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創建人民軍隊的卓越貢獻及其現實意義

　　周恩來同志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軍事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認真研究周恩來創建人民軍隊的理論與實踐，對于今天我們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實現跨世紀的宏偉發展目標有著重要的意義。

　　周恩來是創建人民軍隊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把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思想與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領導開展黨的早期軍事斗爭，初步探索了革命軍隊的建軍道路

　　1924年至1927年，中國爆發了以推翻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統治為目標的民族民主大革命。在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認識到武裝斗爭的重要性，而周恩來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先后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中央軍事部長等職，是黨早期軍事斗爭的主要領導人。他所領導開展的軍事工作，為后來人民軍隊的創建奠定了重要基礎。

　　提出了革命軍隊是實現革命“理論的先鋒”，周恩來是我黨最早認識武裝斗爭極端重要性的偉大革命家之一。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早在五四運動前，周恩來就開始注意軍事問題，并在他參加領導的敬業樂群會內組織了“軍事研究團”。旅歐期間，他對開展武裝斗爭和建立革命軍隊的重要性有了較深刻的認識。1922年3月，他高度評價德國無產階級領袖盧森堡的名言“無軍隊便不能革命”，是“見到之語”。同年 12月，他又明確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①1924年 9月周恩來回國后，以高昂的革命熱情，立即投身軍事工作，在實踐中進一步深化了對創建革命軍隊的認識。1925年6月，周恩來在演講中指出：“軍隊不是階級，是一種工具。”“軍隊是壓迫階級的工具，而也可以作為被壓迫階級的工具的。”“這軍隊便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②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周恩來“早在青年時代，他就努力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是我黨最早認識武裝斗爭極端重要性的革命家之一。”他關于創建革命軍隊和開展武裝斗爭的思想，為我黨在大革命失敗后迅速確立創建人民軍隊、開展武裝斗爭的方針產生了重要影響。

　　開革命軍隊政治工作之先河，周恩來為黨的軍隊政治工作積累了彌足珍貴的實踐經驗。開展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與以往舊軍隊的最大不同點，是革命軍打勝仗的根本原因。大革命時期，周恩來先后擔任黃埔軍校、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東征軍政治部主任，他憑著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以蘇聯紅軍為榜樣，以出眾的才華和創造精神，對如何在革命軍隊中開展政治工作進行了積極、富有成果的探索。在創建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實踐中，確立了革命政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提出軍隊一定要“黨化”；明確了政治工作在革命軍隊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培養了政治工作的優良作風，創造了靈活多樣的工作方法；造就了一批政治工作骨干，開創了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新局面。1937年毛澤東同志指出：“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③周恩來領導開創的革命軍隊政治工作，不僅在當時對提高革命軍隊的戰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后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創建了黨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力量，周恩來是以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思想為指導，嘗試建立由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軍隊的先行者。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周恩來把建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作為十分重要的任務。1924年11月，他在征得孫中山同意后，建立了由共產黨掌握的“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1925年11月，他又以鐵甲車隊為基礎，從黃埔軍校調來一批共產黨員做骨干，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這支武裝把支部建在團上，營連設黨小組，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由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是新型人民軍隊的雛形。周恩來的這一創造性實踐，為后來建立人民軍隊積累了寶貴經驗。以第四軍獨立團為基礎或抽調骨干組建的幾支武裝，分別參加了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成為中國工農紅軍最初的主要來源。

　　把造就革命軍事人才作為創建革命軍隊的根基，周恩來為黨培養和聚集了一批建軍的骨干。尊重人才和重視人才培養是周恩來一生始終如一的顯著特點。還在旅歐時期，他就派遣許多同志前往蘇聯學習軍事，后來成為紅軍總司令的朱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在黃埔軍校工作期間，他以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影響了一大批進步青年軍人，培養了許多優秀共產黨員，如陳賡、蔣先云、王爾琢、周士第、許繼慎、周逸群等。在東征和北伐中，他指導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的共產黨員積極投身軍事斗爭，一批黨的高級軍政干部如葉挺、聶榮臻、惲代英、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等在戰爭中逐步成長起來。在大革命失敗前夕，周恩來指示軍事部的人要千方百計尋找那些來到武漢的革命同志，如朱德、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陳賡、蕭勁光、何長工等，并把他們安排到共產黨掌握的軍隊中或派往蘇聯學習軍事，為黨保護了一批重要的軍事人才。

