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對待舊文藝和外國文化 周恩來這樣說

　　周恩來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對于前者，已經是全世界所公認的了；對于后者，則還不太被人們所了解。在紀念偉人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說明這后一個還不太被人們所了解的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的理論工作的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全面系統的哲學思想，概括的說，就是實踐的哲學。唯物史觀是他的整個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和闡明他的唯物史觀思想，是使人們認識他作為思想家、理論家和哲學家的重要途徑。在他的唯物史觀思想中，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運用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原理，探尋中國革命的道路

　　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是革命中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原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走出了奪取政權的成功之路，這都不能具體解決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而周恩來不但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原理，通過自己的艱苦探索，最早明確提出這一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而且帶領全黨開始實現工作中心由城市向農村的轉變。

　　早在旅歐時期，周恩來就開始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認識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唯一拯救中國的方法。他總結了中國歷史上革命運動的教訓和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提出了組織革命軍隊，以武裝斗爭奪取革命勝利的思想。他在《評胡適的“努力”》一文中指出，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列強干涉、軍閥混戰的局面下，“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①周恩來是我們黨內最早提出建立革命武裝的一個人。

　　正因為他對革命武裝有這樣深刻的認識，從歐洲回國以后，很快就參加了建立革命武裝的領導工作。這恐怕也是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初期，他成為我黨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以后也是主要領導人之一的重要原因。他參加了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改造舊軍隊、建設新軍隊的領導工作。他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原理運用到中國的具體環境，積累了解決中國革命道路的大量經驗。他在１９２５年６月２日題為《軍隊中政治工作》的講演中分析了世界革命的形勢，總結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經驗在于“工農利用武裝推翻了俄皇貴族”，強調了革命軍隊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不僅在理論上論述了革命軍隊的重要，而且利用當時可能的條件，開始建立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周恩來從很早就非常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旅歐期間，他在１９２４年春寫的《軍閥統治下的中國》一文中，就熱烈歌頌廣東海陸豐和湖南衡山農民的斗爭，提出“這兩樁事實全是證明中國農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將來走上革命戰線的。”②回國后，他在廣東實地考察了農民運動的狀況，指出農民受剝削和壓迫最深，故擁護革命最力。１９２６年他在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題為《農民運動與軍事運動》的講演中提出：“農民實為中國生產的主力，所以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中最主要的問題。”

　　大革命失敗后為了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制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決定舉行南昌起義和秋收暴動。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我們黨舉行了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１９２７年秋到１９２８年底我們黨領導了廣大農村的武裝起義，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許多農村革命根據地。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實際的主要負責人，不但具體指導了農村武裝起義和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而且總結了農村武裝斗爭的經驗，明確地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他在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８日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分析了中國社會當時的三大矛盾——帝國主義之間、軍閥之間、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的趨勢，明確提出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基礎之上，“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③這一思想，在當時來說是對“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最明確的表述。

　　隨著革命武裝斗爭的發展，周恩來的思想也不斷深化。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前后，他指出：“農民游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④黨的工作中心應該放在蘇區，并帶領全黨開始實現工作中心由城市向農村轉移。

　　運用社會基本矛盾理論，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運用唯物史觀的社會基本矛盾理論，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又通過這一探索豐富和充實社會基本矛盾理論，這是周恩來唯物史觀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心內容。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的終身總理，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領導人和最高的直接組織者，積累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經驗，加之其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這就使得他的唯物史觀思想的這個方面的內容特別豐滿和生動。

　　周恩來清楚地知道，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找出一條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建國伊始，他就提出了我們自己走出一條建設新中國的道路。他在１９５０年８月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提出，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方向和目標是確定了的，“但道路是我們一步一步去走的。”⑤隨著形勢的發展，他越來越明確地提出，這樣一條道路需要我們自己去摸索。１９６３年１０月，他在一次報告中指出，為了把我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我們需要探索出一條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⑥

