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以楊匏安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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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總理，中國共產黨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領導者之一。

楊匏安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理論家之一，也是大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較高職務的共產黨人。

在楊匏安生前，周恩來敬重楊匏安；楊匏安英勇就義后，周恩來關心楊匏安的親屬，珍視楊匏安留下的精神財富，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以楊匏安為楷模。

一、廣東相識

周恩來是1924年7月從歐洲啟程歸國的，9月初到達正處于國民黨、共產黨合作推進國民革命蓬勃發展的廣州，10月即被任命為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區委宣傳部長。楊匏安時任中共廣東區委監委委員，并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擔任實際主持部務工作的秘書。周恩來與楊匏安就是在這時相識的。

他們剛剛相識，就共同參與指揮了一個重大的軍事行動。廣東買辦首領陳廉伯糾集各縣商團，組織起一支商團軍，于10月10日打死打傷100多名游行群眾，發動了叛亂。正在粵北韶關督師北伐的孫中山得報，指令在廣州成立臨時軍事指揮部統一指揮平叛。周恩來、楊匏安參加了這個指揮部。10月15日，臨時軍事指揮部下令向商團發起進攻，商團軍盤踞廣州西關頑抗。周恩來、楊匏安等指揮部成員決定，調集炮兵轟擊商團軍，以廣州衛戌部隊和粵軍第二師等部分進合擊，一舉突破了商團軍的西關陣地。陳廉伯逃跑，商團軍潰散，叛亂被徹底平息了。

中共廣東區委的工作范圍并不局限于廣東，還包括廣西、廈門、香港、南洋等地。楊匏安主持下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黨務也在向這些地區拓展，周恩來、楊匏安之間的日常工作往來是相當多的。那時候，廣東區委領導人和從上海赴廣東公干的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都經常來楊匏安的居所楊家祠，舉行會議或商談工作。周恩來、鄧穎超、陳延年、譚平山、張太雷、彭湃、蘇兆征、鄧中夏、李富春、蔡暢，以及陳獨秀、瞿秋白、劉少奇、林伯渠等，一度都是出入楊家祠的常客。

1924年11月，周恩來就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楊匏安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中共中央通知：黃埔軍校招生時，應考的中共黨員先到楊匏安處報到，再由楊匏安介紹給周恩來。

1925年2月，周恩來隨黃埔軍校校軍開始討伐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為加強黃埔軍校校軍的政治工作，楊匏安將古大存等一批共產黨員選調給周恩來，在東征軍中擔任政治宣傳員。東征軍所向披靡取得重大勝利，是與強有力的政治工作分不開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交往，周恩來與楊匏安相互增進了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周恩來贈送給楊匏安一方銅墨盒，盒蓋上刻寫了9個字：“匏安兄文玩，周恩來志”。

6月，香港、廣州數十萬工人舉行省港大罷工。楊匏安以國民黨中央農工部長、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廖仲愷的代表身份，參與領導省港大罷工，被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聘為顧問。楊匏安親赴香港指導罷工期間，一度被港英當局逮捕關押。周恩來此時已不再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而專任廣東區委的軍委書記。周恩來高度關注省港大罷工，多次到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報告，還為罷工工人糾察委員會選派了徐成章、陳賡等黃埔軍校生擔任糾察隊的教練。楊匏安和周恩來同為省港大罷工作出了重要貢獻。

楊匏安參與領導省港大罷工期間，罷工委員會有時在楊家祠給罷工工人發放各界捐款。一次，楊匏安的孩子們在存放過罷工捐款的麻袋里撿到兩角錢硬幣，楊匏安吩咐把這兩角錢立刻送到罷工委員會去。這件事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時隔多年還對楊匏安的孩子回憶說：“你父親為官清廉，一絲不茍，稱得上是模范！”

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被刺殺。為追查兇手和幕后策劃者，國民政府組織了廖仲愷案檢查委員會，周恩來和楊匏安共同參加了廖仲愷案檢查委員會。周恩來撰寫了《勿忘黨仇》《沙基慘案與廖黨代表之死》的悼念文章，楊匏安親自指揮偵緝行動，捉到了幾名嫌犯，他與周恩來一起審問了嫌犯。在楊匏安與周恩來的密切配合下，廖仲愷案的真相被查明，國民黨右派集團的陰謀被揭露，其越來越猖獗的氣焰受到沉重打擊。

9月，國民政府決定發動第二次東征，周恩來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兼第一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橫掃地方軍閥和陳炯明的殘余勢力，迅速平定了東江地區。11月，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楊匏安當選為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在楊匏安的建議和努力下，周恩來被任命為國民黨廣東東江各屬黨務組織主任、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得以兼管惠（陽）潮（州）梅（縣）和海（豐）陸（豐）各縣的黨務、行政工作；鄧穎超為新設立的潮梅特別委員會委員。

