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秘密電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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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進入低谷，中國共產黨在白區的斗爭處于秘密狀態，秋收起義之后建立的紅軍革命根據地也處在敵人的封鎖、分割中。在此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能否迅速建立秘密電訊，保持內外聯系，加強革命指導，就成為關系革命成敗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高瞻遠矚，下定決心，親自過問和部署秘密電訊的建設工作，使我黨我軍的電訊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壯大。

上海秘密電臺的建立

1928年秋，黨中央為了沖破敵人封鎖，加強對各地黨組織和紅色區域的領導和聯系，開始了秘密電臺的籌建工作。1928年10月，領導特科的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從莫斯科參加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決定選派人員學習無線電技術。他分別約李強、張沈川談話，要求他們克服一切困難，學會無線電通訊技術。并在中央特科下設立了無線電通訊部門（四科），專門負責建立和管理黨的無線電工作。

李強此時在中央特科負責秘密交通工作，他原來是學土木工程的，沒有接觸過無線電技術。入黨以后，先是做群眾工作，后來做軍委工作。如今學習電臺機務，可想而知會遇到很多困難。接受任務后，李強以無線電愛好者的身份，與當時在上海經營美國無線電器材的“亞美公司”和“大華公司”的老板交朋友，并從那里購買所需要的零件、發動機以及許多有關無線電技術方面的書刊，然后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著《無線電雜志》上的線路圖樣試制收發報機。經過日夜苦戰，收發報機終于組裝成功。

張沈川原是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的學生，當時任上海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組織上決定派他去學習報務。他堅決服從安排，化名張燕銘，考入國民黨開辦的無線電學校。由于勤奮刻苦、他學習了六七個月就可以上機工作，并且還利用深夜代班的機會，抄下了兩本軍用電臺的密電碼，交給了黨組織。他在代班時還收到廣西第四軍用電臺發來的一份明碼電報，內容是李明瑞師長要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撥給購運書籍款3000元，交給張沈川（張沈川和李明瑞師的政治部主任熟悉）。那時廣西方面正在醞釀反蔣。張沈川取得現款后立即交給黨中央宣傳部，購買了大批進步社會科學書刊運往廣西。不久，受過特務訓練的黃埔軍校電訓班畢業的3個學生被派來實習，當他們在檢查前兩個月的收發報底稿時，發現了這份明碼電報，立即向總司令部密告臺長“利用軍用電臺，私通商報”，于是臺長被撤職。張沈川由于事前離開了電臺，沒有惹上麻煩。此后，他隱蔽了起來，與李強一面學習組裝收發報機，一面抄收公開電報，提高收報技能。

張沈川、李強等人為黨培訓了很多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先后幫助黃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綱、曾華倫、劉光慧、趙蔭祥、蒲秋潮等學習報務。經過一年的努力，他們終于成功地組裝了第一部電臺。這臺機器雖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這可以說是中共擁有的第一臺無線電通訊設備。“到1929年10月試制成功第一套收發報機，培訓出第一批報務員，在上海建立了中共的第一個秘密無線電臺。而這個電臺的第一本密碼，則是周恩來親自編制的”。

秘密電臺的臺址在當時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號的一棟石庫門三層樓房里。負責報務工作的是張沈川，黃尚英在臺上實習。電臺的天線架設于三樓曬臺上和屋脊上，利用各種偽裝加以掩護。電臺還收抄伯力和舊金山等電臺的俄文、英文政治新聞和經濟消息，以此練習抄發報的技能。“這個臺的建立，主要目的還是試驗裝置和練習通報”。為了練習抄報技能，往往在深夜用業余無線電臺的呼號呼叫，得到了其他業余電臺的回答，在和別的業余臺通報短暫時間后就把天線撤掉。