　　在這一探索中，他非常重視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特別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理論的指導作用。１９６１年他在同一位西歐外賓談話時指出，我們把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看作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社會主義是指生產關系而言，同時也表現在生產力上。我們黨和國家的“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應該予以糾正。”⑦１９６２年1月，他在劉少奇的一個書面報告草稿上提出，應當“把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意思補寫進去。”⑧這年４月，他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批評了長期以來流行的脫離生產力的發展，孤立地追求生產關系變革的非馬克思主義傾向，強調指出，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決不能違背這一規律。周恩來的這些觀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運用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三大領域——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之間的關系及其內部的各種關系，是他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內容。第一，運用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闡述了三大建設之間的關系。他提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而“經濟基礎變動了，上層建筑也要受影響，就是說，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響。政治上的制度要適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思想也要適合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⑨他還結合我國建設的實際，用一個生動的比喻闡明了文化教育和經濟、政治的辯證關系，指出“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導，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經濟、政治變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鋒’，又是‘殿軍’。”“文化建設高潮要在經濟高潮之后。文化事業的發展不能漫無邊際。文化事業、大專學校太多，超過經濟發展的水平，就會使基礎，使生產受到影響。”⑩

　　第二，著重論述了三大建設內部的各種關系。首先是經濟建設。按照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的觀點，在經濟建設中，他把發展生產力放在中心地位。他在１９５４年９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實現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最主要的事情是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這對于“我們全體人民，對于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11發展生產力，在我國具體地說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周恩來是首先提出實現四化要求和作出具體部署的領 導人。他還依據馬克思關于科學是生產力的重要因素的觀點，闡 述了科學技術現代化在社會主義四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現代化。”１２。”縱觀周恩來關于經濟建設的文獻，貫穿著這樣一個指導思想：經濟建設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根據客觀需要和可能，循序漸進，穩步發展。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什么時候貫徹了這一指導思想，我們的經濟建設就順利發展，什么時候違背了這一思想，經濟建設就受挫折。

　　其次是關于政治建設。按照唯物史觀關于國家問題的基本觀點，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周恩來關于政治建設的論述，是圍繞著國家政權問題展開的。他多次提出并闡述了政治建設的一個帶根本性的指導思想，即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他在１９５７年的一次重要講話中，分析了我國政治生活的發展變化，提出：“現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應該是：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專政和民主比較起來，他更強調民主的重要，認為擴大民主更帶有本質的意義。他總結了蘇聯的歷史經驗指出：“專政的權力雖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但這個權力是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針對我們在具體制度上還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我們保衛首長的某些辦法，使老百姓很難見到做“官”的，周恩來提出，要從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使我們的民主擴大。他提出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我們雖然不能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但“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13這是列寧提出的消滅資產階級議會制，保存代議機構的思想在我國的具體化。

　　為了擴大民主，周恩來特別強調要反對官僚主義。在上述講話中他提出：“要使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實行得更好，必須同官僚主義作斗爭，經常反對官僚主義。”他從我們的國家制度上分析了容易產生官僚主義的原因，總結出了反官僚主義的規律性的東西，以引起各級領導的長期警惕。他提出，掌握了政權，權力過分集中，就會產生官僚主義。特別是我們搞社會主義，為最大多數人民謀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權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較滿意，在這樣的情況下做錯了一點事情也容易為人民諒解，這就使我們很容易忽視發揚民主而犯官僚主義的錯誤。所以，“官僚主義不是能夠一下子徹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來了。”14

　　再次是關于文化建設。周恩來多次提出，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必將出現文化建設的高潮。他探討了文化建設的幾個重要問題。文藝工作是周恩來特別注意的一個重要方面。文藝是社會意識的重要內容。研究文藝的發展，是歷史哲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周恩來提出：“文藝同工農業生產一樣，有它客觀的發展規律。”15并對怎樣處理文藝創作中數量和質量、原料和加工、思想和業務、批評和討論等等的關系問題，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

　　怎樣對待舊文藝，是文藝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還在建國前夕，他就在一個重要報告中提出了對待舊文藝的正確方針。他提出，舊文藝是會消滅的，它又是有前途的。對舊文藝里一切壞東西，比如宣傳封建思想和反革命思想的東西，應該加以消滅；另外一些合理的東西慢慢地提高、進步、逐漸變為新文藝的組成部分。他反對對舊文藝“什么都保存”或“什么都否定”16。這里談的是怎樣對待舊文藝的問題，而其精神實質卻適用于對待我國過去的文化問題。

