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戰時香港文壇

　　知識分子問題關系到革命事業的成敗興衰，也是統一戰線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抗戰時期，周恩來審時度勢，以高超的領導藝術和高度負責的精神，通過中共駐港機構領導和影響香港文壇，樹立了一個文化統戰范例，在中國革命文化史和統一戰線史上寫下光輝一頁。

　　一

　　抗戰爆發后，隨著平津滬寧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鎖，香港成為中國對外聯絡的主要渠道。這對中共開展各種抗日活動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同時，香港的政治形勢也朝著有利于中共活動的方向變化著：港英當局對民眾運動的態度從高壓政策到“睜一眼閉一眼”的轉變；香港群眾尤其是工人和學生的愛國熱情高漲；香港的自由港性質使各種政治力量在這里以商業活動為幌子開展政治角逐，客觀上也形成可為中共利用的統戰工作環境。①

　　根據香港的戰略地位和政治環境，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周恩來決定加強對中共香港工作的領導。1937年12月，周恩來在漢口會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面商在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事宜，并派遣具有主持海外統戰和上層統戰諸多優越條件的廖承志擔任辦事處主要負責人，以拓開香港工作局面，即開展統戰工作，建立文化宣傳陣地，等等。為此，周恩來一方面陸續將內地例如滬寧等淪陷區的一批文化人移到香港；廣州、武漢淪陷前后又部署一批文化人到港。其中，1938年2月，周恩來在漢口會見準備到港主編《文藝陣地》的茅盾，并指示身邊的工作人員與茅盾約定：“凡在延安及華北各根據地工作的文化人和老干部所寫的稿件，可由延安轉長江局寄給茅盾發表或作為創作素材。②另一方面，指導廖承志等在港負責人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廖等人認真總結過去中共在港活動的教訓，努力克服輕視知識分子現象，爭取“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傾分子入黨和有計劃地培養和領導非中共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適應內地文化人來港和即將到來的香港由商業城市逐步轉變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勢。③

　　接著，為了把到港的文化人組織起來，開展抗戰文化活動，周恩來指示廖承志和中共駐港組織運用統戰策略，一步一個腳印，占領香港文化陣地。從1938年初開始，“香港八辦”在支持和協助宋慶齡建立以“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國際援助”為宗旨、由一批中外名流和著名文化人組成的保衛中國同盟等團體的同時，通過文化界的中共黨員廣交朋友，創辦或恢復一些抗日報刊和新聞機構，如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周鯨文主編的《時代批評》、香港學生賑濟會主編的《學生呼聲》、保衛中國同盟主編的《新聞通訊》、薩空了主編的《立報》、何香凝名譽主編的《僑胞》、惲逸群等負責的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等。對分屬不同政治派別、對中共抗戰主張認識各異的香港10多家報刊，辦事處則派員主動走訪各報刊主編、編輯，商討抗戰形勢，坦誠相見，求同存異。廣州和華南其他沿海地區淪陷后，香港成為暫免戰禍的“孤島”，“香港八辦”和中共粵東南特委，先后組織一批文化團體如香港學生回鄉服務團、澳門四界（文藝、戲劇、音樂、體育）救災會等到內地。1939年1月，在廖承志的指導下，胡愈之籌建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作為團結香港報人的統一戰線文化團體。

　　周恩來非常關注香港政治形勢及其對文壇的影響，及時為中共在港組織排憂解難。從1939年3月開始，英法當局為其自身利益而調和與日本的矛盾，采取對日妥協政策，企圖策劃一個不惜犧牲中國利益的“遠東慕尼黑”，而國民黨頑固派也正在國內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時間，香港的政治形勢更加復雜，抗日與投降、團結與分裂、進步與倒退的斗爭反映到各個領域。在文化戰線中，日本的《香港日報》、汪偽的《南華日報》和《天演日報》等加緊反共宣傳和對國民黨的政治誘降活動；國民黨中央大員吳鐵城指使特務收買投機文人并打入華僑報刊；港英當局則加強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動，對抗日宣傳嚴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敵”、“漢奸”字樣的文章一律不準見諸報端。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電示廖承志加強上層統戰工作，與香港警察總監建立聯系，并親自在重慶做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的工作。不久，香港警察總監也只好在報上公開聲稱“一年來香港共產黨甚為活動，但他們主要不是反英而是進行一般的募捐救國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絕無非法行動，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干涉”。④

