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學生時代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出生在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的一個“紹興師爺”之家。他自幼在嗣母陳氏的指導下學習經典名著，打下了扎實的文化根底。從1910年至1917年，他先后入銀崗書院、東關模范學校、天津南開學校讀書，不僅在才學、品行、社會活動諸方面都有出類拔萃的表現，而且還確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雄心壯志。他還遠赴日本和歐洲留學，在反復思索的基礎上，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并于1924年7月回國投身革命事業。周恩來的學生時代，無疑是他探索中國救亡圖存之路，逐漸成長為一代偉人的重要時期。

　　“學前教育”：走上好學的道路

　　周恩來不滿半歲時，叔父周貽淦病重。當時，周貽淦結婚不到一年，沒有子女。按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習俗，“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所以，周貽淦心里很難過，還擔心自己過世后妻子陳氏日后被家族當成外人看待。為了使周貽淦在彌留之際得到一點安慰，也使陳氏有所寄托，周貽能、萬氏夫婦決定把兒子周恩來過繼給他們。就這樣，周恩來幼年時由守寡的嗣母陳氏撫育，稱陳氏為“娘”，稱生母萬氏為“干媽”。

　　陳氏出身于書香門第，性格文靜，才學出眾，會書畫，好詩文，有很好的修養。因為年輕守寡，陳氏從不外出，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對周恩來的撫養上。直到陳氏去世前，周恩來幾乎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她。陳氏對周恩來的要求十分嚴格。4歲時，陳氏就教他識字。5歲起，陳氏就送他進私塾讀書，并取學名恩來，字翔宇。

　　1904年，周恩來一家搬到清河縣（今清江市）外祖父家居住，在萬家的家塾繼續讀書。陳氏常給他講歷史和神話故事，他所讀的第一部小說《西游記》，大概也是在這段時間內看的。1914年10月，周恩來在《射陽憶舊》中寫道：“幼時喜聞故事，凡有人能語余以奇聞怪事者，輒繞膝不去，終日聽之不倦。”

　　1905年，周恩來一家又遷入陳家祖居的陳家花園，在家塾中就讀。此后幾年內，陳氏為了把周恩來培養成棟梁之才，每天黎明時刻，就把他叫起來，教他讀《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中的一些篇章。陳氏還輔導周恩來閱讀了外祖父家所藏的《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小說。

　　陳氏的嚴格教育，對周恩來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養產生了深遠影響。40年后，他還深情地說：“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他還感慨地說：“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5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

　　東北求學：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

　　年少的周恩來，經常與在奉天省（今遼寧省）謀生的伯父周貽賡通信。通過字里行間的所思所想，周貽賡對這位侄兒的才學和品行十分欣賞。當周貽賡在奉天度支司（相當于現在的財政局）俸餉科升任科員，生活稍稍安定后，便寫信要周恩來到東北去，跟隨自己繼續讀書。

　　1910年春，周恩來隨同回家探親的三堂伯周貽謙來到奉天省銀州（今鐵嶺縣），在他家寄居，并入銀崗書院（初級小學）讀書。這年秋天，他移居奉天府（今沈陽市）周貽賡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辛亥革命后改名為東關模范學校）丁班學習，課程包括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英文、圖畫、唱歌、體操10門。

　　在東關模范學校兩年間，周恩來“肆力學科，兼好讀散文小說及新聞雜志”，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由于廣泛閱讀《史記》《漢書》《離騷》等書籍，周恩來的作文尤受老師贊許，常被批上“傳觀”二字，貼在學校的成績展覽處，讓同學們觀看。其中，國文教員趙純在批閱周恩來的作文時，對周圍的同事感慨地說：“我教了幾十年的書，從沒見過這樣好的學生！”

　　當時，中國的民族危機日趨嚴重，東北更是帝國主義在華爭奪的重點。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使數十萬無辜的中國人慘遭戰爭劫難。1910年，日本吞并了與東北僅一水之隔的朝鮮，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在具有進步思想的老師的影響下，周恩來先后閱讀了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書籍。他自己還訂了當時奉天出版的《盛京時報》，養成了每天堅持讀報，關心國事的習慣。

