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新聞司原副司長：周總理的教誨使我永生難忘

1961年在北京東四八條胡同朱啟鈐宅，左起為張穎、章以吳、鄧穎超、羅婉容、周恩來、章文晉、章梅。

（圖片由張穎提供）

2009年5月25日晚，筆者專訪了在北京小湯山醫(yī)院體檢的原八路軍女戰(zhàn)士、外交部新聞司原副司長張穎。剛進房間，只見張穎老奶奶的茶幾上居然放著一篇還未寫就的文章，她說是利用體檢的閑暇，正在為《天津日報》撰寫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文章，已經(jīng)寫了一半。我看見8開的方格稿紙里，端莊秀麗的字跡，很容易認。

她雖然今年已經(jīng)87歲高齡，但是，依然眼不花、耳不聾，思維敏捷，出口成章。我內(nèi)心感嘆：張穎老奶奶不愧是記者出身，文思泉涌，不減當年。她說這跟自己數(shù)十年來每天堅持寫作和鍛煉身體有很大的關系。老人向我深情講述了許多與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之間的珍貴往事。

她說——

1937年，讀完高中一年級的我，熱血沸騰，興高采烈地從家鄉(xiāng)廣州來到延安參加了八路軍。

1939年，我從延安調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機要科工作，主要是改抄電報。1940年，時任黨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得知我是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第一期學生，把我調到南方局文化委員會做文秘，發(fā)揮專業(yè)特長，并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在此期間，我以《新華日報》記者身份，采訪了上至郭沫若下到演員等文藝界知名人士。周副主席直接領導文化委員會工作，有些任務還親自下達給我。

周副主席對我拍桌子

一次，著名作家夏衍創(chuàng)作了話劇《愁城記》，該劇寫一對夫婦留在上海想干革命又跑不出來的故事。周副主席命令我寫一篇劇評。我寫兩天也沒有寫出來。周副主席有些納悶：“干嗎不寫？”我說：“寫不出來。”周副主席很不高興，他說：“不好寫就不寫了嗎？”聽周總理這么一說，我轉身就跑出房間。周副主席一拍桌子：“你還有沒有組織性？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就轉身跑了。這是組織決定的，你回去寫，今晚我叫《新華日報》的同志來取稿。”說完，周副主席即坐下不理我了，沒留一點商量的余地。

我覺得很委屈，直掉淚。我回到我的辦公桌旁，心里憋得慌，就是寫不出來，也很著急。約到凌晨兩點時分，感覺有人拍我肩膀，我回頭一看，竟是周副主席，他用溫和的語氣說：“怎么樣，掉眼淚了？！”我立即回答：“快寫完了！”周副主席高興地說：“好好寫吧。”接著，他又誠懇地對我說：“剛才對你太嚴厲了，對不起！”凌晨四點《新華日報》的同志取走了剛剛寫好的稿件，稿件當天就在該報發(fā)表了。這就是周副主席，對部屬工作標準要求高，既嚴厲也鼓勵，我就是在這種環(huán)境里健康成長。

周總理兩次安排我到外交部工作

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后，公務繁忙，日理萬機，也不忘記時刻關心著我一個普通小兵的成長和進步。1954年，周總理找我談話：“張穎，你到外交部工作怎么樣？”我說：“不行，我對外交部工作不熟悉，外語水平不高，干不了。”周總理鼓勵我說：“可以送你到外交學院學習嘛！”由于我態(tài)度堅決，我那時沒有去外交部。

事隔10年，1964年，周總理再次要調我到外交部工作。當時我在文化部全國京劇現(xiàn)代戲匯演籌備辦公室工作，許多劇本需要組織和審查。我向周總理匯報：“等匯演結束后再去行不行？”周總理同意了。負責匯演工作的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周揚也贊成我的做法。1965年，匯演結束后，我被正式調到外交部工作。

周總理請我們到他家做客

周總理不但在工作上關心我們、培養(yǎng)我們，在生活上也是給予我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周總理和宋慶齡副主席家的關系處得好，每年春天，宋慶齡都要給周總理送鰣魚，秋天送螃蟹。一次，周總理把曾經(jīng)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請到家里做客，吃螃蟹。席間，周總理對我說：“張穎，你經(jīng)常來北京開會，從來不看我。”言語中有些責備。我?guī)�點頑皮地說：“總理，您是一國總理，門檻高，我不能隨便找您吶！”周總理立即嚴厲批評：“什么話，有衙門嗎？”接著說：“你自視清高，要不得！以后你隨時都可以來見我。”周總理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張穎以后來了，一定要告訴我，我都要見她。”

后來，我除“文化大革命”中有3年沒有見周總理外，其余30多年都沒有中斷，始終堅持著。我的同事見周總理十分喜愛張穎，就斗膽問周總理：“周總理，張穎是您的干女兒吧？”周總理風趣地說：“所有人的兒女都是我的子女。”

無限思念周總理

1976年1月8日晚上，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刻，我和丈夫章文晉（曾任周總理秘書、外交部副部長）一起從加拿大回國休假，時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長的林平在首都機場迎接時悲痛地悄悄告訴我們：“周總理不幸于今天早上逝世了！”當時，我們都懵了。回家后，我們立即去西花廳，到北門外，鄧穎超大姐的秘書趙煒一把抱住我們痛哭失聲。但是，她不讓我們見鄧穎超大姐，她說：“鄧穎超大姐現(xiàn)在處于萬分悲痛之中，見了會使她更加傷心，暫不便見。”

周總理逝世一周年時，有家刊物約我寫紀念文章，由于過分悲痛、思緒萬千，我拿著筆好幾天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眼淚不斷地流下，濕透了桌上的稿紙。

從此，我每年都要從不同角度撰寫回憶周總理的文章，字里行間流淌著我對周總理深深的思念和無限的熱愛。

周總理的教誨使我永生難忘

由于工作需要，我直到70歲才離休。離休后，我一直堅持筆耕不輟，把所見所聞所思記錄整理出來，給后人一個交待。至今，我出版了《思情日月常》、《走在西花廳的小路上》、《外交風云親歷記》等6部回憶錄，另有一部《文壇風云錄》剛剛通過長達兩年的審查，很快就可以正式出版。

最后，當筆者問周總理對她一生有什么影響？張穎老奶奶眼含淚水，動情地說：我認為周總理的教誨對我影響很大，讓我永生難忘。特別是周總理對青年人的教導和培育，“下屬有錯，自己先擔著”，“功勞先給別人”，等等做人處事的原則，讓我銘記一輩子，受益終生。我盡量做到不忘記周總理的教導，我自己一生對工作高度負責，力所能及，盡力做好，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功名利祿。始終對得起黨和人民。

相關鏈接：張穎，長期在周總理身邊工作。解放后，曾先后擔任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書記處書記、《劇本》雜志主編、黨組書記等職。1965年調外交部后，先后任新聞司、西歐司副司長，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政務參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