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來淬煉共產主義信仰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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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底和1927年底，周恩來兩次應召到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并于1928年中共六大后實際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務，開始了他“苦難輝煌”人生之旅的新征程。梳理青年周恩來在風云變幻、生死存亡情形下的這段革命生涯，有助于我們對堅守共產主義信仰的正確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們對正在進行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所應持有的堅定信念和信心。

“入地獄”:沖鋒在武裝起義第一線

1926年12月，周恩來移交廣東區委軍委工作，告別了懷孕的鄧穎超，秘密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這一年，他28歲。

是時，身兼中央組織部主任的陳獨秀因病住院。中共中央局5位委員中有3位不在上海，陳獨秀兼管著組織工作。周恩來此時調來，首要工作是把黨的組織工作抓起來。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組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是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后，中央軍委成立，負責人是周恩來，但是因為人員少，難以開展工作。與周恩來同期到達上海的，就包括一批在中山艦事件后從黃埔軍校退出來的軍事干部，如聶榮臻等人。

1927年，由于北伐戰爭勝利進展，黨中央嘗試學習蘇俄十月革命經驗，準備在上海組織工人武裝起義，達到武裝奪取政權的目標。這是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但周恩來沒有參與這次起義的準備和領導工作，他臨時被派往南市區指揮行動。這次起義最終遭到了軍閥孫傳芳部與租界工部局的聯合鎮壓。

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裝起義的失敗，原因錯綜復雜，有對形勢的估計失當，對領導權的認識不足，對起義時機的把握不準，宣傳動員工作不夠深入等等，“黨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和技術的準備”，是“第一錯誤”。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停止這次起義，擴大武裝組織，準備第三次武裝起義。為此，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暨上海區委領導下的特別委員會，由陳獨秀、周恩來等組成；在特別委員會下組織以周恩來為書記的特別軍委；以后又明確周恩來擔任第三次武裝起義的總指揮。

周恩來臨危受命，擔負起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重任。他在3月3日的特別委員會上作《關于上海的武裝起義》報告時，明確指出過去起義失敗的原因，“問題在于沒有準備”。周恩來以求實、縝密的作風，雷厲風行地展開他所轄領域的各項準備工作。

2月24日，周恩來上午出席中共上海區委各部書記聯席會議并發言；下午組織各區軍事專員分批開會，商議起義的準備工作；晚，在特別委員會議作軍事問題的報告。會后，即派人到松江、龍華及南京、無錫等地了解情況。

2月25日，周恩來得知直魯聯軍第八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畢庶澄到上海，渤海艦隊也南下，決定讓海軍委員會委員郭有恒等去做北洋政府駐滬海軍的工作，并以傳單形式發表告市民書，反對渤海艦隊和直魯聯軍。當晚，又出席特別委員會會議。

2月26日，周恩來得知北伐軍第二軍已到湖州，東路也到了杭州，但不愿再前進的情況后，分別致信何應欽和第二軍副軍長魯滌平等，告訴他們上海的罷工情況和口號，促他們繼續前進。當天出席特別委員會議，在會上報告罷工的準備情況。

2月下旬，周恩來領導特別軍委，派人到各處籌款，購置武器；為訓練武裝起義骨干，辦軍事訓練班；到各區工人中了解準備情況；同趙世炎等動員一批工人參加商會組織的保衛團；派人同前來接洽的孫傳芳部取得聯系，爭取他們站到革命一邊。

2月28日，周恩來出席小沙渡部委召開的糾察隊長會議。3月1日，先后參加浦東和引翔港地區自衛團會議。

3月21日晨，中共上海區委發出舉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指令。

起義的當天早晨，周恩來身穿灰布棉袍，頭戴鴨舌帽，圍一條灰色圍巾，和副總指揮趙世炎一同來到設在寶山路橫浜橋南的商務印書館職工醫院內的前線總指揮部。這第三次起義分南市、閘北、虹口、浦東、滬西、滬東、吳淞7個戰區，各區都設有分指揮部。

起義最后的激戰集中于閘北。對于閘北區起義的艱巨性，周恩來和前線總指揮部的同志在起義前就有充分估計和準備，在制訂作戰計劃時，周恩來就明確起義的重點在閘北。因此，當東方圖書館和北火車站戰事嚴峻的消息傳到總指揮部時，周恩來沒有絲毫驚慌。隨著各區戰斗先后結束，周恩來發出迅速組織力量支援閘北的命令，共同來啃這塊硬骨頭。

