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讀書故事

聲明：本文原載于《黨史縱覽》2016年第9期，系《黨史縱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周恩來的家庭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書香世家,無論他的始祖宋代周敦頤還是他遷到紹興的一代始祖周茂都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讀書人。因此,周恩來很小就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后來他投身革命、領導國家建設期間也都與書有著深厚的情感，并能恰到好處地掌握和運用書本知識。

周恩來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游記》

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雞鳴寺里曾3次接受美國當時最負盛名的專欄作家沃爾特·李勃曼（1889～1974）的采訪，周恩來對李勃曼說：“我小時候在私塾念書。從8歲到10歲我已開始讀小說。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游記》，后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

周恩來這么早的閱讀能力是哪來的呢？按周家祖訓，男童長到5歲時即入家塾館讀書、寫（毛筆）字習顏體。周恩來在出生8個月時出嗣過繼給小叔父周貽淦（后改名宗干）為子，不久小叔父就去世了，小嬸母陳氏是位受過教育的女性，在周恩來牙牙學語不久，陳氏就超前教他識字了。后來，陳氏又怕周恩來到院子里和別的孩子們戲耍時有閃失，干脆把他關在房中，直到能上家塾館時為止。

幼兒認字久了，難免會覺得枯燥和倦怠，陳氏便給兒子講故事，說笑話，提高周恩來辨明是非、愛國愛家的思想和能力。可以說，周恩來是先聽陳氏母親講述《西游記》而后再讀《西游記》的。

在龔家書房，他讀了《天演論》《革命軍》

1908年的夏天和冬天，周恩來先后失去生母和嗣母，不得不帶著兩個更幼小的弟弟返回淮安城駙馬巷周家老宅。酷愛讀書的周恩來失去了讀書的機會，內心十分苦悶，就向八叔周貽奎和八嬸楊氏訴苦。周貽奎就讓楊氏到家在東岳廟附近的龔家請周恩來的表舅龔蔭蓀幫忙，讓周恩來和他的兩個弟弟一起到龔家塾館寄讀。龔家的女主人是周恩來嗣母陳氏的親姨娘，她的兒子龔蔭蓀就是周恩來的表舅。龔萌蓀對周恩來兄弟3人進行簡單的面試后，只同意周恩來一個人在龔家讀書。而周恩來的兩個弟弟一個因為年歲太小（周恩壽），一個因為頑皮（周恩溥）而被婉拒。

龔蔭蓀是一位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由于其父親龔懷樸多年任山陽縣（今淮安市淮安區）的錢谷師爺（相當于今縣一級的財稅局長），家境殷實。龔蔭蓀在上海、南京、青島等地開設有多家書館、書店，家里也藏有大量進步書刊和報紙，一直是秘不示人。他見周恩來好學上進，談吐脫俗，又能博聞強記，十分喜歡，不僅允許周恩來在家塾館寄讀，還破例允許這個表外甥進他的書房讀書。

在龔家藏書房，周恩來第一次讀到了《今日中華》等進步報紙，也先后讀到了嚴復的《天演論》和鄒容的《革命軍》等進步書刊。《天演論》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號召民眾起來救亡圖存，“與天爭勝”。這對當時的思想界有著很大的影響。

《革命軍》是中國民主革命家鄒容在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從日本回國后在上海寫的共約2萬余字的作品。作者以通俗淺顯的文字，宣傳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反對外國侵略的思想，主張建立獨立、自主的“中華共和國”。可以說，《革命軍》《天演論》是周恩來童年所讀書籍中對他影響非常大的兩本書。1952年秋天，周恩來在上海會見時任華東幼兒園保育員的表姐龔志如時，還深情地說：“表舅（指龔志如的父親龔蔭蓀）是我政治上的啟蒙老師，你們龔家塾館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啟蒙老師。”

在陳家書房，他讀到了《醒世恒言》《天雨花》

1908年夏天，周恩來生母萬氏辭世后，嗣母陳氏的肺結核病日漸沉重。陳氏自知自己來日無多，就對周恩來提出想回一趟娘家寶應。因為她的侄兒、周恩來的表哥陳式周博學多才，也懂中醫醫術，陳氏想讓侄兒給看看病，于是，周恩來就跟著陳氏一起坐上小木船順水揚帆，來到了寶應水巷口3號陳家。

