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開辟海上通道 保持解放區與香港的聯系

　　周恩來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在他一生多方面的革命活動中，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無疑是他革命業績中最光輝的篇章之一。在我們緬懷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朽功業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在1946-1948年那一段戰斗歲月中，他為關懷和保護民主人士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一、在白色恐怖下，對民主人士的關懷照顧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當局迫于國內外形勢，不得不邀請毛澤東主席赴重慶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1946年1月，又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達成了“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使和平建國出現了一線曙光。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不愿意放棄他們的獨裁統治，這些協議不斷受到破壞。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為了在南京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同時為繼續團結國內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并領導國民黨統治區地下黨的斗爭，1946年5月3日，周恩來同志率領中共代表團由重慶到達南京，駐在梅園新村，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稱“南京局”。在“南京局”領導下，又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南京局”由中共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李維漢7人組成，周恩來同志任書記兼外事工作委員會書記，董老協助全面工作，外事工作由廖承志同志協助。“上海工委”則由華崗、劉少文、章漢夫、潘梓年、劉寧一、夏衍、許滌新、陳家康、喬冠華、龔澎等組成。書記是華崗，副書記為章漢夫、劉少文；胡繩、蕭賢法為候補委員，蕭兼秘書長。當時，錢之光同志在南京中共代表團任辦公廳主任，“南京局”財經委員會副書記，兼任十八集團軍駐京辦事處處長。我于1946年9月到上海接替蕭賢法的工作。

　　這個時期，政治中心已轉移到南京，但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很多政治要人和民主人士住在上海或往來于京滬之間。我們在上海設辦事處，更有利于開展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當時國民黨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在護設立辦事處。我們不得不花了10多根金條，頂下了思南路107號的一幢三層樓的花園洋房，對外用“周公館”的名義開展活動。不久，又在附近頂下了117號作為辦公用房。國民黨特務也隨即在附近98號（原上海婦孺醫院）設下了秘密監視據點。就是這所當時聞名中外的“周公館”，實際上就是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周恩來同志經常往來于京滬之間。在這里，他同各界人士、中外記者多次接觸，闡述我黨方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國民黨反動派的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6年的夏季，是我國政治氣壓極度低沉的時期。國民黨反動當局在馬歇爾調處的幌子下，一方面施放和平煙幕，一方面在幾個主要戰線，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致使和平談判，陷入談談、停停、打打的膠著狀態。與此同時，他們加緊了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在六七兩個月，就接連對民主人士制造了兩起駭人聽聞的血腥事件。

　　6月23日，上海5萬多人為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召開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歡送人民代表馬敘倫、閻寶航、盛丕華、包達三、蕢廷芳、雷潔瓊、吳耀宗、張絅伯和學生代表陳震中、陳立復組成的“和平請愿團”赴南京請愿。當代表們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立即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圍攻毆打，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慘案發生后，周恩來同志得到消息，立即向國民黨有關方面和馬歇爾進行交涉，要他們馬上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并于深夜2時，親自和鄧穎超同志帶著衣服、食品到醫院慰問。周恩來握著馬敘倫的手說：“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馬敘倫回答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了。”經過“下關慘案”，周恩來同志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將要進一步對民主人士進行殘酷迫害，當即于6月25日打電報給黨中央并轉發四川省委負責同志，提出“倘時局惡化，要設法安頓文化界的朋友”的意見，把保護進步人士的任務，提到國統區各地黨組織的面前。

　　7月中旬，國民黨特務又在昆明相繼暗殺了著名愛國人士、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李公樸、聞一多。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國民黨統治區。7月17日，除由中共代表團成員聯名向國民黨代表及蔣介石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懲辦兇手、撫恤死者家屬、取消一切特務機關、釋放一切政治犯外，當天下午，周恩來同志在梅園新村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反對內戰與政治暗殺的嚴正聲明，提出必須保證各民主黨派和一切民主人士的安全。7月18日，周恩來同志到上海，又在思南路寓所，舉行了有100多人參加的中外記者招待會，指出從滄白堂扔石子、校場口打傷人到搗毀《新華日報》，發展到暗殺李、聞，這一連串事件都是有計劃的，問題的嚴重性不下于內戰。這是打擊大后方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工業家、新聞記者及文學家。他說：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上，有許多民主人士準備逮捕、綁架和暗殺，更不用說我們共產黨人了。他大聲疾呼：現在已經不是抗戰以前的時候了，我們要伸雪，要控訴，希望記者用筆和口來控訴，制止這種卑鄙無恥的暴行。周恩來同志的有力揭露，使國民黨反動當局迫害民主人士的陰謀，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

