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習仲勛的真摯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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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率領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陜甘革命根據地，迅速糾正“左”傾教條主義，營救了被“左”傾教條主義者錯誤關押的劉志丹、習仲勛等領導干部，挽救了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危機局面，也挽救了劉志丹、習仲勛等陜甘領導干部的生命。從中共中央到達陜甘地區后認識周恩來，到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與周恩來之間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結識周恩來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在歷史大轉變來臨時的形勢和任務，嚴厲批判“左”傾教條主義，完整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習仲勛恰似久旱逢甘雨，認真聆聽、深入學習毛澤東的報告，從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的高度進一步認清了“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

就在這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期間，習仲勛第一次見到周恩來。他回憶說：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不久，我參加在瓦窯堡舉行的一個會議，聽毛澤東同志的報告。遠遠望見一個人，穿著一身紅軍的黑布棉軍服，胸前飄著長長的絡腮胡子，兩道濃黑的劍眉下面目光炯炯，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肅然起敬，他就是周恩來同志。那時，他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毛澤東同志一起，領導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在陜甘寧一帶有不少關于周恩來同志的傳奇故事。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跡，內心十分仰慕。這次因為是聽報告，沒有機會和他接觸。

關中，既是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南大門”，又像一把利劍直插國民黨統治區，威逼國民黨西北地區統治中心西安，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1936 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派習仲勛去關中特區擔任領導工作。上任前，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與習仲勛談話。周恩來說：“黨派你去關中特區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任務是發動群眾，擴大和鞏固陜甘蘇區，開展游擊戰，配合中央整個戰略部署，迎接將要到來的抗日高潮。”這是習仲勛第一次當面接受周恩來的指示，數十年間一直銘記心頭。他回憶說： “第一次和周恩來同志正式接觸是在1936年初，黨派我到關中蘇區去擔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恩來同志對敵情了如指掌，高瞻遠矚地制訂戰略部署，他那種卓越的軍事才能，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根據中共中央決策，從1936年初，習仲勛任中共關中特委常委、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9月起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游擊隊政治委員。全國抗戰爆發后，習仲勛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關中專員公署專員、關中軍分區和關中警備區第一旅政治委員。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守衛陜甘寧邊區“南大門”期間，組織領導關中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斗爭，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贏得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1943 年 1 月，毛澤東為他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予以表彰。

真武洞相見

1947年5月，西北戰場連戰皆捷。經中共中央批準，西北局和西北野戰軍決定在安塞縣真武洞舉行祝捷大會。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習仲勛： “在祝捷大會上請代我及朱總司令慰問全軍將士，并致祝賀之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則翻山越嶺專程趕到真武洞。5月14日，彭德懷、習仲勛陪同周恩來來到祝捷大會會場，首先參觀西北野戰軍繳獲國民黨軍的戰利品。周恩來看著這些擺在主席臺下面的嶄新美械裝備，非常高興，十分風趣地對彭德懷、習仲勛等說： “美國人大概想不到，他們工廠生產的這些武器彈藥，會成為我們的供給品。”彭德懷、習仲勛等聽了一個個開懷大笑。

周恩來在祝捷大會上指出：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賀你們，代表中國人民感謝你們，同時歡迎解放軍戰士，共同戰勝民族的、和平的、民主的敵人。周恩來受毛澤東委托公開宣布：黨中央和毛主席繼續留在陜北，指揮邊區軍民和全國人民與敵軍斗爭，直到取得勝利。

