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周恩來在上海

　　原標題：七七事變，周恩來在上海

　　1937年7月7日，周恩來飛抵上海（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是夜，盧溝橋事變。13日（或14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由上海前往廬山。這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國共兩黨的首次談判。兩個多月后，由中國共產黨倡導和推動的、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與周恩來會面時，報道盧溝橋事變的號外新聞叫賣了——劉曉如是說。

　　當時，劉曉剛到上海不久，奉命重建上海地下黨組織。他與妻子張毅在晚年回憶文章中說，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約見劉曉等那天，張毅在外放哨，待持續整個下午的面談結束后，她買了一份號外回來。

　　這是1937年7月。七七事變，揭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

　　周恩來等即將赴廬山與國民黨會商抗日事宜；

　　《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將向蔣介石提交；

　　由中國共產黨倡導和推動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將正式建成。

　　而周恩來赴廬山前的在滬這一周，見了誰，談了什么？那時的上海，那時的中國，正在發生著什么？這些鮮為人知的關鍵細節，在記者多日查閱文獻著作、走訪專家后，蒙塵一層層被拂去，史實日漸明朗。

　　七月指示：要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與周恩來會面的房間，是劉曉與張毅接到通知后開的，在中國飯店（據1979年上海《黨史資料叢刊》刊載的劉曉《上海地下黨恢復和重建前后》），一家由寧波商人建造、特地取名表明是中國人所開的飯店。

　　無論是1937年還是抗戰勝利70周年后的今天，中國飯店（今上海鐵道賓館）所在，都是車水馬龍、熙熙攘攘。

　　南京東路北側、貴州路上，可充分得窺上海這座國際化都市的繁榮樣貌。

　　1937年7月7日，周恩來飛抵上海，同行者為博古、林伯渠（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是夜，盧溝橋事變。

　　這一次來滬，周恩來負有特殊的使命。6月26日，南京來電催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中共中央決定，待國共兩黨合作宣言擬好后，周再去廬山。7月初，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初稿。

　　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 《周恩來傳》以及劉曉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在與劉曉等會談中強調：“要注意局勢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和我國的全面抗戰勢在必行，不可避免。日本帝國主義想占領上海。不久，上海和北平都會發生意外事件，形勢會急劇變化。對此，我們思想上必須有足夠的準備。”“我們要抓住全面抗戰的時機，放手發動群眾抗日。……要充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以文化界為基礎，搞好上層進步人士的統戰工作。”

　　上海，上世紀30年代的“遠東第一大都市”，世界矚目之地。周恩來選擇在滬發布“七月指示”，應是在向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乃至上海各界人士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立場。

　　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的《上海市重要革命遺址通覽》 圖文介紹了“中國飯店——周恩來同志發布《七月指示》所在地”，將周的談話概納為一句話——

　　“周恩來……作了關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已不可避免，要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抗日斗爭等重要指示”。

　　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

　　同一天，身在廬山的蔣介石電令29軍軍長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并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同一天，紅軍將領聯名電報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咸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1937年7月13日（或14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由上海前往廬山。這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國共兩黨的首次談判。

　　黃浦區文化局副局長朱暢江告訴記者，今天的上海鐵道賓館，被納入全國文物普查不可移動文物，是黃浦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賓館大堂內，有一塊簡介周恩來在此發布《七月指示》的石碑。曾任賓館辦公室主任的劉衛興告知，石碑是上世紀90年代辦公室查閱史料后設的，碑上花紋還特地去楊浦區的儀表廠制作；曾任賓館總經理的吳志平記得，有外賓慕名來看周恩來的遺跡，還提出希望石碑增設英文說明，供更多人了解。

　　盧溝曉月，抑或中國飯店，都是歷史落地生根的印記。

　　與文化界：轉折性的座談

　　與周恩來會面，夏衍的記憶深刻，是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后的1937年7月10日。那是他第一次見周恩來。

　　上海蒲石路（今長樂路），有著濃郁的傳統江南民居特色，多少年至今都充滿日常的煙火氣息。在一幢石庫門房子的二樓，夏衍見到了身穿白襯衫和深灰色西裝褲的周恩來，“一位儒雅倜儻、最多也不過比我大一兩歲的人”。

　　在夏衍所著《懶尋舊夢錄》里，會面細節歷歷在目。

　　周恩來的第一句話是：“還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拉家常后，周轉入正題，談及統戰工作，表示與國民黨談判合作的事大致已定，想讓夏衍今后以進步文化人士的身份和各階層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人做統一戰線工作。

　　從1936年西安事變開始到1976年周恩來逝世、隨周工作長達40年的童小鵬，在其回憶錄《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原名 《風雨四十年》）里也記載了此次見面：“在上海，周恩來還指示夏衍以進步文化人的身份，多做統戰工作，工作方式可多種多樣，但一定要爭取公開合法。”