　　李、聞事件后，7月25日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他是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匿居在上海友人家中的。因為勞累過度，刺激太深，突患腦溢血逝世。周恩來、鄧穎超同志聞訊趕到時陶先生已停止呼吸，但握手尚溫，當時悲痛地流了淚。當晚，恩來同志就向黨中央發出了《對進步朋友應多加關照》的電報，提出“今后對進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們必須負責保護”。他指示潘漢年、伍云甫對進步朋友要在政治上時時關照，經濟上也要給予幫助。

　　關于對民主人士在經濟上給予幫助，這件事周恩來同志一直十分注意。我們在重慶時，就受命一直在做。到了南京、上海建立辦事處以后，因為物價大幅度波動，就更加注意。當時我們自己的工作人員，最多時達到幾百人，機關要開支；要給地下黨提供經費；還要在經濟上幫助民主人士，因此需要籌措很多錢。周恩來同志擔心我們的經費來源，所以到南京不久，他就指示在“南京局”成立“財經委員會”，由董老擔任書記，錢之光任副書記，負責籌款。當時籌款的主要辦法，就是依靠自己做生意。這時我們掌握的公司有抗戰初期就派楊琳在香港創辦的“聯和公司”，后經改組，更名“華潤公司”；還有派蕭琳在重慶、上海開設的幾個公司；還有其他公司。這些公司經營范圍很廣。我們到京、滬后，還經常從煙臺運來海參、蝦米、絲綢、名酒等產品到上海銷售。由于從事這些經營，因此在經費來源方面，就比較有保證。

　　從以上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周恩來同志對民主人士關懷備至的革命情誼。他不僅在政治上給予民主人士以堅定的支持和聲援，而且也時刻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健康。這些細微之處，正表現了這位偉大革命家赤誠待人的坦蕩襟懷。

　　二、和談破裂前，對轉移、疏散的周密部署

　　1946年8月，由于馬歇爾、司徒雷登拒絕重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堅持召開五人小組會議討論政府組織而又不保證停戰，致使南京談判形成僵局。9月16日晚，周恩來同志偕同章文晉、范長江等離開南京到達上海，表示暫時退出國共談判，除非同意重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他將不返回南京。他對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指出美國對華政策，已使中國內戰波及全國，“中國現在遭到有史以來最大的內戰危機。”從這時起，周恩來同志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

　　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這一段時期，他一方面揭露美、蔣在談判中所玩弄的各種欺騙手段，堅持在維護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的條件下，爭取繼續進行和談的可能；另一方面，也預見到國共談判最終必將破裂，因此，積極作了轉移、疏散的部署和準備。

　　為了作好撤退的準備，并把公開活動的重點逐步向香港轉移，周恩來同志要錢之光由寧赴滬，同時電召香港分局的同志到上海來接受任務。

　　9月底，錢之光以中共代表團特派員的名義常住上海辦事處，主要負責內部工作和財經工作。10月初，周恩來同志對錢之光說：現在局勢不好，如果干部要走，民主人士要轉移，經費夠不夠？要多籌一些款，以備撤退的時候使用。根據他的指示，錢之光以“南京局”財經委員會的名義，把在北平軍調部的賴祖烈、南京的劉恕、香港的楊琳等都找到上海來開會商討。賴祖烈說軍調部自己有錢，撤退的經費不成問題，因此確定北方干部撤退由北乎軍調部解決；我們主要為京滬和香港等地籌措款項，以備急需。于是決定派劉恕同志到膠東去這一批物資到上海出賣。周恩來同志表示同意，要我寫信給膠東區黨委書記林浩，由他親自簽了名。劉恕和沈其震向外國輪船公司租了一艘貨船，從上海經青島到達萊陽。因為一時貨物來不及集中，只好由膠東設法帶出一些黃金。由于我們有歷年經營貿易的積累，加上由解放區取來的錢，不但保證了轉移疏散的費用，到最后我們還多余了3000多兩黃金，在我們撤回延安后，帶到延安上繳黨中央。