接著，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講話。然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西北局前線委員會書記、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習仲勛講話。他說：陜甘寧邊區的自衛戰爭到現在不過兩個月，已取得很大勝利。我們除消滅胡宗南的 3 個旅外，邊區各地的人民自衛斗爭、游擊戰爭也都得到許多勝利。今天的祝捷大會，就是我們兩個月勝利的總結大會。這勝利是全體指戰員的功勞，是全邊區人民的功勞，是全邊區軍民共同努力取得的。胡宗南進攻邊區，妄想很快地就把邊區侵占掉，把邊區 160 萬人民踩在腳底下。他這個妄想已被我們這兩個月的堅決斗爭打垮了，這勝利證明我們陜甘寧邊區完全有力量粉碎胡宗南的進攻，有力量消滅胡宗南。最后他號召全邊區人民緊張地動員起來，參加到游擊隊去，參加到人民解放軍去，拿起槍桿、炸彈，去和胡宗南斗爭，直至徹底消滅他。拿出過去創建陜甘寧邊區的精神來，保衛自己，保衛自己的邊區，保衛邊區自由幸福的生活!

全場歡聲雷動，激蕩群山。戰斗英雄、群眾代表和游擊隊員席地而坐，共慶勝利。中共中央和西北人民，人民領袖和人民群眾，風雨同舟，患難與共，血肉相連，魚水相依。

給周恩來當“內交部長”

1952 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項事業朝氣蓬勃，蒸蒸日上。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閱讀西北局負責人習仲勛關于西北局全體會議情況給中央的報告。這份材料著重向中央匯報西北地區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團結等工作，內容翔實，措施得當，史實豐富，論述精辟。毛澤東看了十分滿意地說：“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

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方針，作為共和國成立初期文教工作的指導方針。1953年9月后，他先后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 年9 月，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期間，周恩來既要主持政府各方面工作，同時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內政外交，日理萬機，宵衣旰食，席不暇暖，非常需要一位得力的助手分擔外交工作。有一天，他與習仲勛談話，希望習仲勛兼任外交部長。習仲勛聽了，連連擺手，堅決拒絕，并表態說：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干外交部長這個職務。

第二天習仲勛又專門向周恩來檢討了自己昨天的生硬態度。并解釋說：我是西北人，長期生活在黃土高原，沒學過外語、出過國、喝過“洋墨水”、吃過“洋面包”，一直從事具體工作，不擅長與外國人打交道，沒具體辦理過外交事務，擔心做不好外交工作，所以推辭了。但我可以給您當好“內交部長”。還說，主持西北地區工作期間，經常與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各宗教方面代表人物、統一戰線工作聯系的代表人物，保持著密切聯系，共商國是，討論問題，解決問題，積累了這方面工作的豐富經驗。

周恩來聽后非常高興。從此，在政務院、國務院工作分工中，習仲勛除了做好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工作外，還主管少數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習仲勛晚年回憶說：“恩來同志十分注意發揮在政府中工作的黨外朋友的作用，讓他們有職有權。遇到重大問題，他事先與有關人士交換意見，或開座談會聽取意見，然后再在國務院例會上討論通過。他要我以國務院秘書長身份同在政府中工作的黨外朋友保持聯系，像張治中、傅作義、邵力子、馬敘倫、朱學范、李燭塵、蔣光鼐、史良、許德珩、章乃器、劉文輝、龍云、張奚若和屈武等先生，經常了解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和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意見，隨時報告恩來同志，并且根據他的指示及時和他們交換意見。”

習仲勛根據常陪同周恩來參加活動的親歷親聞，回憶了周恩來親自做統一戰線工作的感人史實，說：恩來同志不僅對革命統一戰線內部問題做團結教育工作，即使原來是敵我問題也善于做轉化工作，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他對曾是戰犯的特赦人員做了大量工作。特赦時，他親自接見，給予勉勵。1959 年國慶十周年前夕，我陪他在西花廳接見被特赦的杜聿明、陳長捷、宋希濂等人。當時他們都很拘謹，還有些畏懼情緒。恩來同志為了緩解他們的緊張心情，指著我對杜聿明講：“他是你的老鄉!”（我和杜聿明都是陜西人）他一句話就緩和了當時的緊張氣氛，然后問杜聿明的年齡和健康情況。杜聿明回答已經55歲，身體健康。恩來同志說：“你還年輕嘛，還可以為國家做不少事情。”