陳式周比周恩來大16歲，他是清末秀才，清廢科舉后在通州（今南通）上了通州師范學堂。

陳式周的國文造詣很深，后來到上海時曾當過《申報》編輯和李鴻章的家庭教師，教李鴻章的孫子李國超國文。因此，他家的藏書也頗多。

當周恩來隨陳氏來到寶應陳家后，周恩來就提出到陳家塾館讀書。經過交談，陳式周感覺這位小表弟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礎，甚至對時局、政治都已有獨到見解，遂謙虛地說：“我的家塾館只收一些啟蒙學生，哪能教你呢？你還是到我的書房看書吧。”就這樣，周恩來就成了陳式周書房的常客。

在陳家書房里，周恩來先后讀了明朝末年馮夢龍纂輯的《醒世恒言》以及《天雨花》和《西廂記》等文學、文藝書籍，還閱讀了《繡像施公案傳》（也叫《施公案》）等書。周恩來記憶超群，讀了這些書不僅能記得書中情節、故事，還能熟知書中人物的行為舉止和性格特征。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點多鐘，發動“西安事變”的東北軍愛國將領張學良事先沒同楊虎城商量，就拉上楊虎城陪同蔣介石夫婦悄悄乘車直驅西安西郊機場，送蔣回南京，連周恩來也沒告訴。在聽到張學良的衛隊團團長孫銘久的報告后，周恩來立即驅車往機場趕。在疾馳的汽車上，周恩來最大的擔心就是張學良可能會輕率地跟蔣介石飛往南京。然而，趕到機場時，他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載著蔣介石和張學良的飛機已經起飛（到洛陽后兩人分機）。這時，周恩來望著還在爬升的飛機嘆息地說：“張漢卿（張學良字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了，他不但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

《連環套》正是《施公案》中一個故事改編的戲劇。這出戲寫的是綠林好漢竇爾墩盜得“御馬”，后被黃天霸以狡猾的手段騙走，竇爾墩在江湖義氣思想支配下，還對黃天霸擺隊相送。當時，周恩來很自然把這個故事和他眼前的這一幕聯系起來了。

據周恩來的秘書紀東回憶，1970年夏天，他隨周恩來赴廬山參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那時周恩來的處境極其困難：他既要注意當時多種“左”的派系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們進行多種形式的斗爭；既要靈活策略地執行毛澤東的想法和指示，又要盡力維持國家政務和經濟工作的正常運轉，讓全國老百姓能吃飯穿衣、有正常的生產生活；他生怕外交上出任何差錯，又擔心著軍事上的任何閃失，真正是費盡了心血，傾盡了智慧。有許多時候他都處于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境地。當時，有人曾悄悄在周恩來面前說：“江青太難應付了。”周恩來悲愴地回答：“我何止要應付一個江青！”

會議開幕的前一天下午，周恩來正在休息，紀東到總理辦公室整理文件和材料，無意中發現辦公桌上有一張32K白紙字條，上邊留有周恩來用鉛筆寫下的幾句戲文：

不公與不干（西廂記）

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

種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紀東曾對筆者說，這幾句戲文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周恩來當時的心境和處境。但是周恩來雖注明《西廂記》，可是《西廂記》里卻找不到這4句話，紀東期望我這個淮安人能幫他查找一下。經查找，筆者發現在《醒世恒言》一書的卷十八“施潤澤灘闕遇友”中有類似的這4句話：

江南有謠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蠶要暖和麥要寒。

秧要日時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筆者推斷，周恩來是在陳家書房同時讀到《醒世恒言》《西廂記》《天雨花》等書的。因為他在陳家時間比較短，只有約3個月，他來不及反復看，幾十年后，把在《醒世恒言》中的幾句話誤記為《西廂記》中的幾句戲文了。

在東關模范學校，他讀了《史記》《漢書》《后漢書》

1910年春，周恩來“應伯父召，趨遼東”，先到鐵嶺銀岡書院，繼之到盛京（今沈陽）東關模范學校讀書。

東關模范學校有一位教國文、歷史和地理的高老師，是一位學識淵博、思想進步，極富正義感而又傾向革命的知識分子。當年，他是因為在山東濟南高等學堂從事反清宣傳遭清政府通緝而亡命關外的。他原名高守銘，字盤之，到東北后，常用的名字是高亦吾。周恩來進入東關模范學校五年級丁班時，剛好高老師是這個班的班主任。周恩來入學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了解，高老師首先感到，周恩來是個懂事明理、人小志大的孩子，是他“執教以來碰到的最好學生”。