　　與此同時，香港分局接到電召后，派連貫與楊琳同船到達上海，在上海辦事處住了10多天。連貫向周恩來同志匯報了東江縱隊的情況。周恩來同志對連貫說：蔣介石已經撕毀了和談的假面具，時局緊張，我們也作好了撤走的準備，我們一走，大批民主人士在上海、南京也就呆不下去了。有些民主人士、文化藝術界人士，還有些干部都要轉移到香港等地，香港要準備接受這項任務，作好安排。這些人中，能教書的教書，能辦報的辦報，能做別的事的，就幫助他們尋找新的社會職業，對避居到香港的民主黨派人士和進步朋友，你們要保持與他們的聯系，妥為照顧。周恩來同志并在沈鈞儒、郭沫若來辦事處晤談時，特地介紹他們同連貫認識，以便以后去香港便于接待。

　　當時轉移疏散的走法有三種途徑：一是利用軍調部的飛機，把一部分干部送往東北、延安和其他解放區。象齊燕銘、范長江都于10月16日乘飛機返回延安，同行的有《新華日報》辦事處部分工作人員以及家屬30多人。二是搭乘運送救濟物資的船舶。當時解放區救濟委員會（“解總”）在上海設有辦事處，處長是伍云甫，運送救濟物資到解放區，主要是由上海運到石臼所、煙臺等解放區沿海港口。據“解總”煙臺辦事處的朱友學同志回憶，他幾次往返上海、煙臺，帶進解放區的共有三四百人。從這條路線疏散的，多數是由中原軍區突圍的干部，也有經中共代表團營救出獄的原新四軍浙西留守處的干部。第三種疏散的辦法就是秘密走，這主要是指向香港、南洋等地轉移。此外，凡是能夠找到隱蔽處所的，也可以回家或找友，如胡楠同志，她回到了重慶自己家中（后來在全國解放前，她被反動政府害死在渣滓洞）；有些尚未暴露的，可以自找社會關系和職業，隱蔽起來。

　　早在1946年5月間，劉少文、吳克堅、徐光霄等就轉入地下，然后去香港。談判代表陸定一于6月7日隨周恩來同志返延安匯報工作，就未再出來。“上海工委”蕭賢法也在9月份轉入地下，年底到達香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10月初，周恩來同志指示“上海工委”副書記章漢夫帶范劍涯到香港籌辦《群眾》雜志香港版的出版工作。《群眾》雜志是一份周刊，實際上是中共代表團的發言機關。9月間，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查抄，因此決定盡快到香港創辦香港版。章漢夫、范劍涯原來計劃乘飛機去香港，周恩來同志知道后，提出批評，說國民黨特務很可能在飛機場把你們綁架，一定要秘密行動，乘坐外商輪船出去。經過研究，章漢夫化裝成金融界人士，范劍涯扮成章的秘書到港辦理公務，半夜里雇了一條小船，登上停泊在黃浦江上的一艘英商輪船到達香港。在香港由“香港分局”的饒彰風同志幫助籌備。1947年1月，《群眾》雜志香港版正式出刊。

　　不久，周恩來同志又派喬冠華、龔澎到香港創辦《今日中國》（英文）半月刊。還創辦了有利印務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當時在香港的出版物，都由廖承志同志具體領導。

　　接著，周恩來同志派夏衍到新加坡去了解當時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的情況，并向海外僑領傳達第二次國共分裂后黨的方針政策。以后，許滌新、方卓芬、劉寧一等也都先后離滬去香港。

　　因為干部去香港的人數增多，后來又成立了“香港工委”，由章漢夫任書記，連貫任副書記兼管華僑統戰工作，馮乃超、夏衍管文化，許滌新管經濟，龔澎管外事，喬冠華任香港新華分社社長。