從21日中午12時起義開始到22日下午，周恩來已有近30個小時沒有休息了，但他以堅實的腳步登上虬江路寶山路口的三叉高地時，人們從他的臉上看到了堅毅的眼神、昂揚的斗志。在得悉上海總工會曾多次派代表至北伐軍東路軍總指揮部陳述戰況，懇請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出兵，但接有蔣介石密令的白崇禧均以“軍隊初到，很疲困”為借口，按兵不動后，周恩來以他那特有的鏗鏘之聲，向全體工人糾察隊員發表演講：“我們決不依靠北伐軍拿下北站，我們有決心和信心，憑自己的力量，最后消滅軍閥殘余部隊！”周恩來代表總指揮部下達命令：“6點前拿下北站，結束戰斗！”晚6時整，上海工人階級依靠自己的力量，終于拿下敵人固守的最后一個據點——北火車站，繳獲長短槍4000支，輕重機槍數十挺，機關槍百余挺。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是在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參加的中共中央暨江浙區執委特別委員會領導下，在上海工人階級英勇奮斗下取得的，而作為起義最高軍事領導人的周恩來，精心準備、運籌帷幄，親臨一線，果敢決斷，他為中國革命建立了一項特殊功勛，載入世界工人運動史冊。

可勝利來之不易，失敗卻轉眼降臨。

3月22日，經上海市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同日，在工人起義軍占領北火車站、畢庶澄軍已潰敗時，薛岳率北伐軍趕到。

3月下旬，周恩來分別探望進駐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斯烈、東路軍第三縱隊第二十一師師長嚴重，勸導他們支持革命，并要他們做蔣介石的工作。周恩來也同從漢口到達上海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宋子文見面，爭取他支持上海市政府。

3月29日，上海特別市政府召開市民代表大會，舉行市政府委員就職典禮。但蔣介石以東路軍總指揮部辦公廳的名義命令“暫緩辦公”“自動取消”；又放風說“很希望能見仲甫（即陳獨秀）”，但“仲甫不見他，信也沒有”。但在這一天，蔣介石已經在上海開始動手了。

3月30日，在當日特別委員會會議上，周恩來詳細分析了起義后上海的政治形勢，指出：蔣介石、白崇禧等“對付我們已有預備”，“將來或許是借擾亂治安等名目來干”，建議中央分別派人加強與各方聯系；同時宣布中央的軍委同上海區委的軍委合為統一的機構。

當晚，周恩來受黨的委托，前去見蔣介石，整個談話中蔣介石對共產國際代表充滿了不滿，有時“憤激萬分”。沖突已不可避免。

自武裝起義勝利后，周恩來一直住在設于商務俱樂部內的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4月11日，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斯烈出面邀請周恩來到師部商議事務，考慮到要對二十六軍做爭取工作，周恩來便帶了徐梅坤等幾位指揮部負責同志一同前往。

周恩來一行匆匆趕到位于寶山路天主堂的二師師部，迎接他的是斯烈客氣的寒暄，并沒有什么事情需要商議，但就是拖著不讓走。周恩來從被誘騙到被扣留，“被禁于司令部”，表現出極大的憤怒。黃逸峰在回憶錄中講到：“我們直奔會客室，我當時看到周恩來同志站在那里，在極端憤怒的氣氛下，把桌子椅子都推翻在地，桌上的花瓶和杯子都掉在地上。他聲色俱厲的訓斥第二師師長斯烈：‘你背叛了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你鎮壓和欺騙工人，收繳了他們從軍閥手中奪來的武器，你們是得不到好下場的！’真是大義凜然，令人欽敬。斯烈低著頭表示：‘我是奉命的。’”

直到第二天凌晨，經羅亦農派黃逸峰通過第二師黨代表趙舒出面營救，周恩來才離開二師師部。這一天，當他在黃逸峰陪同下回到北四川路東四卡子橋附近羅亦農的辦公室時，東方圖書館內的工人糾察隊在缺乏指揮的情況下，已被敵人繳械，東方圖書館也已被敵人占領。30年后周恩來回憶這段歷史時，曾總結當時的教訓：“斯烈利用這個關系和我們談判，我們就迷糊了，認為可以利用他，我們認為他不會對我們動手。其實，我們這時重點放錯了，重點應放在保持武裝。當時斯烈寫了一封信給我，要我去談一談，我就被騙去了，當時我們的副指揮也去了。原來我是住在商務印書館的，不出去也要失敗，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敗。結果在他那里搞了半小時，商務印書館因為沒人指揮，就松勁了，一下子被繳去了。”

4月13日上午10時許，全市10萬工人在閘北青云路廣場集會，會后群眾整隊赴寶山路二十六軍二師師部請愿，要求立即釋放被拘捕的工友，發還糾察隊的槍械。當游行隊伍行至寶山路三德里附近時，早已守候在此的二十六軍突然向游行隊伍開槍射擊，當場打死群眾百余人，傷者不計其數，殷紅的鮮血染紅了寶山路，血腥氣彌漫著上海城。周恩來和趙世炎等參加了青云路的集會和寶山路的游行，親眼目睹了蔣介石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人、上海工人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鎮壓暴行，悟出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真理。