　　怎樣對待外國文化的問題，是文化建設的又一個重要問題。他提出了以我為主、中外溶合的觀點，創造性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我們是中國人，總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外國的好東西 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們民族的文化里。”“學習外國的東 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要使它們不知不覺地和我們民族的 文化溶合在一起。”17周恩來提出的以我為主、中外溶合的主張，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

　　第三，創造性地論述了建設與改革的關系。首先，要搞好社會主義建設，關鍵在于改革。周恩來在１９５７年的一次講話中，分析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遺留下來的落后狀況，提出這是民族繁榮即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利條件。要去掉這些不利條件，“關鍵在哪里？關鍵在社會改革。”新中國各民族要發展，“必須實行一個根本性的措施，這就是社會改革。”社會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即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數人幸福。”“誰要是幻想在中國這個社會里長期地保留他的剝削，甚至于過那種極度豪華的生活，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全中國都不那么豪華，少數人那樣豪華是不能允許的。”１８

　　其次，改革是一個很長的時期，要隨著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才能相應的完成。他在１９６２年的一次講話中總結了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認識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提出我們過去有一段時間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設想得太容易了一點，好像社會主義改造很快就能完成，現在看來這些想法是不恰當的。因為它的經濟水平低，在這樣的經濟水平的基礎上，上層建筑不可能那樣快地完整地改造好，總是參差不齊，不平衡現象總是長期存在的。社會主義改造要隨著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才能相應地完成。”“我們要有一個比較長期的想法，認識社會主義改造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１９

　　周恩來的這些思想，對于今天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事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堅持群眾觀點，提出并豐富群眾路線

　　周恩來從唯物史觀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根本原理出發，在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時期，都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提出并豐富了黨的群眾路線。

　　周恩來的群眾觀點，有著深厚的實踐基礎和理論基礎。早在“五四”運動時期，當他還是一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時候，就從總結斗爭的實踐經驗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之中，懂得了依靠群眾的重要性。當他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掌握了唯物史觀之后，對群眾觀點更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他提出，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群眾的實踐是一切真知的源泉。“智慧是從群眾中來的，但對群眾的意見領導方面還要加工，然后回到群眾中去考驗，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工。”20在他看來，不但群眾的實踐是黨的領導認識的源泉，而且群眾的利益是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執政黨的于部想問題、做事情，要時刻把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愛戴。

　　他把為廣大群眾謀利益，概括為“立黨為公”。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３日，他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協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是立黨為公，不是立黨為私。”２１ｏ第二天晚上他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指出：“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分水嶺，是真共產黨員和假共產黨員的試金石。”在今天，重讀周恩來的這些鏗鏘有力的話語，仍然使人熱血沸騰。它是中國共產黨反對黨內那些嚴重的不正之風，特別是黨員干部尤其是那些高級領導干部貪污受賄、只為自己和小集團謀私利的腐敗行為的銳利武器。周恩來言行一致。“立黨為公”，他不但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一生為人民的利益鞠躬盡瘁。他身后沒有兒女；他和鄧穎超僅有的５０００元人民幣，也全部交了黨費。而“立黨為私”則突出地表現在，那些為了自己和親屬不擇手段地撈錢、發家致富的黨員干部身上。大貪污受賄犯陳希同就是他們的典型代表。他們不僅混進了我黨高級干部的隊伍，甚至混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周恩來的遺像面前，難道他們不汗顏嗎？

　　周恩來歷來主張，不論革命和建設都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不但要依靠工農群眾，而且要依靠知識分子群眾，在建設時期尤其是這樣。他提出：“我們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除了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以外，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他還尖銳地提出了脫離群眾的嚴重危害：“脫離我們的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２２“離開了群眾，我們就會枯死！銅死！”這些擲地有聲的語言，對我們黨應該是長鳴的警鐘。

　　正因為周恩來對唯物史觀的群眾觀點有著深刻的理解，所以他能夠對我們黨的群眾路線做出突出的重大的貢獻。首先，他明確提出并第一次使用了“群眾路線”的概念。在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８ 日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講到籌款工作的時候寫道：“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23這封信對紅四軍的工作作了全面的指導，對于一切有群眾參加的工作，都提出了必須實行群眾路線的要求。