　　周恩來同志在把新聞界、文化界一些黨內同志派往香港的同時，對于已經引起國民黨注意的黨外進步報人，也安排他們轉移。如《聯合晚報》記者陸治同志，就是由范長江同志在10月中旬返延安前，特地約到上海辦事處，向他轉告周恩來同志要他撤離上海的意見的。要陸治撤離，實際上就是對新聞界靠近我們黨的人的一種叮囑，要他們提高警惕，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向香港轉移的同時，為了保證一旦中共代表團被迫撤回延安后，能繼續保持“南京局”與所屬地區地下黨組織的聯系，除已預先安排一些同志轉入地下外，11月初，錢瑛同志也從南京梅園新村秘密轉移到上海。

　　周恩來同志從9月中旬暫時退出和談、寓居上海后，大部分時間都是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他除了在辦事處會見來訪的許多代表人物以外，還經常在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章伯鈞家中會見進步朋友。有時，他也到其他黨派領導人家中，同他們反復交換意見。這時局勢已經日趨嚴重。9月底，國民黨軍隊向張家口進犯，在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侵占張家口的當天，蔣介石又悍然下令于11月12日召開“國大”，和平談判實際上已瀕于憲全破裂。這時斗爭的焦點是：蔣介石企圖通過軍事高壓手段，逼迫我方讓步，更主要的是拉攏第三方面人士參加“國大”，使他的獨裁統洽“合法化”。而我們黨則反復指出，只有維護停戰協定，并在政協決議的基礎上召開國民大會，組織聯合政府，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和平、民主、統一，對一黨包辦的“國大”，必須堅決抵制。這時第三方面許多人對和平還抱有幻想。他們當中，情況比較復雜，如青年黨希望和談達成協議，以便召開國大使他們能參加政府，獲得一官半職；民盟的朋友則希望雙方讓步，避免內戰擴大，實現和平，也有的朋友為我們擔心。對此，周恩來同志始終同他們耐心地商討，說明我黨的和平愿望和維護政協決議的堅定立場，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各種手段的真實意圖，并指出如果反動派敢于發動全面內戰，必將自取滅亡，表達了人民必勝的信念。同時，周恩來同志也勸告許多民主人士和進步朋友，要他們在時局惡化時要作他去的準備。周恩來同志這個時期所做的工作，對堅定民主陣線的陣容，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10月中旬，蔣介石為了欺騙輿論，故作姿態，先后派孫科、吳鐵城、邵力子、雷震等到滬，邀請周恩來同志返寧談判。當時在滬的政協代表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張君勱、郭沫若、左舜生、陳啟天、錢新之等連日在上海交通銀行集會，決定分訪孫科、周恩來，希望全體赴寧，促進和平。這時我方雖然明知談判不會有什么結果，但因為第三方面的斡旋奔走，所以同意重開談判。周恩來同志在10月21日，同第三方面人士一同返寧。

　　周恩來同志離滬前，曾邀請郭沫若、許廣平、柳亞子、馬敘倫、馬寅初等到上海辦事處敘談，告訴他們中共代表團要撤回延安，請他們在必要時要作轉移的準備，同原來聯系人保持密切聯系。同時，他還邀請著名演員周信芳、白楊、丹尼，劇作家、尋演于伶、黃佐臨等談話，向他們談形勢發展，指出我們必勝、國民黨必敗，以鼓舞他們的信心。周恩來同志還指示于伶、劉厚生，要地下黨組織從思想上、藝術上幫助戲曲界的藝人。

　　周恩來同志重返南京，同意談判，第三方面是歡迎的。但由于國民黨堅持政治問題要按照他們的意圖解決，軍事上要我們承認國民黨軍隊在停戰令以后非法占領的地方的既成事實。他們毫無談判協商的誠意，并于11月15日悍然召開“國大”，終于最后關閉了和談的大門，這就使第三方面許多朋友放棄了和談的幻想，最終認清了反動派的真實面目。11月16日，周恩來同志在南京舉行了最后一次記者招待會，指出國民黨當局一手包辦的“國大”違背全國民意，企圖使獨裁、內戰、賣國“合法化”，中共愿與全國人民為真正和平民主奮斗到底。并宣布中共代表團將于日內返回延安，京滬兩個辦事處仍然保留，由董必武、錢之光主持。17日，民主同盟也公開宣布拒絕參加“國大”。對此，周恩來同志給予很高的評價，說：“民盟不參加，國大開了就很臭。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對蔣記‘國大’，跟著我們這條路走，這是8年抗戰和1年談判的成果。”周恩來同志在11月19日與鄧穎超、李維漢等13人返回延安。