　　周恩來在大革命時期的軍事實踐，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軍事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朱德在談到我軍的創立時說：“大革命時代，許多進行軍事運動的同志，當時中央軍委的負責人周恩來、聶榮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黨所舉辦的秘密軍事訓練班的同志，對我軍的創建是有功勞的。沒有他們所進行的軍事運動，就不能有獨立團，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廣州、湘南等起義。”“因此研究黨的軍史時，應當從這個老根上研究起。”④這一時期，周恩來把開展武裝斗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緊密結合起來，承擔起開拓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重任，在理論與實踐上為創建人民軍隊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做出了開創性的歷史貢獻。

　　周恩來是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他組織領導著名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創了我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新時期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國革命進入低潮，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在無比艱難的條件下，如何繼續高舉革命大旗，嚴峻地擺在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南昌起義對此作出了響亮的回答。江澤民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這個偉大事件標志著我們黨開始創建自己的革命軍隊，肩負起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歷史使命。”周恩來作為南昌起義的主要決策者和組織領導者，以其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在這一具有偉大意義的事件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審時度勢，力主發動武裝暴動，周恩來是南昌起義的主要決策人。1927年4月，面對蔣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危在旦夕的嚴峻局勢，周恩來針對黨內的右傾投降主義，力主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是黨內最早提出“東征討蔣”的領導人之一。6月，他又先后兩次提出發動湖南農民武裝暴動來挽救革命。7月12日，新的中央臨時常委會成立后，立即確定了組織民眾武裝起義的方針，初步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暴動，并指定以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組織領導這次起義。24日，周恩來和羅米那茲、加倫、張國燾等人在武漢舉行會議，會上周恩來提出應從速決定南昌暴動的名義、政綱和策略，從而使南昌起義的部署正式確定下來，這是黨為挽救革命作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決策。

　　排除干擾，果斷舉行武裝暴動，周恩來是南昌起義的堅定領導核心。周恩來7月26日到達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決定，并作了加緊把起義部隊集中南昌的部署。第二天，周恩來趕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詳細討論了起義的有關問題。次日，他又拜訪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坦誠地向他轉達了起義計劃，賀龍毫不遲疑地回答：“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干就怎樣干。”⑤周恩來以其謙遜質樸的思想風范贏得了賀龍的支持，解決了關系起義成敗的基本力量問題。正當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時，中央代表張國燾由九江發來電報，提出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定奪。周恩來同其他前委成員商議后果斷決定，暴動決不能停止，準備工作繼續進行。30日，張國燾趕到南昌后，在前委會議上阻撓發動起義，并聲稱這是國際代表的意見。平時溫文爾雅的周恩來氣憤地拍了桌子，激動地說：“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即刻回漢口去吧！”⑥在周恩來的堅決斗爭和其他前委委員的堅持下，張國燾被迫同意起義。8月1日，起義的槍聲劃破了南昌城靜寂的長夜。由于以周恩來為首的前委部署周密，指揮得當，起義軍勝利占領了南昌。

　　整編部隊，開始了黨獨立指揮部隊進行作戰的最初嘗試，周恩來是南昌起義軍的直接指揮者。暴動勝利后，周恩來隨即對起義軍進行了整編，繼續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下轄第九、十一、二十軍共3個軍2萬余人。這支軍隊雖然沿用了國民革命軍的番號，但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舊軍隊。起義之始，這支軍隊就公開申明它的宗旨是為工農大眾解放而戰，并提出實行土地革命、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第一使命。經過整編，起義軍在各軍和師建立了黨委，各團建立了黨總支或支部，在各級配備了共產黨員擔任的黨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導員等專職政工干部，使起義軍成為一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根據中央的決定，8月3日，起義軍陸續開始南下。周恩來以堅定的信念和超人的毅力，指揮起義軍千里跋涉，浴血奮戰，克服了各種難以想像的困難。當時在周恩來身邊的戰士回憶說：“每天，當行軍休息下來的時候，因為過度疲勞，我們總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覺醒來，睜眼還看見周恩來同志在豆油燈下工作，或是踱著步子，默默沉思。”⑦9月中下旬，起義軍到達潮汕地區，在強大敵人的圍攻下，遭受了巨大損失。戰斗失利后，根據周恩來的部署，由董朗、顏昌頤率領二十四師余部到達海陸豐，同當地農軍會合，創立了海陸豐紅色政權。