周恩來是個插班生，他并沒有學五年級上學期的課程，但他比那些大他五六歲甚至七八歲的成年同學要自覺得多。他在課堂上用心聽講，課間、課后都能認真完成各科作業；對課余時間抓得也很緊，尤其注重和喜歡課外閱讀，這是他在淮安老家就養成的好習慣，因為課外閱讀可以彌補課堂上學習的不足，更為重要的是還可以豐富自己的各方面知識。這些都是其他學生做不到的甚至想都沒有想過的事。

周恩來課外閱讀涉獵很廣，除了一些中國文史類經典名著外，一些剛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數學、理化和博物等自然科學書籍以及中外古今的軍事著作，都成了他十分喜愛的讀物。

他讀書不是死記硬背，更多的是理解和消化。因此，課間常見到周恩來和同學們一起討論他閱讀書報時思考的問題，有時還向老師求教，找出自己比較滿意的科學答案。周恩來小小年紀就十分關心國家大事。那時，他的四伯母楊氏每天給他10個銅錢，讓他中午可以在街頭飯店吃一頓飯。周恩來舍不得到飯店吃，只花一二枚銅錢買上兩塊燒餅，就著學校老虎灶免費供應的開水就把一頓午餐應付過去了。余下的錢，他除了買些文具送給那些家庭困難的同學外，還訂了一份《盛京日報》，天天閱讀。所以，1958年12月31日下午，周恩來陪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及其夫人莫尼克公主，在南京中山陵意外遇見淮安新城的青年女學生曾樹英時，還說：“我像你這么大年齡時，就十分關心社會上的事了。”

隨著閱讀書籍的增多，周恩來的知識面也越來越寬，向老師請教的問題也越來越廣。高老師清楚地記得，當他在課堂上講解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跡時，課堂上靜得連一根針落地都能聽到。這時，他看到坐在前排的周恩來，更是淚流滿面，悲憤填膺。這使高老師對周恩來更多了一層看重。以后每遇陰雨雪天，高老師干脆留下周恩來。晚上，高老師批改作業，周恩來完成作業后看書，然后師生同床而臥，縱論國事，談古道今，直到兩人睡著為止。

為了加深周恩來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理解，高老師將自己的《史記》《離騷》《漢書》《后漢書》等統統向周恩來“開放”，允許他讀，允許他帶回家。后來，周恩來又用自己節省下來的伙食費買了《史記》《后漢書》，以便隨時閱讀。60多年后的1973年，毛澤東在啟用并選擇王洪文為接班人時，他怕周恩來不理解，特意讓身邊工作人員將一部《后漢書?劉盆子傳》送到周恩來那里，并囑周恩來認真讀一讀。

原來，西漢末年，因王莽篡位，各地起義、造反的頭領很多，他們都以姓劉的為漢朝的正宗傳人，就像后來曹操將漢獻帝控制在自己手里那樣，試圖“挾天子以令諸侯”。當時反對王莽的赤眉起義軍就擁立原本是個放牛娃的劉盆子為皇帝，一直打進都城長安。毛澤東當時用意很明確：劉盆子作為一名放牛娃，由于當時形勢需要，被擁立為皇帝；現在也是形勢需要，要將王洪文這個“娃娃”啟用起來，讓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接班人。其實，周恩來還在少年時期，就讀過《后漢書》，熟知劉盆子的故事。他當時也確實遵照毛澤東的意愿，對王洪文言傳身教，直到最后發現王洪文是個扶不起的阿斗，又與江青等人結成“四人幫”，走上禍國殃民的不歸之路。

在日本，他讀到了《社會問題研究》等書，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真理

在留學日本期間，周恩來一邊讀書學習一邊尋求救國救民真理，涉獵很廣，尤其是對日本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者、京都大學經濟學教授河上肇的著作，周恩來特別愛讀，先是讀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河上肇所編雜志《社會問題研究》出刊后，周恩來便成了這本雜志的熱心讀者。

據有關資料記載，1918年，周恩來留學日本一年多，每逢寒暑假回國探親時，他的行李中總捎帶著河上肇的著作。當時，周恩來住在同學吳瀚濤在東京的租住房里。在那一段時間里，他大量地學習并接受了河上肇的思想。周恩來還曾托友人把他介紹給河上肇教授，但由于友人的不理解，他的要求未能實現。

