都不知道。總理去世以后，很多人和鄧大姐回憶當年往事，鄧大姐說原子彈爆炸之前她一點都不知道，大家都很奇怪，說大姐你怎么能不知道？鄧大姐說，你們不要以為恩來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有些事情不該我知道的他絕不告訴我，不應該我問的我也從來不問。”

　　“鄧大姐還跟我講過，1925年，她與恩來在廣東秘密結婚，‘此時他已加入了共產黨，我也加入了共青團，但彼此都嚴格遵守黨的秘密，沒有通報。’還有一次，我同鄧大姐一起看《南昌起義》的電視劇，其中一情節是起義前一夜，鄧穎超將周恩來送下樓去，又往兜里裝照片，情意綿綿。鄧穎超看罷立即跟我說，‘哪有這么回事，當年恩來吃完飯自己拿著東西就走了，只告訴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時間回來，我一概不知，也不問，這是紀律。起義后，國民黨報紙紛紛刊載了這一消息，我是看了報紙后，才知道發生起義的事了。’”

　　趙煒還向同學們介紹說，周總理的原則性非常強，他的辦公室，就連妻子鄧穎超也不能隨便進出的。周總理在辦公室打電話時，除非他允許，任何人不得在現場。“通常我們看到他接電話或者要打電話，都先主動退到辦公室對面的衛士值班室去。但有時周總理會在打電話時擺擺手，這是不用出去的意思，有些事需要我們去辦。周總理對秘書打電話也有嚴格要求，他從不許秘書在衛士值班室打電話談他交辦的工作，而是要求我們一定回自己辦公室去處理。”

　　趙煒傾情講了許多總理與鄧大姐鮮為人知的嚴守保密原則的實例之后，面對學生們有些不解的疑問，如為什么對相濡以沫的妻子，總理也要這樣做？她的結論是，人生養成的習慣最重要，長期的習慣會形成生活中彼此能接受的自然。在那特殊的年代做地下工作，保密是關系到黨的命運的大事，由于總理多年從事白區工作的經歷養成了他的嚴守秘密的習慣。因為周總理、鄧大姐在解放前，長征以前，在上海搞地下黨，總理是領導人，鄧大姐也在那里工作，等到長征以后，他們又回到重慶，也是在那種“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他們幾十年養成了這樣的習慣。

　　一席坦率而真誠的話語，內含著一位八旬老人對偉人的深深情感與敬意，雖然沒有豪言壯語，那滿滿的做人要懂規矩和守紀律的正能量，卻潤物無聲般地浸入到學生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