　　隨著認識的深入，周恩來的思考越來越深入。怎樣把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怎樣使中華民族得到振興？這使周恩來無法平靜下來，并開始了艱辛的求索。1911年，在一次修身課上，老師問學生：讀書是為了什么？同學中有的說是為了幫父母記賬，有的說是為了謀個人的前途。周恩來堅決地回答：“為了中華之崛起！”這一年的10月，當聽到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清朝統治的消息后，周恩來在學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辮子。在他的帶動下，許多同學也都紛紛剪掉了辮子，表示同清朝政府決裂。

　　1912年10月，周恩來作《東關模范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文中提出：教與學的目的，都是為國家造就人才，使國家富強起來。他寫道：“吾全校之諸同學乎。吾人何人，非即負將來國家責任之國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國民之學校耶？圣賢書籍，各種科學，何為為吾深究而悉討？師之口講指畫，友之朝觀夕摩，何為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耶？以將來如許之重負，基礎于小學校三四年中，同學，同學，宜如何奮勉，始對之而不愧哉？”

　　為了論述怎樣才能把教育辦好，周恩來提出了明確的建議。具體而言，校長和教師則“當殫其聰明，盡其才力”“求整頓宜重實際，務外觀先察內容，勿自隳行檢，以失人則效；勿鋪張粉飾，以博我名譽；更勿投身政界黨會，謀利營私，以紛擾其心志，而日事敷衍”“為學生擇良教材，教習為學生謀深造就。守師嚴道尊之旨，除囂張浮躁之習。注重道德教育，而輔之以實利美感，更振之以軍國民之精神”。學生在學習中應奮勉學習，“深究而悉討”“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并充滿感情地說：“吾恐同學之智識亦無由新，道德亦無由固，而欲叢人才、蔚國器，難矣。”

　　這是現在保存下來的周恩來最早的一篇文章，充分表現出他的非凡才能。國文教師看后，欣喜地評價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學不如此不足以言學，學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學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長語重，機暢神流。”1913年6月，這篇文章被評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覽會上展出。并作為范文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覽會國文成績》一書。1915年，上海進步書局出版的《學校國文成績》和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中學生國文成績精華》等書，均收入這篇作文。由此，足見這篇文章的優秀程度。

　　從江淮平原來到白山黑水的東北，周恩來的生活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為了適應東北的環境，他無論冬夏都堅持室外體育鍛煉，強健了體格，并習慣了吃高粱。此外，作為南方來的學生，他還克服了陌生環境的影響，學會了結交各方朋友。不同于舊式私塾的新式教育，更是使他的視野開闊了很多，為他之后的進步打下了良好基礎。因此，這是周恩來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后來回憶說：“12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南開學校：多才多藝、成績最優的學生

　　經過東北的磨煉，周恩來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但更大的變化，是發生在他進入天津南開學校以后。因為與東北相比較，在天津可以接觸到大城市的社會生活，可以呼吸到近代社會的空氣，這為青少年的成長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同去東北求學一樣，周恩來轉赴天津，也是得益于伯父周貽賡。1913年春，周貽賡工作發生變動，改任天津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員。周恩來隨伯父搬到天津，住在河北區元緯路元吉里。隨即，他進入大澤英文算學補習學校補習功課，準備南開學校的入學考試。8月中旬，他順利考入南開學校，19日報到入學，編入己三班（以后改為丁二班）。

　　在南開學校的4年的學習生活，使周恩來從各方面都成熟起來。由于伯父收入微薄，經濟上有困難，他很少回家，平時利用假日和課余時間，為學校刻蠟版，抄寫教學講義，以補貼膳食費，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1914年8月20日，因家境貧寒又品學兼優，經老師推薦，他從本學年起，免交學費，成為當時南開學校少有的免費學生。

