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包圍城市：毛澤東、周恩來貢獻問題論斷

　　內容摘要：關于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周恩來最早提出論”、“代表人物應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論”，以及“前期‘周主毛輔’、后期‘毛主周輔’、農村包圍城市‘始于周，成于毛’論”等新觀點，有的難以成立，有的需要推敲。“毛澤東是中國革命道路的主要開創者，周恩來是另一位主要開拓者”的提法，應是比較恰當的。

　　關鍵詞：武裝割據；城市中心；農村中心；武裝斗爭

　　近幾年來，關于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革命道路這一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不同貢獻問題，學者提出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新觀點，讓人們呼吸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學術領域清新可享的新鮮空氣。筆者斗膽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作些梳理和評析。

　　一、幾種新觀點及其主要特點

　　(一)新觀點。

　　1、趙春生提出：“周恩來最早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革命道路的理論”[1]。

　　2、“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論，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代表人物應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這是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老教授即席發言時提出的。

　　3、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這一革命道路的探索，前期“周主毛輔”，后期“毛主周輔”；農村包圍城市這一革命道路的理論，“始于周，成于毛”。

　　4、毛澤東是“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最早開拓者”，在中共中央領導核心中周恩來最早探索并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并對這條道路作出了簡略明確的表述，引導和帶領全黨實現了黨的工作中心的轉變，“周恩來是中國革命道路的另一個主要開拓者”。

　　5、周恩來從大革命失敗至六屆三中全會不懈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他說服斯大林，糾正李立三的“左”傾盲動，帶領全黨在六屆三中全會成功實現“城市中心”到“農村中心”的轉移，可是《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下面簡稱《決議》)對周恩來的這一重大貢獻只字不提，這是對毛澤東的迷信，對周恩來的不公。

　　后三條，依次是南開大學劉焱教授、山東社科院孟慶仁研究員、中央黨校黃少群教授在周恩來研究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的。

　　(二)主要特點。

　　一是突出先導性。較多的論者注重突出周恩來提出武裝割據的思想早，甚至比毛澤東更早。有人提出，國民黨右派叛變后的1927年6月17日、20日，周恩來兩次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湖南暴動計劃的報告，建議先取湘潭，全力攻下反動勢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動勢力較強的地方則到處打擊土豪劣紳，在可能范圍內成立縣鄉村的臨時委員會。他以中央軍委的名義派了10名軍事干部去瀏陽、平江做準備。這不僅是一個及時而又周密的計劃，也大體上提出了我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武裝斗爭的一個基本綱領。這個計劃因共產國際代表的反對而沒有實現，若能實現，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就有可能避免慘重的損失。從理論上看，說明周恩來這時已經開始產生了在共產黨領導下在農村發展革命武裝力量、建立基層革命政權的思想，實際上，后來大體上也就是這么辦的[2]。

　　另有研究者提出，1927年10月，周恩來指導南昌起義余部“各就所在地與農民結合，努力實行農村斗爭”[3]128。1927年11月回到中央領導崗位上的周恩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指導工農武裝割據上，他多次主持中央常委會，多次向各地省委發出關于武裝割據的指示。他提出要加強湖南、湖北、江西的斗爭；指示海陸豐要向北發展，瓊崖的斗爭要深入，要求朱德與毛澤東農軍確實聯絡，共同計劃；明確提出士兵暴動必須具備黨的領導、嚴密組織、與群眾運動相結合，要有勝利把握等條件，并指出目的是發動群眾，武力造成割據的暴動局面，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他指示賀龍等人“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么占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故你們此時主要的任務，還在游擊區域之擴大，群眾發動之擴大，決不應超越主觀的力量(主要的還是群眾的力量，不應只看見武裝的力量)，而立即企圖占領中心工商業的城市”[4]240，明確提出“鄉村中心”的思想。他在指導處理紅四軍內朱毛之爭的“九月來信”中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4]238。有的研究者指出：“農村包圍城市”，以“農村為中心”的思想的表述，在當時再也沒有比這更早更簡潔明了的了，“需要強調的是，周恩來提出和努力貫徹這些思想和精神，都是在毛澤東提出和闡發‘工農武裝割據’之前；他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層，是走在前列的；周恩來作為黨中央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代表黨中央所提出的思想和做出的指示，對作為地方黨組織領導人的毛澤東，不但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有直接的重要的指導作用”[2]。