　　周恩來同志在返延前夕，特地致函郭沫若夫婦，說：“沫兄回滬后，一切努力，收獲極大。青年黨混入混出，勱老動搖，均在意中，惟性質略有不同，故對勱老可暫持保留態度。民盟經此一番風波，陣容較穩，但問題仍多，尚望兄從旁有以鼓勵之。民主斗爭艱難曲折，居中間者，動搖到底，我們亦爭取到底。……政協陣容已散，會后要看前線，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必可分曉。……弟等十九日歸去，東望滬濱，不勝依依。”這封信既回顧了大半年談判的經歷，正確估計了第三方面的情況；也對形勢發展和我黨繼續團結民主人士的方針，作了深刻的闡明。信中流露的對郭老的惜別之情，不僅是委托郭老繼續做穩定民主陣線的工作，也是通過他向留在國統區繼續為民主而斗爭的進步朋友的告別和期待之意。

　　周恩來同志返回延安后，南京、上海的辦事處改稱聯絡處。兩處同民主人士繼續保持密切的往來。11月30日上海聯絡處設宴慶祝朱德總司令60壽辰，有50多位民主人士到場祝壽。12月18日，民盟主席張瀾先生抵滬，次日華崗、錢之光、陳家康等設宴歡迎，并慶祝沈鈞儒73歲壽辰。

　　1947年2月28日，重慶、南京、上海三地的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先后通知我三個辦事處，限令在3月5日前把人員撤回延安。這時，周恩來同志從延安致電董老、錢之光、王炳南、童小鵬并轉告香港方方、林平、章漢夫等同志，對京滬渝三地我黨辦事機構撤退前的工作和應采取的斗爭策略，作了具體指示。針對蔣介石以地方當局出面用“不保護安全”的形式下令逐客，為了迫使國民黨當局必須承擔最后破裂之責，由周恩來同志致電蔣介石提出質問和抗議，要蔣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駐京代表董必武，并需將撤退時間延長到3月底。同時對如何隱蔽分散撤退，也作了指示，電報中要錢之光和我速去香港，劉恕隱蔽經商，無法隱蔽的均撤回延安。錢之光和我原已作好赴香港的準備，但因國民黨特務監視嚴密，未能成行。壬炳南同志按周恩來同志的指示，與美方說明了經過，并交涉好撤退時所需的飛機。于是，我們于3月5日離開上海到南京。3月7日京滬兩個辦事處共74人由美方派4架飛機把我們送回延安。我們離開上海后，還留下一些負責干部如劉曉、劉長勝等在上海繼續堅持地下斗爭。“上海工委”候補委員、文化組負責人胡繩和“工委”婦女組的吳全衡同志，則于3月19日秘密去香港。“工委”青年組代組長朱語今在2月27日離開辦事處，轉入地下，次年4月到了香港。這時，公開機構只有伍云甫和林仲以解放區救濟委員會駐滬辦事處負責人的名義，繼續留在上海。

　　周恩來同志1946年在京滬談判期間，為保護團結民主人士，花費了大量心血，發展壯大了民主陣營，特別是在談判破裂前，事先對黨組織的疏散隱蔽、我黨公開活動地點向香港轉移以及對部分進步朋友的轉移等等，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并在香港逐步擴大了工作基礎，這就為以后大批無法在國民黨統治區堅持斗爭的民主人士的安全轉移，提供了保證。1947年10月，國民黨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組織，加緊進行迫害，許多知名的民主人士相繼轉移到香港。這樣，也為以后新政協的召開，作好了人事上的準備。

　　三、開辟海上通道，保持解放區與香港的聯系

　　我們撤退到延安的第二天，錢之光去向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匯報（當時我們搞經濟工作，由任弼時同志領導）。匯報結束前，周恩來同志對錢之光說：你們在上海時，我兩次打電報要你和劉昂去香港，沒有幸成。現在京滬我們公開活動的地方都已撤回，可以公開活動的地方轉到了香港，我們很多干部已先后到了那里，還有些民主進步人士陸續要去，他們在那里要生活，要活動。之光，你要盡快帶些人到解放區的沿海口岸去，想辦法打發人出去與他們取得聯系。錢之光接受這個任務后，再三考慮，認為“解總”還有個機構在上海，還會有船運送救濟物資到煙臺等地，所以決定先去煙臺。于是錢把劉昂、劉恕、魯映、李澤純、王華生、車愛牧、蔡連芳等編成一個小隊，隨同中央城工部的大隊行軍。3月11日，我們從延安出發，中間又有些變化，錢之光去開過幾次會后赴煙臺，我則隨董必武同志到西柏坡。