　　針對一些文化人想返回內地的情況，1940年6月10日，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巖接見前來匯報工作的廖承志和電影藝術家司徒慧敏，語重心長地說：“這里環境不好（指國民黨頑固派正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香港這個地盤很重要，不能放棄；能堅持幾天就要堅持幾天，你們回港后做好大家的工作，努力工作，堅守住香港這塊陣地。”⑤這個指示包涵了周恩來的良苦用心，也非常有預見性，其重要性在半年后的皖南事變便清楚地體現出來。

　　在竭力爭取時局好轉的同時，“香港八辦”為適應新形勢，拓展新局面，一方面加強華僑統戰工作，并打破香港的新聞封鎖，派遣胡愈之、梁上苑、黃薇、杜埃、林林等１０多人到東南亞各國創辦華僑抗日報刊或參加當地進步報刊工作；另一方面在香港新成立的群眾團體和舉辦的宣傳活動中，采取了與內地不同的名稱，或去掉“抗敵”、“抗日”字樣，如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中華全國漫畫家協會香港分會、中華全國木刻家協會香港分會、香港政治經濟學研究會、香港劇藝社等；１９３９年５月７日開幕的香港有史以來的首次漫畫展是一次抗日漫畫的檢閱，為避免刺激港英當局也把原定的名稱“抗日漫畫展”改為“現代中國漫畫展”⑥；或在創辦或復辦的報刊中盡量采用純文藝、純知識的名稱，如《東江》、《耕耘》、《華僑通訊》、《世界知識》、《文藝周刊》、《文藝青年》、《大地畫報》、《中國詩壇》、《文藝通訊》、《新園地》、《中國作家》、《戲劇與電影》等。到１９４０年，香港已成為華南抗戰文化運動的重要據點。

　　１９４１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后，南方局書記兼文委書記周恩來認為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國性乃至具有國際意義的文化基地的時機到來了。一方面具備了可能性，即成熟的客觀環境：第一，如上所述的中共在抗戰爆發以后所打下的基礎，香港的抗戰文化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第二，標志著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頂點——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當局加緊法西斯文化專制，大肆迫害共產黨人和進步勢力，必須及時把一批民主、文化人士疏散和轉移，其中除少數疏散到蘇北和延安外，主要是轉移到香港。這樣，香港將有更多的文化人匯集。第三，隨著戰局的發展，英日矛盾日益不可調和，英國對日本的態度由中立、妥協向強硬轉化。另一方面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一，由于國民黨當局加強新聞檢查和郵檢，查封了各地生活書店等進步發行機構，使廣大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看不到《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第二、國民黨頑固派勾結南京汪偽政權，與德日意三國一起通過各自的新聞系統，大肆制造“蔣汪合流”和“反共反蘇”輿論，破壞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第三，當各種反共勢力“發現香港是一塊重要陣地，且被共產黨‘捷足先登’后，急忙向香港派出干員，建立各種社團到處活動”。同年2月，周恩來在重慶向茅盾布置任務時，說：“我們建議你到香港。三八年你在香港編過《文藝陣地》對那里比較熟悉。現在香港有了很大的變化，所處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們向資本主義國家和海外僑胞宣傳中國共產黨政策爭取國際輿論同情和愛國僑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內地與上海孤島聯系的橋梁，香港將成為我們重要的戰斗堡壘，因此，我們要加強香港的力量，在那里開辟一個新陣線。”⑦

