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變后周恩來曾受到嚴密監視

　　編者按：《世紀》發表文章《戴笠遺檔中的“西安事變”前后》。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中稱“軍統特務首腦戴笠，是蔣介石佩在身邊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窺伺主子意圖最博得蔣介石歡心的一條忠實兇狠的走狗”。2013 年夏天，文章作者于臺北的“國史館”查閱了部分戴笠檔案，發現其中確有大量從未披露過的史料。“戴公遺墨”將戴笠的親筆文件集中解密，意義重大。比如在“西安事變”專題中，就有一些新的發現。摘編如下。

　　目前所見對于“西安事變”后國共和談的記載一般都稱，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建議實現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兩天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的中共代表團與顧祝同、賀衷寒、張沖等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在西安開始正式談判。該談判歷時一月，雙方的分歧無法彌合，談判無所進展。3 月12、13 日，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的周恩來，“可聲明在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15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五項談判條件，并要求速見蔣介石當面解決同顧、張不能解決的問題。

　　實際上，根據已經刊布的中共中央檔案來看，在3 月12 日前，蔣介石已經提出與周恩來當面談判的建議。1937 年2 月4 日，潘漢年就致電周恩來轉告了蔣介石的這一邀請，電文稱蔣介石“請你于三全會前來杭面晤，并再派張沖與弟前來接你南下”。

　　1937 年3 月中旬，周恩來按照中共中央書記處來電要求，飛抵上海，謀求與蔣介石的當面談判。《周恩來年譜》中僅記載：周抵滬后，先同宋美齡會晤，將根據中共中央十五項談判條件擬成的書面意見交宋，請她轉交在杭州養病的蔣介石。周在上海期間還同宋子文、蔣鼎文、東北抗日將領李杜等會晤。隨后，周恩來在潘漢年的陪同下到杭州與蔣介石談判。其他細節并無交待。在“戴公遺墨”中有一份戴笠發給蔣介石的電報，記載了周恩來在滬期間活動和國民黨對周的監視情況：

　　對楊、周行動已嚴密布置監視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亞酒店，該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覺不妥。聞張沖同志已赴牯晉謁鈞座，請示見周地點與日期，周似在滬候命也。查周到滬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動者系潘漢年。

　　無論是《周恩來年譜》還是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對于周恩來到上海和杭州以后的活動，均無記載，“戴公遺墨”中保存的這份電報增加了我們對周恩來和潘漢年在上海期間的住宿地點、活動概況等的進一步了解。在《周恩來年譜》中還記載有，周恩來在滬期間“秘密會見中共上海地下黨同志”，看來我黨地下同志技高一籌，逃過了戴笠的嚴密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