杜聿明聽到總理的勉勵，態度自然一點了，談起自己對人民犯有罪行，深感內疚。恩來同志接上去說： “你過去是有罪行的，認識了，愿意改就好嘛。說起來，我也有一定的責任，你是黃埔的學生，我當老師的沒有把你們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條路。”說得杜聿明心情很激動，一再表示要繼續認真改造，戴罪立功。

對周恩來曾準備推薦習仲勛接替自己兼任外交部長、習仲勛不愿任外交部長這件事，有的同志可能不大認同，認為中央確定的外交部長人選另有他人。其實，這是不了解中央的民主決策程序。一般來說，凡是中央的重大決策特別是干部人事方面的重要決策，都要同時提出 3 個至 5 個甚至更多的人選，通過各種形式在內部反復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包括擬任人選本人的意見。最后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共七大至八大期間是中央書記處）集體研究、中央主要負責人最后決定。例如，1945 年 6 月，習仲勛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 8 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準備讓他過渡一段時間任中組部長。但他說：我長期在西北地區工作，熟悉西北地區的組織和干部，卻不熟悉全國的組織和干部，所以還是讓我在西北地區工作為好。中央接受了習仲勛的意見。中共中央在研究、挑選新的西北局書記時，毛澤東鄭重地說： “我選擇一個年輕的同志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后，毛澤東專門會見了習仲勛。習仲勛對毛澤東說，我長期在地方工作，沒有在領導機關工作過，怕難以勝任。毛澤東熱情鼓勵說：正是因為你長期在下面，沒有在上面，所以才調你到上面來工作。把你調動一下，放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你就得動腦筋了，就得調查研究，想辦法把工作做好。毛澤東的指示，給了習仲勛極大的鼓勵和巨大的精神力量。1946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習仲勛為西北局書記。

共同糾正“左”傾錯誤

習仲勛晚年十分感慨地說： “從 1952 年由西北局調到國務院工作起，我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下工作 10 年左右，朝夕相處，耳提面命，親聆教誨，獲益良多，是我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幫助最多的時期。”1958 年，周恩來率領國務院以及各部委負責同志到北京郊區的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周恩來和習仲勛一起“搭班子”拉車。習仲勛推車運送石頭和泥土，周恩來在前面拉車。習仲勛盡量走得快點，擔心累著周恩來，可周恩來的步子比他還快，拉著車子的繩子總是繃得緊緊的。他倆在工地共勞動 5天。習仲勛注意到，周恩來既堅持和大家一起勞動，勞動完后又總是抽出時間到附近群眾的家里，盤腿坐在炕頭上，親切地和群眾談話，關心他們的生活。

1959年4月，習仲勛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及重要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他主持制定一系列規范國家機關活動的規章制度，確保機關有效運轉。他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樹立為人民當家理財的優良作風。他兢兢業業、夜以繼日，國政民事務必躬親，充分展示他的卓越才能，受到周恩來高度稱贊，被大家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

1960年10月，一些地區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遇到嚴重困難，糧食問題成為周恩來日常關注的頭等大事。西北地區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盡快給該省調進一批糧食，一方面卻給中央機關送來 5 萬斤魚。對于這種行為，周恩來當即提出嚴厲批評。他明確指出：“這是走后門，不拿一個省開刀不行。”他請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將此事通報全國，并強調“從今以后，不許送中央一針一線一條魚”。

接著，周恩來讓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等人起草《中共中央關于不準請客送禮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發往全國，要求“請一直傳達到人民公社黨委，企業、事業、機關、學校的黨委和部隊的團黨委。”通知規定：一切單位都不準向任何單位和個人贈送禮物，不論禮物多少、貴賤、大小、新舊，也不許借用任何名義變相送禮；各廠礦、企業、人民公社試制成功的新產品，不許以獻禮名義或其他任何名義贈送給上級領導機關或其他單位和個人；中央和地方各級負責人員下去視察工作和參觀的時候，當地負責人不要迎送，嚴禁組織群眾迎送。對于《通知》精神，周恩來、習仲勛等率先垂范，樹立楷模。

