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祖居地紹興的不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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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出生地是江蘇淮安，祖籍地在浙江紹興。他生前多次說過“我是浙江紹興人”，還曾說：“祖墳在紹興，紹興的家譜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認是紹興人。但我生長在淮安，滿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認是淮安人。所以我說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說是紹興人，不僅那有祖墳和家譜，更主要的是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紹興。”對于祖居地紹興，周恩來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根在紹興

在紹興城內的勞動路東端，坐落著一座具有明代建筑式樣的磚瓦平房，這就是周恩來的祖居。周恩來的祖居俗稱“百歲堂”，他的祖輩世居于此。“百歲堂”西軸線第二進樓屋，便是屬于周恩來祖父的家產。根據《洛塘周氏》記載，周恩來的始祖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西漢功臣周勃。周恩來的祖先由中原遷到浙江，后在紹興落戶，到他祖父這一代已是第十八代。

元明以降，全國師爺大多出自紹興，故有所謂“無紹不成衙”的說法。師爺雖然不算官，只是個幕僚，但卻是明清時期官僚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清代幕業發達的歷史背景和紹興當時的社會風氣，為周恩來家族成為師爺世家提供了條件和土壤。

周恩來家族從他的高祖開始，就踏上了作幕生涯。他的曾祖父兄弟以及曾祖母樊氏、祖母魯氏等家族也都以作幕為業。在他們的培養、幫助和影響下，周恩來祖輩兄弟5人都來到淮揚地區一帶做師爺，形成了延續100多年的師爺世家。周恩來后來回憶說：“我的家庭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周恩來生活在師爺世家的文化氛圍中，那些長期擔任師爺的前輩們精明干練、勤懇謹慎、審時度勢，善于解決各種復雜的矛盾，這對后來周恩來性格的形成和文化上的修養，都有相當的影響。

周恩來的祖父周起魁（又名周攀龍）生在紹興，并在那里做過師爺。他的父親周貽能青少年也在紹興度過，后來才到淮安謀個小職位。周恩來在紹興的本家親屬眾多。其中，他和嫡堂姑母周桂珍關系密切，后周桂珍嫁給王子余，長期生活在紹興。同時，周恩來還有其他一些親戚也在紹興，主要有魯氏老親、陶氏遠親等。魯氏老親是周恩來祖母娘家的親戚。此外，著名文學家魯迅（周樹人）的母親魯瑞，系周恩來祖母魯氏夫人的堂侄女。所以，魯迅和周恩來不僅同宗，還是遠房親戚。

由于周恩來根植在紹興的這樣一個大家族，故他對紹興有很深的感情。在他早年寫的文章和相關檔案材料中，經常以紹興人自居。1914年10月，他在所撰寫的《射陽憶舊》一文中說：“余本浙人，自先大父為宦吳省，遂徙家而居焉。”1917年6月，周恩來從南開中學畢業，《南開學校畢業證書》上記載：中學部學生周恩來，年19歲，浙江省紹（興）縣人。在《南開學校學生通訊錄》上關于周恩來的記載道：“君字翔宇，號飛飛，浙江會稽(即紹興縣）人。”1920年10月，北京華法教育會填發的《赴法勤工儉學介紹》上記載：“茲有學生周恩來，系浙江紹興縣人。”

情系紹興

盡管在戰爭年代，戎馬倥傯，但周恩來心中始終牽掛著祖居地紹興。全面抗戰爆發以后，周恩來終于有機會來到浙江，并回到紹興掃墓，祭拜祖先。

1938年10月19日，在武漢舉行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大會上，周恩來發表演講。他一開頭就提到了紹興，說：“我想，在今天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會上，大家都是誠意的（地）來紀念魯迅先生的。我自己不是文學作家，然則我參加了文藝協會，同時在血統上我也或許是魯迅先生的本家，因為都是出生在紹興城的周家。”

1939年春，時任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然后，他以清明節探親祭祖掃墓為名繞道浙江，輾轉千里來到紹興，并和中共浙江省委及地方組織取得聯系，指導工作。

周恩來此次來紹興，雖然逗留的時間只有三四天，但做了不少工作。3月28日晚上，在龍山越王殿舉行的紹興各界人士參加的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了演說。他在演講中不時以紹興先賢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發憤圖強”為例，激勵大家發揚民族氣節，進一步團結抗戰到底。他詳細分析了抗日戰爭面臨的形勢，嚴詞駁斥了頑固分子的狂妄挑釁，指出了抗日戰爭的光明前途。他還著重闡明了中共團結抗戰、全民抗戰的主張，宣傳了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思想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對“亡國論”“速勝論”等種種謬論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只要真正搞統一戰線，實行全民族抗戰，那么無論抗戰有多少困難，都是不難克服的。演講持續了4個小時，周恩來“態度非常興奮激昂”。