4月14日，周恩來見到剛到上海的郭沫若，郭談了蔣介石在九江、安慶叛變革命的罪行，說上海局勢緊張，勸周恩來從速離開，但他沒走，也不怕。

4月16、18日周恩來出席特別委員會會議，決定：組成新的特務委員會，集體討論、簽名并由周恩來執筆發送中共中央電文《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這是最早力主反擊蔣介石的戰斗檄文，文章真實地反映了周恩來對當時局勢的冷靜分析和面對反革命白色恐怖的不屈的革命精神，舉起了武裝反對反革命統治的旗幟。

4月下旬至5月上半月，周恩來在聶榮臻的協助下，處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善后工作，并安排江浙一帶地下武裝斗爭。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戰斗在武裝起義的第一線，置生命于不顧，這就是周恩來！

“入虎穴”：戰斗在敵人心臟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周恩來作為五大代表，因處理四一二政變善后未到會，但仍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并當選中央委員；隨后又在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央秘書長。5月下半月，周恩來從上海秘密乘英國輪船到武漢。5月23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周恩來任中央軍人部（軍事部）部長，并決定軍人部部長必要時參加常委會。5月29日出席中央政治常委會，決定周恩來代理張國燾的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自此，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來第二次應召從香港到達上海，開始了在虎狼巢穴里長達四年多艱苦卓絕的秘密地下工作。

這四年里，周恩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下的組織局代主任、主任，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因組織局主任的職責是黨的全面工作的日常運作管理，周恩來幾乎參與了這一時期黨中央在上海的所有活動。

這一時期，他組建了中央特科，對中共中央政治保衛機關進行整頓，將原有的特務股改為總務、情報、行動三科，后又增設無線電通訊科。中央特科在周恩來領導下開展各方面工作：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臺等。他任中央秘密工作委員會主席。為使中國共產黨適應嚴重白色恐怖的環境，周恩來著手改變黨的各級機關的活動方式，實行“機關社會化”“機關家庭化”，并逐步建立健全秘密工作的制度。他組建了中央交通局，以加強上海中央與各蘇區的聯系，擔負通往蘇區的交通線和全國的交通網，輸送黨的干部和蘇區急需的各種物資。1931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報告了他所主持建立的從上海—香港—汕頭—大埔—永定—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已經打通。提出必須迅速進去，交通線應保證繼續暢通。這條交通線一直安全運作，發揮了巨大作用。他積極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明確提出“鄉村中心”的思想，為推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發現、支持和推廣毛澤東“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的嶄新革命道路的探索。

尤為難得的是，周恩來較早覺察到了黨內的“左”傾錯誤，并且在實際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糾正。

自11月擴大會議后參與中央領導以來，周恩來就對會議形成的“左”傾盲動主義，開始有所覺察并且在實際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糾正。12月4日，在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浙江省委《浙江目前工農武裝暴動計劃大綱》時，周恩來發言說：“這一布置恐怕太樂觀了。其結果恐如江蘇一樣，民眾終未發動起來。”18日由他起草的致浙江省委指示信，指出浙江“各縣農暴還未發動群眾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計算到撲攻省城，這不僅客觀事實不能做到，即在主觀上勉強去做也必是專靠幾桿槍的軍事投機行動”。

12月6日，周恩來出席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黨團關系時，批評共青團內存在的先鋒主義傾向，說：“上海黨部近來實在有點軍事投機——冒險”，這種“孤注一擲”的錯誤，與“一暴成功”的錯誤是兩個極端，這個危險可以犧牲許多同志，此點要注意；并針對江蘇省委提出的“全省暴動定于明年元旦前后，江南江北一起動”的計劃，說：“日期不應如此定，要看預備的程度來定。是否鄉下同志有非暴動無出路的觀點呢？”

12月7日，周恩來在中央致江蘇省委信中指出：“冒昧地定了一個全省或無錫等地暴動的日子，于發展農暴有礙”，“定期暴動的條件是應該在統治階級趨向崩潰、群眾斗爭加緊時的必要根據上。”“現時江蘇各縣最緊要的工作便是發展這游擊戰爭，有些地方如無錫、常州、宜興這一區域便可從游擊戰爭發展到割據的暴動局面。”

周恩來連續為中央起草致各地指示信，指出：“凡是斗爭就認為暴動的觀點要糾正過來”；“暴動這一名詞必須用在群眾斗爭發展到最高點以武裝形式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這一意義上。至若城市工人帶有武裝性的斗爭，或是鄉村農民非奪取政權的武裝斗爭都不得謂之暴動”，并強調“城市的暴動必須與鄉村的暴動相銜接”。