　　二是突出系統性。有研究者認為，1928年“六大”，周恩來事實上就開始對武裝割據的思想進行總結，他分析中國的國情“與俄國的不同”，指出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有武裝割據可能，應有長時間的準備。指出農民武裝割據，特別是南方八省的割據與全國的準備——奪取千百萬群眾，促進革命高潮到來“有極大的關聯”；強調紅軍應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否則就失去了階級的基礎”；強調要建立地方蘇維埃，才能有鞏固的紅軍的組織，不僅提出以無產階級化作為中心內容的建軍原則，而且還提出“建立和發展工農革命組織，使其成為群眾斗爭的革命黨。所有這些，反映了周恩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不僅是正確認識的開始，而且有了一定的系統性”[2]。

　　三是突出針對性。研究者針對歷史上多次黨內斗爭往往涉及周恩來的妥協、調和問題，有針對性地論證周恩來在探索革命道路過程中與“左”的盲動錯誤斗爭的一面。論者列舉周恩來1927年底、1928年初先后三次針對共青團的盲動情緒，在常委會上批評“共青團將變成盲動主義”，“無動不暴”；并先后去信批評福建、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委的盲動傾向；1928年1月28日致江西省委的信，對江西省委在條件不具備時準備在南昌、九江暴動加以制止：“暴動必致流產，必致引起統治軍閥的更殘酷的屠殺”；“六大”過程中對共產國際作出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作長篇發言，除了肯定其關于中國革命性質、形勢和當前主要危險等幾個正確方面外，對其不了解中國國情，錯誤地批評中共單純地進行農民革命，是“沉溺于……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進行了抗爭。周恩來指出：“中國與俄國的不同”，共產國際要求城鄉配合好同時發動的觀點“必致引起鄉村(對)城市的等待，這是不好的”。會上，有些人不贊成周恩來的意見，支持共產國際決議案。比如浙江省委負責人在會上批評說，過去中央“常有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說是根據中國的經濟情形”[5]。這是“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提法的最早出處，不過它是以從反面對周恩來的批評的形式出現的，這也從反面證明周恩來關于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已經深入到全國的黨組織。在周恩來的支持下，“六大”決議中仍然強調了建立工農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認為在農村中“游擊戰爭將成為主要的斗爭形式，黨必須積極領導”，“我們預料經過工農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后，新政權必將及時實現，這就是說和俄國一九一七年蘇維埃事前能夠公開存在，不會一樣”。那時能認識到如此深度，實屬難能可貴。毛澤東后來曾對“六大”的這個歷史功績作了很高評價：“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復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6]

　　周恩來關于農民武裝割據的思想，也受到向忠發、李立三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以此為由要解除周恩來的職務，讓他到北方局工作。但周恩來在蘇聯說服了斯大林，回國后又說服了李立三等人，并成功地開好了六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工作中心由“城市中心”向“農村中心”轉移。上述這些方面的研究，既具有綜合性，又具有針對性。學術界關于這方面不同觀點的交鋒和認識漸趨統一。

　　四是突出實踐性。有些研究者認為，周恩來建議成立蘇區中央局，并自薦擔任中央局書記，是周恩來關于黨的工作中心轉變的一個突出的標志，也證明周恩來作為當時全黨事實上的主要負責人對實現這一轉變的決心。1930年10月3日，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來建議并正式任命他為蘇區中央局書記。在布置全國工作時，他強調從中央政治局起，以60％的干部力量去加強與鞏固蘇區的領導，并要求從蘇聯學習軍事回來或在國內做過軍事工作的干部，90％以上派往蘇區。這表明，此時的周恩來不僅加強對蘇區的理論、政策的指導，而且強化了武裝割據的實踐性指導和幫助。