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電臺長期隱蔽下來很不容易。當時，為了破獲秘密電臺，國民黨特務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結，將定向測試電臺裝在汽車上，每天晚上在馬路上兜圈子，偵察秘密電臺的方位；馮玉祥、閻錫山設在上海的秘密電臺都先后被偵破。為了能使秘密電臺生存下來，擔任秘密電臺工作的同志收發報都在周圍居民入睡后的深夜進行，起居生活上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深居簡出，基本上斷絕了同社會上的聯系。

1930年2月，福康里電臺的隔壁開設了一家妓院，每天夜晚人來人往，人員很復雜。黨組織感到這樣不安全，決定另選臺址。同年5月中旬，將電臺遷到了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號，這里比較僻靜，西面墻外就是萬國公墓，所以比較安全。不久，李強又在慕爾鳴路(今茂名北路)興慶里17號(安吉里11號)、長陽路友邦里東一弄61號、長陽路乾信坊等處分別設立了電臺和裝配間。

香港秘密電臺的建立

為了開通同中共南方局的無線電通訊聯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強和黃尚英到香港九龍建立電臺。

李強和黃尚英把收發報機藏在行李中，下船時每件行李付2元小費，關卡未予檢查，順利地把無線電器材安全帶進了九龍。這個電臺設在九龍彌敦道某小街一棟房子的四樓上，廣東省委派了一位姓盧的交通負責管理，由黃尚英和一名朝鮮同志任報務員。1930年1月，滬港開始通訊。5月，黃尚英因患肺病調回上海，由組織送往杭州治療，不幸于同年病逝，年僅20歲。在他離開九龍同時，邱德被派來接替他的工作。

1930年三四月間，黨中央和南方局電臺開通后，為了保證安全，中央電臺先后多次搬移，并著手建立籌建中共國際電臺。

中央電臺遷到慕爾鳴路后，毛齊華夫婦兼做中央臺的掩護人。房間布置得比較闊氣，有麻將、花瓶、古書、電爐、大衣柜、梳妝臺等等。收發報機就藏在大衣柜內，電瓶藏在樓板底下。為了避免發報時鄰居電燈閃跳，引起人們驚慌和敵人的注意，工作人員往往等到深夜一點以后才開始工作。

為了絕對保守秘密，電臺工作人員深居簡出，斷絕了一切社會關系，通信極少。實在需要通信，便利用高級飯店或醫院做通信處。因為這些地方在廳門口都設有一個信袋，服務人員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間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廳門口的信袋內，讓收信人自己來取。當時電臺工作人員常用“東亞大飯店”或“寶隆醫院”做通信地址。因為這種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務們以為是有錢人的來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為了避免房東懷疑，他們甚至還常常自己寫信從外面投遞回來。

滬港電臺開通后，中共中央同廣西左右江蘇區的往來電報，都是由港臺轉發。滬港電臺的工作人員雖然相隔千里，也從未見過面，但是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建立了一種同生死、共患難的同志關系，可以相互辨認出彼此發報的手法。

蘇區秘密電臺的建立

隨著革命根據地不斷發展，至1930年，農村紅色政權已經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西、廣東、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中國工農紅軍已經發展到10萬多人。為加強對革命的指導，黨中央此時急需在蘇區建立電臺，保持同各根據地的直接聯系。

為適應在蘇區建臺的需要，黨中央首先抓緊報務人員的培訓。1930年九十月間，中央從各地抽調16個同志到上海辦了一個無線電培訓班，在法租界巨籟達路四成里租了一棟樓房，掛出“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招牌。由李強實際負責，張沈川教報務，陳保禮教機務，吳克堅管組織、財務，方仲如教電學兼管學員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毛齊華等都是教員。學生對外的名義是工人，教師對外的名義是經理或工程技術人員。

