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周密部署 飛赴西安開展談判

　　建國前后我在周總理領導的部門工作過多年，特別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與周恩來同志的幾次接觸中，親身領受和聆聽過他的關懷和教誨，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使我終生受益，永志不忘。

　　一

　　1935年9月，我在陜北吳堡縣慕家塬與晉軍的戰斗中左腿負了重傷。坐擔架隨軍轉戰月余，傷情不斷惡化，后轉移到永坪紅軍醫院養傷。由于那時藥物奇缺，醫療條件太差，傷口潰爛化膿，又染上傷寒，遲遲不能恢復健康。待病好傷口愈合后，雙腿肌肉萎縮，左腿不能伸直，站立時左腿離地半尺來高。在中央軍委首長的關懷下，我于1936年元月轉到中央軍委所在地瓦窯堡，一邊繼續治療，一邊休養。

　　有一天，我正在休息，只聽見幾個人說說笑笑地朝我的窯洞走來，為首的一位中年男子英俊瀟灑，微笑著向我伸出手來。當有人介紹說這是周恩來副主席時，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周副主席親切地說：“王團長，我是來看你的傷治得怎么樣了。”沒有想到，日理萬機的周副主席，竟然知道我這個基層指揮員。他是這樣和藹可親、平易近人，這樣關心愛護下級官兵，頓時使我覺得心里熱乎乎的。

　　周副主席仔細地察看了我的傷情，詢問了負傷的經過，鼓勵我說：“你還很年輕，還要為革命做很多事情，你要安心養傷，爭取早日痊愈。”臨走時，周副主席又囑咐我的馬夫李占彪同志好好照顧我。

　　由于我同李德住在一個院內，每次周副主席來看望李德時，都順便看看我。一次周副主席看望我時說：“我正在設法聯系，送你去上海治療。”接著他又說：“上海地下黨現在遭到嚴重破壞，國民黨特務十分囂張，要去只能通過我的社會關系去。”后來，周副主席考慮到去上海要經過重重封鎖線，不安全，我又是個西北人，去上海語言不方便，危險更大，所以打消了原來的設想。

　　去上海不行，周副主席又想讓我去蘇聯治腿。去蘇聯要乘飛機才行，當時邊區沒有飛機場，要坐飛機需要到國民黨統治區。周副主席仍然不放心，怕出不測。最后周副主席告訴我：“我想讓你去蘇聯治腿病，看來也不行了。現在唯一的辦法是一邊治療，一邊加強鍛煉，只要你有決心，有毅力，不怕麻煩，不怕疼痛，你的腿一定能恢復健康的。”聽了周副主席語重心長的話，我激動得連聲說道：“謝謝，謝謝，我一定照您的話去做，加強鍛煉。”

　　自此以后，我一掃往常那種悲觀惰緒，重新振奮起來。馬夫老李會推拿按摩，我與他密切配合，加緊鍛煉，終于在一年以后甩掉雙拐，回到日夜思念的部隊。

　　就在我養傷期間，1936年4月，從前線突然傳來志丹同志不幸犧牲的噩耗。聽到這一消息，我悲痛極了。一天晚上，周副主席派人來接我到中央軍委他的住地。周副主席說：“劉志丹同志不幸犧牲，使我們黨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是個重大損失，我們大家都很悲痛，但是你的傷殘還沒有完全好，不能過度悲傷，要振奮精神，學習他的優秀品質和高尚情操，這才是對志丹同志最好的悼念。”

　　接著，周副主席說：“我找你是讓你談談志丹同志的生平事跡，中央準備給志丹同志開追悼會。”我對周副主席談了志丹同志在黨的領導下，參加北伐戰爭，組織和領導渭華暴動，建立陜甘游擊隊和陜甘邊中國工農紅軍，開創照金、南梁根據地，率領西北紅軍轉戰陜甘寧，打擊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反動武裝的戰斗事跡；談了志丹同志善于團結群眾，為人忠厚，剛正不阿，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在黨內外干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談了志丹同志胸懷博大，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對黨無限忠誠的高尚品德；談了志丹同志善于調查，精于研究，運用戰術機動靈活的求實精神，是一位成熟的高級軍事將領；也談了志丹同志如何教我由一個青年學生走上革命道路，成為一名戰士，又把我培養成為一名指揮員的難忘的往事。談話持續了近3個小時，周副主席不時插話詢問一些細節，最后他說：“志丹同志確實是我黨的好兒子，人民的英雄，他的英雄業績，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約一周后，志丹同志的追悼會在瓦窯堡隆重舉行，邊區軍民數千人參加，周副主席主持大會，并代表中央講了話，號召邊區青年為保衛紅色政權，為烈士復仇踴躍參加紅軍。會后青年們紛紛報名參軍，不久即擴大紅軍7000余人。