　　其次，對群眾路線的內容做了初步科學的規定。在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文件中，他提出了黨員要“能夠深入群眾，把黨的影響擴大到群眾中去，同時能把群眾的意見正確地反映到黨里來，使黨成為真正群眾的黨。”24很明顯，在周恩來關于黨員要深入群眾的這一要求中，已經包含了后來毛澤東科學表述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基本內容，形成了它的雛形。

　　周恩來還在理論上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豐富了群眾路線的內容。（1）面向群眾。他提出，領導地位并不能使領導者“得到知識和經驗，所以面向群眾，汲取群眾經驗，十分必要。”25面向群眾要做到以下幾點：和群眾打成一片，傾聽群眾意見，向群眾學習，同時又要教育群眾，不做群眾的尾巴。（２）等待群眾覺悟。他提出：“正確的意見常常是經過許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勝利，為大家所接受。”２６這是因為，要把領導者的覺悟和智慧變成群眾的力量，需要經過等待的過程。（３）黨的錯誤向群眾公開。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信中寫道：不但任何政策之中正確的部分，而且錯誤的部分，“必須適時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眾公開提出，才能得到群眾的了解和擁護而成為力量。”27（４）倡導思想自由。他說：“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人民大眾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動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共產黨要以毛澤東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選擇。”28

　　面向群眾，等待群眾覺悟，向群眾公開黨的錯誤，倡導思想自由，這是正確地實行黨的群眾路線所不可缺少的四條原則。其前三條是對領導者說的，后一條是對群眾說的。面向群眾，向群眾學習，對那些官僚主義嚴重的領導者是很難的；有些領導者做工作，完全以上級指示為轉移，完全不顧群眾能否接受；而將自己的錯誤主動地向群眾公開，許多領導者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而對于人民群眾的思想，在有些人看來，是控制的越嚴越好，不應該有自由思想的存在。黨的群眾路線，概括地說是“從群眾中來， 到群眾中去”。只有做到了前三條，領導者才能夠正確地集中群眾 的意見和貫徹自己的正確思想；而做到了后一條，群眾才能夠把 自己的意見充分地表達出來，群眾路線才能順利地實行。

　　堅持歷史主義觀點，正確對待歷史

　　強調用歷史主義的觀點對待歷史，是周恩來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方面。他經常重復這樣一個觀點：不能把歷史割斷。他在１９５９年４月的一次重要講話中提出：“現在當然首先要研究現實問題，反映新的情況，但對過去的東西也需要研究，新的東西總是從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最落后的到最先進的都要記載下來。要勇于暴露舊的東西……暴露舊的東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這樣就不會割斷歷史。，，29

　　他在１９７１年４月關于出版工作的一次談話中指出：“要印一些歷史書……不出歷史、地理書籍，是個大缺點。”“不講歷史、割斷歷史怎么行呢？”他強調：“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30不講歷史、割斷歷史，顯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而講歷史，也有個怎樣才能正確對待歷史的問題。歷史就是過去的社會。用歷史唯物主義即唯物史觀的觀點看問題，才能做到正確地對待歷史。而用唯物史觀的觀點看歷史，就必須堅持歷史主義。

　　過去的社會即舊社會，是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剝削制度，從根本上說，是落后的、壞的東西。周恩來堅持用歷史主義的觀點對待歷史，首先堅持“要勇于暴露舊的東西”，肯定“五四”時代“提倡叛逆精神”31。他稱贊溥儀寫《我的前半生》“基本上是要同舊社會宣戰，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這樣暴露舊社會不容易。”稱贊他“創造了歷史上的一個新例子。”３２并且說：“我如果有時間，也愿意寫點東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33這樣做，基本的出發點是暴露舊的東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這是不能割斷歷史的主要方面。