　　錢之光等在煙臺呆了幾個月，這期間朱友學、祝華同志先后押運救濟物資隨船到了煙臺，從他們那里了解了外面的許多情況。1947年7月份，錢與劉恕商量，派人到香港去看看。由于海上有國民黨海軍的封鎖，于是讓劉恕與魯映夫婦乘膠東區黨委的一只70噸的漁船，從石島沿海岸線經澳門到達香港，找到了“聯和公司”的楊琳，發回了安全到達的消息。當時國民黨軍隊正在向煙臺進犯，當地的負責同志告訴錢，要他們盡快轉移。錢之光到華東局發電報給周恩來同志，報告了情況，并提出擬轉赴大連。當即得到周電復同意。因此，9月間，錢等在煙臺尚未失守前就轉赴大連。

　　到了大連以后，錢之光即派王華生到朝鮮的羅津，讓王華生乘蘇聯的貨船去闖闖到香港的航路。過了一些時日，得到王華生平安到達香港的電報，錢之光即致電周恩來同志，報告去香港的航道已經打通。當時大連是蘇聯軍隊軍管的地區，錢之光在大連組織的“中華貿易總公司”對外不公開，而是以中央書記處所屬的一個機構在活動。

　　錢之光等在大連這段時期，大連香港之間貿易往來逐漸打開，運出土特產，帶回解放區所需的物資、器材，滿足各方面的需要。1948年5月，周恩來同志曾連續打幾個電報給錢，主要是命錢去港。有一次來了一個長電，除要他搞經濟工作外，還說在香港有些工人代表要進解放區來開工代會，要他設法把他們送進來。還有幾起干部事件，要他到香港后處理。此時，錢之光在大連的機構，只有10幾個人，感到人手不夠，就電請周加派人來。

　　周恩來同志于1948年5月底到達西柏坡。有一天，派人找我去談話，要我即日出發去大連接替錢之光的工作，好讓錢去港。并說，我已另外電告錢之光，以后還有些事到時再電告，如果人員不足，可以就近調些干部充實。與我同行的有丁玲、張琴秋、李蘭丁、吳青等同志，她們將去北滿與蔡暢、區夢覺同志會合后，赴匈牙利出席國際民主婦女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經山東益都（華東局所在地）到俚島渡海北上，在穿過國民黨海上封鎖線時，突然遇到國民黨的巡邏艇，經過與敵人巧妙周旋，終于化險為夷，于第二天一早到達大連。

　　這時，雖然解放軍已在軍事上連連取得勝利，但解放區對外的海上通道，仍然只有大連這個唯一的港口。我們就是依靠大連這個口岸，與香港保持了經濟貿易和人員往來的聯系。

　　四、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區，籌備召開新政協

　　1948年春，全國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我軍在各個戰場節節勝利，國民黨統治已走向窮途末路。中共中央在“五一”節發布的口號中，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和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斗。同時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黨中央的號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熱烈的響應和贊成。

　　由于1947年國民黨反動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加緊迫害，許多民主人士已先后脫離國民黨統治區。這時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負責人有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他們在5月5日聯名致電毛澤東主席，熱烈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認為這是“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們還同時發表通電，號召國內外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8月初，毛澤東主席復電給在港的民主人士，對他們贊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并熱心促其實現，表示欽佩。復電希望民主人士對召集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人、參加的范圍和討論的問題等等提出意見，共同商討。從這時開始，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就成為我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對于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區，籌備召開新政協，周恩來同志曾經設想開辟經歐洲到蘇聯再轉赴哈爾濱的路線，但未能打通。1948年初秋，曾告潘漢年設法與港方交涉。潘找了民主黨派駐港代表薩空了同志商談，要薩先與港方接洽，說民主黨派有幾位負責人要經歐洲進解放區。于是薩空了找了香港大學校長施樂斯（D．T．Sloss），他是香港當局指定與中共及民主黨派的聯系人。薩對施樂斯說，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李濟深、沈鈞儒要從香港去倫敦轉經蘇聯到東北解放區去。施表示你們兩個領袖要走，這是要請示的，說要報告香港總督。過了一些時，施回答說：港督表示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要請示倫敦，需要有一個較長的時間才能答復。由于他們的答復曠日持久，而且可能是敷衍搪塞，因此，周恩來同志決定不走這條路線，而利用大連到香港的這條航道，來完成這項重要而機密的任務。以后施樂斯在當年12月才轉來倫敦的意見，說不發護照，但可給一個證明身份的文件，離開倫敦時還可以保護。其實這時，我們早已開始了接送工作，沈老也早已到了解放區。