　　二

　　1936年12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我當時任陜北省軍事部副部長，部長是鐘赤兵同志，機關駐在安塞縣西營村。聽到雙十二事變及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后，我們高興極了。

　　12月15日，我們帶領部隊從安塞趕到延安城北十余華里的楊家灣準備解放延安城。這天傍晚，周副主席一行十七八人從中央住地保安縣趕到楊家灣，鐘赤兵同志和我急忙到門口迎接。周副主席一見面就對我們說：“你們兩個怎么跑到這里來了？這兒離城這么近，敵人一反攻把你們俘虜去怎么辦？”當時我腿傷未痊愈，赤兵右腿已截肢，一對殘疾人跑到前線，難怪周副主席要批評我們了。周副主席關切地說：“你們的心情可以理解，積極求戰也是好的，只是要注意安全。”接著周副主席簡要地給我們講了西安事變的情況及黨中央對事變的對策，告訴我們黨中央已經研究并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他們這次赴西安，正是為了完成中央這一重托。

　　晚飯后，我們向周副主席匯報解放延安城的作戰部署。周副主席告訴我們，國民黨嫡系湯恩伯部占領了綏德、清澗縣城，其先頭部隊已進至蟋龍鎮。他指示我們一定要設法阻止湯恩伯部前進，并在兩三天內攻克延安城。他命令鐘赤兵同志迅速返回安塞坐陣指揮全面工作；命令我趕赴蟠龍地區，組織游擊隊、赤衛軍等地方武裝，阻擊湯恩伯部隊，以保證延安攻城的勝利。周副主席還指出，湯恩伯部是國民黨的精銳部隊，要避其鋒芒，以游擊戰術對付他們，讓他們白天走不成，晚上睡不好，最少要拖住他們3天時間。

　　當我們匯報到當天中午曾有架飛機在延安上空盤旋了一陣，又飛走了的時候，周副主席焦急地說：“糟糕，我們來遲了一步，這正是來接我們去西安的飛機，因為沒有發現約定的標志--白色十字，沒有降落。飛機會不會再來就很難說了。”他沉思了一會說：我們要做兩手準備。你們布置一下，讓部隊明天一早在飛機場上用白布擺好十字標志，并加強機場的警戒；同時再研究一下如果飛機不來怎么走法。他把目光轉向我，問騎馬3天能不能到西安。我說：“延安到西安700多華里，有時還得繞道走，騎馬3天可到不了，要7天時間。”周副主席又問：“3天到不了，4天、5天行不行？”我想了想說：“如果一天能走150多里路，5天可以到西安。”我向周副主席建議：精簡人員和行李，沿途爭取在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的幫助下，盡量加速前進，力爭盡早趕到目的地。

　　在工作人員動手給沿途各地黨組織和游擊隊起草介紹信時，周副主席說：“現在情況緊急，絕不能延誤時間，有些小游擊隊可能不知道我們。再說，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來怎么辦？”他又對著我說：“你在這里打了多年仗，基層的干部和游擊隊的同志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義寫吧。”大家聽了無不嘆服周副主席考慮問題真是縝密周到。于是，給沿途各點負責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紹信上都署上了“陜北省軍事部副部長王世泰”的名字。這件事對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周恩來同志以超人的大智大勇，不僅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出生入死，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而且在每一件具體工作上都體察入微，處置得當，使黨的事業盡可能地避免或減少失誤。

　　12月17日上午9時，空中傳來嗡嗡的馬達聲，不久一架飛機降落在延安東關機場。這時周副主席一行已走出去一段路了，但他們發現飛機后，又折返回來。經過交涉，趕往機場。隨即，周副主席等乘上飛機向南飛去。

　　周副主席飛赴西安后，我們按照周副主席的周密部署，順利地完成了解放延安的任務。

　　和周副主席接觸的這段難忘的往事，成為我永存的記憶。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