輾轉西遷：周恩來在1938

抗戰時期的周恩來

　　七七事變后，全國抗戰爆發，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7年11月20日，“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軍政機關隨之一路西遷。與此同時，肩負著黨中央的重托，周恩來于1937年底從延安來到武漢，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協商國共兩黨合作事宜，推動統一戰線工作。此后，周恩來在抗戰烽火中輾轉西遷，促進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開展。

　　武漢：發起全國抗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獻金運動

　　1937年12月18日，周恩來迎著凜冽的寒風來到武漢。當時，全面抗戰已進行了5個多月，國民政府黨政軍機關大部分遷至武漢，全國性的救亡團體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大多也會集于此。在武漢的10個月內，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各界參加抗戰，掀起了規模宏大的抗日救亡運動。其中，最具影響力，也最為公眾熟知的就是七七獻金運動。

　　1938年6月，日軍兵分五路進逼武漢。周恩來和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決定在中國抗戰一周年紀念日（1938年7月7日至9日）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并將募捐獻金作為主要內容，從而“喚起每一個老百姓的抗戰意識”，以實際行動保衛武漢。郭沫若擬定了七七獻金的計劃后，得到了蔣介石和陳誠的批準。

　　其實，之前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也搞過3天募捐，但所得不過4000元。因此，政治部部長陳誠一開始對這一活動持懷疑和反對意見，認為一定會遭到失敗。但周恩來態度堅決，最終使陳誠同意了。事實上，這一次的獻金運動可謂盛況空前。

　　獻金運動第一天，即7月7日早上9點左右，武昌司門口、漢口三民路總理銅像前、漢口世界影劇院門口等6座獻金臺同時隆重揭幕，各獻金臺人潮洶涌。獻金者有中國共產黨人、國民政府黨政要員、一般軍人、公務員、文化界人士、商人、工人、農民、店員、職員、車夫、小販，還有家庭婦女、豪門閨秀、老人、孩童以及難民、乞丐等。有獻紙幣的，也有獻銀元、銀鼎、銀盾和金銀首飾的，還有獻藥品及衣物等，少者幾分，多者上萬。

　　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是這次獻金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也是積極參加者。獻金運動進行到第三天，即9日下午，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獻金團”尤其引人注目。

　　他們乘坐車牌號為“軍5209”的卡車行駛到了漢口江漢關獻金臺。周恩來獻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240元月薪。接著，董必武、鄧穎超、吳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將他們任國民參政員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獻出。他們還受毛澤東的電報委托，將其任國民參政員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獻。同時，還獻出中國共產黨的黨費1000元。另外，李克農代表八路軍全體將士，獻出從伙食費中節約下來的1000元。還有葉劍英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各獻當月薪金5元。應現場群眾的要求，李克農代表八路軍作抗戰演講，希望在后方的同胞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上下一致，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以奪取打敗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勝利，建立起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國民黨黨政軍大員、國民參政員和中間黨派及無黨派人士也踴躍獻金。普通民眾愛國獻金的情形更是感人。兩位斷腿的辛亥革命老兵拄著木棍爬上獻金臺，捐獻了兩元錢后說，我們年老殘廢，再也不能到前線殺敵，捐款兩塊大洋購買子彈打鬼子；幾個工人把他們用血汗換來的幾分錢送到獻金箱里；一個要飯的啞巴捐獻了12個鐵環和兩分錢；賣糖的青年難民張鴻儒捐獻一角錢后不甘心，又來捐獻兩包糖；武昌乞丐教養所全體乞丐自動絕食一天，獻金40元；主演《熱血忠魂》的影星黎麗莉剛結婚，即把紀念戒指捐出；一位從華北淪陷區逃出的難民同胞，他駝背、衣衫襤褸、拄著拐杖，一天竟來了3次。第三次獻金后，他氣喘吁吁地對臺下的民眾演說道：“我是從河北逃出來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殺了。國亡之后，連命都保不住，要錢有什么用。”

　　本次獻金活動原定3天，可到了9日晚，臺前“還是擠滿了人，把臺幾乎都擠垮了”。面對如此熱烈的愛國場面，獻金日不得不延長兩天，即到11日結束，并增設流動獻金臺10余座。