　　8月初錢之光接到周恩來同志的電示，要他盡快去香港。當時，我剛到大連不久，錢交接后即由大連出發，經平壤會見了我駐朝鮮辦事處的負責人朱理治同志，并同蘇聯辦事機構辦理了租船手續，然后在羅津乘坐租用的蘇輪“波爾塔瓦”號啟程赴港。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錢之光用的是解放區救濟總會特派員的名義，以便在香港公開活動。與錢同行的有祝華、徐德明和翻譯陳興華等同志。到達香港后，錢之光即與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漢年同志等取得聯系。這時他們也接到了中央關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的指示，大家一起商討，并作了分工。

　　周恩來同志決定利用大連與香港之間的海上通道，但考慮到香港的情況復雜，同時海上航行由于國民黨海軍的活動，特別是要經過臺灣海峽，也很有風險，所以一再指示對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絕對保密，保證安全。這時在港的民主人士很多。根據周恩來同志指示的精神，錢之光與方方、潘漢年等經過仔細研究，為了不引人注目，決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聯系的黨組織如香港分局、香港工委還有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別聯絡，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時候開船，要根據民主人士準備的情況、貨物裝運、香港的政治氣候以及聯系工作情況等因素來決定。為保證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有負責的同志陪同，并派出熟悉旅途情況的同志隨船護送。在“華潤公司”工作的楊琳、袁超俊、劉恕和在“中華貿易總公司”工作的祝華、王華生、徐德明等，都參加了這方面的工作。

　　根據當時條件和聯絡情況，八月下旬首批安排護送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民主人士和其他同志十幾人北上，由章漢夫陪同，祝華、徐德明護送。由于這一批有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為了嚴格保密，特別是要防止香港密探的跟蹤，對于上船前要經過的路線、從哪條路走、什么人去接、遇到情況如何應付，都作了周密的考慮和安排。在準備工作完成以后，錢之光立即向中央作了報告，周恩來同志同意了行動計劃，并強調指出，這是第一批，出發后有什么情況要隨時報告。沈老一行離港啟程后，我在大連與香港始終保持密切聯系，船行8天，當我知道輪船已順利到達羅津后，立即電告香港。這一批民主人士的到達，中央派李富春同志專程迎接轉往哈爾濱。

　　在第一批民主人土安全到達后，由我在大連租了蘇聯貨輪，裝上解放區出口的物資和一些黃金到達香港。當時主要任務雖是接送民主人士，但仍需以經濟工作作為掩護。10月中旬，大連出發的這條船到香港時，因與另一艘船相撞，需要檢修，一時不能使用，而香港方面已經安排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因此只有另外租用挪威的船只運送。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母子、陳其尤、沙千里、翦伯贊、宦鄉、曹孟君、韓煉成、馮裕芳等知名人士，由連貫同志陪同，胡繩同志同行，王華生隨船護送。這艘船行駛到大連與丹東之間的大東溝后，因大連當時是蘇聯軍港，普通船只不讓靠岸，不得不在大東溝拋錨，改乘小船登岸。這一批黨內人士較多。郭老等民主人土由東北局前來迎接的負責同志陪同轉赴哈爾濱，多數黨內同志由我們接來大連。連貫同志在我們公司住了10多天，接到周恩來同志的電示，要他和韓煉成（原任國民黨四十六軍軍長）秘密進入山東解放區。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們黨內的同志有30多人。這一批北上的有李濟深、茅盾夫婦、朱蘊山、章乃器、彭澤民、鄧初民、洪深、施復亮、梅龔彬、孫起孟、吳茂蘇、李民欣等著名人士。李濟深先生當時是很有影響的人物，我們與他有密切聯系，美國方面和香港當局也同他接觸頻繁，國民黨有些政治勢力還想竭力爭取他，如白崇禧就親筆寫信派一桂系大員趕到香港邀他到武漢“主持大計”，實際想拉攏他，打他的旗號同我們“劃江而治”。對此，黨中央十分關心，周恩來同志頻繁來電，指示也更加具體周密。