　　周恩來堅持用歷史主義的觀點對待歷史，還有另一個方面。他在具體地評價統治階級和剝削制度的時候，不僅暴露其舊的、落后的東西，而且能夠正確地、實事求是地肯定其比較進步的、好的東西。他把歷史主義的觀點貫徹到底，在這方面也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周恩來堅持用歷史主義的觀點對待統治階級中的具體人物。他在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月關于昆曲《十五貫》的兩次講話中指出：“在舊社會，勞動人民身上有不少好東西，但在統治階級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東西。”34“不要以為只有描寫勞動人民才有人民性。歷史上的統治階級中也有一些比較進步的人物。”《十五貫》中的蘇州知府況鐘就是這樣一個“比較進步的人物”。他稱贊戲中的況鐘“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這是符合唯物主義思想的。”而戲中的巡撫周忱則是一個草菅人命的官僚主義者和主觀主義者。他借批評戲中的官僚主義者，為我們干部中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者敲了警鐘，嚴肅地指出：“我們有的官僚主義者比戲中的巡撫還嚴重，這巡撫是我們的一面鏡子。”３５

　　不但統治階級中的某些個人有比較進步的，就是封建制度中的有些具體辦法，我們也可以吸取。他說：“盡管我們對整個封建的剝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們的有些制約的辦法還有可取之處。”如封建衙門的擊鼓上堂。但是，“我們現在有些官僚主義者甚至在‘擊鼓’后還不出來”。36因此，“我們也需要一套制約的辦法。”３７過去，我們對于吸收和學習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科學的和合理的東西講得比較多，但對封建制度下的有可取之處的東西則很少講。就是講一點，也只是講文化方面的。周恩來在這里提出了封建制度 下政治方面的有些東西有可取之處。這就告訴了我們，在今天的 社會主義建設中，對于封建制度下政治方面的有可取之處的東西，也應該批判地繼承。

　　用歷史主義觀點對待歷史，對一個封建王朝也要進行分析。周 恩來在１９６１年６月接見嵯峨浩等人的談話中指出，清朝做了許多 壞事，但也做了幾件好事，清朝“做的好事是應該講一下的。” “清朝在確定版圖、增加人口、發展文化這三個方面做了好事。”“第一件，把中國許多兄弟民族聯在一起，把中國的版圖確定下來了，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為了要長期統治，減低了 田賦，使農民能夠休養生息，增加了人口，發展到四萬萬人，給現在的六億五千萬人口打下了基礎。第三件，清朝同時采用滿文和漢文，使兩種文化逐漸融合接近，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38這三件事中，前兩件是社會存在方面的重要條件，后一件是社會意識方面的重要條件，都是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所離不開的。

　　在這里，不僅他從社會歷史觀的基本問題的高度研究歷史，對我們仍有很大的啟發意義，而且他“勇于暴露舊的東西”的基本態度，更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近些年來，不僅在文化界，而且整個社會上，許多反映剝削制度的東西和舊的風俗習慣、丑惡現象，在被消滅了多年之后，又在“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的旗子下死灰復燃，并大有泛濫成災之勢。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們要學習和發揚周恩來“勇于暴露舊的東西”的精神，在批判和清除重新回頭的舊的東西的基礎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明。

　　周恩來的唯物史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哲學，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它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規律的反映；它不但過去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發揮過重要的指導作用，對現在和今后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仍然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山東省社會科學院）

　　注 釋：

　　①《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第２５６頁。

　　②《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續編，第５頁。

　　③、16、23、24、25、26、27、28《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３２頁、第３５４一３５５頁、第 ３６頁、第 １３頁、第 １３１頁、第 ３３７頁、第３０１頁、第３４１頁。

　　④《周恩來年譜》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訂本），第 １８４頁。

　　⑤、⑨、10、11、12、１３、１４、１５、17、18、19、20、22、29、30、31、32、33、34、35、36、37、38《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２３頁、第２６６—２６７頁、第２０、３３９頁、第１４４頁、第 ４１２頁、第 ２０７—２０８頁、第 ２０９頁、第 ３４０頁、第 ３４３一３４４頁、第 ２６４—２６５頁、第 ３９５—３９６頁、第 ３１４頁、第 １６０、３１４頁、第２９７頁、第４７０—４７１頁、第２９７頁、第４０２頁、第２９７頁、第 １９８頁、第 １９２—１９３頁、第 １９３頁、第 １９８頁、第 ３４０頁。

　　⑥、⑦、⑧《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 ５６８頁、第４３５頁、第 ４５３頁。

　　２１《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 ６１５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