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黨的早期隱蔽戰線

　　圖①黑色“大個子”就是當時中共代表團公開使用的“大電臺”，但必須經過國民政府同意才能使用，中共代表團曾多次申請使用卻遭到拒絕。為了與延安聯絡，中共代表團只得使用自制“機要小電臺”，也就是“秘密電臺”。

　　圖②中共代表團自制的機要小電臺。

　　在中國共產黨艱苦漫長的斗爭歷程中，相對與敵人面對面作戰的公開戰場，還有一條為奪取革命勝利起過重大作用的隱蔽戰線。鮮為人知的是，周恩來就是這條戰線的主要創始人和杰出統帥。黨的隱蔽戰線包括情報、機構、通訊等方面工作，是一門高度科學的斗爭藝術，不僅要從宏觀把握戰略層面，還要周密考察每一個戰術環節，甚至具體到每個細節。在八一南昌起義、創建“中央特科”等重要歷史事件中，周恩來精心策劃、嘔心瀝血，充分發揮隱蔽戰線在不同歷史時期和特定歷史場景的獨特作用，從而在對敵斗爭中建立了不朽功勛。

　　隱蔽工作的成功嘗試—— 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繼蔣介石之后公開背叛革命，向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7月24日，中央臨時常委會和共產國際代表認真分析了革命形勢，決定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堅決反擊，在南昌進行革命武裝起義，組建了以周恩來為書記，惲代英、李立三、彭湃為委員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這是一項關乎共產黨命運前途的重大決策，不允許泄露絲毫消息，周恩來特別注重從源頭上嚴格控制情報的知曉范圍。7月25日，周恩來從武漢動身前往九江。臨走之際，他對妻子鄧穎超守口如瓶。鄧穎超后來回憶：“周恩來直到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后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握手告別……后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7月27日，周恩來在陳賡等人護送下，經九江秘密抵達南昌，當晚下榻在花園角2號的一處寓所，與先到南昌做起義準備工作的朱德會合。朱德按照上級指示，悉心繪制南昌市區地圖，詳細了解敵軍兵力部署的情況。還與駐守在南昌的國民黨第三、第九兩個軍的幾個團長頻繁接觸，隨時掌握敵情，成功掩護一些起義領導人抵達南昌。當朱德把所需的地理材料和軍事資料放在桌上時，周恩來甚為滿意，稱贊朱德的心血沒有白費，為黨做了一件大好事！尤其南昌起義打響時，朱德還以設宴的名義，拖住了敵軍兩個團長及一個團副，更加有力地配合了南昌起義的戰斗。

　　周恩來深知，軍隊中黨的組織是極其秘密的，為保證戰斗隱蔽性之目的，他進行了嚴密細致的部署，即便在起義的前兩天，會場依然保持著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百花洲畔一棟教學樓內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部，葉挺召集營長級以上軍官開會，會場是臨時布置的，遠處有衛兵站崗警戒，任何閑人一律不許進去。同時，駐扎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會的宏道中學和教堂內的第二十軍指揮部，賀龍也召開團長級以上軍官會議。而獲悉南昌起義計劃后的團、營級軍官，同樣也嚴守機密。時任第十一軍二十四師七十二團三營營長袁也烈后來回憶：“在我們這個營的軍官中，副營長是國民黨員，連長、指導員中有三個國民黨員，排長中國民黨員多于共產黨員。這些國民黨員雖然被認為是進步的，可能跟著共產黨走，但對國民黨軍作戰的堅決程度，尚待考驗。特別是因為他們有許多黃埔同學在對方，有意無意地送個消息是很可能的。為了嚴守軍事秘密，保證戰斗的勝利，我便親自去組織戰前的準備工作。”

　　命令是隱蔽而逐級向下傳達的，連級干部直到隊伍出發前才接到戰斗任務，當他們得知準備南昌起義這一驚天動地的消息后，大家僅剩下一件心事，就是盤算著何時把任務傳達給排長、班長和戰士。7月31日下午，時任南昌起義革命委員會警衛隊班長的粟裕，才接到“擦拭武器、補充彈藥、整裝待發”的命令。天黑之后，戰士全副武裝在宿營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私下嘀咕：要打仗了吧! 跟誰打呢？是人家打我們，還是我們打人家呢？恰巧周恩來路過戰士身旁，他停留了一會兒對大家說：“同志們，要準備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齊答：“不怕！”周恩來接著說：“好！這次打仗，我們是有完全勝利把握的，你們準備接受光榮的任務吧！”至于非作戰人員，則是在戰斗打響之后才得知起義了，當時在軍事參謀團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憶：“當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夢中，忽然聽到四面炮聲隆隆。直到天明，我們終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們的軍隊已經起義了！’”