由于這個工廠既沒有機器轟鳴聲，也不進原材料，不生產產品，很快引起了敵人的注意。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個穿著工人服裝的人進廠，自稱是自來水公司檢修水管的，他到每層樓都看了一遍。過了幾天，又有4個“白相人”模樣的人闖進工廠，送來一張觀音菩薩像，說是這里開了新工廠，特來道喜、討酒錢，這4個人在廠里東張西望，滿口流氓幫話。李強出面接待，給了他們4塊大洋，他們才離開。一些同志感到可疑，向組織上反映，要求采取措施。這時顧順章還沒有叛變，訓練班歸他管。第二天他來到廠里，轉了一圈后說不要緊，讓大家安心學習，沒有采取任何措施，由此留下后患。

同年12月17日，學員們在張沈川、曾華倫兩名教員指導下，戴著耳機，正在學習收發報，突然，六七個偵探推門而入，用手槍指著眾人，大叫“不許動”！特務在全廠仔細搜查一遍后，將張沈川、方仲如、陳坦、石光、蘇剛達等20人全部抓走。在敵人搜查過程中，學員謝小康乘敵人不備時將二樓前屋窗簾的右角拉開，向組織發出預先約定的暗號，表示出了問題。幸虧這暗號亮出，伍云甫走到弄堂門口，看到二樓窗簾已打開（暗號），就沒有進屋。涂作潮當時提著一個油漆桶，走到“工廠”門口，法國巡捕以為他是油漆工人，要他“滾開”，所以也沒有被捕。

訓練班遭到敵人的破壞后，張沈川等人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立即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張沈川等互串口供，改名換姓，眾口一詞說是來上海學手藝謀生養家的。任憑敵人施用各種刑罰及軟化手段，大家都用事先編好的口供欺騙敵人。敵人盡管掌握了一些蛛絲馬跡，但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只好根據《危害民國治罪法》第六條“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的規定判了刑，將他們轉到南京陸軍監獄。17人被判刑9年10個月，3人被判刑6年6個月；其中陳保禮、麥建屏、謝小康、張慶福因患惡性痢疾，得不到治療，兩年內先后在獄中病逝。陳保禮臨終前不斷地說：“要聽‘媽媽’的話！”意為要大家聽黨的話。

1931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由曾三籌建新的電臺，直接同江西的紅軍通報，同時，派涂作潮等進入江西根據地。涂作潮等原準備隨同敵軍師長張輝瓚的家屬一起趕到江西，因張在國民黨對我根據地第一次“圍剿”時被紅軍活捉，張家屬愿意以護送我電訊器材和人員到江西根據地為條件挽救張的性命。當他們行至南昌時得知張輝瓚已被蘇區人民處決，涂作潮等只能冒著危險返回上海。一周后，中央又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曾三到江西根據地。不久，中央還派遣王子綱、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前往鄂豫皖根據地，派喻杰生等到湘贛西根據地，去開展無線電通訊工作。當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3人于1931年3月到達江西寧都時，紅軍已經建立了第一個無線電臺，舉辦了第一個無線電人員訓練班。

1930年12月31日，在第一次反“圍剿”戰斗中的龍崗戰役中，國民黨軍張輝瓚師近萬余人被殲，繳獲了這個師的無線電臺，但是很多器材被砸壞。毛澤東得知后，立即下達了“必須妥善保護無線電技術人員和電訊器材”的命令，1931年1月3日在與譚道源戰斗時，便完好地繳獲了敵人電臺。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便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紅軍第一個無線電隊，隊長王諍，政委馮文彬。接著辦起了紅軍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王諍和從國民黨部隊被俘后的其他一些技術人員，成了紅軍訓練無線電技術人員的主要老師。由于原來繳獲的發報機功率較小，不能和上海黨中央溝通聯系。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繳獲了國民黨二十八師一部功率較大的電臺。將這部電臺改裝后，9月紅一方面軍同上海黨中央開始直接通報。

1931年9月，毛齊華等建立在上海的國際臺也開始正式收發報。

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的同志，利用1931年12月間紅四方面軍繳獲的敵梁冠英六十九師的電臺，很快同上海黨中央、紅一方面軍和紅二軍團通報。湘鄂贛和閩浙贛根據地的電臺也在1932年開通。