　　南昌起義作為我們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戰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光輝起點，在全國人民面前豎起了一面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偉大旗幟。在它的影響下，各地武裝起義相繼爆發，組建起一支支革命武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武裝暴動的戰火硝煙中成長起來。19 33年7月，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名義頒布決議：“批準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建議，規定以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后來，毛澤東同志又明確指出：“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⑧在建軍70周年前夕，江澤民同志欣然為南昌起義紀念館題詞：“軍旗升起的地方”。八一南昌起義作為人民軍隊誕生的標志，是與“周恩來”這個光輝而偉大的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在南昌起義中的光輝業績將同南昌起義的巨大歷史貢獻一起永載史冊。

　　周恩來是中國工農紅軍卓越的領導人之一，他探索土地革命戰爭規律，指導全國紅軍建設，為形成人民軍隊的一整套建軍思想和原則作出了杰出貢獻

　　在土地革命戰爭新的歷史條件下，人民軍隊如何建設和發展，是我們黨領導土地革命戰爭并奪取勝利而面臨的重大問題。在這一重要時期，周恩來在黨中央擔負軍事方面的領導工作。在八七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之后被任命為中央軍事部長，11月又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黨的六大上，他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常委會秘書長、組織部長，后又兼任軍委書記，是這一時期黨的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求真務實，集思廣益，認真總結各地建軍經驗，艱難地探索著土地革命時期的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為人民軍隊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指導各地創建工農紅軍，推動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大發展。在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造成的極端艱苦的斗爭環境中，人民軍隊建設和發展面臨著難以想像的復雜情況。周恩來以嚴謹的科學態度，認真總結各地武裝暴動和創建紅軍的成功經驗，指導全國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有力地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發展。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紅四軍是工農紅軍最重要的一支武裝力量，周恩來對它的成長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多次去信予以指導，傾注了大量心血。特別是紅四軍領導內部在建軍思想上出現一些分歧，部隊建設受到影響時，周恩來親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朱德的領導地位，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統一紅四軍黨內的思想起了關鍵作用。周恩來同樣關心和指導了湘鄂西蘇區紅軍的建設發展。他多次給賀龍和湘鄂西前委去信，向他們介紹“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單位，每連建立一個支部”，⑨以及朱毛紅軍提出的“十六字訣”游擊戰爭的指導原則，使湘鄂西蘇區紅軍不斷發展壯大，成立了紅二軍團，以后的紅二方面軍便是在此基礎上與紅六軍團會合而成的。周恩來對鄂豫皖地區的紅軍建設也十分關注。１９３０年２月，他在詳細了解鄂豫皖蘇區的情況后指出，為了克服邊區黨組織領導和紅軍指揮的不統一，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邊特委和紅一軍。⑩根據周恩來的這一指示，鄂豫皖邊區紅軍組建了紅一軍，并在不久發展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周恩來的辛勤工作下，經過全黨兩年多的艱苦努力，到１９３０年上半年，全國紅軍已迅速發展到１３個軍６萬余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在這個時期已具雛形。

　　闡明人民軍隊建設思想，為古田會議確立建軍原則奠定了基礎。新生的中國工農紅軍是在長期的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創建起來的，如何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紅軍建設成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是紅軍創建和發展中亟待解決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周恩來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極大的政治熱情，投入到這一關系紅軍前途和方向的大事中去，為紅軍的健康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１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紅四軍前委的信，信中針對紅四軍爭論的一些原則問題指出，“紅軍不僅是戰斗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紅軍黨的組織原則，必須采取比較集中權利”，政治工作“是紅軍中政治命脈”。11周恩來在這封信中闡發的許多關于人民軍隊建設的重要思想，對指導紅四軍及整個紅軍建設發展都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