　　因為第二批北上的船只未能在大連登岸，這一次周恩來同志特地事先打電報給在大連的馮鉉同志（馮當時負責情報工作）和我，指示說：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與蘇聯駐大連的有關部門交涉，租用他們的輪船，一定要在大連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館，民主黨派負責人要住單間，確保安全；要舉行歡迎宴會（并具體指定了座位席次）；還指示說北方天氣寒冷，要為他們準備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御寒衣物。并請大連市委協助做好接待工作。我們都一一按指示作了準備。

　　周恩來同志在給大連電示的同時，也給香港錢之光處發了電報，指示說已經走了兩批人員，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這次行動要更加謹慎。錢之光同志等按照指示，經過仔細研究，確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離港的時間，安排在圣誕節第二天的深夜。因為人們都在歡度圣誕節，注意力分散，這是行動的有利時機。由于有過去兩次秘密護送的經驗，這一次更加慎重。民主人士離港時，有的是從家中轉到朋友家以后再上船，有的則先在旅館開個房間，停留一些時候再離開，他們都不隨身攜帶衣物，因此一點看不出有要出門的跡象。

　　李濟深先生等一行于12月26日登船離港，由李嘉仁陪同，龔飲冰、盧緒章等隨行，徐德明隨船護送，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到達大連。中央派李富春、張聞天同志專程從哈爾濱到大連迎接。當時參加國際工運會議回到哈爾濱的朱學范先生也趕到大連來迎接。迎接的還有大連市委的歐陽欽、韓光、李一氓等同志。這一批民主人士下榻在大連最高級的大和旅館（現大連賓館）。當天中午，在關東酒樓以豐盛的宴席舉行了歡迎會。

　　我們按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事先設法買了御寒的皮貨，他們一到，我們的同志就送去獺皮帽、皮靴、貉絨大衣。他們收到這些物品，十分感動，有的人要付款。我們解釋說：解放區實行供給制，衣帽鞋都是送的，這是周恩來同志指示我們辦的。他們連聲說：恩來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給我們安排這樣好，真是太感謝了。這批民主人士在大連逗留期間，游覽了市區，參觀了工廠，然后乘專列經沈陽前往哈爾濱。龔飲冰、盧緒章等同志在我們那里住了一段時間，經周恩來同志電示，他們乘火車去天津、石家莊。盧緒章以后到上海參加接管。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從香港出發的。這時北平、天津已經解放。這一批北上的有黃炎培先生夫婦、盛丕華先生和他的兒子盛康年，還有她維鈞、俞澄寰先生等。他們由劉恕護送在天津登岸。3月25日到達北平。董必武、李維漢、齊燕銘等前往迎接。

　　新政協的籌備會議原定在哈爾濱召開，由于形勢發展之快，超出人們的預料，1949年6月，就改在北平召開籌備會。9月份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正式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了國家領導人，從此，新中國猶如初升的太陽，在東方升起。

　　1949年4月底，我們應召回到北平。5月初，周恩來同志約我們去匯報這一階段的工作。他高興地說：你們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和開展對外經濟貿易，都是做得好的。其實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來同志親自部署指揮下進行和完成的。

　　從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加緊發動內戰、鎮壓民主運動，民主人士遭受迫害，在黨組織協助下相繼轉移，到1948年秋我們取得全國勝利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區籌備新政協，這一段歷史，充分表現了我們黨與各民主黨派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我們黨一起為中國的和平、民主、統一而堅持不懈的并肩戰斗，這是我們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這里面，周恩來同志卓越的組織領導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它和周恩來同志的其他業績一樣，將在我國革命史冊上永放光芒。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