　　在緊急疏散、轉移內地文化人過程中，周恩來和南方局可謂部署精心，安排周密。皖南事變爆發后，南方局文委立即采取相應措施，多次派人到國統區各地向文化界傳達中共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對需要安排轉移的文化人則指明路線并為之籌劃經費和護送人員等，使100多位知名文化人安全抵達暫免戰火的香港等地，體現了中共對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⑧例一，在獲悉戴笠手下人注意茅盾行蹤后，周恩來馬上要他到郊區隱蔽，伺機離渝，并詢問他的夫人孔德流放(氵止)淚是否到延安和孩子們一起。在孔堅決要隨他到港后，為安全起見，周恩來決定茅盾先離開，并派人護送茅盾到桂林，同時通過統戰關系李任仁買到去港機票和通行證。⑨例二，2月10日前后，周恩來在曾家巖會見鄒韜奮。其時，國民黨對韜奮的壓迫到達頂點，除封閉各地生活書店外，還派便衣特務從暗中監視。周恩來對生活書店和韜奮個人去向作了妥善安排。2月25日，鄒憤然辭去國民參政會的職務，在胡繩陪同下離開重慶。3月5日韜奮在桂林地下黨組織安排下乘飛機抵港。⑩例三，3月18日，周恩來在曾家巖聽取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央常委梁漱溟陳述關于到香港辦報的計劃后，表示熱情的支持，介紹他到港后去找廖承志。不久又致函廖承志，囑其支持民盟在港活動。11例四，《群眾》周刊主編戈寶權向周恩來提出到延安學習的要求，周恩來對他說：“延安不是你去的地方，你的去處我早已考慮好了。你到香港去，你是搞外文的，在那里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關照戈買好便衣（長袍）然后再去見他，他要親自看看戈的化裝效果，還特別交代絕不能露出知識分子的樣子。１２例五，胡風在離開重慶前，周恩來分別于4月1日、18日、22日、30日約見他，對他離渝抵港途中的安全、到港后的工作等精心布置，并于30日深夜到他的寓所。胡風回憶：“深夜，我已睡下，恩來同志來了，輕輕叫醒我，說來晚了很抱歉，他交給我一百元美元和若干法幣，還說，可惜港幣沒有了……臨走，又和我握了握手，還輕輕地為我掖了掖被子。”13

　　在部署大批文化人到香港的同時，周恩來多次致電廖承志，就如何進一步發展抗日文化運動，建立文化領導機構和宣傳基地作一系列指示。他特別指出：“在香港建立我們自己的宣傳據點，出我們一張報紙，不僅在香港發行還要發行到東南亞、菲律賓等地去。”14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廖承志約請鄒韜奮、夏衍、金仲華、范長江、喬冠華、羊棗、張明養、胡仲持等商討創辦大型報紙。他們認為，周恩來確定的“不用共產黨出面，不要辦得太紅，要灰一點”的策略十分切合香港實際。因為，雖然英港當局對中共在港活動采取較為開明的態度，但要在港辦報，首先仍要找一位有聲望的“法人”向當局申請注冊并交納“保證金”；其次稿件付印前仍要接受審查；為了使一般工商界人士和市民看了“不害怕”和公開發行到海外，報紙從文字到內容都必須有商業味道。于是，香港中共組織請廖承志的表妹夫、香港華比銀行副經理鄧文釗（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廣東副省長）和他的哥哥、華比銀行經理鄧文田公開出面向香港當局注冊辦報。報紙名稱叫《華商報》，意思是“華僑商人的報紙”。4月8日《華商報》出版，“基調是主張團結、民主、抗戰，但不像《新華日報》那樣以共產黨的姿態出現。如果把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在國統區創辦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燈塔，那么，《華商報》則是40年代高掛在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上空的一盞明燈。”15

　　繼《華商報》問世之后，中共又相繼支持創辦或復辦幾家進步報刊，例如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茅盾主編的《筆談》、梁漱溟等負責的《光明報》，黃慶云主編的《新兒童》等。其中1941年5月在香港復刊的《大眾生活》，由主編和胡繩、茅盾、夏衍、金仲華、千家駒、喬冠華組成編委會，被譽為“和《華商報》緊密合作在宣傳戰線起很大作用”16的進步刊物。此外，還有宋慶齡任名譽會長、顏惠慶任會長的中蘇文化協會，張一、許地山主持的新文學會和世界語協會，胡一聲、吳全衡等主辦的香港中國通訊社，丁聰等主辦的新美術社，司徒慧敏等主持的旅港劇人協會等。這樣，中共“可以說把港九的文化陣地基本上都控制下來了”，“實現了周恩來當初的預想，在那里打開了一個抗戰文化宣傳活動新天地。”１７