　　在周恩來的倡議和主持下開展的武漢七七獻金運動，在短短5日內，籌資達百萬之巨，參加人數有50萬之眾，將武漢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峰，被郭沫若形容為“狂潮，要把武漢三鎮掀翻了”。此次獻金運動的意義，也正如7月11日《新華日報》發表《獻金臺上》一文中所指出：“這次武漢三鎮的轟轟烈烈的獻金運動，其情形的熱烈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這次獻金運動，是中國興亡的重大測驗，測驗的結果如何？可以萬分肯定地回答：中國不會亡，中國一定復興！”

　　長沙：火海脫險后率先入城救災

　　1938年10月24日，武漢臨近失陷。周恩來依然戰斗在工作最前線，繁忙的身影穿梭在炮火硝煙之中。當天深夜，他來到新華日報館，寫好社論《告別武漢同胞》，安排工人刊印最后一天報紙，張貼散發。25日凌晨，周恩來和最后一批撤離的工作人員在隆隆的炮火聲中撤離了武漢。

　　10月27日，周恩來經澧縣抵長沙，與葉劍英等住在壽星街2號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內。日軍占領武漢后，于11月10日下岳陽，逼近洞庭湖。聽聞國民黨當局采用焦土政策，準備焚燒長沙城，導致長沙城內謠言四起，人心惶惶。周恩來自抵達長沙后便一直堅守抗日救亡第一線，細心安排，日夜督促駐湘通訊處和三廳的工作人員安全撤離。

　　作家周立波曾回憶道，周恩來“事無巨細，安排周到。在危險的地方，危險的時刻，他心里想的盡是革命、工作、政策和他人，他自身的安全，完全沒有掛在心上”。

　　11月13日凌晨2點左右，忙碌一整天的周恩來剛回到通訊處內躺下休息，就被隨行人員急促的聲音叫醒。此時院內蔓延的大火快躥到二樓臥室了，他連忙同葉劍英一道跑下樓去。但前門已被大火封住，他們只好改從后門沖出。這時的長沙街頭更是一片火海。人們攜家帶口，四處逃散，哀嚎不斷。周恩來隨即帶領逃難人流，徒步朝湘江邊走去。13日下午，周恩來一行艱難抵達湘潭，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了解分析大火起因和災情，研究善后對策。

　　11月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趕赴南岳，在蔣介石召開的會議上痛斥焚城行為，并提出了撥款救濟災民、調集民工清理城市、嚴懲縱火首犯3項善后措施。蔣介石被迫接受了這些要求，并指使軍事法庭，將具體執行放火焚城密令的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2團團長徐昆、省警察局局長文重孚3人槍決，將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革職留任。

　　11月16日，周恩來在衡陽組織長沙火災善后工作突擊隊，并日夜兼程趕回長沙，主持救災工作。此時長沙大火已燒了3晝夜，毀房5萬多棟，傷亡2萬多人，30萬居民無家可歸，連周恩來、葉劍英3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通訊處那座樓房，也已燒成灰燼。面對災后慘景，周恩來把200多名救災工作隊員分為宣傳、救災、調查3個組，統一佩戴“八路軍通訊處”徽章，迅速投入救災工作。

　　此時的救災工作千頭萬緒，包括搶救傷病員、掩埋死難者尸體、搶救糧食物資、開放粥水站、撲滅余火、清理街道、動員災民回城、發放救濟金等等，但在周恩來的精心組織、周密安排下，善后工作有條不紊、順利展開。大火之后的長沙城內食物緊缺，周恩來也和工作人員一樣，就著少許咸菜下飯。為了解決居民的食物供應問題，周恩來派工作隊到四鄉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并承諾下午4點賣不完的，就照價收購，保證農民有時間回家。為了更有效作好火災的善后工作，周恩來還親自起草和書寫了一篇《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另一方面激勵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告長沙同胞書》得到了各方面的擁護。

