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敬愛的周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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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6月，我從山東奉調回京到國家計委工作。回到北京的當天晚上，我和在京的孩子—起住在國家計委安排的三間宿舍里。本想早點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去機關報到。躺在床上，突然想到：離開北京回山東工作時，敬愛的周總理還健在，可現在，老人家已離開他熱愛的人民三年多了。一時間，一股無限悲痛的情感涌上心頭，思緒萬千，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心想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總理不會這樣早就離開我們。回想往事，總理的教導、指示、批評、關懷頻頻在腦海中閃耀，一字一句都指引著自己前進。這時我想：—定要把總理的言傳身教如實記錄下來，教育后代，也表達自己對總理的敬仰、緬懷之情。

　　第一次面見周總理

　　第一次見到敬愛的周總理，是我在中財委計劃局工作的時候。

　　1950年年初的一天晚上，周總理召開會議，討論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和穩定市場物價的問題。會前，總理辦公室通知中財委，要整理一份京、津、滬等八大城市的主要物資庫存和主要商品價格等方面的材料。當時中財委計劃局局長宋劭文同志，把這件事交我來辦，要我把材料整理好經他審核后直接送給周總理。

　　一想到能夠親眼見到人民敬愛的總理——周恩來，能夠面對面地聆聽他的教誨，我就激動得難以形容。因為，周總理在全國人民的心中，是那么崇高和親切。然而，激動之余我也感到幾分緊張——見到總理以后，我該說什么好呢？我準備的材料總理能夠滿意嗎？

　　我懷著這樣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了總理辦公室。當我把材料送到總理面前時，他親切和藹地與我談話，還仔細詢問我一些問題。總理叫著我的名字，告訴我，我寫的一些有關物價問題的文章他看過，并鼓勵我以后還要多做些這方面的宣傳解釋工作。我聽了，心里又慚愧又高興：總理日理萬機，竟然還看我寫的文章，這是我之前想都沒想過的事情。我當即表態：—定按照總理的教導，努力做好工作。

　　以后一個時期，總理經常使用和查問統計資料，我受到總理教育的機會也就更多了。我在國家統計局、國家計委、中央辦公廳工作期間，時常有機會跟總理接觸，直接聆聽他的指示。

　　隨周總理出訪東南亞

　　1956年l0月，國家統計局領導通知我，11月要隨周總理出訪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尼泊爾、阿富汗東南亞七國。我的任務是負責給總理提供我國的經濟情況和相關統計數據，供總理外事會見及接受記者采訪時用。為了防止泄密，領導要求我把能用得上的資料都背熟在腦子里，不要帶文字材料出去。

　　我當時任國家統計局研究室主任，查閱并記憶了相關資料，興奮地等待著出發的日子。

　　總理很細心，專門交待相關同志為代表團成員每人準備了兩套衣服——一套中山裝，一套西裝。我們在國外參加會談、出席正式宴會，都穿中式禮服——中山裝；參觀游覽時，則穿西裝。重要會議和宴會的座席，總理都親自過問，不論大事小事，他都考慮得十分周到。

　　總理這次出訪，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外交往中一次極為重要的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總理所到之處，明確闡述了我國政府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了我國人民同七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加強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這次訪問受到這些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獲得了一致好評。

　　11月17日，我們一行30多人從西郊機場出發。18日上午，代表團飛抵越南首都河內，在機場受到范文同總理等越南黨政領導人的熱烈歡迎。當天，周總理拜會了胡志明主席。隨后，即舉行了兩國總理的友好會談。參加會談的還有中國的賀龍副總理，越南的潘繼遂副總理和武元甲副總理。晚宴后，因兩天來氣溫差別很大，加上過于勞累，總理有點感冒，醫生建議他吃藥，他搖頭，說：“我不吃藥。喝點兒茅臺，就好了。”他感冒時有喝茅臺酒的習慣，說這酒比藥管事。于是，我們陪總理去中國大使館，喝了幾杯茅臺。第二天，總理果然又神采奕奕地忙碌了，似乎什么不適也沒有。

　　19日，河內舉行市民大會，歡迎中國代表團。范文同總理主持大會，并發表歡迎講話。他表示，“越南人民有著像偉大的中國人民這樣的兄弟近鄰，感到十分榮幸。”周總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暢述中越兩國人民的深情厚誼。他說，“我們的友誼和合作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的。同時，我們兩國又是以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團結在一起的。因此，我們的友誼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11月22日訪問結束，按照日程，代表團要赴下一站柬埔寨。臨行前，總理指示我留下來，向中國駐越南經濟總代表方毅同志了解越南的經濟情況。因為在會談中，范文同總理反映，越南經濟情況很困難，要求中國支持，所以總理給我布置了此項工作。