　　二

　　至1941年上半年，旅港知名文化人有數百人，此外還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識分子，可謂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如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把香港文化界人士最大范圍地團結起來，組成浩浩蕩蕩的文化大軍，是周恩來和南方局文委關注的大問題，因為從抗戰全面爆發后到1941年春香港文化界一直存在矛盾和爭論，且“問題的爭論有多半是帶著人事問題在內的”。１８

　　例一，文協香港分會和中國文化協進會的“雙包案”。1939年3月，文協香港分會召開成立大會。選舉理事時未能以民主的辦法，而以“突然的預謀方式”，由喬冠華在會上發表一篇痛快淋漓的講演，接著投票，許地山、樓適夷、歐陽予倩、戴望舒、葉靈鳳、劉思慕、蔡楚生、陳衡哲、陸丹林等9人當選為理事會干事，而作為籌備人之一的簡又文則落選，僅以13票當選為候補理事，“把他氣得七孔生煙”。簡雖是國民黨立法委員，但也是一位著名文化人。簡對落選十分生氣，于同年9月另行成立中國文化協進會，組成以簡為首，包括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廣州大學校長陳炳權、廣東國民大學校長吳鼎新、廣東省教育廳長金曾澄、香港國民日報社社長陳訓畬、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等著名文化界人士組成的理事會。這樣文協香港分會便起不了“香港文藝界所期待的統一戰線組織”的作用。徐遲回憶：“這事太不應該，本來大可不必。”“大敵當前，本來是可以協商共事的。他其實也干不了什么事，硬排斥了他，徒然給自己添了麻煩……唱了‘雙包案’，我們還不得不投入一部人去參加它，幫了它的場子。本來是可以在一起做好的事，一定要折開作兩攤……每回想起來，多少有點不以為然。”19

　　例二，關于“新式風花雪月”的論戰。以“香港八辦”支持的楊剛、喬冠華、馮亦代、郁風、袁水拍等為一方，以胡春冰（國民黨港九地區支部書記、《民國日報》副刊主編）、曾潔孺（國家社會黨中央委員）、張若榮（青年黨代表）等為另一方的關于戰時文藝應該寫什么的論戰持續半年之久。前者主張戰時文藝應為抗戰服務，寫有血有肉的內容，而后者則認為以新式風花雪月為文風所寫的以情感人的內容也未嘗不可。論戰的導火線是由楊剛在 1940年 7月在《文藝青年》第二期發表的“大方向有些小毛病”２０的《反新式風花雪月》點燃的，隨后香港各報刊紛紛發表贊成或者反對的文章，《立報》、《大公報》、《星島日報》、《國民日報》、《國家社會報》等報刊都被卷入這場爭論。最后，這場見諸報端的筆墨論戰發展成為雙方面對面的大辯論。11月24日有200多人參加關于“新式風花雪月”的唇槍舌戰在堅道文協香港分會所在地展開，楊剛、胡春冰、曾潔孺、喬冠華、馮亦代等多人先后發表意見。21馮亦代晚年回憶：辯論會以胡春冰一方的敗北告終。我也陪了未坐，看到我方一員員論將獲勝，十分振奮。但是今天看來，我們那時也缺少策略，照當時文化藝界的統一戰線情況，如果我們不興師動眾，留一手不是更能達到團結抗戰的目的嗎？”22

　　例三，“香港八辦”直接聯系的知名文化人之間的爭論。1940年春，從德國回來的鋼琴家姚錦新在半島酒店玫瑰廳舉行貝多芬作品獨奏會，喬冠華、袁水拍、徐遲等一大幫人都到場欣賞。隨后，徐遲在《星島日報》和《大公報》發表了贊揚這次演奏的文章，而袁水拍則馬上在《立報》發表一篇《貴族的音樂和音樂的貴族》，對演奏會和徐文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徐遲又以《音樂的答辯》一文反擊，最后由喬冠華、楊剛坐鎮，由袁水拍等人公開對徐遲進行批評。袁認為：這個時代只需要聶耳、洗星海、張曙、任光，而巴赫、貝多芬都是無用的。23皖南事變后，喬冠華因堅決反對茅盾所賞識的青年評論家李南桌提出的“廣義現實主義”，而與楊剛一起動輒對茅盾提出批評，甚至在會上“由楊剛出面照提綱要點公開批評茅盾，但茅盾也不示弱，立即提出反批評”。２４