　　善后工作的重點就是50萬賑災款的發放。為了避免賑災款被貪污，能真正發放到每一個災民手中，周恩來堅持由救災工作隊負責發款工作，并專門作了具體指示和應急安排。首先，他希望救災隊員作好應付困難的思想準備，“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幾十萬元，分給相當于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里發放，這是向漢奸、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最后，他鼓舞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危，自己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同志等，到時一定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當時賑災款的發放場所設在教育會坪和四十九標廣場兩處。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等早早到了那里。數以萬計的災民由工作人員帶領入場，當看到周恩來后，災民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這一天，果然有敵機來臨空偵察，周恩來、葉劍英等穩坐指揮臺，會場幾萬人秩序井然。

　　災民領款后，每人按上一個指印。不分男女老少，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剛出生的嬰兒也有一份。有的災民要去投親靠友，還發給路費；有的災民因種種原因一時回不來的，還派人到鄰縣發放。由于安排周密，50萬元賑災款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就順利發放到9萬多災民手中，無一差錯。

　　當災民們得知這次救災是由共產黨人周恩來親自領導、指揮的，都說：難怪！只有他才有這樣的魄力！

　　衡陽：籌建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和南方各省的中共黨員訓練班

　　1938年11月25日，周恩來與葉劍英等人離開長沙赴衡陽。在此之前，周恩來已兩次來過衡陽。

　　第一次是之前的11月7日，周恩來赴衡山會見蔣介石，商討長沙會戰、國共合作等事宜。9日在衡陽考察指導八路軍衡陽辦事處的籌建工作，并于當天回到長沙。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4日，提前到衡陽的八路軍武漢辦事處部分人員，在衡陽卡路巷16號（今衡陽市蒸陽路9號）建立八路軍衡陽辦事處，負責加強與從武漢撤到湖南的國民黨軍政機關人員的聯系，接轉從武漢撤退下來的中共人員和物資，聯絡南方各省中共組織。

　　第二次是11月15日，當時國民黨為遲滯日軍進攻，放火焚燒長沙，釀成了抗戰時期與花園口決堤、重慶較場口大隧道慘案并列的慘痛事件，周恩來為此赴衡山與蔣介石進行交涉。之后，周恩來一行來到衡陽，從小西門外十字路口下了汽車。當時敵機空襲頻繁，周恩來發現馬路兩邊堆放著大量準備運往前線的藥品、服裝和通訊器材時，對周圍人說，這是海外愛國僑胞捐獻的抗戰物資，是前方部隊的急需品，要趕快隱蔽疏散，不然很容易招來敵機轟炸。說完，帶領大家一起搬運物資。當晚，周恩來住在八路軍衡陽辦事處內，當工作人員提出，辦事處旁邊是憲兵司令部和美國十四航空俱樂部，存在安全保衛問題，周恩來從容表示，不怕，我們有人民群眾。

　　周恩來此次三赴衡陽，是參加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在會上，周恩來就國共兩黨舉辦游擊干部訓練班一事同蔣介石達成協議，并征得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對舉辦游擊干部訓練班傾注了大量心血，不僅親自撰寫了《關于舉辦游擊干部訓練班的建議書》，還與葉劍英共同研究制定了教育訓練大綱。在這次軍事會議上，他更是力促游擊干部訓練班早日創立。1939年4月，他還給訓練班第一期全體學員作《中日戰爭之政略與戰略問題》的演講，引起了強烈反響。

　　1939年初至1940年3月舉辦的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產物。周恩來任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任副教育長，南方局軍事組的李濤、邊章伍、吳奚如、薛子正、李伯崇等任教員。中共教官主要負責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和游擊戰政治工作課程的講授和訓練。游擊干部訓練班雖只舉辦3期，但在短時間內培養了3000多名抗日游擊干部。成為國共軍事合作繼黃埔軍校之后又一典范，在國共合的抗日戰爭史上書寫了重要一頁。

　　南岳會議結束后，周恩來又在衡陽逗留了一段時間。在此期間，他還在衡陽火車站為葉挺軍長赴新四軍總部送行。為使南方各省黨組織的領導骨干充分認識當前抗戰形勢和任務，適應抗戰相持階段的斗爭環境，周恩來指導八路軍衡陽辦事處舉辦了3期南方各省的中共黨員訓練班，班主任是龍潛，徐特立、曹瑛等，參與訓練班的領導工作。

