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德國戰俘同舟赴法國

　　（本文系《紅色起點——南昌起義全記錄》節選，作者：易宇 祥林 徐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0年11月7日，一艘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將要駛離上海港。那時的人們都不知道，它將載運一個后來會名揚世界的乘客去歐洲，他的名字就是周恩來。

　　這艘船停泊在黃浦江上各式各樣的外國商船、兵艦之中，船尾的法蘭西國旗淹沒在五花八門的萬國旗中，在海風中有氣無力地擺動著。在那個時候，從中國開往歐洲的船只比往時多。

　　當水手們裝好了煤和淡水，升起了火準備起錨出海時，常可以看到一隊隊穿著除去了軍銜的舊軍服的德國士兵魚貫從舷梯走上甲板。這些金發碧眼的條頓武士們默然無語，失去了往日的威風和優越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是戰敗國，根據《巴黎和會》的規定，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被戰勝者英、法、美、日等國瓜分；中國雖然也是名義上的戰勝國，但德國戰前霸占中國的膠州灣并沒有歸還給中國，而是由日本接收。

　　自然，原本在青島等地養尊處優的德國佬以及被扣中國作為戰俘的那些日耳曼武士只能卷鋪蓋回鄉了。作為戰勝國的法國。出資租船運送這些德國人返程。

　　待這些戰俘安置就緒之后，往往從碼頭的另一側又打開入口，立時涌進一群穿著各色衣服的乘客。那些深諳經濟效益的船長叼著煙袋，捻著紅黃相間的濃密胡須，居高臨下地俯視著有些踉踉蹌蹌的乘客，瞇起眼睛，露出一絲笑意。他們順便運一些并非戰俘的旅客到歐洲去，又可以多賺一筆錢。空著的艙位總不能自白地浪費，有錢不賺就連上帝也不會原諒。此次從上海啟航的“波爾多斯”號是一艘具有十層艙位的兩萬噸級巨型郵輪，從上海港到法國南部的馬賽港，需要用36天的行程。

　　周恩來坐在船頭的甲板上，沐浴著海風。他的艙位是在郵輪最底層的大統艙內，同行的人因經受不住海浪的起伏顛簸，早早地回去休息了。

　　算起來，周恩來還是天津南開大學的第一批學生。南開大學原本是南開學校的大學部，在1919年暑假開學后改名為南開大學的，而周恩來恰巧在這個學部的文科學習。

　　但此刻他已經不是南開大學的學生了。因為參加愛國學生運動，他曾被捕入獄，按當時南開大學學籍的管理規定，他已失去南開學籍。學校的創辦人嚴修為失去這樣一位資質俱佳的弟子感到惋惜，便出資500元送周恩來出洋留學，希望他日后有所成就。

　　周恩來生于南北水陸交通的要沖——江蘇淮安，淮安古時曾出過項羽、韓信，是人杰地靈之所。周恩來幼名大鸞，從小過繼給叔父，為生母萬氏、嗣母陳氏和乳母江氏所共同養育長大，故有“三母育大鸞”之說。

　　周恩來此次并非是第一次出洋，他以前曾被官派到日本留學，逐漸接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理論和河上肇等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

　　周恩來到了法國，但并沒有在法國長久停留，而是乘船渡過英吉利海峽到倫敦，考察了英國的工人運動；他打算到英國蘇格蘭的愛丁堡上學，但在英國生活費比法國貴得多，所以他又回到了法國。在巴黎，經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的北京大學哲學講師張申府及其妻子劉清揚的介紹，周恩來加入了巴黎的共產主義小組。

　　法國一時成了中國進步青年聚集的中心。

　　巴黎以南的盧瓦雷省有個叫蒙達尼的小鎮，鎮上有座蒙達尼公學和蒙達尼女校。這里有蔡和森、李富春、李維漢、王若飛、向警予、蔡暢等140名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

　　由于德國生活費比法國更低廉，1922年3月，周恩來移居德國。在西歐，他進一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于當年發表了《評胡適的(努力))一文，就當時國內的局勢提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極堅強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