　　例四，廖承志和夏衍發生了磨擦，這從廖承志與周恩來的電報來往中以及黃藥眠、胡風的回憶中都可以得到證實，卷入廖夏矛盾的有胡風、黃藥眠、葉以群、宋之的、盛家倫、葛一虹、楊剛、茅盾、于伶等人。廖承志致周恩來電曾提出“對夏衍不敢相信”，“黨的統戰委員會……不要夏衍參加”，“拒絕他參加支委”等字樣。25黃藥眠回憶中提及廖夏矛盾的原因：有一次夏衍“到武漢去，碰見王明，王明問起他關于廣東香港的統戰工作怎么樣？夏衍就告訴他，廖胖子很少到廣州來同廣州的國民黨接頭工作。王明當時是以同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工作為做工作的重要一環的，所以對此大為不滿。因此，廖胖公在碰見王明的時候，就被王明大訓一頓。因此，廖胖公就含恨報復，支持胡風那一班人借小故大肆批評了夏衍一頓”。26胡風回憶中除了詳細記述由廖承志主持的有茅盾等人參加的批評夏衍的會議的具體情況外，還提及夏衍對廖承志的態度：“夏衍支持他的接近者于伶的《大明英烈傳》。一次，幾個人喝茶聊天，廖承志表示對這個劇本不滿，但夏衍馬上說這是于伶最好的劇本，說廖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我當時覺得夏衍對領導人的這種態度，大驕橫了。”２７

　　這些論爭和矛盾，在一定程度已影響了香港文化界統一戰線的鞏固，而這些論爭和矛盾的發生與中共對黨內外文化人的態度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1941年5月7日，周恩來就“領導文化工作者的態度”給廖承志發出電報指示：“三個月來文化人到香港甚多，要你一人招待疏散，想見你的煩忙，不過我們仍要向你提議對待文化戰線的朋友及黨與非黨干部，第一，不能仍拿抗戰前的眼光看他們，因為他們已進步了，已經過一次考驗了；第二，不能拿抗戰前的態度對待他們，因為他們已經過一些政治生活，不是從前上海時代的生活了；第三，我們也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測量他們，去要求他們，因為他們終究是做上層統戰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習氣和作風，這雖然如高爾基、魯迅也不能免的，何況他們乎。因此，我們必須學習列寧、斯大林對待高爾基的眼光、態度和尺度，才能幫助和提拔這般文化人前進。”電文接著提出了婉轉的批評意見：“毛主席告訴我們要重視這支文化戰線上的力量，因為他們正是群眾革命精神的宣傳者和歌頌者，我這一年來在此收獲不少，希望和建議你們本此精神做去，原則的問題不能放松，工作方法上處人態度和藹。作風不能盡人一致的，以前那種有時失之輕浮，有時失之圓滑，有時失之謙虛、有時驕傲的態度是不適當的。希望你也一樣的排斥，并且更慎重認忍切實細密一些……望你有則改之無則加勉。”28

　　隨后，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共香港文委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5人組成。文委下設由夏衍負責的文藝小組，由胡繩負責的學術小組和由張友漁負責的新聞小組。小組之外還組織了各種文化人參加的座談會。29這些座談會在團結和幫助文化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青年詩人徐遲參加文藝座談會讀書組之后，告別了現代派，改變了自己的作品風格，自認為是“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第二次誕生”30戴望舒參加文藝座談會之后，一掃陰柔雅麗的詩風，貼緊戰時人民大眾的思想感情和語言習慣，以愛國主義的熱情呼喊回應時代的召喚。而且“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沒有妨礙他的藝術手法，反而使他的藝術手法更美好。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３１

　　香港抗戰文化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與內地形成鮮明的對比：皖南事變爆發后，抗戰文化運動在內地國統區開始進入最低潮時期，在香港卻空前活躍起來。