　　9月，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九月來信”，進一步闡發了他的建軍思想，并從理論的高度對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問題作了系統的論述。概括其要點，一是明確了紅軍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并明確指出：“紅軍一切行動務要避免單純的軍事行動，要與群眾斗爭取得密切聯系。”在此已比較明確地包含了人民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的思想。二是強調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明確指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黨只能經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經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指明了黨領導軍隊的正確方法。三是規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和任務，明確指出，“其任務為對內管理政治教育，對外作政治宣傳以至管理地方政務，發動群眾斗爭，扶助群眾組織等。”12 12月底，根據“九月來信”的指示精神，紅四軍召開了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前委。大會通過的由毛澤東同志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是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件，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文獻，其中無疑包含了周恩來在“九月來信”中闡發的一系列正確思想，是周恩來對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的杰出貢獻。

　　探索武裝斗爭道路，明確提出了“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的思想。中國革命走什么樣的武裝斗爭道路？把黨的軍事工作中心放在城市還是農村？在這一關系人民軍隊生存發展和中國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周恩來積極探索，實事求是，逐步認識到黨的軍事工作中心必須放在農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道路。早在領導南昌起義軍南下時，他就萌生了“先占農村，再圖城市”的思想，主張先進入海陸豐地區，建立工農政權，待條件具備時，再取廣州。起義軍受挫后，他患病躺在擔架上，仍堅持要帶隊伍去海陸豐。隨著武裝斗爭的深入發展，他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實行農村武裝割據的重要意義。1929年，他明確提出了“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的重要思想，這同當時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周恩來為此作出了杰出貢獻。

　　在實際工作中，周恩來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堅持真理，抵制“左”傾盲動錯誤，積極支持和組織開展廣大農村的武裝斗爭。1928年初，當賀龍向中央提出回湘鄂西農村開展武裝斗爭，黨內有不同意見時，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全面客觀地分析了情況，力主讓賀龍去。臨行前，他向賀龍明確提出了“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農村武裝割據方針。13為了推動全國各地農村武裝斗爭的發展，周恩來在組織人力、物力支援紅軍和蘇區建設方面，以其嚴細周密的作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9年夏，他在上海主持舉辦了中共中央軍事訓練班，為蘇區培養了一批軍事骨干。他還組建了情報機構、秘密交通站，并指示有關省委在蘇區周圍各縣建立了一批文具、百貨、布匹、藥材、電器商店，為蘇區提供了大量的物資支援。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工農紅軍猶如燎原之火，燃遍中國廣袤的農村大地，這是與周恩來堅持把軍事工作中心放在農村的正確工作方針分不開的。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的卓越工作，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發展和人民軍隊的成長壯大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為豐富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工農紅軍的卓越領導人之一。

　　周恩來在領導創建人民軍隊的偉大實踐中形成的建軍治軍思想，是我黨我軍的寶貴財富，對加強新時期軍隊建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江澤民同志指出：“周恩來同志的軍事生涯反映了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而英勇奮斗、自強不息的光輝歷程。”他“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以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膽略和卓越的軍事才能，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和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為豐富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他豐富的治軍思想、作戰經驗和軍事理論，是我黨我軍的寶貴財富。”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時期，認真研究周恩來在創建人民軍隊的偉大實踐中形成的建軍治軍思想，目的就在于從中汲取寶貴歷史經驗，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高舉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下，把我軍現代化建設全面推向新世紀。

