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瑞回憶周恩來：離開越久 思念越深

　　人們往往有這樣的體驗：一個深受自己愛戴的人，離開越久，思念越深。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了，但他留在我腦子里的形象，不僅沒有混滅，反而更加鮮明了。

　　一

　　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是在1935年冬天。當時他是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擔負著軍委副主席職務，經過艱苦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剛剛到達陜北。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前，陜北根據地內部發生了“左”傾錯誤，1935年9月下旬新成立的陜甘晉省委開始了錯誤的肅反，我和劉志丹等同志一起被捉起來，關在瓦窯堡的監獄里。據說已經做了準備，要進一步處治我們。就在根據地陷入嚴重危機時，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及時解救了我們。我出獄后，住在西北保衛局。過了兩三天，忽然接到通知，說周副主席要找我談話。這意外的消息使我激動不已。

　　在一孔簡陋的窯洞里，我見到了周恩來同志。他剃著光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又黑又長的胡子，乍一見，使人想起“美髯公”的稱號。他親切地招呼我坐下，讓我談情況。這時我注意到他面容消瘦，眼睛里布滿血絲。顯然，長征途中長時間的艱苦跋涉，加上到陜北后事務繁多，沒有時間休整，實在是太疲勞了。談話中，為了克服困倦，他不斷用手在頭上捏，振作精神聽下去。最后他講了話，態度和藹而懇切，主要意思是：肅反搞錯了，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你們是好同志，為創造陜北、陜甘蘇區和建立紅軍，做出了很大貢獻。中央到陜北后，肅反的錯誤已得到糾正，希望你能正確對待這一問題。接著又親切地詢問：“對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慮？”我聽了他一席話，心里熱乎乎的。我感到黨中央對我們是了解的，黨對我們是信任的，一肚子委屈頓時冰釋了。我激動地表示：“服從組織決定，請組織安排吧。”盡管我希望這次難得的交談更長些，但怕更多地占了恩來同志的時間，最后，我緊緊地握了握他的手，告辭了。不久，我到陜北省委擔任了秘書長的工作。

　　周恩來同志親切、坦誠的談話，那種不怕勞累、忘我工作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1954年，我被任命為國家勞動部部長，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從此接觸就很多了。盡管平時有副總理分管勞動部的工作，但他對計劃和勞動工資工作，始終親自過問，抓得很緊。1956年全國統一的工資改革，就是在他的親自領導下進行的。當年4月，他在勞動部召開的全國工資會議上作了報告。1957年9月在八屆三中全會上，他講了勞動工資和勞動福利問題。他曾召集我們開過多次會議，做了大量工作。這一段時間，是我同他接觸最頻繁的時期之一。這里談幾件小事，雖然都很平常，但仍可見他感人風范的某些側面，于細微處見精神。

　　一次，國務院召開全體會議，最后審議通過工資改革方案。會議從下午3點開始，一直開到半夜12點，只是在吃晚飯時休息了一會兒。有些年齡大的部長實在疲倦了，可還有些人要發表意見。周總理看到這種情況，站起來說：“請60歲以上的部長同志退場，還有意見的可繼續發言。”謝覺哉、葉季壯、蔣光鼐、梁希、傅作義等一批老部長退席了。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一直堅持到將方案審議完畢。同志們勸他說：“總理年齡大了，也要注意休息啊。”他笑著回答：“我身體好，一天睡四五個鐘頭就可以了。”

　　還有一次，我準備了一個文件稿，請周總理審批。他對文件的要求向來是嚴格的，經他審閱的文件，往往要寫滿他改動的手跡，連一個標點符號錯了都不放過。這次由于我只注意了文件的內容和文字，對里邊的數字沒有仔細審核。有一個數字錯了，他發現后，嚴肅地批評說：“你怎么不注重數字？數字錯了，文件怎么拿出去？”從此，我對文件的要求也比前嚴格，審核也更加細致了。

　　為了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當時我們有一項“完成和超額完成任務獎”。周總理知道了，專門打電話給我說：“超額完成任務，獎勵是合理的。完成任務怎么能得獎呢？難道我當總理，你當部長，完成任務就該發獎？”他認為不應降低獎勵的標準，不要把獎發得過多過濫，主張獎真正應該得獎的人，使獎勵起到激勵群眾的作用。

　　那時周恩來同志常在西花廳辦公室召開小型會議，有時會開得長，他就留我們在他家吃飯。有一回吃芝麻餅，餅烤得又酥又脆，我吃的時候，芝麻掉到桌上不少。他看見了，含笑說：“文瑞，你怎么掉下那么多芝麻？”提醒我應處處注意節約。

　　這幾件事雖小，卻常常讓我回想起來，好象就發生在昨天。

　　三

　　我同周總理接觸較多的另一個時期，是三年困難時期。由于1958年“大躍進”的破壞性影響，到1959年下半年，我國開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當時糧食緊張，肉類更是極其匱乏，人們嚴重營養不良，許多人得了浮腫病。為了克服困難，1960年9月底，中央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而調整中包括一個重要措施，就是精減職工。在“大躍進”期間，許多單位盲目招收工人，職工人數比1957年膨脹了許多，不少是合同工和臨時工。起初準備精減1000萬，周總理問我：“精減1000萬可不可以？”我說：“只要中央下決心，我看可以。”到1962年，中央提出再精減1000萬，周總理又征求我的意見。我感到這次難度要大得多，需要大量精減固定工（包括一部分技術工人）。為了減少企業技術骨干的流失，我提出“盡量不減三級以上的技術工人”，得到他的贊同。中央成立了精減領導小組，楊尚昆同志任組長，主持這項大事，我是領導小組成員。精減領導小組直接在周總理的領導下進行工作。整整三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精減工作上。兩次精減，連職工帶家屬，再加上部分其他城鎮居民，共減少城鎮人口2000多萬，一年要節約貨幣工資幾十億元，節藥商品糧幾十億斤，這對我國順利渡過三年暫時困難，恢復經濟，起了重要作用。從工作角度看，精減是成功的。但應該說，這項措施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國人民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周總理是深深理解這一點的，他曾感慨地說：“2000多萬人，等于東歐兩個國家搬了家。但不這樣做又怎么辦！”

　　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周恩來同志為安排好被精減職工的生活，煞費苦心，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這可以從他親筆修改的關于精減的文件草稿中看出來。在196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草稿）》中，有這樣一段話：“對被減人員一定要負責到底，采取多種多樣的辦法予以安置，務使其各得其所。”在這段話前面，他親筆加上了“黨政領導機關”幾個字。寥寥數字，就點明和強調了主要領導機關應負的責任。在文件草稿中提到精減職工的安置辦法時，他又加了如下一段話：“對于一切精減下來的職工，都要采取各種補助和幫助的辦法，妥善安置，務使他們能夠逐步習慣于新的生活。對于中央、省、市、自治區和省轄市、專區直屬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學校減下來的職工，在沒有安置好前，在一定時期內，將發一定比例的工資，供應必需的口糧，以維持其生活。縣和縣以下的各單位裁減下來的職工，不實行這種辦法，而采用發給生產補助費或退職金，并帶一定數量糧票的辦法，以便及時下鄉參加生產或作其他處理。”后來正式文件就是按周恩來同志的修改稿發的。在他的關懷和督促下，2000多萬人基本上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沒有發生大的問題。

　　周恩來同志優良的工作作風，他關心人民、愛護人民、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使他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億萬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當我寫這篇短文的時候，他那和藹親切的面容，仿佛又出現在我的面前。他的平易感人的形象，成為不泯的記憶，永遠留在我的心里。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