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馮玉祥身邊看到的周恩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中國共產黨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問題。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來到“戰時首都”武漢。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進全民族的抗戰，周恩來同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過往甚密。當時我在馮身邊任職，從事馮的日記工作，有機會見到恩來同志并聽到他們的談話。

　　1938年2月14日，周恩來同志與馮會晤于武昌黃土坡千家街福音堂。談話的內容涉及我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精神，深得馮先生的贊許和擁護。當時的形勢是：日寇的主力已逼近徐州，準備打通津浦路以配合奪取武漢，投降派活動甚囂塵上。面臨這種形勢，為加強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進一步團結薈集在武漢的全國文藝界愛國人士，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恩來同志與馮先生商量籌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請馮給予支持，立即幫助解決“文協”開幕地點等問題。經過老舍和陽翰笙等同志的緊張工作后，“文協”很快于3月27日在漢口商會禮堂開幕了。這是文藝界統一戰線的一次盛會，恩來同志邀請馮先生以“丘八詩人”的資格參加“文協”，還推選他為“文協”理事。在“文協”開幕這一天，馮先生被請出來演講，最后大家表演文藝節目。輪到他表演時，他趨向臺前，輕拂著一塊手絹，大唱泰山民歌《柴夫的兒子》，博得滿堂喝彩聲。會后，馮先生假普海春大飯店設宴招待與會的全體文藝界人士。當時，五六百位文友歡聚一堂，談著團結抗戰的話語，實為一大快事。

　　周恩來同志還向馮先生談到：宣傳抗戰，須有自己的宣傳工具，如印刷、報刊等。馮隨即在漢口武庫街（現統一街）成立了“三戶印刷社”。他取“三戶”的含義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意在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馮先生還創辦了《抗到底》等刊物，辦得雖不很出色，但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隨著周恩來同志的以上安排，洗星海領導的“中華全國歌詠界抗敵協會”，派了陶宏來教唱抗戰歌曲，一時福音堂里，天蒙蒙亮就響起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的嘹亮歌聲，政治空氣濃厚極了。

　　“文協”成立后，武漢遭受敵機大轟炸，由于沒有會址，馮先生便以接待恩來同志的客廳于4月4日供“文協”召開了第一次理事會議，老舍作為籌建“文協”的主要負責人，當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會后，馮先生請吃便餐，吃的是燒餅、油條、小米稀飯。5月中旬，“文協”在福音堂東南樓老舍住處的客廳里召開第二次理事會議，周恩來作為名譽理事，應邀參加。對這次會議，老舍先生在以后作的會務報告中，有這樣一段精采的描述：“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高興能與這么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么親密，這么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兒工作。他說，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最后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于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 告辭了！’”周恩來的情緒感染了到會的每一個人。從此以后，福音堂連續遭到敵機大轟炸，馮先生遷武昌東湖西岸六合村。8月，馮資助“文協”800元，交老舍赴重慶，租到了張家花園和臨江門等處作會址。以后馮先生仍不斷地給老舍送款，以幫助“文協”會務的發展。

　　馮先生受恩來同志的面托，對“文協”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許多進步人士被捕，周恩來請馮先生幫助營救，他都積極進行。在恩來同志提議下，馮先生先后救出了張申府、周茂藩等人。其中以救周茂藩為最出力，馮曾大罵何應欽是法西斯。

　　1941年11月 14日，是馮先生的60壽辰。這一天，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伯渠等同志，都致電致詞向馮祝賀，稱頌他是一位反帝愛國的英雄。特別是周恩來同志給他親筆寫的祝詞，最為懇切、詳具，現錄于下： “煥章先生六十歲，中華民國三十年。單就這三十年說，先生 的豐功偉業，已舉世聞名。自灤州起義起，中經反對帝制，討 伐張勛，推翻賄選，首都革命，五原誓師，參加北伐，直至張垣 抗戰，堅持御侮，在在表現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殺李 彥青，趕走溥儀，罵汪精衛，反對投降，呼吁團結，致力聯蘇，更 為人所不敢為，說人所不敢說。這正是先生的偉大處，也正是 先生的成功處。

　　先生善練兵，至今談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師后，又加以政治訓練，西北軍遂成為當時之雄。先生好讀書，不僅泰山隱居時如此，即在治軍作戰之時，亦多手不釋卷，在現在，更是 好學不倦，永值得我們效法。丘八詩體，為先生所倡，興會所 至，嘻笑怒罵，都成文章。先生長于演說，凡集會，有先生到， 必滿座，有先生講話，沒有不終場而去的。對朋友對同事，尤 其對領袖，先生肯作諍言，這是人所難能的。先生生活，一向 習于勤儉樸素，有人以為過，我以為果能人人如此，官場中何 至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 知士兵生活、民間疾苦，也最懂得軍民合作之利，這是今日抗 戰所必需。先生在不得志時，從未灰過心，喪過志。在困難時， 也從未失去過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終獻身于民族國家事業， 奮斗不懈，屹然成為抗戰的中流眼柱。

　　先生的德功，決不僅此，我抵就現時所感到的寫出。先生今 屆六十，猶自稱小伙子，而先生的體魄，亦實稱得起老少年。國 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濟艱難，為民請命，為國效勞，以先生的 革命精神，定能成此偉大事業，不負天下之望。趁此良辰，謹 祝先生堅持抗戰成功，前途進步無量！”