3月28日晚，周恩來為給先祖掃墓之事，派人赴“百歲堂”周希農太公處，送去法幣100元和一張便條，上面寫道：“希農太公公賜鑒：茲派人呈上國幣百元，請代辦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間代請寶（保）佑橋本家各長幼午餐，煩瀆之請，容明晨面謝。專稟，敬請晚安。曾侄孫周恩來叩，即晚。”

第二天上午，周恩來從下榻的紹興商會回“百歲堂”老家，與周希農等十余人一同去掃墓祭祖，包括涂山鴨嘴橋、外王獅子山等處周家的祖墳。每到一處墓地，周恩來都親自上香，行三鞠躬禮，并給看墳人一些錢表示酬謝。

掃墓歸來，在“百歲堂”休息時，周希農捧出手抄的《老八房祭簿》給周恩來看。周恩來認真翻閱，當他看到自家的先輩樵水公（周光勛）之子云門（周攀龍），云門公之子懋臣（周貽能）等均在冊時，就揮筆在懋臣公之下寫上：“恩來……生于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另外，還寫下了在淮安出生成長的兄弟們的名字和生辰及周嘉琛、周嘉璋孩子的名字。

3月30日，周恩來在“百歲堂”與周氏族人共進早餐。他對周希農等遠房長輩都行三鞠躬禮，非常恭敬。見到周家同輩和晚輩，也十分謙和。在紹興期間，周恩來幾次拜訪姑父王子余，瞻仰了姑媽周桂珍的遺像。他還為紹興各界人士和親友揮毫題詞數十幅，鼓勵他們為抗戰勝利做出自己積極的貢獻。

周恩來離開紹興后，于4月1日抵達金華。在金華，他對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的劉英說：“要加強紹興黨的領導，開展紹興工作，革命可不要把我的家鄉忘記啊!”

1946年5月3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繼續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周恩來夫婦住進南京梅園新村30號，在填寫臨時戶籍登記卡時，他在籍貫一欄上填寫了“浙江紹興”。同年9月，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美國記者李勃曼時說：“我的祖父，生在浙江紹興。按中國的傳統習慣，籍貫從祖代算起，因此我是浙江紹興人。”

關注紹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身為共和國總理，仍關注著紹興周家及紹興的情況。他對親屬們飽含深情，十分關心，生活上有困難的，就用自己的工資給予資助。同時，周恩來對親屬們的要求也十分嚴格，決不允許他們搞特殊化。對淮安的親屬如此，對紹興的親屬也一樣。

20世紀50年代初，“百歲堂”周家的經濟還比較困難，周恩來得知后，曾寄去38萬元（舊人民幣）為“百歲堂”付房產稅之用。1953年，周希農等人又聯名寫信給他，告知“百歲堂”繳房產稅的事。時隔兩個月之后，周恩來又匯來20萬元（舊人民幣）為“百歲堂”繳房產稅費用，族人甚為感激。

1954年，當周恩來得悉居住紹興的堂叔周尚麟因家境困難而借資從事舊衣舊貨業時，便從自己的積蓄中拿出300元人民幣，交在京開會的表弟王貺甫（王子余之子）帶給他，作為生活補助。

1956年，有個周氏本家的堂叔進京找到周恩來，希望能給自己安排一個較好的工作職位。周恩來安排他住進國務院招待所，食宿等費用一律由自己個人支付。并通過其六伯父周嵩堯轉告這位堂叔，應該回紹興去就業登記或進政校學習，要依靠地方政府安排，自力更生。經過動員說服，這位堂叔回了紹興。

雖然周恩來作為共和國總理，日理萬機，無暇與紹興親屬有更多的聯系。但他仍然關心紹興，并托人轉告各位親屬：“務必在新社會中加強改造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59年10月，已任紹興市副市長的王貺甫再度來京，出席民建及工商聯代表會議。中央統戰部在北京飯店舉行宴會，周恩來及其他一些中央領導也來參加。在祝酒時，周恩來到浙江省的代表席上，高聲地問：“老表在哪里?”王貺甫立即迎上前問候他，周恩來向身邊的陳云和其他領導介紹說：“這就是我的紹興老表。”這時浙江代表們才知道王貺甫與周恩來是表兄弟。