　　三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同一天，日軍進攻香港。25日香港總督楊慕奇宣布投降。由于港九戰爭爆發突然，結束也快得出乎意料之外，在港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頓時陷入被日軍包圍、逮捕、殺害的危險之中。危難之際，周恩來緊急部署“秘密大營救”，竭盡全力的搶救文化人，體現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愛護，又加深知識分子對中共的信賴。

　　1941年冬，周恩來致電在港張友漁，指出日美有開戰可能，要求在港人員做好準備。在一封未注明時間但從內容判斷應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發出的致香港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和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原件中，已對“搶救文化人”做出部署：“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將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請先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后集中桂林”；“請即刻派熊子民往桂林告梅龔彬、胡西民，并轉在柳州左洪濤，以便招待”；“政治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華日報出去的人（如戈寶權、張企程等）可來重慶；戲劇界的朋友可要夏衍組織一旅行劇團轉赴西南各地，暫不來重慶”，“極少數朋友也可去馬來西亞，但這要看香港的交通條件”；“少數部分能留者盡量留，但必須會秘密條件，寧缺毋留，必須估計到日軍占領香港后能存在”；“港中存款全部支出，一切疏散及幫助朋友的費用，均由你們三人會議決定動用”；“孫、廖兩夫人及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人望幫她、他們離港。”3212月7日，周恩來兩次急電廖承志等迅速做好應變準備，將遭受國民黨當局政治迫害而聚居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搶救出來，經廣州灣或東江轉入后方安全地區。3312月9日周恩來致電廖、潘、劉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菲律賓均將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時”，估計香港人員的退路只有廣州灣，東江和馬來西亞。34 1月20日，周恩來又致電廖承志、劉少文急切詢問：“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處置，尤其九龍的朋友已否撤出”；“少文對工作如何布置，能否有一部人隱蔽”；承志與港政府關系如何”；“在港所存匯款如何解決”？35遵照周恩來和南方局的緊密指示，“香港八辦”和東江游擊隊在廖承志等領導下，迅速而秘密地展開了一場史稱為“搶救文化人”的大營救活動。

　　在大批文化人撤回東江等地后，周恩來就如何妥善安置他們又作出一系列指示。例如 1942年 2月，他致電方方，指出：“關于招待柳亞子、鄒韜奮等事情，即移小廖指定專人負責，南委絕對不能再負責，以免暴露。”36 3月17日，他復電方方、張文彬，指示：“去滬路線及上海情形，在未得復電前仍暫在游擊區候電，或在梅縣暫住”；“桂林已派人去接濟，可以找夏衍，如夏衍不在可找廖沫沙（可經田漢找他）幫助，我們除已送兩萬元至桂林作救濟費外，擬再匯五萬元去，你處亦可照方方來電所約地址匯五萬元去”；“鄒韜奮即照來電處理，其夫人及子女可暫住桂林，我們可按月送津貼，他本人去蘇北轉華北，張友漁、韓幽桐也望去蘇北，章泯要他也去桂，因有些演員要他領導……戈寶權要他回新華日報，沈志遠則由桂轉渝……劉清揚最好到韶關或桂林找廖夫人來渝。”37遵照周恩來的部署，游擊隊根據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疏散辦法，至5月份，暫時隱蔽于梅縣的鄒韜奮外，文化人全部安全離開了廣東；到桂林的文化人，由南方局屬下的桂林統戰工作委員會的李亞群及脫險歸來的夏衍、張友漁利用李宗仁、李濟深提供的經費，或留住桂林，或順水推舟把可以公開的送到重慶，把不宜公開的轉送蘇北新四軍等處。38在重慶，周恩來親自對自香港脫險歸來的文化人的生活和工作作了部署。例如3月12日，他致函郭沫若，請郭約老舍一起，會面共商對到達廣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濟辦法39。4月9日，他聽取夏衍關于香港文化人分批安全撤離的情況匯報，特別關注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要夏衍在重慶爭取公開合法，以進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統一戰線工作。40不久，得知于伶、宋之的等從香港到達重慶，當即指示組織一個話劇團，使他們有演出的機會。416月14日，周恩來復函柳非杞：“亞子先生出險，欣然無量。其行止自以在桂林小住為宜。退隱峨眉，亦未嘗不可重整南社舊業，設并此自由亦不可得，弟恐亞子先生不敢作入蜀想矣。生活之維持，凡吾后輩，責無旁貸，亦義所當然也。”４２