　　在方毅同志和我駐越南大使羅貴波同志協助下，我收集了有關資料，代表團回到河內時，我向周總理作了匯報。

　　結束柬埔寨的訪問，下一站是印度。代表團從河內乘專機到達印度第一站的加爾各答市，中午在機場貴賓室吃的第一頓飯，讓我至今記憶猶新：在白米飯上，蓋了一層薄薄的銀箔。銀箔能吃嗎？我心里犯著嘀咕。我大使館的同志立即告知：沒事沒事，這是當地歡迎遠客最尊貴的禮節，吃吧！我便學著當地人的樣子，把銀箔攪拌均勻吃下肚去。

　　代表團在印度的日程安排，除了在首都新德里的活動，還到了孟買、班加羅爾、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訪問。在舊德里參觀時，我發現了一件對個人來說的新鮮事：很多黃牛在大街上行走，可以隨意跑進商鋪的門庭，店主人只有給它—點食物才能將它引出門外。后來我得知，這些無主的牛群，印度人把它們看成“神牛”，任何人不得傷害它們，這是受法律保護的。

　　12月9日，代表團結束對印度的訪問，周總理在加爾各答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當晚，發生了一件令人難忘的事情：記者招待會結束后，陪同總理訪問的印度記者和工作人員，請求同周總理一起照一張相留作紀念。總理欣然同意。當時，在準備合影的賓館大廳里，事先擺好了6把座椅，計劃安排周總理和陪同訪問的賀龍副總理、中國駐印度大使和夫人、印度駐中國大使和夫人坐著，其他人員站著合影。總理來到大廳以后，印度外交部的禮賓官說明了他們的安排計劃，并請總理和賀龍副總理就座。總理沒有同意這種安排，笑容滿面地對禮賓官說：“請把椅子拿走，我們—起站著照吧。”總理的意見出乎禮賓官的意料，他不同意讓周總理站著照相，堅持請總理就座。正在“爭執”之中，總理和賀龍副總理笑呵呵地席地而坐，并要兩位大使和夫人坐在椅子上。總理這種打破常規與普通工作人員平等相待的風度，使在場的不少人激動得流出了眼淚。大家再次請總理坐到椅子上，兩位大使和夫人也懇請總理就座，但總理還是不肯，并親自拉著兩位大使和他們的夫人就座，自己和賀龍副總理仍席地而坐。大家說服不了總理，也就只好按照總理的安排合影留念了。

　　這件事，使在場的人們都十分感動，也在印度輿論界引起了很大反響。第二天的印度報紙刊登了中國總理、副總理坐在地毯上與記者和工作人員合影的照片，并發表了贊揚周總理親切接近普通工作人員的評論。周總理這種密切聯系群眾，始終生活在群眾之中的優良作風，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結束對印度的訪問，下一站是緬甸吳巴瑞總理與周總理單獨會談時，提出我國云南省與緬甸接壤的邊境貿易中，雙方商人和群眾都用人民幣作為交換手段，致使緬甸境內流通著一部分人民幣，影響緬甸貨幣的流通，希望中方盡快予以解決。周總理聽后十分重視，隨即決定我不參加后面幾國的訪問，留下來向我駐緬甸大使姚仲明同志和使館商務參贊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然后專程回國向云南省委、省政府負責同志了解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再趕回北京向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匯報，請李先念副總理考慮解決的辦法。李先念副總理很重視，聽了我的匯報后，立即著手研究解決辦法。等到總理回國的時候，這個問題已經得到基本解決。

　　總理對這個問題的原則意見是：從發展兩國的睦鄰友好關系出發，要盡快想辦法不使人民幣出境，不在緬甸境內流通。但總理沒有作決定，而是先聽取有關方面負責同志的意見，把具體情況弄清楚以后，再由李先念副總理最后決定解決的具體措施。這件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周總理在處理問題時“兼聽則明”的民主作風。而我在出訪途中兩次接受總理分配的任務，并最終因此提前回國，沒有參加后三站的行程，也反映了總理一發現問題立刻解決，雷厲風行、決不拖延的工作作風，這也令我深感敬佩。

　　一張總理親自核算的計劃表

　　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高指標”風，在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中仍然表現得很突出。這一計劃實施了半年，就明顯地暴露出很多問題。據此，中共中央于8月中旬提出了調整當年經濟計劃指標的建議，建議國務院研究后向二屆人大五次常委會提出報告，請求審批。