　　五是強調貢獻度。有些同志指出，大革命失敗后的三年多(一說八年多)時間，其中較長時間周恩來是中央實際負責人。這時期是中共絕境中重生，是中國革命承上啟下的時期。周恩來同瞿秋白、李立三的盲動主義作斗爭，富有創造性地推行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他帶領全黨，擦干身上的血跡，艱難地積聚力量，走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相結合之路，探索城市中心向農村中心的轉變，開創了中國革命的一個嶄新局面：其一，黨的力量恢復發展很快。大革命失敗時，黨員僅剩一萬多人，1930年周出國前達10萬人。其二，中國紅軍的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中國革命三大根據地中央根據地、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都是在周恩來直接指導和關懷之下發展起來的，尤其是中央紅軍和中央根據地。他善于聽取作為下級的毛澤東的正確批評，正確處理朱毛之爭，由他主持起草的“九月來信”，為開好古田會議指明了方向。古田會議決議，是我軍建軍思想的一座豐碑。到六屆三中全會前，在周恩來主持下，紅軍統一了建制，達13個軍10萬人，15塊大小不等的根據地，遍布全國8省127縣，呈現一派蓬勃向上的景象。周恩來為這一局面的開創建立了歷史奇功。其三，周恩來是我們黨從事白區工作最早，時間最長的領導人，他在白區傳奇式的戰斗生活為黨的白區工作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他是我們黨的白區工作以及蔣管區工作的正確路線的光榮代表[7]46。

　　總之，突出先導性、系統性、針對性和實踐性，強調周恩來的貢獻度，是近年來在關于中國革命道路探索這個問題上，周恩來研究相關成果的一個基本傾向和特點。

　　二、關于幾種新觀點的辨析與評價

　　前文列出的幾種新觀點，只要稍加辨析，就會發現，其實就是三種觀點。一種可稱為“周恩來開創論”，認為最早提出“農村包圍城市”這一革命道路理論的是周恩來，周恩來是這一道路的代表人物。二是“毛周共同開創論”，認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主要代表人物是毛澤東，周恩來是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第三是折中的觀點，認為“前期周主毛輔，后期毛主周輔”，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論，“始于周，成于毛”。下面主要就這三種不同的觀點，作些辨析和評價。

　　(一)關于“工農武裝割據”，毛澤東和周恩來誰更早提出，有關論者可能未顧及如下事實：

　　其一，關于毛澤東“上山”思想是不是提得更早些?

　　1927年7月初，毛澤東曾向中央常委會匯報湖南省委的報告，陳獨秀主持會議，瞿秋白、周恩來發了言，報告內容是“馬日事變”后，關于革命武裝，湖南省委提了三條意見，其中有一條便是“上山，學匪”。另據文獻記載，為了保存力量，再圖發展，毛澤東和各地黨員干部，相繼提出“上山”，“當山大王”的主張。湖南省委領導人郭亮親自到各地督促武裝暴動的計劃，他主張我們退到瀏陽或江西邊界“當大王”。毛澤東則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槍桿子保衛革命”的主張。若干年后，他回憶這一段歷史進一步強調，我們是所謂“逼上梁山”[8]117。

　　毛澤東的“上山”思想與前文提到的大革命失敗后周恩來提出的湖南暴動計劃，從認識水平到時間都大體相仿，這不是說二人沒有差距。八七會議后，瞿秋白有意留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毛澤東婉拒說：“我不愿跟他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去結交綠林朋友”[9]。南昌起義后，一個南下，“一個上山”。后來南下的一部也上了山，但經歷了更多曲折和失敗。此前周恩來曾有起義后就地鬧革命的建議，但未被采納，而是按照國際代表加侖的意見南下，結果失敗[2]。周恩來沒有抱怨，接受了失敗的事實，并承擔了責任。其緣由正如周恩來自己所指出的“當時武裝暴動的思想，不是馬上深入鄉村，發動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4]190。

　　其二，從“城市中心”到“農村中心”，誰轉變更早些?