　　應該說，早期赴國外探求革命真理的先驅者主要關心的是政治，留意于軍事的人很少。像周恩來這樣注重軍事并有意于在中國建立新式軍隊者，更是鳳毛麟角。而且周恩來又是一個典型的實干家，不像一些抽象地研究理論的人那樣空論。

　　歷史的選擇，就這樣決定了周恩來會成為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最初奠基者。

　　想以革命軍來打倒軍閥，這是因為中國近代的政治是典型的軍閥政治。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和隨之成立中華民國后，神州大地上出現了一派持續混戰的局面，國事日非。人民生活比清政府統治時更苦。打倒了一個姓愛新覺羅的滿族皇帝，中華大地上出現了無數個割據一方的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即帝國主義支持的封建軍閥。

　　近代中國的軍閥政治，始自曾國藩。太平天國農民造反，天下大亂,清王朝的經制軍隊即“吃皇糧”的八旗和綠林兵腐朽不堪戰。在此情況下，滿清統治者只好“放權”，讓地方豪紳自己興辦團練，進而建立自籌薪餉的軍隊。于是曾國藩創建湘軍，李鴻章創建淮軍，左宗棠建立左系湘軍……這些私人軍隊雖然把“長毛亂黨”鎮壓了下去，可是清，政府卻自此也被架空，國家的軍事大權落到軍閥們手中。這些手握兵權的大員還不同于古代那些權臣，背后有外國勢力的支持，皇族們輕易動他們不得。曾、左、李相繼病死后，他們的徒子徒孫們卻仍手握重兵，尤其是那個袁世凱控制由淮軍發展演變成的“北洋六鎮”雄兵，是全國最大的軍事實力派。“鎮”是清王朝仿照西洋人的新式練兵法和日本的“師團”而編成的單位，相當于現在軍隊的“師”。清末在全國準備編練新軍36鎮，每鎮下設步、馬、炮、工程、輜重等兵種。然而清王朝到了末年，已是百孔千瘡，腐敗透頂，豈是編練幾鎮新軍可以支撐的?物必自腐，而后蟲蛀之。

　　清皇室直到倒臺的時候，新軍也只練成14鎮，兵力約20萬人。花費了無數國幣帑銀練成的14鎮新軍，不僅沒能支撐住愛新覺羅氏的江山社稷，反倒成了軍閥們擁兵自重的資本。在這些新軍中位于北京附近的有6鎮，稱為“北洋六鎮”，乃是拱衛京師的精兵，可稱是操居中馭外之勢。清朝末代皇帝溥儀3歲登基時，他的父親攝政王載灃就看出袁世凱兵權太重且居心叵測，想殺之而奪其軍。然而朝中大臣皆言如此必起兵變，而且駐京使館的洋大人又出面干涉，結果保住袁世凱一命。此后袁世凱雖被趕回河南老家，卻仍然遙控其6鎮軍隊。

　　辛亥革命以1911年10月10目的武昌起義而爆發后，清政府指揮不動北洋軍，只好再請袁世凱出山。而袁某人卻以這“北洋六鎮”精兵為籌碼，內逼清帝遜位，外迫孫中山交權。孫中山在取得袁世凱建立共和的允諾之后，遂辭去臨時總統而讓權。

　　袁世凱竊得國家權柄之后，食言而肥，欲登基自立為帝，建中華帝國，定國號為洪憲，惹得普天之下人神共憤。1916年末，蔡鍔、孫中山起而護國，南方數省宣布自治，繼而起兵伐之。袁世凱眾叛親離，羞忿交加，一病不起，不足百臼便在國人的唾罵聲中嗚呼哀哉了。

　　袁世凱雖已身歿，北洋軍閥勢力仍在，分化成直、皖、奉等派系，都割據幾省地盤，各路軍閥還連年混戰。老百姓本指望止戈為文，化劍鑄犁，過幾天太平日子，誰料想赤縣神州依舊是白骨露于野，民不聊生。