1981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后，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習仲勛回憶說：1958 年 8月，恩來同志讓我帶領 一 批 同志，到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等省和自治區去實地考察，調查研究大躍進的經驗和問題。我們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干勁和智慧，看到許多基層干部與群眾同甘共苦，也看到了一些浮夸和缺乏科學精神的現象。那年本來是大豐收，由于把勞動力分散去大辦水利、大辦鋼鐵等，糧食和棉花在地里無人收割。浮夸現象嚴重。興辦水利，盲目大干，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大煉鋼鐵，盲目性更大，小高爐很多是用磚砌的，有的根本煉不出鐵，即使練出鐵來也不合格，造成人力和物力很大的浪費。我們回到北京后，向恩來同志如實匯報，還向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寫了書面報告。恩來同志反復強調，必須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規劃，有步驟地實現已定目標。他還讓我到北京市的懷柔水庫去介紹在外地看到的興修水利中的經驗教訓。經恩來等同志提議，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決定對大辦水利和大煉鋼鐵等工作進行整頓。1959年6月，恩來、小平同志派出5個工作組，到一些地方進一步了解情況，派我帶一個組到河南去。他指示要整頓大煉鋼鐵的工作，小高爐要定點，具備條件而又有發展前途的，就堅持搞下去，其他一律撤掉，把勞動力從鋼鐵、水利方面盡量抽下來，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他還讓我們去了解人民公社化以后人民生活的狀況。他指出，群眾的積極性越高，就越應加以保護，引導向正確的方向發揮。

正是在周恩來倡導的實事求是精神鼓舞下，習仲勛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有力的抵制。1960 年 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等文件，開始解決全國農村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嚴重問題。根據中共中央和周總理指示，1961 年 4 月 10 日，習仲勛帶領國務院機關黨委書記侯亢，國務院副秘書長曾一凡、趙守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李孟夫，國務院人事局局長金樹旺，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黃仁、田方等 12 人組成中央工作組，來到“五風”較典型的河南省長葛縣蹲點調查。

當時，長葛縣委前任負責人驕傲自大，腦袋發熱，鋪攤子，擺闊氣。放著老縣城不用，興建新縣城。新縣城仿照北京長安街的建筑設計，修建了仿照人民大會堂的禮堂，縣委大樓、郵電大樓、武裝部大樓等一字兒排列在寬敞的公路兩旁，甚至動用民兵武裝強制農民拆遷，占用大量耕地。習仲勛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在長葛縣委擴大會議上對此予以嚴厲批評： “長葛縣的條件好得很，舊縣城很多房屋可以住。難道非蓋這么大一片不可？” “花這么多錢占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處呢？難道不修樓房不蓋大禮堂，就不能實現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應該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沒有這一條，思想就成問題，要整風。腦子里沒有群眾利益，只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任何黨員在任何時候，考慮問題都要從群眾利益出發，關心群眾的疾苦。大辦機關大蓋樓房的做法是不對的……沿途還看見修的豬圈比群眾住的房子還好，群眾稱之為‘豬宮’。拆人房，蓋‘豬宮’，那像什么話。”他勇于擔當，堅持實事求是，堅決反對“五風”，提倡科學精神，既實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報告南當時的實際情況，又教育干部和群眾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堅決抵制“五風”。他的實事求是精神至今在中原地區廣為流傳。