敵后秘密電臺的建立

1930年起，中共不僅在蘇區建立了秘密電訊，而且在敵后也開設了秘密電臺，使黨中央對全國的情況逐步了如指掌。

中共在敵占區的建臺工作，開始是采取打進去的辦法進行的。1929年12月下旬，中央特科派錢壯飛打進國民黨黨務調查科，因與特務頭子徐恩曾是同鄉，徐表示要調他當機要秘書。錢壯飛感到關系重大，向黨中央請示。周恩來得知后認為機會難得，提出要將國民黨的特務組織拿過來為我們服務，并決定讓李克農、胡底與錢壯飛組成特別黨小組。此后，徐恩曾要錢壯飛補充人員，在各地建立基層機構，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揮機關和秘密電臺。于是，錢壯飛在配備、選用電臺機要人員和行政事務人員時，盡量安排自己人，作為中共的情報人員和秘密交通。在配備黨務調查科大本營的“正元實業社”人員時，安排自己的女婿劉杞夫作為工作人員；在配備南京情報機構“長江通訊社”和“民智通訊社”人員時，錢壯飛自己兼任兩社社長；在配備天津情報機構“長城通訊社”人員時，安排胡底任社長、錢壯飛的妻舅張家昽任記者。加之李克農已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廣播新聞編輯，這時，國民黨在南京、上海、天津的秘密電臺實際上已經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了，從而在國民黨情報系統中打進了一個“鐵三角”。不過，徐恩曾雖然欣賞錢壯飛的才華，畢竟還有防范。他只讓錢壯飛處理文件和電報收發，密碼本卻隨身攜帶。機要電報也一直由自己親譯。一次，錢壯飛陪徐恩曾到上海，乘他進歌舞廳換衣服時，把密碼本拿出來，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內。此后，錢壯飛從報務員那里接到電報后，對估計有價值的都由自己開封先譯，然后再原樣封好上送。同時，這份密碼也送到中央軍委和紅軍那里。國民黨幾次大“圍剿”的計劃剛剛制定，尚未下發作戰部隊，其全部內容就已被破譯，并被送到軍委負責人周恩來及蘇區的毛澤東、朱德面前。1931年4月24日，長期負責中共中央機關保衛工作的顧順章叛變，他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然后方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密全數供出，保證3天內將中共中央一網打盡。他還囑咐，不要讓徐恩曾身邊的人知道。當地特務機關向南京連發5封電報。此時正值星期六晚間，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錢壯飛收到電報后，用密碼本將其全部譯出，提前向黨中央發出警報。接到錢壯飛的情報，周恩來指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機關立刻采取行動，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關立即全部轉移。此后的兩天兩夜，中央幾十個秘密機關和幾百名工作人員緊急搬遷，沒有遭到破壞。錢壯飛為保衛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貢獻。

1931年12月，國民黨十七路軍在寧都起義，大批起義的報務人員帶來了很多電訊器材，無線電通訊隊伍迅速擴大，成立了以王諍為局長、伍云甫為政委的通訊聯絡局。培訓無線電技術人員的訓練班，很快由一個發展到幾個，后來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通訊學校。1933年，瑞金通訊學校學員人數達千人。還成立了保養、修理和裝配收發報機的材料廠。此后，中央根據地便可以把自己培養的報務人員派到新的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了。1937年后，中共先后在西安、上海、南京、武漢、香港、桂林、重慶、廣州、天津、北京、新疆、沈陽等地建立了秘密電臺，加強了黨對白區情況的了解和工作指示。正如羅長青指出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黨我軍的電訊事業有了全面發展。尤其是周恩來親自部署，在敵占區、國民黨統治區建立了數十部秘密電臺，遍及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保證了黨中央對‘第二戰線’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