受河上教授的影響，周恩來的救國思想也很快升華，以致在和吳瀚濤一起吃飯喝酒時，周恩來思考的全是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事。因為他朝思暮想，口頭上也不免有所流露，弄得他的同學兼好友十分不理解。就在周恩來大談中國要用科學社會主義進行社會變革，然后再進行富民強國的建設時，吳瀚濤竟氣得“叭”的一聲將酒瓶摔到周恩來面前，斥責說：“你到東京來，不好好學習功課，還大談什么救國，如果照這樣下去，連你自己也養活不了！”

周恩來沒有和吳瀚濤爭辯，更沒有覺得沒面子而生氣，而是默默拿來笤帚、畚箕，將酒瓶碎屑統統掃起來，心里仍然想著如何救國救民的事情。

在專列上讀《旅順口》，最終不同意蘇聯在旅順樹像建碑

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乘專列前往蘇聯，加入毛澤東和斯大林的中蘇談判。那時的專列從北京到莫斯科要走10天時間，日理萬機的周恩來難得有個短暫的休息時間。所以，臨出發前，他特意讓隨行的秘書何謙給他帶上一本當時名噪一時的長篇歷史小說《旅順口》，以便他在專列上翻看。《旅順口》是被當時一些人推崇為軍事歷史題材小說范本的，曾在1946年獲得過蘇聯人民委員會頒發的斯大林文學一等獎。可是，周恩來剛看了一半就對何謙說：“《旅順口》是一本壞書。作者斯捷潘諾夫完全站在反動的沙皇統治階級立場上，竭力美化、宣揚沙俄的侵華戰爭。”說完之后，周恩來還自言自語地說：“這樣的書居然獲得斯大林文學獎？”

當時因為訪蘇事關重大，周恩來沒有進一步詳談。1950年11月，周恩來在一次同自己的軍事秘書、毛澤東稱為“洛陽小才子”的雷英夫聊天時（1994年9月筆者造訪過雷英夫），又系統地談到了對《旅順口》這部小說的感想。他以敏銳的目光、犀利的言辭，對《旅順口》一書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

“我對這本書的印象很壞，很多地方實在看不下去。

第一，這本書宣傳的是沙俄戰爭、掠奪戰爭那一套。

第二，這本書的主導思想完全違背了列寧的教導。旅順口陷落時（指沙皇俄國第一次攻占我國旅順港——筆者注），列寧有篇文章講得很清楚，說這是掠奪性的反動的戰爭。

第三，書中竭盡丑化中國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國人不是特務、奸商，就是妓女、騙子。把中國人寫成這個樣子，實在令人氣憤。

第四，書中宣揚的英雄馬卡洛夫，不過是在沙俄腐敗的軍隊中做了一點技術性的修補、改革。這個小軍官比那些腐敗透頂的將軍們稍微好一點，可他對沙皇的反動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擁護的。這樣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揚的？”

1956年5月的一天晚上，遼寧人民藝術劇院在北京首都劇場公演曹禺的話劇《日出》。戲演完后，周恩來上臺接見演員后和大家座談。當遼寧藝術劇院院長洛汀匯報到他們曾演出蘇聯話劇《在那一邊》，戲里反映的是日軍侵略我國東北、發生在哈爾濱一帶的事時，周恩來立即警覺地問：“這出戲怎么寫中國人的？”導演答道：“這出戲沒有著重表現中國人，中國人在戲里是群眾。”周恩來露出不悅的表情：“寫在中國的事兒，不寫中國人，算什么？你們誰看過一本小說叫《旅順口》的嗎？”“我看這本小說寫得不好，光寫中國人的愚昧，什么留長辮子，吸大煙，怎么能這樣表現中國人！”

1955年蘇軍從我國旅順撤走時，赫魯曉夫對周恩來提出在旅順建蘇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城里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紀念碑，還提出要建當年沙俄攻打旅順口的兩座方尖紀念碑和沙俄海軍中將馬卡洛夫銅像。周恩來經過思考，同意蘇方建二次大戰時打敗日本關東軍的兩組建筑，而對蘇方想建的方尖碑和馬卡洛夫銅像給予了堅決的否定。

作為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周恩來不會因為新中國剛從廢墟上誕生、處處有求于當時的蘇聯“老大哥”而向蘇方屈服。因為那樣做，會傷害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有傷中國人的感情。