20世紀60年代國民經濟困難時期，有一天，周恩來要習仲勛一起到國務院機關食堂吃飯。周恩來排隊買了幾個窩窩頭和素炒白菜，國務院總理、副總理與機關干部一道吃飯。周恩來一邊吃飯、一邊向機關干部們“調研”，詢問機關食堂伙食情況怎么樣？同時仔細觀察大家的臉色，了解大家的健康問題。隨后，周恩來對習仲勛說：我們要關心群眾生活，機關食堂的主食和副食都差，看上去每天熱量是不夠的，必須設法改善群眾生活。習仲勛雷厲風行，迅速貫徹落實周恩來的指示，國務院機關食堂建立了生產基地，自己動手，種地、養豬、磨豆腐等，機關干部的生活很快得到改善。這個辦法，又被迅速推廣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機關食堂，對度過三年經濟困難起了很大作用。

在迎接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時，有關建設部門規劃的十大建筑中曾計劃修建國務院辦公大樓。周恩來看到設計圖紙，征求習仲勛的意見。習仲勛說：人民大會堂是人民代表開會討論國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這個地方，過去袁世凱、段祺瑞等都辦過公，我們拾掇一下就可以辦公了，不一定要蓋國務院辦公大樓。若要蓋辦公大樓，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來非常贊成習仲勛的意見，馬上說：“你的意見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樣，國務院不需要蓋辦公大樓。在我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期間，絕對不蓋政府辦公大樓。”周恩來當機立斷撤銷了建筑國務院辦公大樓的設計規劃。

習仲勛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工作長達10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發展和穩定作出重要貢獻。

遭誣陷后周恩來挺身保護

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到誣陷，在“文革”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 16年之久。他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堅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歷史發展終究會否極泰來。其中，周恩來的關心、保護，是他大難不死、度過難關的重要因素。

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對習仲勛進行誣陷。這對于一心一意干工作的習仲勛來說“真是晴天霹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習仲勛回憶說：在全會上，那個“理論權威”（康生）欺騙和煽動一些人向我發動攻擊，各種莫須有的帽子，一齊向我拋來。在這種情況下，使出席全會的同志一時無法明了事實真相，我只好向恩來同志請假，說：“我最好不再參加會議，讓我好好想想問題，花點時間準備一下，檢查我的錯誤。”我正在陷于極端苦惱的境地中，恩來同志受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委托，和陳毅同志找我談話。

陳毅寬慰我說：“我犯的錯誤比你還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來。”恩來同志親切地握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你是信任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這包含著黨的溫暖和階級友愛的語言，感動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我向恩來同志表示我的決心： “總理，您放心，這點我還不會。我準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當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

周恩來的關懷使習仲勛受到很大鼓舞，深信自己的問題終究是可以搞清楚的。周恩來讓習仲勛的秘書派車把習夫人齊心接回家。齊心一到家，周恩來就馬上和她通電話，要她請假留在家里陪著習仲勛，并細心囑咐她，要防備習仲勛有一念之差。習仲勛理解周恩來對自己的關懷之深。他告誡自己：要革命到底，為祖國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微薄力量，我不會有一念之差的。

康生企圖把習仲勛等人置于死地，定性為“習仲勛反黨集團”。周恩來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在中央會議上提出，不能把習仲勛定性為“敵我矛盾”，他還是我們的同志，可以把他安排到中央黨校附近，找個安靜的房子，讓他住在那里學習。中央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這就暫時保護了習仲勛。1963 年，他到中央黨校學習，實際是接受“審查”。1965 年夏天，他寫信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要求“去農村生產隊，參加集體勞動鍛煉”。隨后，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找習仲勛談話，宣布中央讓他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的決定。他表示服從中央安排。洛陽礦山機器廠《廠志》記載：1965年12月，根據上級安排，時年52歲的習仲勛掛職下放，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這次下放工廠，習仲勛不坐辦公室，一直在車間參加勞動，和工人打成一片，增長了許多工業知識和管理經驗，為日后復出打下了深厚基礎。習仲勛寫的《我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一年》中說：“我在‘洛礦’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過的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歷，我要時刻珍惜它，借以砥礪自己。我在‘洛礦’的一年，實際上是上了一年的工業大學。我走出廠部，直接下到車間，與工人在一起，參加生產勞動，與工程師、技術員打交道，學習求教，這使我的眼界大開，增長了許多工業生產和管理方面的知識。” “通過與工人的共同勞動和交往，更使我親身感受到工人階級的高尚品質和優良作風。”“他們是我的好老師、好朋友。”