　　考察中國革命史上關于這個問題的歷史，應當承認，毛澤東轉變得更早、更徹底。劉焱、黃少群、孟慶仁等都明確提出：“六屆三中全會，在周恩來、瞿秋白等同志的努力下，全黨實現了工作重點的轉移，其理論上的標志是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明確提出根據地建設是‘當前第一等重要任務’，‘蘇維埃已經是整合一切革命運動唯一的旗幟’”；指出“建立集中統一的真正和工農群眾密切聯系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區域—蘇維埃根據地，創造并且鞏固其真正堅強的、政治上軍事上有充分無產階級領導的紅軍，以便改造政治軍事的環境，進而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政治中心—這種形勢，現在是湘鄂贛最為成熟”。黃少群指出“這段結論正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概括”[5]；其實踐上的標志：一是蘇區中央局的成立，黨的最重要領導人周恩來自己出任中央局書記，二是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為中央委員，這在實踐上表示對朱毛經驗的肯定和全黨對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視。

　　應該承認周恩來等人和六屆三中全會對中國革命道路探索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上述論述無疑具有說服力，但卻回避了一個要害問題，那就是周恩來在指導、領導工農武裝割據，推進“城市中心”向“農村中心”轉變的過程中，總沒有與“城市中心”的國際路線脫過干系。周恩來后來在《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中回顧自己當時的思想狀況，是在“探索”。歷史上的“流寇”式的農民戰爭，沒有占領城市，終歸失敗，“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長期存在”[4]178。所以總是力求在“城市中心”的國際路線之下，推行他的割據的思想及其相關指導原則。正因為如此，“六大”期間，張國燾和江蘇省委個別人批評他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帶有農民的意識”，并告誡周恩來“沒有城市工人起來做中心，則農民斗爭勝利是不可能的”[5]。周恩來在這種批評之下有所退縮，承認要以城市工人領導農民的自發暴動，主要是建立城市工作，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和組織，同時又強調農村中“游擊戰爭將成為主要的斗爭方式”[5]。因此他這樣總結說：“在‘六大’那時候，關于要重視鄉村工作、在農村搞武裝割據的重要與可能等問題，毛澤東同志是認識到了的，而‘六大’則沒有認識”[10]179。當然這段話中，有迷信和不實之詞，這一點下文還將說到。但有一點，那就是周恩來承認“六大”期間，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這卻是事實。而當時的毛澤東，雖然也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城市中心”，但他在八七會議后，拒絕留在城市，表明他不僅有了自己正確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行動與“城市中心”的國際路線決裂，毛澤東始終是“左”的照搬俄國模式的錯誤傾向和所謂國際路線不妥協的斗爭者。毛有正確認識能夠堅持，周對自己的正確意見，卻沒能堅持。這可能就是周恩來與毛澤東那時的差距所在。他說“六大”“沒有認識”，也就是承認自己“沒有認識”。

　　其三，毛澤東開創者的地位是不容動搖的。

　　毛澤東和周恩來不論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更早，但毛澤東作為第一塊、也是最大、最具示范意義的革命根據地的開創者，是不可動搖的。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更為可貴之處在于：從起初更關注國內問題到后來更關注農民問題，實踐上最早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最早“在行動上把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基于對農村、農民問題調查研究的周密和深入，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建設了解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他對中國革命道路闡述的系統性和深刻性是無人可比的，說毛澤東是中國革命道路主要開創者，也是當之無愧的”[2]。

　　(二)關于“周恩來開創論”難以成立的理由。

　　有些論者指出，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的負責人，六大后中共中央的實際主持人，他是那段時間黨的領導核心。他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總是從全黨全軍全局的高度出發，他的指導總是著眼于全黨全軍的全局需要。他不但指導各地紅軍和根據地貫徹武裝割據的思想，而且對革命道路作了在當時來說最明確的概括：“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現在中心是在蘇維埃區域”，對于農村包圍城市，以農村為中心，在當時再也沒有比這更簡潔明了的了。他還在糾正瞿秋白、李立三“左”傾錯誤的斗爭中起了主要作用，領導全黨實現了工作中心從城市向農村的轉移[2]。而毛澤東那時是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和中央根據地的領導人，還不是中央的領導人，所以還不可能指導全國的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建設，他所創造的一些寶貴的經驗，是通過中央和周恩來，介紹到各地紅軍中去的，并起了相當的作用[5]。在以周恩來為實際負責人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從大革命失敗到1930年春周恩來出國前夕，不到四年的時間里革命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黨的組織、紅軍和根據地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央蘇區還成立了全國蘇維埃中央政府，開創了大好的革命形勢。因此，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周恩來功不可沒。這條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理應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我們應破除迷信，還周恩來以公道。