　　盡管生活艱辛，但是周恩來的成績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他的國文和數學成績尤為突出。1914年12月14日，他榮獲南開學校“國文傳觀”比賽第二名；1915年3月，他參加全校數學比賽，成績優秀，所在丁二班成績獲全校總分第一。據校報《校風》記載，他是筆算速賽48名最優者之一，代數則能得到滿分。1916年5月6日，南開學校組織了一次不分年級的全校國文特試，11個班的代表200多人參加。周恩來的《誠能動物論》，經南開學校創辦人嚴修親自選定為第一名。

　　南開學校不僅在教育水平上屬于一流，而且積極提倡學生開展課外活動，要求學生在學校里不單是讀書，而且要學會辦事，養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學校的鼓勵和支持下，學生創辦了許多社團和學術研究會。此外，學校還經常組織各門學科的班級間或個人間的比賽。在演講、演話劇、編校報等活動中，周恩來展現出自己多才多藝的特點。

　　周恩來和同班同學張瑞峰、常策歐等發起組織敬業樂群會，會員從最初的20多人逐漸發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會員中不僅有低年級同學，也有許多高年級同學，甚至還有校外的會員，一些老師也成了會友。

　　周恩來先后參加過《一元錢》《恩怨緣》《老千金全德》《華娥傳》《仇大娘》《一念差》等10多部新劇的編導和演出。由他出演劇中女主角的《一元錢》演出后，在天津轟動一時，并到北京青年會公演。

　　周恩來還是南開學校《校風》周刊的主要領導者和供稿人，為《校風》撰寫了很多文章，選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國內外大事，頗受歡迎。

　　1917年6月26日，周恩來以平均分89.72的成績從南開學校畢業。在參加畢業典禮時，他還獲得了國文最佳獎，并代表畢業同學致答辭。《畢業同學錄》中對周恩來作了如下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于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于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善演說，能文章，工行書”“長于數學”“畢業成績仍屬最優”。

　　赴日求學：在挫折中成長

　　從南開學校畢業后，周恩來希望能繼續求學。由于家境貧寒，他決定報考日本官費學校。當時，中日兩國之間有一個由日本政府指定學校為中國代培留學生的協定。該協定規定：中國學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專學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費待遇，直到學成返國為止。

　　1917年7月下旬，周恩來和李福景等同學去北京籌劃赴日本官費留學事宜。經過奔走，靠同學、師友的幫助，籌集到一筆最低限度的費用。此時，周恩來的伯父周貽賡已被調充奉天全省清丈總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員。周恩來非常感激伯父的撫養，所以行前特地到東北探望伯父，并到沈陽母校同師友相見話別。8月13日，他為同學郭思寧題寫臨別贈言：“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表達出他振興中華的愿望。

　　1917年9月，周恩來由天津登輪船赴日本。10月，他進入日本東京神田區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日文，準備報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費學習的待遇。

　　由于學習備考時間很短，周恩來倍感壓力。1917年12月19日，他致信在美國依阿華州格林奈爾大學學習的南開同學馮文潛，談旅日留學生活，說：“弟自來此預備，尚稱合式。”“官費考試在明歲六月，屆時背城一戰，成敗與否不敢預料。”在日記里，他還寫道：“我想我現在已經來了四個多月了，日文日語一點兒長進還沒有，眼見著高師考試快到了，要再不加緊用功，不要說沒有絲毫取的望，就是下場的望恐怕也沒了。”“我一個人，除了念書，還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時候不再給我留了。”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來投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共考日語、數學、地理、歷史、英語、物理、化學、博物8科，還進行了口試。遺憾的是，因日文成績不好，他未被錄取。不過，周恩來在精神上并沒有過于沮喪。此后，為準備7月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他打起精神，給自己制定了緊張的學習計劃。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自從考完了師范后，心里頭非常的著急，以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課若不預備好了，定然沒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從現在起起首用功，斷然沒有把握。”他還制定了高度緊張的計劃：每天讀書13.5小時，休息和其他事3.5小時，睡眠7小時。

　　不過，由于參加留日學生愛國運動，使得周恩來的復習計劃幾乎完全被打亂。直到6月初，他才重新開始溫習功課，全力以赴準備考試。1918年7月2日、3日，周恩來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又因日文成績不理想，未被錄取，心情懊喪。在隨后的日記中他寫道：“昨前兩日試驗失敗，心中難堪異常。”“這叫做自暴自棄，還救什么國呢？愛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學校，此羞終不可洗。”