新中國成立，為了國計民生，他讀了許多必須要用的書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開始了日理萬機的工作。由于工作太忙，看小說竟成了他的奢望。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室內，周恩來整整放了兩架子書，這些書大多是工作中經常使用的書籍，當然也備放了周恩來十分喜愛的《魯迅全集》等書。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對筆者說：“我們幾乎就沒看到總理有空去翻看《魯迅全集》。”

1949年和1950年，淮河澇災嚴重。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使皖北、蘇北（當時安徽、江蘇都還沒有建省）7000多萬人逃離家園，洪水奪去了成千上萬條生命。毛澤東、周恩來在看了災情報告后都流下了淚水。毛澤東為此揮毫寫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號召，隨即交給周恩來治淮的任務。為此，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政務會議，并制定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總方針，批準開挖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條人工大河——蘇北灌溉總渠。在與水利專家們討論這條河的走向時，周恩來特意讓自己分管農業的秘書楊純去北京圖書館借來一本《山陽縣志》。

山陽縣就是周恩來的家鄉淮安縣，在明清兩朝時都叫山陽縣，直到民國3年廢府存縣時，“山陽”這個縣名因與陜西的山陽縣同名才改為淮安縣。周恩來這時候要看《山陽縣志》顯然與開挖蘇北灌溉總渠有關，因為他要運用自己的智慧選擇一個更為合理、更能發揮排水、灌溉和航運等綜合作用的走向，以造福億萬人民。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本來集中全力從事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周恩來又不得不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參與其中。他既要協調黨內的各種不同意見，又要到國際上去爭取各方面支援，還要調動各軍、兵種的備戰、參戰，要為志愿軍的裝備、后勤供給竭盡全力。1997年為籌劃周恩來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筆者赴京從周恩來當年的外事秘書、后曾任駐匈牙利大使的馬列那里，征集到周恩來在2月14日（具體哪一年，馬列已無法準確記得）寫的一張小紙條：“馬列同志，請給我一本世界知識手冊（即年鑒）。”

當時的外交部世界知識出版社，每年都出一本《世界知識年鑒》，作為外事工作者必備和常用的工具書。周恩來在看外事文件，處理外交事件和交涉有關抗美援朝的事情時，經常要查人名、地名、面積、人口、重大歷史事件等資料，也要經常用這本書來查證、對照，以便做出準確的決策與判斷。

1960年周恩來即將出訪歐、亞、非的一些友好國家，在出國前他到北戴河休假。8月的一天，暴雨狂瀉。周恩來想看世界地圖以了解相關國家的情況，就讓身邊的衛士喬金旺給北戴河圖書館打電話，想借一本《世界地圖》和其他有關圖書。接電話的是圖書館的管理員，她不知道這是周恩來要用的書，就公事公辦地說：“你要的這幾本書只能到閱覽室來看，不能外借。”

既然圖書館有不外借的規定，周恩來是不會帶頭破壞的。于是，他卷起褲腳，撐著雨傘，在喬金旺的陪同下冒著大雨走到了北戴河圖書館閱覽室。進屋時，周恩來的褲腳全濕透了。周恩來請管理員將《世界地圖》等幾本參考書找給他看看。當管理員把這幾本書捧過來時，這才發現借書人竟是周恩來，連忙不好意思地對周恩來說：“總理，真對不起您。我不知道這幾本書是您要的。我應該給您送去，不該讓您淋著雨來看書，耽誤了您的寶貴時間。”“哎，小同志，你把書管得很好嘛！”周恩來笑著回答她，“沒有章程制度辦不好事。我為了看書，淋點雨、走點路根本不算什么。”說完，周恩來就翻開書，坐在桌旁認真地翻看起來。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擔著風險，為古典文學書籍解禁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國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這段長達10年的時間內，人們什么文學書籍也看不到，書店里也買不到。連世界公認的我國古代四大名著《西游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都被斥之為“四舊”（指舊思想、舊風俗、舊傳統、舊習慣），不準印刷，不準出售和閱讀，當時市面上只有《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等“紅書”。開群眾大會時，要求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而這本書又都是紅塑料封皮，所以，當會場上呼口號時，人們把手里的“紅寶書”一舉，就是一片“紅海洋”。