“文革”期間，習仲勛被抓回陜西挨批斗。周恩來得知后，在接見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時批評了這種做法。他說： “他們不通過中央，私自把習仲勛抓到西安，這是十分錯誤的。現在習仲勛成了你們手里的‘刺猬’，看你們怎么辦？”周恩來的意思很明白：習仲勛的案子屬于毛澤東直接掌握的案子，陜西的群眾組織根本沒有資格過問。

4月5日，習仲勛致信周恩來，鑒于身體支持不下去，請求關注。周恩來為了保護習仲勛的人身安全，征得毛澤東同意后，1968 年初派出飛機，將習仲勛從西安接到北京，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這對習仲勛來說，等于被保護起來。1972 年冬，齊心和孩子們商量，決定給周恩來寫信，要求探望習仲勛。周恩來很快滿足了這個要求。于是，齊心和孩子們終于見到了朝思暮想的親人。

悼念周恩來

1974年12月，毛澤東對《劉志丹》一案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1975年5月17日，專案組通知習仲勛向毛澤東寫信，“最多不超過4頁，越少越好”并指明要寫的問題。兩天后，專案組對習仲勛宣布：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恢復‘文革’以前的結論”，解除監護。

此后，習仲勛被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將近3年。他同工人們在一起，感受到人民群眾的淳樸和善良。有一次對工人們談起黨史時，他說：我們黨從成立到現在已經 50 多年了，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先烈為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實現前仆后繼英勇犧牲了。他們是英雄。我能夠活到今天，那時候連想也沒想過。我在 1935 年和劉志丹等同志被“左”傾路線整得差點被殺，但我堅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1962 年，我因《劉志丹》小說被打成“反黨分子”被審查了 3 年，1965 年底，分配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了副廠長。“文革”開始后，我被紅衛兵揪到西安批斗，又送回北京監護 7 年半。但我要活下去。我們國家、黨內出了壞人，這只是暫時現象，正氣一定要戰勝邪惡，真理永遠是真理，我雖然已 60 多歲了，但我絕不能白白地死去。我要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為人民做出貢獻。

工作之余，習仲勛經常與工人們聊天。每當談到周恩來時，習仲勛總是情真意切，說：周恩來真是肝膽相照，鞠躬盡瘁，忠心耿耿為人民。我擔任國務院秘書長和副總理期間，經常和周恩來在一起工作、開會。他精力充沛，常常從白天干到深夜，困極了就在沙發上休息一會兒，又起來干到黎明。有幾次周恩來開會到深夜，見我有些倦意，就告訴我明天不要來了，好好休息一下。周恩來時時刻刻關心著他人，惟獨忘記了他自己。古今中外，這樣的好總理真是難得啊。

周恩來逝世時，習仲勛十分震驚，眼含熱淚，用松樹枝和柏樹枝做成花環，放在周恩來遺像前，表示沉痛吊唁。他向中央發出唁電：我在周恩來身邊工作10年，情深誼厚，周恩來臨終前沒能見上一面，如今又不能親自去京吊唁，是我終生遺憾。

習仲勛一直銘記并身體力行周恩來的諄諄告誡： “一個好的領導，要善于堅持正確意見，也要善于聽取別人正確的意見，還要有勇氣放棄自己的錯誤意見；要善于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正確意見，也要敢于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聽多聽，兼聽則明嘛。”習仲勛恢復工作后，在《人民日報》發表《永遠難忘的懷念》一文，飽含深情，情真意切，懷念周恩來與自己的真摯情誼。這是兩個革命家的深厚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