　　1919年3月，周恩來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后，決定回國學習。臨行前，他以《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為他餞行、一同赴日求學的南開同學張鴻誥，在附言中表示：“返國圖他興。”盡管未能進入日本大學深造，但留日期間的自學和實踐活動，還是給周恩來帶來很大的幫助，思想上的進步更是十分明顯。

　　勤工儉學：確立共產主義信仰

　　1919年9月25日，周恩來出席南開學校大學部的開學典禮，是該部的第一屆文科學生。為進一步探求救國真理，經南開學校創辦人嚴修推薦和資助，周恩來決定到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英國留學考察。1920年10月8日，他和南開同學李福景同獲北京華法教育會開具的赴法證明。行前，他與天津《益世報》商定，作為該報駐歐記者，以撰寫旅歐通訊所得稿費來維持旅歐期間的生活。

　　1920年12月13日，周恩來與李福景等人，乘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抵達馬賽港，隨即換乘火車到巴黎。周恩來在此短暫停留后，于1921年1月5日赴倫敦，開始對英國作“社會實況之考查”。由于倫敦生活費用大，他決定投考位于蘇格蘭首府的愛丁堡大學。1月25日，周恩來致信嚴修，稟報辦理入學手續之事，并談及歐洲現狀，說：“法受歐戰影響為最大，戰地恢復舊觀至今日猶不能達百之五六，滿目瘡痍”“物價高貴，失業者多，勞資階級之爭無或已時，是歐洲執政者所最苦耳”。

　　相較于赴日之時，周恩來在思想上成熟了許多。赴歐之后，他廣讀博覽，涉獵各種學說思潮，以審慎求真的態度，“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1月30日，他致信表兄陳式周，探討救國之道，說：“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學的目的“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于吾民族間者；至若一定主義，固非今日以弟之淺學所敢認定者也”。在比較了俄、英兩種改革社會的途徑后，說：“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同時又說：“以今日社會之麻木不仁，‘驚駭物議’，雖易失敗，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發，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由此可見，已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周恩來，如今想在歐洲實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真相，進一步了解歐洲各種改造社會的主張，從而最后選擇并確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并把它應用到中國來，尋求拯救中華的具體途徑。

　　按照出國前的約定，周恩來赴歐后即準備給《益世報》撰寫通訊，向國內介紹國際大事。1921年2月1日，他撰寫了第一篇旅歐通訊《歐戰后之歐洲危機》。文中寫道：“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于吾人眼簾者，即大戰后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產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種種，均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民饑寒失業交困于內外。”在分析了戰后歐洲種種社會危機后指出：“使歐洲危機終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則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

　　之后的幾個月時間里，周恩來采寫了大量國際新聞，通宵達旦地為《益世報》撰寫通訊，評述國際間大事。

　　與此同時，周恩來充分利用當時自共產國際成立后，歐洲各國共產主義運動高漲，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報刊十分流行的條件，結合對英、法等國社會實況和工人運動的考察，先后研讀了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訂閱或購買了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共產黨人》，以及《共產黨人評論》《勞動月刊》等。同時，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思潮、主義，他與覺悟社社員多次通信探討，進行了反復的推敲比較。

　　經過反復地學習和思索，周恩來終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從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華全部獻給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22年3月，周恩來致信國內覺悟社成員湛小岑、李毅韜，敘述自己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經過，說：“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認清C.ism（共產主義）確實比你們晚，一來因為天性富于調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標。”他表示：“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夠用，欠明了，但老實說來，用一個Communism（意為共產主義——編者注）也就夠了。”在分析、比較歐洲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后，他強調說：“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加和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鑒于國內革命運動快速發展，急需大批革命骨干，周恩來和劉伯莊、周子君等人于7月從法國啟程，由海路回國。兩個月后，周恩來到達廣州，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區委宣傳部部長，開始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