　　這次面談，決定了夏衍此后幾十年的工作方向。

　　在滬這一周，周恩來還以去黃金大戲院看戲的名義，借一間辦公室，與文化界民主人士、統戰工作干部等座談，被稱為“上海文化史上一個轉折性的事件”。據參加了座談會的劉曉回憶，座談達一個多鐘頭。

　　1937年7月15日，“中國劇作家協會”在原“上海劇作家協會”的基礎上在滬成立。此后，各種文藝界抗戰社團相繼涌現，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70余個文藝社團。7月28日，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組建。

　　“中國劇作家協會”成立當日，決定由夏衍等多位劇作家集體創作三幕劇 《保衛盧溝橋》。8月7日，《保衛盧溝橋》在蓬萊大戲院正式公演。

　　而放眼全國，抗日救亡活動如火如荼，以“盧溝橋”之名創作的文藝抗戰作品不計其數：歌曲、詩文、話劇……其中，老舍寫的相聲《盧溝橋戰役》，在成都、重慶的書場里演出百余場，盛況空前。

　　這是盧溝橋事變之后的上海，這是盧溝橋事變之后的中國。

　　然而，1937年7月的廬山談話會，蔣介石仍不允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出席當時在廬山召開的有各方面軍隊要員參加的廬山座談會（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正如周恩來所說：“不是大家坐下來開圓桌會議，一道商量，而是以國民黨做主人，請大家談話一番。”“廬山談話會的時候，共產黨沒有份。”（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

　　盡管當時，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已標志著十年內戰基本結束。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聲明：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但蔣又說：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

　　風雨如晦。

　　見宋慶齡：為了同一個中華民族

　　與周恩來會面時，宋慶齡對他即將向蔣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表示“贊同和支持”。據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所編《周恩來在上海》，周恩來此次來滬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專門去拜訪宋慶齡。

　　莫利哀路29號（今香山路7號），是當時宋慶齡的寓所。“在過去的十年間，他們通過書信、電報，有過頻繁的聯系，但卻一直無緣面談……1937年7月11日（或12日），在博古、林伯渠的陪同下，周恩來來到莫利哀路，先期得到消息的宋慶齡早已在寓所等候。”

　　從今天的視野來看，這處梧桐相伴所在，是個奇妙的地點。當孫中山在莫利哀路29號寫下《孫文學說》等重要著作、發表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之時，不遠處，今太倉路上博文女校，正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住所。

　　國民黨的領袖與共產黨的創始人，曾經住得如此之近。且就在莫利哀路29號，孫中山會見了共產黨人李大釗和林伯渠，會晤了列寧的特使越飛，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思想。

　　兩個政黨的背后，是同一個中華民族。

　　面談時，正為促成國共二次合作而奔走的周恩來，就宋慶齡關心的當前時局，以及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方針，作了詳細介紹。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

　　對于當年上海這樣一座各黨、各派、各種政治力量、各界上層人士聚集的中心城市，統一戰線工作的成功與否，影響深遠。

　　1937年7月3日，獲悉國民政府準備重新審查“七君子案”后，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在滬的潘漢年讓其參與斡旋，以不判罪只到廬山談話為上策，以判輕罪而宣告滿期釋放為中策，以釋放請到南京做事或出洋為下策。

　　同樣，宋慶齡也在為營救“七君子”而努力。她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違法逮捕沈鈞儒等7人；她與其他救國入獄運動發起人親赴關押“七君子”的蘇州，自請入獄，以示抗議……

　　那年7月底，“七君子”獲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經營救活動后，更為壯大。

　　但恰如1937年7月9日上海灘大報《申報》對盧溝橋事變的報道標題，“華北形勢突變”。

　　的確，“突變”。在那個沉沉黑夜的時刻，報紙的字里行間，都處處彌漫火藥味。戰火，一點即燃。

　　1937年8月10日，《申報》刊載《日軍官武裝直沖我飛機場 竟先開槍擊斃我保安隊士兵》；1937年8月12日，《申報》 刊載 《空氣突趨緊張大隊日艦集滬》。

　　1937年8月13日，《申報》刊載記者在“今晨二時后，驅車往公共租界與閘北交界各處，作最后巡視。但見凡通華界之各鐵柵門，均已緊閉，每處均有武裝萬國商團團員警衛把守。遙視閘北方面馬路電炬，雖仍如昔日光明，但馬路上閑無一人，狀至凄涼，蓋無形中已入于戰時狀態矣。滬市情形昨日間十分緊張，因此一般吳淞、閘北以及江灣等一帶居民，紛攜箱籠，爭向租界區域搬遷……”

　　就在這一天，日軍發動襲擊，淞滬會戰爆發。

　　再翻開1937年7月9日《申報》，盧溝橋事變的相關報道做了整版，在密密麻麻的鉛字間，最下方有一則短訊——《廬山談話會 各組召集人已定》。

　　1937年7月，在廬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向蔣介石建議，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并盡速發動全國抗戰。

　　時隔兩個多月后的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播發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

　　至此，由中國共產黨倡導和推動的、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本文感謝葉孝慎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