　　應該承認，對毛澤東確有迷信，對周恩來確有不公。但必須指出，上述這種“是周非毛”的觀點，是錯的，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理由是：

　　第一，發明權屬于毛，并不屬于周。

　　“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其先導理論是工農武裝割據，發明權和開創權，應屬毛澤東，或者說“以毛澤東為代表”比較恰當。提出工農武裝割據，可能是農民的創造。如周恩來自己說的“農民自動起來把農會變成政權的情況，當時在湘、鄂、贛三省到處都有”[10]73，但毛澤東實踐比較早，而且有較大的影響。周恩來則更多的是總結全國、主要是朱毛的經驗，向全國推廣。雖然周恩來最早提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鄉村中心”等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更早更明確的概括，這是周恩來對這一道路探索作出的重大貢獻，但不能因此取代毛澤東對全國第一塊最有影響的革命根據地發明與開創之功。

　　第二，周恩來缺乏“正確路線”代表的鮮明特色。

　　周恩來為六大前后較長時間中共的實際負責人，作出了前文提及的許多同志所指出的重大貢獻，他以他的勤懇、周密和包容為中國革命在危機四伏的艱難處境中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這是應予充分肯定的，《決議》顯然在這方面存在缺陷。但也要承認，周恩來在推進向農村中心轉變的過程中，始終處于“城市中心”的主導和“監護”之下。誠然，周恩來在力求既不能違背共產國際指示，又想結合中國具體實際，推廣朱毛行之有效的經驗的兩難境地中，其妥協、退讓和包容，在當時情況下，具有積極的意義，但也使他失去了正確路線代表人物所應具有的旗幟鮮明的特色。這一點，他與毛澤東成為鮮明的對照。

　　當時情況極為復雜，是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除了外部險惡外，黨內情況是“隨著思想上的混亂，黨內一度還出現組織上的混亂”[8]78。在批判李立三錯誤的過程中，黨內幾股政治力量紛呈：一是堅持根據地斗爭的毛澤東等人，實踐上抵制“立三路線”，理論上反對本本主義，批教條與盲動。毛的意見受到壓制，本人受排擠和打擊。二是堅持白區工作，時任中宣部負責人惲代英和江蘇省委的何孟雄等人，他們公開反對“立三路線”，受排擠打擊。三是中央委員羅章龍等人妄圖趁亂奪權，另立中央。四是王明等人，拿著雞毛當令箭，散布謠言，拉幫結派，伺機奪權。周恩來和瞿秋白，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糾正“立三路線”，成功地說服向忠發、李立三，也成功地開好了六屆三中全會，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黨的團結和工作重心的轉移。可是會剛開過不久，共產國際就變調了。瞿秋白、周恩來又被米夫等人指責為“調和主義”，使黨內一時間莫衷一是。誠然，周恩來前期同陳獨秀右傾，瞿秋白“左”傾錯誤作斗爭，后期同李立三、王明“左”傾錯誤作斗爭，沒有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一套，他總是比較善意地批評，實事求是地糾正錯誤，較多的是自我批評，既教育自己又教育全黨，確實收到了好的效果，這是大革命失敗至六屆四中全會那一段時間，中共能夠很快恢復和發展的一個不應被忽視的重要因素。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周恩來包容、調和甚至對王明等人的妥協，也有負面效應，那就是為王明等人篡黨奪權留下了可趁之機，斷送了自己親手開創的大好形勢。黃少群不肯承認周恩來“調和”，認為周恩來、瞿秋白六屆三中全會完全正確地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決議，不應受到指責。但周恩來沒有斷然批評李立三對共產國際的蠻橫態度，在革命形勢的估計上又為李立三的“高潮論”修修補補，沒有完全接受斯大林關于“低潮”的論斷，因怕挫傷群眾積極性而提出“目前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是在成熟的過程中，沒有形成全國的、直接革命的形勢”[4]264。所以《周恩來傳》指出：“周恩來在引導全黨重視農村根據地和紅軍這個根本問題上是走在前列的，作出了重大貢獻。”[4]269“三中全會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它把李立三的錯誤歸結為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這當然是不夠的，表現了某些調和妥協精神，它繼續強調了黨內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并錯誤地批判了何孟雄”[4]275。這樣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黃少群所說李立三的錯誤，就是共產國際的錯誤，周恩來不可能去批評共產國際。說李立三是策略錯誤，即使這種說法可以成立，恐怕也不足以開脫周恩來等人存在“調和”的責任。周恩來自己也從不回避這一點。

