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培育長征精神的貢獻

周恩來為紅軍長征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其崇高精神和優良品質對廣大紅軍指戰員具有極大的感染和帶動作用。可以說，周恩來是長征精神的重要培育者，也是長征精神的不懈踐行者。盡管不同時期黨對長征精神內涵的闡釋不斷地豐富和發展，但總的來看，有幾個要點是共通的。

堅定的理想信念，在周恩來身上表現得極為突出，這成為長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內核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紅軍被迫走上了長征的道路。作為“三人團”成員的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并不能與聞所有的事情”。但他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努力發揮自己在重大決策上的影響力，堅定紅軍指戰員革命必勝的信念。紅軍長征前兩個月，周恩來在《紅星》第60期社論《新的形勢與新的勝利》中提出：“我們要堅決地挺到敵人的后方去，開展游擊運動，創造新的蘇區，創造新的紅軍，采取更積極的行動調動敵人，求得整個戰略部署的變動，以在運動戰中消滅白軍。”這就已經宣示了周恩來對于即將到來的戰略轉移必勝的堅定信念，也向蘇區干部和紅軍指戰員宣揚了這種信念。

在長征途中，雖然紅軍經歷了重重艱難險阻，但周恩來始終保持著樂觀的精神狀態，同時耐心做戰士們的思想工作，以此增強部隊的信心。陳云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對此曾有過生動的記載：“經一高山，幾無路……山上泥水極深，兩腿全在泥溝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三十里，但自天明走起，后衛部隊半夜才達山頂。既無人戶，當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佇立于泥溝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來。赤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為國共合作時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頂泥溝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見其雖仍神清氣爽，但已滿身污泥矣。”所有紅軍戰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且“軍心一致”，堅定“有無限之前途”。

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個像周恩來一樣有著堅定理想信念，并為之不懈戰斗、至死不渝的共產黨員和紅軍戰士，黨和紅軍才得以在艱難困苦的逆境中挺過來，從挫折走向勝利。堅定理想信念，是周恩來為長征精神貢獻的最基本的思想內核。

周恩來在長征中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是他為長征精神灌溉的重要養分

長征初期，周恩來實事求是地支持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主張。遵義會議中，周恩來更是實事求是地確立了毛澤東關于軍事路線的主導地位。遵義會議后，紅軍在毛澤東軍事路線的領導下，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但這些勝利的取得不是一帆風順的，也不是憑空得來的，周恩來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任紅軍第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黃火青回憶道：“我們打勝仗靠的是毛主席戰略方針路線，但每次戰役布置、使戰爭勝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揮。”周恩來能發揮這種作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能始終做到實事求是地分析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對紅軍面臨的處境有清醒認識。黃火青在回憶中說：“周恩來指揮作戰，一貫重視‘知己知彼’，給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就今后戰略方針進行爭論時，周恩來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又一次發揮了重要作用。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的報告中，針對“在什么地區創造新蘇區”的問題，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是“地區寬大，好機動”，二是“群眾條件，人口較多”，三是“經濟條件”。他據此實事求是地對川西北的懋功、松潘、會理地區進行分析，結論是這塊地區的地域雖大，卻不利于建立根據地，前進的方向只能是去“川陜甘”。他的意見隨后得到毛澤東、朱德、博古等人同意。根據這次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形成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了北上進軍的正確方向。

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受挫的慘痛教訓警示中國共產黨人：中國革命必須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而長征途中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克服軍事上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找到了一條正確的斗爭道路，并最終取得勝利，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個道理。周恩來在長征中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是他為長征精神灌溉的重要養分。