　　周總理于8月25日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建議和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意見，同時指示國家計委再提供兩張計劃調整表，作為報告的附件一并報送人大常委會審批。當天從下午到晚上，總理再一次審查修改準備于26日上午向人大常委會作的報告稿。

　　總理辦公室的同志要我負責對總理報告中所用統計數字進行核對，看還有什么差錯沒有。我于下午7時核對完畢后就回家了。回到家中不大一會兒，剛準備吃晚飯，電話鈴“嘟嘟”地響起來了，我拿起話機一聽，是周總理親自打來的。這是我第一次接聽總理親自打來的電話，心里既激動又有點緊張，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聽總理說：“你是楊波嗎？我是周恩來，你們的數字怎么算的，百分比都弄錯了。”我聽了總理的話，心情頓時緊張起來，心想我校對了好幾遍，不至于出錯呀，故立即向總理報告說：“報告稿中的統計數字我都反復核對過，我馬上再去復核一遍。”總理說：“不是報告中的統計數字，是所附的計劃表中的計劃數字算錯了。”我一聽是計劃數字，就向總理報告說：“我只負責核對統計數字，沒有看到計劃表，那是國家計委報送的，不是統計局提供的。”總理說：“不管統計數字、計劃數字，出了差錯我都找你，你吃完飯就通知計委的同志到我這里來。”接完總理的電話，我顧不上吃飯，立即去找計委的兩位有關負責同志，說明了剛才總理來電話的情況，并一同于當晚10時趕到西花廳。我們到了以后，總理正忙于處理其他急事，—直等到將近深夜I2點，才通知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去。

　　走進辦公室，我一眼看到了擺在總理辦公桌上的那張計劃表。在表上每一行計劃數字的備注欄里，總理都用紅藍兩色鉛筆計算了一個百分比數字，藍色的表示數字無誤，紅色的表示算錯了。總理見了我們，就指著那張計劃表提出了嚴肅的批評，說：“你們工作這樣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錯了也不核對，就往上送，只是劃圈，不負責任，這樣工作怎么行呢！我如果不再仔細看一遍，就像你們那樣馬馬虎虎送到人大常委會去，明天一報告，向全國公布出去，那不出大笑話嗎？！”我們聽了總理的批評，深感內疚，立即向總理作了檢討，并當場把表中的數字又全部復算一次，把總理發現的錯誤全部糾正過來。臨走時，總理又勉勵我們說：“你們作為富春同志的助手，要認真負起責來，對工作要一絲不茍，切實當好助手。”

　　我離開總理辦公室回到家中，已近凌晨1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反復想著剛才總理的批評和教導，想著由于我們的工作沒有盡到責任，浪費了總理的寶貴時間和精力，實在太不應該了。同時，也深深感到，總理工作那么忙。日理萬機，還親自計算核對計劃數字，糾正錯誤，這種對工作高度負責的精神，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親筆題寫“偉大的十年”

　　195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為了慶祝這一偉大節日，介紹10年來我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周總理指示國家統計局運用統計數字編寫一本資料性質的書，面向國內外發行。

　　這一光榮的任務落在了我肩上。我組織局里相關同志立即投入編寫，用了將近3個月時間，將初稿編撰完成。我把初稿呈送給總理審核，并請總理擬定書名。總理看了以后，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了自己的修改意見，還對書的設計提出了要求：“不僅要有統計表，而且要將主要的部分繪成彩圖，放在書的開頭部分，使人一目了然。”至于書的名稱，總理想了想，說：“就叫《偉大的十年》吧！”

　　根據總理的指示，我們對初稿進行了補充修改，并請擅長繪畫的同志繪制了一部分圖表，經人民出版社編輯同志看過之后，我又送給總理審查，請他再提意見。總理非常仔細地審查了每張圖表，不但提出了增什么減什么，還對其中幾張圖表的圖案提出了修改意見。

　　書稿審定后，我鼓足勇氣請總理為《偉大的十年》題寫書名，總理很干脆地應允了。我和參加編寫的同志都感到十分鼓舞。兩天之后的一個晚上，11點的時鐘剛敲過，總理辦公室的同志打來電話通知我，說總理現在有空，要我快去請總理題寫書名。

　　我放下電話就急忙趕到了中南海。等了一個多小時，總理忙完了手頭的事情，叫我進去。這時，時針已指向凌晨一點。總理見到我，和藹地說：“叫你久等了。”我回答：“總理同意題寫書名，國家統計局和人民出版社的同志都非常感激。”