　　訓練班的學員，主要來自湘、贛、桂、川、貴等省的黨員干部約200人，每期都設有黨支部，還有一個救亡室。課程主要有社會發展史、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論持久戰、中共黨史和黨建、黨的秘密工作等。周恩來給第一期學員親自上課，講授“國共兩黨的關系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

　　桂林：廣泛接觸廣西社會各界人士

　　1938年12月3日，周恩來一行從衡陽出發，當天就趕到廣西桂林。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周恩來顧不上一天的旅途勞累，立即聽取了辦事處負責人李克農等人的工作匯報，并就辦事處的中心任務、廣西的統戰工作和關于如何領導廣西地方黨組織的方針原則作了具體指示。

　　隨后，周恩來趕去桂西路桂林中學操場，向政治部第三廳部分工作人員發表講話。他分析了當前的抗日形勢，提出了今后任務，鼓勵大家為抗戰作出貢獻。周恩來又去了漓江東岸的東江小學看望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團的孩子們，并送書籍給他們，鼓勵他們克服困難、不斷進步，繼續開展抗日宣傳工作。

　　周恩來和郭沫若還主動拜會了桂系領袖白崇禧和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表明了共產黨在廣西的立場和光明磊落的工作態度。值得一提的是，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得以順利建立，其實是周恩來利用武漢大撤退南下時與白崇禧巧遇，在路途中達成的協議。

　　周恩來還十分關心桂林的進步知識分子，他對夏衍如何辦好《救亡日報》作了具體的指示，“總的方針是宣傳抗日、團結、進步”，“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辟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話，講國民黨不肯講的，講《新華日報》不便講的，這就是方針”。周恩來還爭取白崇禧對《救亡日報》復刊的支持，白崇禧答應每個月撥付200元的辦報經費。此外，周恩來又連續會見了在桂林文化界工作的中共黨員胡愈之、范長江、陸詒和進步文化人士千家駒、馬君武、陶行知等人，為他們分析時局，指明開展文化活動的方向。他還告誡千家駒，不要太露鋒芒，要隱蔽，保全實力，作長期打算。

　　12月8日，國際反侵略運動中國分會在桂林市大華飯店舉行桂林支會籌備會。大會云集了廣西各界人士及在桂林的全國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還有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亙、池田幸子等100多人。周恩來應邀出席，并作了熱情洋溢的抗戰演講。他分析當前武漢失守和長沙大火后的形勢和任務，闡明中共堅持持久、全面抗戰的戰略；論述我國今后在長期戰爭中有著地大、人多、物博、金融穩定、交通方便等5個方面的勝利條件，從而鼓勵大家積極、樂觀、刻苦，團結奮斗到底，贏得了全場雷鳴般的掌聲。

　　在桂林，周恩來應邀與蔣介石商談，針對蔣提出的“共產黨集體加入國民黨”要求，他敏銳地指出，共產黨作為一個獨立政黨，加入國民黨是不可能的，部分加入，不僅失節失信仰，而且于國民黨不敬，于國家有害。周恩來堅定的立場和睿智的回答使蔣介石無言以對，只能作罷。

　　重慶：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來離開桂林抵達重慶，住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早在10月武漢淪陷前，董必武已率《新華日報》、八路軍武漢辦事處部分人員先期抵渝。10月25日，《新華日報》在武漢停刊并同日在重慶復刊，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亦在重慶城區機房街70號成立。

　　周恩來一到重慶，針對民眾日益高漲的抗戰熱情，作出了12月18日義賣《新華日報》的決定，率先在重慶展開義賣獻金活動。與此同時，根據六屆六中全會決定，著手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員名單。13日，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等人的建議，改中共中央西南局為中共中央南方局，并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以周恩來、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負責領導四川、貴州、云南、廣西、廣東、湖南、湖北、江西、江蘇、香港、澳門和東南亞等海外地區中共黨組織以及華南、西南地區的人民抗日武裝斗爭。周恩來立即在重慶召開會議，討論組織分工，并于16日以南方局名義致電中央，報告南方局設在重慶和相關組織分工情況。至此，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

　　周恩來的足跡，在戰火硝煙中一路輾轉西行，歷經武漢、長沙、湘潭、衡陽、桂林等城市，行程數千公里，最終于1938年底踏上戰時首都重慶，并于1939年1月正式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此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的8年時光里，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