　　第三，因有毛澤東，周恩來才成為今天的周恩來。

　　這是金沖及早就提出的。周恩來不能成為“農村包圍城市”這一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最重要的一點是：這條道路不是在周恩來而是在毛澤東堅持和帶領下，才走向勝利的，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周恩來成為這條道路代表人物的可能。周恩來在大革命失敗后為開辟這條革命道路，從理論上到實踐上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周恩來的謙讓、調和甚至妥協，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其消極的一面，除了為王明趁亂奪權留下可趁之機外，還有一點，那就是對于他自己也暴露了他難以成為中國革命所需要的領袖的不足。六屆三中全會之前，周恩來在蘇聯說服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作出了《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并派瞿秋白同他一起回國貫徹決議精神。回國后，他說服了有不同意見的向忠發、李立三，成功地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這一過程很清楚，自始至終都是他在起主導作用。可是三中全會時，他“總是把瞿秋白推到前臺，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讓瞿秋白同志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回憶此事的聶榮臻說周恩來“很謙虛”[4]271。正是周恩來這種“謙虛”，使他在中國革命關鍵時期，在黨內思想上組織上很混亂的節骨眼上，黨需要眾望所歸的領袖的時候，他有機會但他卻沒有能夠成為黨所需要的領袖。

　　有人說，周恩來不是帥才。我不這樣看。周恩來策劃湖南農民暴動，雖因羅易反對而流產，但組織的嚴密、計劃的切合實際，體現了他的帥才；八一起義，他與退縮的張國燾據理力爭，還拍了桌子，打響了武裝革命的第一槍；第四次反圍剿創造了我軍歷史上預設戰場、大規模伏擊戰的輝煌戰例；湘江戰役后，主動承擔紅軍指揮責任，力排李德的反對，采納毛澤東的意見，通道改向，黎平轉兵，猴場會議徹底排除了李德這個國際代表，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抗日戰爭，我軍的平型關大戰，蔣軍的臺兒莊大戰，戰前都得益于周恩來的戰略設計；三大戰役，他成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其果斷和縝密，都體現他是難得的帥才。那么怎樣理解周恩來六屆三中全會的謙讓?我以為有兩點：其一是周恩來的無私，從不拉攤子，爭位子；其二是他自己缺乏像毛澤東那樣的自信，這不是說周恩來缺乏自信，而是說他關于中國革命的理性認識還沒有毛澤東那樣透徹。因為他對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農民的認識，還沒有真正跳出俄國革命的框子，沒有真正認識到“城市中心”為什么不切合中國實際，“農村中心”為什么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這就是他在“六大”期間張國燾與江蘇省委的同志批評他常用農村包圍城市的觀點指導黨的工作時，他就退讓，不敢正面堅持；此后共產國際不贊成農民游擊戰爭，要調朱毛離開紅軍時，他就跟著下命令。這些說明周恩來雖然能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也能總結全國尤其是朱毛武裝割據的經驗，提出許多指導全黨全國的正確意見，但他思想上實踐上都沒有達到自信的條件。他自己在《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中，分析了自己沒有認清“農村中心”的一些想法[10]177-178，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六屆三中全會，他的認識有了很大提高，但還沒有達到“自信”的程度，即一旦認清了決不退縮。毛澤東則不同，基于他對中國社會的落后，尤其是中國農村、農民的認識以及熟知統治者的強大與殘忍，他深切地認識到“上山”是“逼上梁山”，雖然我們今天從文獻資料上看到的他對農民武裝割據的認識，并不比周恩來更高明。后來王明等人以反對國際路線為由，排擠打擊毛澤東，周恩來在兩者間，既不對抗國際路線，又想讓毛澤東處于較為有利的境地，表現為他的兩難處境，其根源就在于此。直至第五次反圍剿，尤其是湘江戰役慘敗后，在全黨全軍一片埋怨與責難之下，他才真正認識到國際路線的不可信，決心排除李德，這才有他在通道、黎平會議上與李德的激烈爭論，甚至拍了桌子[4]348。正因為有思想基礎，后來才可能在他的組織領導下，開好了遵義會議。正如迪克·威爾遜所說，周恩來認識到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毛澤東比他更有優勢，所以在遵義會議上他義無反顧地推舉毛澤東。雖然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成為他軍事指揮的助手，但他主動讓賢，讓毛澤東放手發揮軍事指揮上的優勢，從此毛周合作，創造了一個個人間奇跡。陜北下寺灣會議，他再次讓賢，成為毛的助手，毛周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過程，印證了鄧小平的一句話，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有人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也能將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筆者認為，如果沒有毛澤東，一定會有張澤東、李澤東等毛澤東式的領袖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這不是張恩來、李恩來等周恩來式的領袖所能取代的，這就是周恩來不能成為中國革命道路代表人物的道理。