　　總理讓我坐著，一邊喝茶，一邊等待。我看著總理拿起毛筆，認真地題寫著“偉大的十年”，寫了一張不滿意，又寫第二張，還不滿意，接著寫第三張。由于自我要求嚴格，總理還是不滿意，準備繼續寫。我看總理已經很勞累，不忍心再耽誤他的休息時間，急忙阻攔：“我看這三張都很好，請您選定一張就行了，不必再寫了。”總理同意了。我又建議總理在下面簽上名字，總理不同意，說：“要我簽名我就不寫了，這三張也不能給你。”我一聽他的語氣斬釘截鐵，不便再提要求，只好按照他的意見辦。最后，我要求把三張題字都帶走，總理同意了，并說：“由你們和出版社的同志從中選用一張吧。”

　　我小心地拿起題字，離開了總理辦公室。就在我出門的時候，總理辦公桌上的電話又響了，是廖承志同志打來電話請示工作。這時，已是凌晨二時許。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就是這樣不分晝夜地為國操勞，為民造福。

　　《偉大的十年》出版以后，總理要我們送了一部分精裝本到他辦公室，由他在國慶期間接待外賓時贈送給外國朋友，用以告訴世界一個嶄新的、生機勃勃的新中國。這時，我進一步理解了總理親自指示編寫這本書的遠見卓識。

　　倡導說真話鼓真勁

　　1962年，“七千人大會”隆重召開。當時，我在中央辦公廳工作，參加了大會的會務工作。在這次大會上，周總理就國民經濟的調整問題，作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報告。為準備這個報告，總理擬出了提綱，并請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和起草報告稿的同志開了多次座談會，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意見。我也參加了報告的起草。我們起草組的幾位同志住在釣魚臺，專心工作了將近一個月，其間還同時為劉少奇同志起草報告。少奇同志對報告稿很重視，初稿擬出后就天天晚上去看稿子，并和我們一起討論修改。到了開大會那天，少奇同志自己起草了一個提綱，口頭在大會上作了講話，效果很好。錄音整理出來，是—篇很好的很重要的文章。會前準備好的稿子，按照毛主席的意見作為書面報告印發給到會代表，沒有在大會上宣讀。

　　在起草總理報告的過程中，總理反復強調要實事求是，既要看到形勢好轉，又要把困難說夠；既要鼓足勁，樹立克服困難的信心，又要明確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和具體措施。在最后定稿的時候，總理又主持開會通讀一遍，—段—段地討論，一字一句地斟酌。

　　這次討論，從晚上8時開始，—直持續到第二天早晨7時。“楊波嗓門大，你來讀吧！”于是我欣然地念起了稿子。討論結束時，喬冠華同志提出要總理請喝酒，總理爽快地答應了，立即叫身邊的工作人員回家拿來他自掏腰包買的兩瓶茅臺酒和一包花生米，“招待”參加文字工作的同志。總理這種不知疲倦的忘我工作精神，以及對下屬的親切關懷，至今仍深深銘刻在我的腦海中。

　　大會期間，總理—方面照常處理內政、外交等日常工作，另—方面又盡量擠出時間參加地方同志的小組討論。2月3日，總理在參加福建省小組討論會時，當聽到下邊同志反映強迫命令、浮夸風、講假話等壞作風給工作和黨群關系造成的危害時，即席作了一番切中時弊、感人肺腑的講話。他說：“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夸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大家都說假話，看領導的顏色說話，那不就同舊社會的官場習氣一樣了嗎？你們反映的情況我聽起來覺得很痛心。你們說假話當然不對，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壓你們。從現在起，不要亂壓任務、亂戴帽子了。要提倡講真話，即使是講過了火的也要聽。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魏徵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們是君臣關系，還能做到這樣，我們是同志關系，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接著，總理又強調指出，要提倡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反對強迫命令、形式主義的那一套東西。他說：“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一句成語，毛澤東同志作了新的解釋，它代表了毛澤東同志的一個根本思想。這四個字，話雖簡單，卻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如何做到實事求是？首先要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總理又說，要搞好調查研究，就要真正聯系群眾，要發揚民主，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因此，“我們要發揚民主，恢復和加強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少奇同志在七大作的修改黨章報告，小平同志在八大作的修改黨章報告，都講到黨內民主生活問題，但這幾年有的同志把它擱到一邊去了。”“我們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要盡快恢復起來，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要恢復起來，現在被擱在一邊的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通通都要恢復起來。黨內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實事求是，要按照黨章辦事。”