1928年1月16日，周恩來在討論李立三以中央代表身份指導廣東省委會議的錯誤時，表示：這次省委會議對廣州暴動的認識“太粗淺”；隨后連續為中央起草給廣東省委指示信，指出：“南昌暴動是結束了國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廣州暴動則開創城市蘇維埃政權在中國第一次實現。”

2月16日，周恩來和瞿秋白一起同張國燾、羅章龍、劉少奇、汪澤楷談話。在發言中說：中國革命是不平衡的發展。我認為依目前中國工農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漲的。暴動是要在革命潮流高漲的前提下才能做成。割據有長時間的可能，我們應有長期的準備。

2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關于中國問題的議決案》，認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是錯誤的。2月27日周恩來在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上海問題時提出：上海要用新的方法來接近工人組織，工作既不是退讓、保守的，但亦不是倉促的。他和羅亦農提議要老老實實開始黨組織的改組工作，準備作長期的斗爭；并開始進行黨員登記工作，不怕少，只要質量好。

3月12日，周恩來在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江蘇問題時指出：江蘇最近的工作，總的政策方針依然是經過艱苦的工作發動小的斗爭，改造黨，然后再進行大的斗爭。

4月28日，接到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會議議決案文本后，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起草一個通告，表示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周恩來在發言中說：中國革命因為農民占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與俄國的不同，由此發生一個不平衡的發展問題。

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第44號通告，表示接受共產國際議決案。至此，第一次“左”傾盲動主義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

周恩來在虎狼巢穴里戰斗，與狼共舞，靠的是堅定的革命必勝、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當身臨險境、面對生死與困苦考驗的時候，他繼續在組織分配給自己的崗位上奮斗，以其勇敢、果斷、機智、扎實的態度、品格和作風，以及卓有成效的貢獻，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棟梁之才。

“入苦海”：在逆境中淬煉、升華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來參加完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六大后，取道東北，又回到嚴重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六大選舉產生的新中央在9月2日起就開始工作了，但許多問題都要等周恩來回國后解決。11月9日周恩來參加的常委會上就決定：新中央的工作計劃由周恩來起草提出；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實際主持極端秘密狀態下的黨中央日常工作。

隨著革命形勢的逐步復興，黨內“左”傾急性病又開始冒頭，而共產國際的某些指示則進一步助長了這種傾向。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江蘇省委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省黨代會，周恩來和李立三代表中央參加了會議并都講了話。在報告和會議發言中，關于革命形勢的分析、斗爭策略的確定等問題上，兩人有明顯的分歧：李立三等人認為目前統治階級正在日趨崩潰，革命復興相當于革命浪潮，革命浪潮即等于直接革命，主張采取進攻路線，從總同盟罷工到武裝暴動；周恩來則認為新的革命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是不同的，強調在反對主要危險右傾的同時，必須反對“左”傾盲動。李立三等觀點以后逐步發展成“立三路線”，指導全黨組織總行動委員會，布置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這個“立三路線”，遭到也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同志的反對，雙方多次爭論不休，妨礙工作開展。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周恩來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去報告。

1930年3月至8月，周恩來取道歐洲至莫斯科，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看到軍閥的中原大戰正酣，開始實施他的“左”傾冒險計劃，給黨帶來了重大損失。周恩來銜共產國際指示回國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錯誤。他絞盡腦汁，各方說服、調停、轉圜，維系著黨的團結和統一。1931年2月7日，何孟雄等共產黨人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的消息傳來，周恩來悲痛地提筆撰寫了《反對國民黨殘酷的白色恐怖》一文，作為社論刊登在3月12日的黨報《群眾日報》上，聲討國民黨的罪行，號召全黨為死難烈士報仇。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對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造成極大威脅。中共中央在得到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錢壯飛轉報的這一情況后，委任周恩來全權處理這一緊急事跡。周恩來在江蘇省委陳云等的協助下，果斷采取緊急措施。當夜，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關全部安全轉移，使國民黨企圖和一舉破壞中共中央指導機關的計劃未能得逞。

6月22日，隱蔽在周恩來寓所的向忠發擅自外出過夜后被捕。周恩來聞訊，立即組織營救；獲悉向忠發叛變，他即親往寓所附近觀察暗號，查實后迅速隱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停止聯系。此時，周恩來已經很難繼續在上海堅持秘密斗爭，他服從中央安排，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蘇區。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告別了這個他戰斗、生活了4年多的城市，離開上海，經廣東汕頭、大埔，從福建永定轉往中央蘇區。對于這段革命經歷，周恩來后來說過：“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

共產主義信仰的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僅需要踐行的檢驗、證實，使之更明確、牢固，更需要在踐行中不斷的淬礪、磨煉，特別是在逆境、挫折中經受現實考驗。在踐行中牢固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又在踐行淬煉中使之得到升華、完善！

這便是周恩來！

來源：《世紀風采》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