　　以周恩來為主要領導者的“秘密大營救”，歷時數月，共搶救出文化人及家屬三四百人，并接應了數千回內地參加抗戰的青年學生。被營救的文化人在其親身經歷中，深切體會到共產黨人在危險之際是怎么把他們當成國家精英和瑰寶而不惜一切代價進行營救的，也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香港淪陷前后國共兩黨對待文化人天壤之別的態度。

　　夏衍指出：“大營救表明黨中央、南方局對知識分子的關懷，說明共產黨人和游擊區軍民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中，舍生忘死地執行統戰政策的史實，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４３總之，后來的歷史，諸如抗戰勝利后，文化人不顧國民黨的迫害，支持中共，反對內戰，反對獨裁；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前夕，他們接受中共的邀請，冒險從國統區和香港等地赴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和全國文代會，共商建國大計；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后，他們出任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工作，盡善盡美地為祖國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等等，說明“搶救文化人”之舉，“為共產黨與文化人、民主人士之間互相信任，共同合作打下堅實的基礎。”４４這就是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

　　（作者單位：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注 釋：

　　①、③、④《香港青年工作報告——抗戰爆發后學生、工人思想狀況及各團體的組織和斗爭過程》，1941年1月 25日；吳有恒：關于香港市委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39年9月至1939年11月香港的政治環境、群運、統戰等工作》，1941年2月 26日。原件均存廣東省檔案館。

　　② 奚如：《悼茅盾同志》，載《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

　　⑤ 楊村訪問司徒慧敏記錄，未刊稿。

　　⑥ 李戰吉：《霓虹港灣——香港文化的源與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頁。

　　⑦、 ⑨ 茅盾：《在抗戰的逆流中》，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4期。

　　⑧ 南方局關于文化工作向中央的報告，1942年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⑩《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92頁；胡繩：《香港雜憶》，載《縱橫》，1997年第2期。

　　11 梁漱溟：《赴香港辦民盟機關報〈光明報>前后》，載《我的努力與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周恩來年譜》，第511頁。

　　12、 17 戈寶權：《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我在香港的活動》，載《廣東黨史資料》第23輯。

　　13、 ２７《胡風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一226頁、第248頁。

　　14 張友漁《我與〈華商報>》，載《白發記者話華商——<華商報>創刊四十周年紀念文集》。

　　15 楊奇：《一個新的課題——紀念〈華商報〉五十周年的回憶與思考》，載《羊城晚報》1991年12月 13日。

　　16 40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406頁、第 474一476頁。

　　18、 20、 29 周恩來關于香港文藝運動情況向中央宣傳部和文委的報告，1942年6月 21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19、 23、 30 徐遲：江南小鎮》，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一250頁、第342—343頁、第299頁。

　　２１《“反新式風花雪月座談會記錄”》，載香港《中國晚報》，1940年 12月 19日、26日。

　　22 馮亦代：《青年跫音的回響》，載文通學社編《歷史的軌跡》，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4、 26 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524—525頁、第525頁。

　　25、 28廖承志關于文化戰線的具體意見致中央書記處并周恩來電，1941年3月 24日；周恩來關于領導文化工作者的態度給廖承志的指示，1941年5月 7日。原件均存中央檔案館。

　　31施蟄存：《戴望舒詩全編·引言》，載《戴望舒詩全編》，漓江文藝出版社 1989年版。

　　32、 33、 34、 35、 36、 37 電報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38 中共惠陽地委黨史辦公室編：《東江黨史資料匯編·搶救文化人史料專輯》第17頁。

　　39、 41《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 527頁、第 529頁。

　　42 轉引自《人民日報·戰地增刊》1979年第4期。

　　43 夏衍：《秘密大營救·代序》。

　　44 愛潑斯坦：《對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保衛中國同盟的一點回憶》，1990年，轉引自《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處機構·香港辦事處》，打印稿，存廣東省委八辦黨史處。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