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專門同出版部門負責人談話，要大家加強對各類圖書的出版，其中特別提到：“青少年沒有書看，舊小說不能統統都看作‘四舊’嘛！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來看問題。”在那之后不久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兩次接見會議領導小組成員，還做了重要講話：“你們管出版的要印一些歷史書……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看問題。把《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干什么？這不是很滑稽嗎？”周恩來還曾坦率地問：“舊小說能統統當作‘四舊’處理了嗎？《紅樓夢》《水滸傳》能算作毒草嗎？”

在一年多之后召開的有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和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參加的會議上，周恩來又指示要想辦法縮短時間，盡快地再版有關古典名著，還具體地提出要求：先印《西游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同時也要出版其他名著和新書。

筆者還記得，當年這批書印出下銷時，一個公社（即現在的鄉或鎮）只能分配兩部。在席橋公社，我有幸買到一部《紅樓夢》。這一部平裝本《紅樓夢》共4本，定價是2.74元。為了得到這部書，手頭拮據的我帶著孩子走莊串戶，花了個把星期去撿蟬蛻到供銷社賣了才湊齊這部書款。

晚年，周恩來曾想寫一部小說《房》，以介紹周家各房頭的情況

2001年，筆者行將退休時，突然接到周恩來侄兒周華章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九鳳老弟嗎？我是華章呀，聽說你不久也要退休了，我想到你那里去一趟，因為我有一件未了的心愿想請你幫幫忙。”

不久，周華章帶了一瓶茅臺酒和一袋書稿來到淮安，他告訴我，七伯（指周恩來）早在建國初在看話劇《家》時，曾深情地對身邊人員說：“巴金寫了一本《家》，將來等我退休了，我也要寫一部《房》的書，以記述我們周家各房頭的人和事。”周華章說，為此事，他已準備了20多年，有的已寫成初稿。他在將這些稿件匯集時，一是自感筆力不夠，恐難寫成這本巨著，二是自感年事已高，完不成伯伯的這一心愿，因此想請我這個“老弟”幫幫忙。

我無法拒絕他。在周華章居淮的幾天時間里，我倆商討寫作提綱，撰寫有關引言，梳理有關人名。直到基本框架都排列好，他才滿意地返京。然而，在我等待他再度提供相關資料時，他卻再無任何信息了。后來我打電話過去詢問，他告知我，已決定和七伯的另一位親屬合作，就不勞駕遠在千里之外的您了。

我覺得周華章說得有道理。他和親屬合作，對周家的事了解起來更方便。不過，幾年后，周華章再來淮安時，他告訴我，《房》寫好了，但中央文獻研究室沒有同意出版。據他說的和我對這本書的內容判斷，他的這本書的寫法和所表達的內容與周恩來生前打算撰寫的《房》根本不同。

周恩來為什么要寫《房》呢？周恩來另一位侄兒、北京大學原副校長周爾鎏在他新近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來》一書的開頭寫了一個“小引”：

七爸（周恩來侄輩對周恩來的獨特稱呼——筆者注）退休后想寫一本名為《房》的長篇小說。

從1946年在上海周將軍公館和七爸周恩來會面，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七爸曾十余次地和我談起過我們的家世，而且每個階段都有幾次近乎半天或徹夜的長談。七爸工作繁忙，可他為何如此重視這個話題？

我們所屬的紹興百歲堂周氏家庭，支系龐大，幾經遷徙。在七爸所處的年代，家庭成員更是散居各方，而且職業不同，政治選擇多樣。

那么，在龐雜的家族關系中，七爸對待家庭親情的原則是什么？這個有關悠遠歷史的家庭有哪些傳承至今的家風祖訓？

七爸生前珍藏著一本高祖元棠公遺存的《海巢書屋詩稿》，這冊由家族后人刊印的詩稿甚至伴隨他渡過了10年“文革”那段艱辛的歲月。他為什么如此珍愛這部詩稿？高祖的詩作究竟給了他怎樣的精神慰藉，昭示著什么樣的家族文化傳統？

我在西花廳親耳聽七爸說，他打算退休后寫一部名為《房》的長篇小說，內容就是根據大家庭的許多“房”的不同歷史演變，作為中國社會的縮影加以描述。他的這一未竟的夙愿或許和自己的家族有一定的關聯。

周恩來沒能寫他心目中的《房》，但他一輩子愛讀書，愛用書。他一生與書為伴，與各種書有著很深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