　　8月1日凌晨兩點，南昌起義各部隊按預先偵察好的方向目標，對沒有準備的敵軍采取突襲，敵人驚慌失措，迅速瓦解，這些行動與周恩來領導下的出色情報保密工作息息相關，從策略上保證了南昌起義的發動和成功。

　　創建專門的工作機構——“中央特科”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遷往上海。這里既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又是反革命勢力的大本營。同時，“革命形勢一經變動，許多黨員動搖消極，甚至公然叛黨，投降敵人，陷害同志”。“自首告密叛變的事由南而北漸漸遍及全國各級黨部”，面對反動當局的嚴密搜捕和血腥屠殺的殘酷局面，要把國民黨統治下廣大地區的黨組織保存下來極其困難，要使它得到鞏固和發展更是舉步維艱。周恩來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創建專門的工作機構，他向黨中央建議成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以原武漢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的李強等同志為骨干，又吸收了上海地下黨的一些同志，由周恩來親自指揮。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是收集情報，懲辦叛徒營救同志，打擊敵人，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周恩來對中央特科的建立、發展、完善及一系列活動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則，并注重實踐歷練。在敵人白色恐怖極為嚴重、工作條件極為險惡的情況下，為中央特科舉辦訓練班，周恩來親自為訓練班作政治報告講對敵斗爭的方針政策和原則，同時學習秘密工作的技術和秘密工作紀律，如化裝術偵察與反偵察上海市區道路和居民住宅情況，密碼破譯，密寫技術以及被敵人抓捕后開鐐技術等，并乘船去海上進行射擊訓練。

　　在周恩來領導下，中央特科根據工作需要逐步建立了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的四個科：第一科是總務科，負責總務事項；第二科是情報科，負責情報工作；第三科為行動科，承擔懲辦特務、鎮壓叛徒的任務；第四科是無線電通訊科，負責無線電的通訊聯絡工作。黨的六大以后，為加強對中央特科的領導，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周恩來是決策人，日常工作則由顧順章負責，向忠發掛名。也就是說“周恩來是特委的靈魂、決策者”。

　　在實際對敵工作中，周恩來親自指導中央特科在國民黨專業反共領導機構中建立了強有力的反間諜關系。如深得陳立夫、張道藩信任的“大紅人”，后被陳立夫正式任命為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的楊登瀛，從參加國民黨偵察機關就一直為中央特科工作，多次提供了國民黨特務機關對共產黨采取的行動計劃，弄清了隱藏在我黨內部的叛徒與奸細，積極營救被捕的同志，還從敵人手中巧妙地奪回黨的機密文件，為黨中央的安全和中央特科準確打擊敵人、嚴懲叛徒作出了重要貢獻。再如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員宋再生，也是中央特科安置在敵人內部的反間諜人員，他曾協助陳賡處決了兩個企圖向敵人告密抓捕李維漢、李立三的奸細和叛徒。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間，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隱蔽戰線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多次在敵人對中央機關采取毀滅性行動的危急關頭，及時傳遞準確情報，為黨的轉移和采取應變措施贏得了時間，保證了中央機關的安全。但意想不到的變故還是發生了，嚴重考驗了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后立即叛變投敵。他長期負責黨中央機關的保衛工作，對黨的秘密工作情況十分熟悉，對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機關、領導人住處了如指掌。接到顧順章叛變的消息之后，周恩來臨危不懼，他當機立斷、有條不紊地作安排。當天就同陳云商定對策，并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協助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銷毀機要文件；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迅速轉移并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他們的秘書中凡可能為顧順章所認識的都做調動；將一切顧順章所熟悉的、可能成為其偵察目標的干部盡快轉移到安全地區或調離上海；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關系；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號，由各部門實行緊急改變。在周恩來嚴密部署下，當天夜里，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關全部轉移。周恩來率領中央特科夜以繼日地戰斗，終于趕在敵人前面打了個漂亮的時間差，使敵人處處撲空，企圖一網打盡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陰謀被徹底粉碎。

　　敵人陰謀雖未完全得逞，但周恩來對中央特科工作進行了深刻反省，敵人在上海的大搜捕使中共中央及地方黨組織受到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慘遭殺害。周恩來認為，中央特科工作雖有許多成績，但因顧順章一人背叛，遂使全部工作受到影響。這是特科工作本身缺點造成，其根源是缺乏政治教育，并表示自己應負主要責任。

　　1931年12月上旬，根據中央決定，周恩來離開上海赴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書記。而中央特科直到1935年9月才撤銷。從1927年到1931年，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與敵人進行了艱苦而隱蔽的斗爭，在對敵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共產黨斗爭史上建立的卓越功績不可磨滅。（張樹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