　　總理這篇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講話，引起了到會各地同志的極大反響，一致認為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話。時隔半個世紀，今天再來重溫周總理的這篇講話，仍感語重心長，意義深遠。

　　“兼聽則明”的民主作風

　　周總理一向提倡發揚民主，提倡“兼聽則明”，并且以身作則，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至今記得1961年在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周總理對我的教育。這次會議是總理親自主持的，議程中的一項內容是討論手工業產值的計算口徑和方法問題。“大躍進”中各地上報的工業統計數字，有相當大的虛假部分，其中既有人為的浮夸成分，也有計算口徑不明確和計算方法不科學的因素。這方面手工業產值數字更為突出。鑒于此，總理指示在國民經濟調整中一定要把前幾年的統計數字認真核實，去偽存真；同時，要明確解決并統一手工業產值的計算口徑和科學方法，使統計資料和計劃工作能如實地反映客觀的真實情況。

　　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意見，財政部與國家統計局不完全一致。在這次國務院會議上，財政部的負責同志講了他們的意見以后，我即代表國家統計局發言，講了一些不同的意見。聽了雙方的發言，總理表示基本上同意財政部的意見，并對我的發言略有批評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結論。于是我又站起來發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財政部的意見。這時，總理即指示我們會后再商量—下，盡快把意見統一起來，早日作出明確的規定，通知各地照辦。

　　會議結束后，到會同志都留下來吃午飯。吃飯時我的心情有點不安，心想在總理講話后不應該再站起來講不同意見，所以我就坐在飯廳西南角最靠邊的一張桌旁。剛剛開始就餐，忽聽總理叫我的名字，我立即站起來答應。總理叫我到他就餐的飯桌那邊去，并要我坐在他的身邊，親切地對我說：“你為什么坐得那么遠？不要緊張，你敢于講不同的意見，這好嘛！我們討論問題就是要聽不同意見，不然還討論什么！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就可以把要決定的問題考慮得更周到些。”這時，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深為總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風所感動。飯后回到家中，就把總理對我的教育、鼓勵講了；下午到機關又向與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照述一遍，大家都同聲稱贊總理是民主作風的楷模。

　　在周總理關心下獲得“解放”

　　人們都說，1966年開始的那場給中國帶來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沒有周總理中流砥柱力挽狂瀾，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充滿智慧與勇氣的斗爭，那我們黨和國家究竟會走向何方，是很難想象的。我也一直這樣認為。

　　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在自身處境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忍辱負重，排除萬難，保護了一大批黨內外干部。他不僅為保護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血，也為保護中級干部和一般干部操盡了心。就連我這樣一個干部（當時我任國家計委研究室副主任，司局級），總理也掛在心上，為“解放”我說話。這是我當時怎么也不敢想的事，卻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伯達就點名批斗我，“罪名”是“反黨分子”“田家英的高級情報員”“黑線人物”，等等。陳伯達1962年末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分管計委研究室的工作，從這時起我與他接觸較多，我知道他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盡管他在1966年4月已正式宣布不再管計委研究室的工作，但他作賊心虛，“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權勢，點名審查我，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流言蜚語，妄圖堵住我的嘴，置我于死地。我是1966年6月30日在國家計委第一個被掛上“反黨分子”的大牌子挨批斗的，直到1969年年初，整整兩年半的時間，沒有斗出陳伯達所要求的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但陳伯達仍不死心，還要繼續管制我。

　　苦難的日子，因為總理的一句話而露出了曙光。1969年春節期間，總理在接見國家計委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時，詢問了我的情況，說：“楊波還可以工作吧！”總理的親切關懷，使我不久就被允許自由行動，隨后通知我參加機關辦的“學習班”（當時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并于1969年8月13日得到了“解放”。接著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勞動，直到1970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揭露了陳伯達的反黨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機會。

　　周總理接見國家計委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我沒有聽到傳達，而是幾位關心我的同志私下里告訴我的。當我聽到總理親切關懷我的話，頓時淚如泉涌，思緒萬千，心情怎么也平靜不下來，心想：“總理啊，總理！您老人家為國操勞，為黨分憂，嘔心瀝血，日理萬機，心里還想著我這樣一個干部，我和我的全家怎么能不感激萬分呢？！但我不能只是流著感激的淚水，要振奮精神，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導，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輩子。”

　　敬愛的周總理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全部心血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我們樹立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光輝榜樣，贏得了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愛戴。他將世世代代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摘自《熔爐——從學徒工到共和國部長 楊波回憶錄》，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5年1月版。）

　　來源：《中華魂》2015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