　　第一，認真研究周恩來創建人民軍隊的思想和實踐，就要在我軍現代化建設新的征途上，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江澤民同志深刻指出，我軍“從誕生之日起，就堅定地站在黨的旗幟下，一切聽從黨指揮”。早在大革命時期，周恩來就把革命政黨對軍隊的領導作為一條建軍的根本原則。明確指出，“革命軍是黨的軍隊，革命軍的行動要依著黨的政策”，成為實現黨的理論的先鋒。在指導全國紅軍的創建中，他反復強調，黨對軍隊的領導“絕不能動搖”。歷史充分證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人民軍隊才能從無到有、發展壯大，才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新的歷史時期，在國際戰略格局發生歷史性變動的情況下，面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軍進行“非黨化”的政治圖謀，我們只有更加堅定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一切聽從黨的指揮，與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思想、政治和行動上的高度一致，才能戰勝一切困難，經受住各種考驗，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第二，認真研究周恩來創建人民軍隊的思想和實踐，就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始終不渝地堅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堅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是關系軍隊建設全局和決定軍隊發展方向的根本問題。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人民解放軍所以成為一支偉大的軍隊，是由于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周恩來在創建人民軍隊的艱苦實踐中，始終把建立和維護軍隊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作為人民軍隊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把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作為贏得革命戰爭勝利的重要保證。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軍隊建設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這既給軍隊建設增添了新的活力，也給軍隊建設帶來了新的考驗。我軍作為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只有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同人民群眾始終保持親密無間的血肉聯系，才能切實履行我軍的職能，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安全保證，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第三，認真研究周恩來創建人民軍隊的思想和實踐，就要在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的歷史條件下，始終堅定不移地用無產階級思想貫注部隊，不斷增強官兵抵御“酒綠燈紅”影響的能力。江澤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加強思想政治建設，這是老一輩革命家治黨治軍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一條重要原則。周恩來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主要開創者，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是周恩來創建人民軍隊實踐的重要特征之一。周恩來在紅軍初創時期，就明確提出政治工作“是紅軍中政治命脈”，這對于今天加強我軍的思想政治工作依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市場經濟在極大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負面影響，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軍隊思想政治建設面臨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復雜的局面，要使部隊官兵抵御住各種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重要的就是始終把思想政治工作擺在首位，以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武裝廣大官兵的頭腦，用無產階級思想貫注部隊，繼承和發揚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按照江主席“五句話”的總要求，努力把軍隊思想政治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第四，認真研究周恩來創建人民軍隊的思想和實踐，就是根據打贏現代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要求，堅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過去，我軍是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周恩來在創建人民軍隊的過程中，始終把通過教育訓練培養和造就人才，作為創建人民軍隊的一項重要工作，不論是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風中，還是在土地革命戰爭的艱苦環境里，他從未放松過對人才的培養。在黨的六大期間，他作為大會秘書長在繁忙的事務中，還抽出時間專門組織代表們進行軍事訓練。江澤民同志在紀念建軍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軍是一所革命的大學校。七十年來，這所大學校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文武雙全、德才兼備的干部。”“這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個特殊貢獻。”現在，我軍處于長期的和平環境中，提高部隊的戰斗力，歸根到底還是要靠教育訓練。我們要建設一支適應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需要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實現軍隊建設跨世紀的宏偉目標，就必須緊緊抓住人才培養這個關鍵不放。我們一定要按照江主席“兩個武裝”的指示，下功夫學習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下功夫學習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知識，以聞雞起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學習一切需要學習的東西，把我軍這所大學校辦得更好、更有成效，把教育訓練質量不斷提高到新水平。

　　第五，認真研究周恩來創建人民軍隊的思想和實踐，就要大力加強新時期干部隊伍建設，更好地擔負起跨世紀的歷史重任。周恩來的一生是偉大光輝的一生，他在創建人民軍隊的過程中作出的巨大貢獻，不僅緣于他卓越的才能，也緣于他偉大的人格和崇高的思想風范。正是由于在周恩來身上集聚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因而產生出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深刻地影響教育著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鄧小平同志就稱周恩來是“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并號召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努力學習周恩來等同志的榜樣，在艱苦創業方面起模范作用”。14在世紀之交，在為實現黨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紀宏偉目標的奮斗中，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中級干部，肩負著全面推進軍隊現代化建設偉大事業的歷史重任。作為軍隊領導干部一定要牢記黨和人民的重托，自重、自省、自警、自勵，過好“金錢關、權力關、美色關”，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以自身的良好形象帶出過硬的部隊，不辜負老一輩革命家的殷切期望，讓江主席放心，讓黨和人民放心。

　　（作者單位：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石家莊陸軍學院）

　　注 釋：

　　①周恩來：《評胡適的“努力”》，《少年》第6號，1922年12月15 日。

　　②《政治工作須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1926年出版。

　　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80頁。

　　④《朱德選集》第126頁、第393頁。

　　⑤《周恩來親筆修改的“八一”起義宣傳綱要》，《南昌起義資料》第2頁。

　　⑥葉挺：《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南昌起義》（資料選輯），第81頁。

　　⑦、⑨、⑩《周恩來傳》1898—1949，第148頁、第198頁、第199頁。

　　⑧1984年11月 20日楊成武參觀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談話記錄。

　　11《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黨的文獻》1991年第2期。

　　12《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1—41頁。

　　13《周恩來與賀龍》第60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1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25頁、第260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