周恩來在長征中體現出的顧全大局、團結統一精神，成為長征精神重要的思想源泉

長征之前，毛澤東已經被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只出任中華蘇維埃主席一職。此時，中共中央已經開始著手準備西征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但是沒有向毛澤東透露這一消息。由于博古、李德不準備讓毛澤東參加長征，1934年9月，將毛澤東安排到于都去調查研究。是周恩來和朱德出于維護黨的團結，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在毛澤東去留問題上據理力爭。周恩來強調毛澤東在紅軍與政府的地位與影響，從維護黨的利益全局出發，堅持讓毛澤東參加長征。當時紅一師師長李聚奎在回憶中說:“后來我才聽說，中央決定紅軍轉移時，開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澤東隨軍行動，還是周恩來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堅持，說毛澤東同志既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又是中央紅軍的主要創建者，應該隨軍出發。在這種情況下，他才被允許一起長征。應該說這是周恩來和朱德同志為我黨立下的一大功勛。”

在長征中，為實現長征勝利的大局，周恩來始終堅持與毛澤東合作，同時注意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在遵義會議上，博古的報告起初只強調客觀原因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作用，仍未承認軍事指揮上的主觀錯誤。張聞天作了“反報告”后，會上發生了激烈爭論。為了打破會議的僵局，在第三天的會議上，周恩來主動承認錯誤，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對“三人團”所犯軍事路線錯誤的批評，并主動承擔責任。他也支持毛澤東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周恩來顧全大局、力求團結、相忍為黨的主張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與贊同。毛澤東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并逐步成為紅軍軍事行動的指揮者，為中央紅軍長征勝利提供了政治保證。

長征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始終堅持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周恩來“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高度珍惜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這是他在長征中身體力行的信條，也成為長征精神重要的思想源泉。

從斯諾這個外國人的視角中，也不難看出周恩來對培育艱苦奮斗的長征精神的貢獻

1934年10月10日，周恩來隨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出發開始長征時，他的個人行李“只有兩條毯子，一條被單，做枕頭用的包袱里只有幾件替換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絨衣”。周恩來在長征中也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全身心地投入到長征的戰略轉移工作中去。

10月21日，紅軍接連突破敵軍的第一、二道封鎖線。當紅軍到達韶關北面的樂昌地區時，部隊進入山區小道，行進速度緩慢，又有國民黨軍隊前后堵截，情況十分危險。周恩來迅速命令紅一師率一個團作為全軍的先頭部隊，要求他們搶占白石渡，掩護全軍突圍，向湘西前進。周恩來還親自向紅一師師長李聚奎交代任務，囑咐“一定要保證全軍安全通過”。11月8日，周恩來趕到作為先頭部隊的一師三團，親自看望部隊戰士并部署指揮行動。后來，時任三團黨總支書記的肖峰回憶道：“在急行軍中，周副主席很少騎他那匹黃騾子，經常將騾子給害病的戰士騎或馱武器。”“常常是他剛回到自己的住房，還沒有來得及休息一下，參謀人員又送來電報、文件。團領導向他匯報，他總是邊看文電，邊聽匯報，并迅速準確地加以處理。夜里，我們這些年青人一躺下就睡著了。當半夜起來檢查內外警戒時，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燈還在亮著。周副主席跟三團行動期間，經常看到他通宵達旦地工作，卻看不到他一絲一毫的倦意。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始終閃爍著充滿精力的光輝。”在空前激烈的湘江戰役中，周恩來不顧生命危險，冒著槍林彈雨一直堅持在湘江東岸渡口，指揮部隊搶險渡江，終于跳出敵人的重圍。

長征以來，周恩來一直處于忙碌的工作狀態。白天，他要和部隊一起行軍。一到駐地，他又繼續處理繁瑣的事務。他常常整夜不睡，實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瞇一會兒，抬起頭來接著又工作。后來，他終于積勞成疾，幸得蒼天眷顧，方才化險為夷。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贊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英勇的紅軍具有“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于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創建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斯諾看到的這種精神，正是紅軍偉大的長征精神。從這個外國人的視角中，也不難看出周恩來對培育艱苦奮斗的長征精神的貢獻。

（作者單位：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中央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