　　(三)“始于周，成于毛”是否說得通。

　　劉焱的前期“周主毛輔”，后期“毛主周輔”，“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論“始于周，成于毛”的說法，我覺得有如下幾點需要推敲。

　　其一，關于前期“周主毛輔”，后期“毛主周輔”這一說法，孤立地看，如果用于描述周到蘇區后的毛周關系，我以為是可以的，拙著《周恩來與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篇“毛周關系”中有類似的觀點[11]。但如果用來描述農村包圍城市這一革命道路的開創，就欠妥帖。尤其是前期“周主毛輔”的說法欠妥帖，因為“周主毛輔”的說法，否定了毛前期的開創之功，夸大了周恩來的早期貢獻。要知道毛澤東上山開創根據地這一實踐，比不論多少理論上的貢獻都重要。再就是早期的毛周關系，在周到蘇區前不是一般的合作關系，“主”“輔”的說法嫌牽強。

　　其二，“始于周，成于毛”的說法更為不當。嚴格說來，農村包圍城市始于農民的創造，全黨的智慧。周恩來《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已經說得很清楚，不是毛澤東獨創也不是毛澤東最早。毛澤東自己說，工農武裝割據，有朱毛式的，賀龍式的，方志敏式的，李文林式的，這就證明工農武裝割據，后來發展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無論說始于毛或始于周，都欠妥帖，這是前提。在此基礎上，我們也不否認領袖人物個人的貢獻，以往的提法是“毛澤東為代表”。出自《決議》的這一說法，大體上能夠成立。欠缺在于《決議》只字不提周恩來和其他人，的確有些不公。所以孟慶仁作出這樣的修正：“毛澤東是中國革命道路的主要開拓者”，“周恩來是中國革命道路的另一位主要開創者”[2]，是比較恰當的。

　　(四)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理論的形成。

　　有的同志認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理論，形成于六屆三中全會，并以此作為認定周恩來是這條革命道路代表人物的重要依據。認為經周恩來的努力，使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中心”向“農村中心”成功轉移，這一理論就形成了，這種說法不夠全面，也不符合史實。“農村包圍城市”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系統理論，應該說形成于抗日戰爭時期。這是因為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對許多問題的認識，有了新背景，展現了新的表現空間，也提供了審視和研究的新的平臺：(1)1935年底，中共收到共產國際以“滬電”形式轉來的指示：“奪取中心城市”不是近期的革命目標，等于承認了“城市中心論”的不切合實際；(2)民族矛盾的上升，國共合作，聯合抗日，中心城市不是在日軍手中就是在蔣軍手中，或是沒有力量奪或是不能奪，革命武裝只能在敵后廣闊的農村積聚力量，在打擊侵略者中爭取民意，武裝民眾，以圖發展；(3)抗日戰爭必然的“持久戰”戰略選擇，深化了土地革命中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使之成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通過積小勝為大勝，占領越來越多的敵后農村和山區，逐漸形成對敵占的交通線和城市的分割、包圍之勢，最后積局部勝利為全局勝利，為實踐上和理論上完成這一理論創造了可能。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先后發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新階段》、《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論持久戰》等著作，對“農村包圍城市”這一理論作了系統的闡述。其基本內容包括：提出了這一理論的兩個前提：認識不平衡性和克服急性病；一個中心，即以農村為中心，擺脫長期困惑中共的俄國模式，走自己的路；三個支撐點：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及其三者間的辯證關系；一個目標，積小勝為大勝，從局部到全局，奪取城市實現全國革命的勝利，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樣，“農村包圍城市”作為理論才真正建立起來。