　　周恩來同志這篇祝詞，非常全面而中肯地評價了馮先生的精神和為人。這一天，馮先生格外高興，他以《六十歲的小伙子》為題，作詩以自勉，表達了他以人民為主人，決心作抗日公仆的意志。我黨領導人特別是恩來同志為馮賀壽的祝詞，蔣介石在那一天就見到了。何應欽見到周恩來的祝詞，不以為然，他在一個場合上說：“中央有一位大員，共產黨把他捧上了天，此人不用提名，大家也知道。”同時，馮玉祥收到一封匿名信，他打開一看，內有一顆子彈，紙上寫著：“你如與共產黨來往，決以此彈對待。”這是國民黨內右派勢力的恐嚇，馮先生冷笑著裝進信封里，然后派人送交蔣介石。蔣只好回信說，“陪都重地，竟有此狂妄之徒，殊堪痛恨，已飭戴笠限期破案。”后來此案再也沒有下文。

　　1946年春，蔣介石一面同共產黨談判，一面在積極準備內戰。馮玉祥將軍獲悉國民黨第六綏靖區司令官周（品石）在花園口設立中心指揮部，企圖在潢川平原地區誘殲我鄂豫邊境桐柏山區的李先念、鄭位三領導的新四軍五師以及中原軍區的第一縱隊。在這異常緊急的關鍵時刻，馮在恩來同志來抗倭樓訪談時，鄭重地對恩來同志說：要吸取“皖南事變”的教訓，不要相信蔣的和談，中原部隊要轉移到陜、甘邊區去。恩來同志急忙返回駐地，采取緊急措施。六月下旬，蔣軍全部進入陣地，向我中原解放區發起進攻。可是，他們的主力，被我軍誘向東去，我中原部隊的主力，早已越過平漢線，安全到達目的地。

　　馮玉祥將軍從許多事實中，逐漸認清蔣介石的真面目，感到在國內已無能為力而且危險，因此，便與李濟深等計議出國，李濟深主張趕快走。“校場口事件”發生后，馮的一系列革命行動和言論，使蔣很惱火，他為了排除內戰障礙，給了馮一個赴美考察水利專使的名義，把馮遣往美國。

　　馮臨行前，周恩來同志曾訪馮并諄諄相告：把不能同行的孩子，一定要先送離上海，切莫停留，免生意外。

　　馮到了美國，還惦記著“文協”的艱苦歲月，他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寫道：

　　“在武漢這一個地方，最好的現象是大家都想團結一致，共同抗戰。如同漢口成立的抗敵文協，是舒舍予他們領導的。我聽說，這些拿筆桿子的文人，平時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評你，誰 和誰都不易在一起；這一次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失 地，雪我們全民族的恥辱，他們成立了抗敵文協，大家全團結 起來了，把自己互相指責的精神，集中起來對準敵人進攻！開成立會那一天有幾十桌客人，我唱了個歌叫《柴夫的兒子》，還講了一段話。假如在政府的人和黨里的新貴族，他們能了解到這一點，我想決不應該后來再弄個張道藩來專做挑撥離間的 工作。雖然那位姓張的努了些力，到底也沒有破壞文協的團 結。也可見不以最大多數的利益為利益，而以很少數人的利益 為利益，永遠不會成功什么事體的。”

　　馮先生不忘恩來同志當年面托他支持成立“文協”的情景，他遠離祖國，猶念念不忘“文協”的艱苦歲月，也思念恩來同志對他的幫助與鼓舞。

　　1948年7月31日，馮先生毅然拒絕了美國政府的引誘，經蘇聯駐美大使潘友新的幫助，乘蘇聯輪船“勝利號”回國，準備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9月1日行至黑海，因輪船起火而遇難。翌年9月1日，在北平為馮先生舉行逝世一周年紀念會，周恩來同志致詞說：“馮玉祥先生從一個典型的舊軍人轉變成一個民主的軍人，他經過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馮先生生前曾進行反蔣，尤其在美國最后一幕與美帝國主義曾進行了正面的斗爭。今天反蔣的斗爭快要勝利了，但是反帝國主義尤其是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則是今后相當長期內的事情。馮先生堅決地拒絕了美帝國主義對他的引誘，毅然離美準備回到中國解放區，接受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不幸中途遇難，實值得大家紀念。今天，我們紀念馮先生的最好辦法，就是堅持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尤其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

　　1953年10月15日，馮玉祥先生骨灰安葬泰山，周恩來同志為墓碑寫了題詞。

　　回顧周恩來同志與馮玉祥先生近10年的交往中，他們親密無間，無話不談，馮崇敬恩來同志為良師益友，恩來同志尊重馮先生是與我黨合作的朋友。在他們相處的日子里，都極為融洽，每逢他們會晤時，都能聽到他們達于戶外的爽朗笑聲。在恩來同志與馮會晤的初期，馮曾在他的客廳里親筆寫上“吃飯太多，讀書太少”八個大字，表示自己不如周恩來，對周十分敬佩。而恩來同志早在40年代初期，就在為馮賀壽時稱頌馮“屹然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時經8年，又在40年代末期，稱頌馮“走向了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馮不是一個完人，但他后半生在與周恩來同志的交往中，得到幫助和鼓舞，使他成為一個民族英雄，人民的英雄。這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同志在執行我黨統一戰線的政策中，取得了巨大的威力和成功。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