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艱難歲月的北碚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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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天，蔣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時之間， 國民黨特務肆意橫行，為非作歹，氣焰囂張。當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慶合川和北碚之間的古圣寺為難童創辦了一所育才學校，國民黨當局認為：育才學校是“紅色”學校，揚言要封閉。因此，地痞、特務多次到校搗亂。加之物價飛漲，辦學經費困難，師生一日三餐眼看難以為繼。陶行知整天窮于應付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心力交瘁，終于病倒在床。

就在陶行知一籌莫展之際， 9月22日傍晚，周恩來、鄧穎超在《新華日報》記者張曉梅的陪同下，專程從重慶驅車到北碚，探望正在生病的陶行知。

數帆樓——周恩來發表振奮人心的抗戰演講

當時，陶行知一家已從北碚公園的清涼亭搬到文星灣的一個碉樓里居住，對于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到來，全家人激動不已，高興萬分。陶行知把育才學校指導部主任吳勃請來，共同匯報學校的情況。

周恩來聽后，分析了形勢并指出：一方面育才師生要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備無患；另一方面要教育師生，在極端困難的時候堅持教學工作，樹立最后勝利的信心。周恩來還建議育才學校秘密準備一條大木船，一旦形勢有變，師生可乘船溯嘉陵江北上廣元，再由八路軍辦事處幫助轉入解放區。

碉樓一聚，加上周恩來一席話，陶行知不由精神大振，病痛不覺消減大半。第二天，陶行知不顧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勸阻，堅持陪同他們到北溫泉公園。因為就在數帆樓，周恩來和鄧穎超要約見剛從上海輾轉來到北碚復旦大學的陳望道教授。

陳望道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后參與了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曾擔任《新青年》雜志的編輯。1920年，是他在中國第一個完整翻譯并出版《共產黨宣言》。長期以來，他都是我黨的忠實朋友。

周恩來要到北溫泉！陳望道把這消息告訴了住在北碚的許多知名人士。大家聞訊趕來，聚集在數帆樓的會議室里，盼著聆聽周恩來對抗戰形勢的分析和對策的講述。

當時，在國際上，日本侵略者與德國、意大利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勾結起來形成法西斯聯盟；在國內，日本侵略者加緊“誘降”活動，極力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軍事摩擦和流血事件。人們擔憂國共合作的前景， 擔憂抗戰的前途。在大家見面后，陳望道急迫地向周恩來提出心中的擔憂。

面對現場諸位熱切的眼神， 周恩來走上講臺，朗聲講道： “陳先生，各位先生，當前，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國際局勢與中國抗戰的問題，很顯然地，這是每個人都在考慮的問題。兄弟個人提出九個問題和答案供獻大家參考。第一個，世界往哪個方向走；第二個，中國向哪個方向走；第三個，歐戰向哪個方向發展；第四個，日美關系向什么方向發展；第五個，蘇聯保持什么立場；第六個，中國采取什么立場；第七個，日本能否結束中國事件；第八個，中國有沒有嚴重的困難和妥協投降的危機；最后，第九個答案是，中國怎樣才能使抗戰進步？”

周恩來一口氣講完報告的提綱，大家不約而同地噓出一口積郁心中的悶氣，私語道：“這下都解決了！”

周恩來不緊不慢地將問題一一講述，有事實，有分析， 有結論。聽者鴉雀無聲，頻頻點頭。

一連三個小時的講述即將結束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抗戰本身就是推動進步的基本力量……我們不必性急，在患難中能夠看出誰是真正的朋友，只要全國的人民一致要求團結，齊心對付敵人，團結是沒有問題的， 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熱烈的掌聲久久未停息，大家如沐嘉陵江畔吹來的清風，倍感親切和鼓舞。陶行知聽了這場報告，頓覺信心倍增，找到了解決困難的辦法。

古圣寺——周伯伯、鄧媽媽鼓勵孩子成為國家棟梁

1940年9月24日一早，陶行知執意陪同周恩來一行乘坐小木船，沿嘉陵江逆水至合川草街子，登岸步行五華里，到達坐落在鳳凰山的育才學校。

他們的到來，使整個學校沸騰起來，全校師生舉行了熱烈的歡迎會。大會主席楊秉蓀，一位12歲的音樂組學生；司儀孫振俠，一位13歲的朝鮮族小姑娘， 是學校戲劇組學生。她們用帶著稚氣的語言主持大會，情真意切。

周恩來很激動。他走上講臺說：“你們這些孩子，都是從戰火紛飛的地區，輾轉流離，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這里的。你們都是科學家或藝術家的幼苗，扎根在這教育的園地，有著像陶先生這樣的園丁精心培養，一定會健康成長，像鳳凰山的參天大樹一樣，成為國家的棟梁。”

鄧穎超也上臺講話。她講述去年周恩來到莫斯科治傷，見到的蘇聯兒童學習生活情況，講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勉勵大家好好學習，創造美好未來。

散會后，同學們簇擁在周恩來和鄧穎超身邊，請求“周伯伯”“鄧媽媽”題字留念。周恩來在孩子們的本子上寫上同一句話：“一代勝似一代。”鄧穎超寫的是：“未來是屬于孩子們的。”

周恩來和鄧穎超這次到育才學校，在古圣寺住了兩天，白天分別給老師和同學們作報告，觀看同學們專門排演的音樂、戲劇節目，晚上召集中共育才學校支部會，研究和安排應變計劃，布置如何轉移的準備工作。同時， 他們還特別關心李遠芃（即后來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同學的生活學習情況。鄧穎超請《新華日報》記者張曉梅拍下了她與李遠芃的合影，留下永遠的紀念。

9月26日，周恩來、鄧穎超返回重慶后，立即從自己并不寬裕的生活費中給陶行知寄去400元錢。特別注明捐贈給育才學校，為同學們購買體育器具之用。

這400元給育才師生極大的鼓舞。育才學校在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后，處境更加困難，但這絲毫不能動搖陶行知辦學的信心。他在1941年4月的一次學校朝會上講道：“由于物價飛漲， 反動派的封鎖迫害，學校經費已臨山窮水盡、難以維持之境。但為了人才幼苗的培養，我不怕反動派的恐嚇、威脅。除非中華民族都沒有飯吃了，那時也只有大家餓死。育才一定要辦下去，絕沒有自動停辦之理。最近有幾位好心朋友對我說，環境如此艱難，丟下育才吧！你何必頂著石臼做戲，抱著石頭游泳呢！我不是抱著石頭游泳，而是抱著愛人游泳，越游越起勁，要游過急流險灘，達到勝利的彼岸。”

懷著堅定的信念，陶行知帶領育才學校的師生，最終走過了這段艱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