　　周恩來對這一理論的系統化也有突出貢獻。周恩來指出：“如果沒有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即使以‘鄉村為中心’，也難免要失敗”[10]178，他說：“在歷史上無論中外都找不到農村包圍城市的經驗”[10]178。當然“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吸納了中國歷史上農民“上山”“當大王”的經驗，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使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農民割據思想呈現出新的活力，它不再是戰略上消極防御的手段，而成為能容納戰略防御與戰略進攻于一身的積極的斗爭形式[8]，周恩來關于工農武裝割據與黨的領導關系的論斷，把新舊兩種農民武裝割據截然分開。周恩來早期總結朱毛紅軍的經驗，并力求推廣至全國；后期提出工農武裝割據，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的原則，這是周恩來應成為“農村包圍城市”這一理論另一位主要開創者的理由。

　　三、兩個相關問題

　　(一)關于破除迷信與解放思想。

　　有的同志提出，歷史研究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關于“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往的文獻中的確存在著對毛澤東的迷信，包括“決議”中也存在不實之詞，有的同志已經指出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那句著名的話“工農武裝割據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是20年后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時，作了修訂，那個“最”字是后加上去的，原文的意思與周恩來“九月來信”中認為武裝割據“繼續努力下去，將必然成為全國革命高潮的動力之一”[10]33的認識基本一致。《毛澤東選集》出版時，對原文作修訂是正常的，不足之處在于沒有就毛澤東認識深化的過程作出說明，把毛20年后的認識當成20年前的認識，這就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成分。黃少群批評了這種現象，指出《決議》對大革命失敗后三年多時間，革命形勢很快好轉，六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周恩來卓著功勛，但“一字不提”[5]，還被指責為“調和主義”，是對周恩來的不公。石仲泉提出周恩來是在白區工作時間最早、也是最長的領導人之一。他是我們黨在白區以及后來蔣管區工作的正確路線的光榮代表[7]46，也包含對《決議》不實之詞提出質疑的意思。這是破除迷信，進一步解放思想的好現象。

　　(二)關于研究方法論問題。

　　周恩來研究在周恩來逝世30多年的今天，依然充滿活力，而且呈現出民間性、自發性、持續性的鮮明特點，令人感動，也發人深省。但就“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問題的研究，也多少折射出周恩來研究中一些存在問題，這里就方法論方面說點感受：

　　第一，周恩來研究，屬歷史研究，應以史實為據，不憑情感和好惡說話。

　　第二，應從整體、全局的角度來審視和判斷，切不可抓住片言只語、個別論斷妄下結論。

　　第三，應恰如其分，實事求是。既要還周恩來以公道，但也不要把一切閃光的東西都往他身上貼，使之神化起來。一切民族文化中都存在著把一切美好愿望寄托于理想人物身上的偶像化心理，但這一心理在歷史人物的研究中，是必須摒棄的。

　　參考文獻：

　　[1]趙春生.把周恩來研究引向深入[M]//周恩來研究：第1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7.

　　[2]孟慶仁.周恩來、毛澤東中國革命道路思想的比較研究[R].天津：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3]劉伯承.南昌暴動始末記[M]//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8.

　　[4]金沖及.周恩來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5]黃少群.抹去歷史塵垢，綻放歷史光輝[R].天津：第三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6]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8.

　　[7]石仲泉.我觀周恩來[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46.

　　[8]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225.

　　[9]譚震林.回顧井岡山斗爭歷史[M]//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10.

　　[10]周恩來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汪浩，韓同友.周恩來與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