幾天后，周恩來接王貺甫到中南海家中共進午餐。在席間，他又詢問了王貺甫的子女等情況，對王家的人從不宣揚和他的親戚關系，感到十分滿意。

1964年8月2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召來在京親屬，專門給他們講述家史：“曾祖樵水公的墳，人家來信問，已經破爛不堪了，準備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訴他們不準修墳，要平墳，起碼不準修。”同時，他也指出“平墳的問題，也不能由我一個決定，以后如有機會到紹興，我要找本家開個會，把墳平了”。后來，紹興的周氏族人遵照周恩來的意見，將周家在紹興的幾處祖墳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未能再次踏上紹興的土地。但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日常交往中，當遇到一些涉及紹興的人和事時，人們仍然能感受到他那濃濃的紹興情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周恩來委托友人繼續調查自己和魯迅的關系。經過調查，周恩來和魯迅確系同姓同宗，為北宋著名理學家周敦頤的后代。周恩來對于與魯迅同宗的關系也曾多次提起過。1952年的一天，許廣平到中南海周恩來家做客時，周恩來再次提到這個問題，并很認真地對許廣平說：“我應該叫你嬸母呢。”周恩來接著說，他已經了解到自己和魯迅確屬本家，不過是很疏遠的關系，按輩分魯迅要長他一輩。

紹興是越劇的發源地。1957年4月25日，周恩來在杭州中國劇院觀看金華越劇團演出的越劇《孟麗君》后，對該團演員楊琴說：“我也是紹興人，是你們同鄉呀!我的祖母喜歡看戲，過去越劇叫‘的篤班’，是嗎？我小時候，祖母帶我看過這出《孟麗君》，它以前叫《華麗緣》。”20世紀50年代，越劇演員曾16次進京匯演，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其中周恩來參與接見的達14次。在周恩來的關心支持下，越劇不斷進行改革，逐漸發展成飲譽海內外的地方戲曲劇種。

1958年12月18日，在北京接見全國勞動模范、桐廬縣新登人民公社女社長沈鳳英時，周恩來說：“你是浙江新登公社的女社長，光榮的勞動模范，你的那個‘桑樹上山’可是全國聞名的啊!”隨后，周恩來將聲音放低了一些說：“鳳英，你知道嗎？我也是浙江人，我的故鄉在紹興，我們倆是老鄉嘛！”

1964年春，周恩來出訪亞洲14國，一次在賓館送客人時，不慎跌傷右手，回國后到成都請著名骨科專家鄭懷賢治療，療效很好。一天，周恩來與鄭懷賢共進晚餐。交談中，他問鄭懷賢：“今年多大年歲？哪兒人？”鄭懷賢回答后，問周恩來：“總理，您是哪兒人？”周恩來笑著道：“浙江紹興人。”隨后還風趣地說了一句：“那兒出紹興師爺。”在座的人聽了都會意地笑了。鄭懷賢又說“總理沒有紹興口音”，周恩來說：“在紹興時間短，我在天津待得久。”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間，周恩來到北京飯店拜訪魯迅的三弟、時任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周建人時，曾親切地對他說：“建老，我已經查過了，你是紹興周氏20世孫，我是紹興周氏21世孫，你是我的長輩，我要叫你叔叔。”周建人連忙說：“你是總理，這樣稱呼我不敢當。”

1970年2月13日，周恩來在京會見出席全國棉花生產會議的代表。正式會見之前，他專門約見來自紹興地區的代表，仔細詢問紹興地區的糧食、棉花、電力、化肥等生產情況。當聽到紹興地區的工農業生產都有很大的發展時，他十分欣慰。

1972年夏，周恩來被查出患有絕癥。此后，他在會見紹興的親屬時，依然關注著紹興的方方面面。

在紹興的周恩來同輩親屬中，長期與之保持聯系的，有王子余的小女兒、即他的小表妹王去病。1973年春天，王去病到北京治病。當時已在病中的周恩來抽出時間會見了她。

在中南海西花廳，兄妹倆表達了別后多年的思念之情。周恩來問起：“紹興的秋瑾紀念館建立了沒有？”并談到1939年春回紹興，送給王去病一幅題詞，希望她要向秋瑾學習的往事。會見之后，王去病與表兄、表嫂共進了晚餐。席間，周恩來還不時詢問紹興老家的一些情況，關切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