　　國家積弱不振，有識之士紛紛挽袂而起，遍求強國救民之道，以期挽解黎民于倒懸之苦。

　　孫中山雖然一再起兵，討袁、護法、北伐，依靠的卻是西南軍閥。這些粵、滇、桂、湘各省的軍閥都以擁孫為討得薪餉的手段，全無一點革命色彩。孫中山能從海外華僑那里募得款子，一些武人還能表面效忠，一旦北洋軍閥以更多的錢收買，馬上就會發生叛亂或兵變。1922年孫中山最信任的陳炯明率粵軍叛亂并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就證明依靠軍閥的道路根本走不通。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許多探求解救民族危亡道路的志士仁人紛紛向國外尋求真理。在本世紀初，絕大多數出國求學的人東渡日本。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南陳北李”即陳獨秀、李大釗，就分別畢業于東京早稻田大學和帝國大學，在那里他們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將其傳回中國。

　　自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并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中強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后，中國人反日情緒高漲，留學日本的風潮減退，留學法國叉成風潮。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歐洲戰場上的參戰諸國青壯男丁大多應征入伍，在戰爭中后期開始的塹壕戰又成了不折不扣的“絞肉機”，一次大的戰役下來，雙方傷亡數萬乃至數十萬士兵成了尋常之事，這便使人力資源原本就匱乏的歐洲諸國如雪上加霜。1917年中國北洋政府參加了協約國對德宣戰，歐洲列強原本并不以為意。因為從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時期起，列強的潛意識中就形成中國軍隊戰斗力太弱的印象，況且中國距離歐洲主戰場又遠，對戰局起不了多大的影響。

　　北洋政府沒有派軍隊遠征歐洲，只是象征性地派一些華工去歐洲的協約國，幫助其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中國士兵雖然孱弱，中國勞工卻以價格低廉和善于吃苦耐勞而令白皮膚藍眼睛的洋人刮目相看。

　　缺乏精壯勞力的國家中，又以法國為甚，戰爭中的一些重大戰役，多是發生在法國境內，故此一方面戰爭破壞較為嚴重，另一方面人員傷亡也較諸國為多。至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這種情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華工以受法國政府雇傭者為多，也最為著名。

　　于是，吳稚暉、李石曾、吳玉章、蔡元培等人發起了留法勤工儉學的運動，號召中國青年學生到法國去，以半工半讀的方法，既學習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技術，又比較容易得到法國政府的認同。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以后成為維護蔣介石專制統治的一條亂咬人的瘋狗，被馮玉祥以諸葛亮罵王朗的語氣稱為“蒼鬢老賊，皓首匹夫”，不過他在促進旅法勤工儉學這一點上還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旅法勤工儉學的號召，與當時國內的一些知識分子希望借鑒西方“民主科學”以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的強烈愿望不謀而合，因此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一時間成了一種風氣，成了中國先進青年尋求真理的一條道路。

　　周恩來和其他許多有志的革命青年，恰恰是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選擇了赴法國之路。不僅22歲的周恩來此時如此，毛澤東當時最好的朋友蔡和森也去了法國，聶榮臻、陳毅、鄧小平、李維漢等也到了那里。宣布與蔡和森不要傳統的婚姻形式而結為“向蔡同盟”關系的向警予作為一個思想解放的女性，也去了法國。

　　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范的老師徐特立，此時雖然年已43歲，也踏上了赴法勤工儉學之路，成為當時年紀最大的留學生。

　　這時在長沙任小學主事的毛澤東，也積極籌辦赴法勤工儉學事務，親自向章士釗等人募捐，并親自送一批湖南的赴法生去上海登船。可是毛澤東本人卻沒有走，按他自己的說法，是要進一步搞清中國的事情。

　　后來有人遺憾，說如果毛澤東去一次西歐，增長一些現代科技和社會管理知識，可能建國以后的情況就大不相同。然而，正由于是根植于中國大地，才有了后來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