周恩來以此身份主持改組了國民黨汕頭市市黨部，惠、潮、梅、海陸豐各縣縣黨部。并參加了在汕頭召開的各縣縣黨部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關于黨務工作的報告，譴責了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的分裂活動。周恩來還下令取締由各縣土豪劣紳把持的縣議會，將饒平、澄海、揭陽、普寧、潮陽、惠來等縣的反動、貪瀆縣長撤職，另行委派了國民黨左派或中派人士擔任縣長。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楊匏安等做了大量工作，使到會的256名代表中，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占了絕對優勢。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楊匏安與汪精衛、蔣介石、譚延闿、胡漢民、譚平山、林伯渠、陳公博、甘乃光一同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成為“九大常委”之一。楊匏安并與譚平山、林伯渠組成秘書處，負責處理國民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還與鄧穎超等共同擔任提案審查委員。當了高官的楊匏安一如既往，不收受任何禮金、禮品，也不為親朋故舊說和講情，保持了廉潔、樸素的作風，過著淡泊、清苦的生活。周恩來耳聞目睹這些情況，稱贊楊匏安“為官廉潔，家境清貧”，時常以楊匏安的風范為例，教育共產黨員和各級干部。

二、上海訣別

1926年冬，周恩來離開廣州，先后在上海領導了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在南昌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失敗后，周恩來在上海參加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書記。

楊匏安1927年3月離廣州赴武漢，參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五大首次設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楊匏安當選為中央監委副主席，是10位中央監委會成員之一。大革命失敗后，楊匏安以中央監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后運用他的影響，協助廣東的黨組織為接應南昌起義部隊做了統戰方面的工作。11月，“左”傾錯誤影響下的黨中央以楊匏安參與“第三黨”活動問題撤銷了他中央監委委員的職務，還給予他留黨察看的處分。所謂“第三黨”，是大革命失敗后，由以鄧演達為代表的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國民黨左派，和以譚平山為代表的從共產黨游離出來的一些人士組成的。他們一面反對蔣介石的投降帝國主義，一面反對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革命和土地革命。楊匏安被“左”傾領導者懷疑參加了“第三黨”。其實，他不僅沒有參加過，還寫過一篇《所謂“第三黨”》的文章，對其進行剖析和批評。文章指出“第三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最終他僅因被懷疑便受到錯誤處理。楊匏安沒有怨言也沒有消沉，奉命出國前往南洋，在馬來亞、新加坡等地開展中國共產黨委派給他的工作，至1929年年初回到上海。

中共中央安排楊匏安參加黨報、黨刊的編輯出版工作。楊匏安毫不計較職務高低，不僅圓滿完成了有關《紅旗報》和福明印刷所的任務，還主動在文化、出版界做了許多工作。一方面參加進步文化社團，團結了不少傾向革命的文化人，另一方面編撰了《西洋史要》這部具有開拓意義的世界史專著，影響了眾多青年讀者。但作為一個忠誠的老黨員，無端所受的處分仍是他背負的沉重負擔，他極盼黨中央能夠重新審查自己的“問題”。考慮再三，楊匏安通過潘漢年，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自己的要求。

周恩來與楊匏安相知甚深，盡管楊匏安受到嚴厲處分，周恩來依舊在內心深處敬重楊匏安。一接到潘漢年的報告，周恩來就專程來到楊匏安家，了解楊匏安的想法，征求他對當前黨的工作的意見。兩人見面后，楊匏安沒有多談自己，只是誠懇地說：“我這個受到迫害的老同志，什么時候才能得到平反呢？”由于黨中央尚未就前一階段的處分決定作出新的結論，故而周恩來無法正面回答楊匏安的問題，只能肯定楊匏安在黨報、黨刊編輯出版工作方面，特別是在文化戰線上為黨所作的貢獻。楊匏安針對當時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論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創造社和太陽社這兩個革命文學團體，與魯迅不睦，雙方激烈的、傷感情的論戰持續不休，這對黨的工作極其不利。楊匏安向周恩來建議：“要想在文化方面結成統一戰線，必須停止對魯迅先生的圍攻。”周恩來高度重視楊匏安關于團結魯迅的意見，隨即過問了這個問題，上海進步文化界之間的劇烈論戰，不久后就停止了。

1930年年初，楊匏安因黨的印刷機構遭破獲而被捕。周恩來聞訊，冒險到楊匏安家看望楊匏安的親屬，帶去了黨組織的關懷。楊匏安的母親陳智感動地說：“這么危險，就別來看我了！”周恩來表示：將會設法全力營救楊匏安。周恩來得知楊匏安沒有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通過律師公會積極營救楊匏安，楊匏安在提籃橋監獄關押8個月后被釋放了。

楊匏安出獄后，在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的努力下，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農民部副部長。在新的崗位上，楊匏安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還翻譯了《地租論》《伊里幾的地租論》等文章，結集出版后，為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土地革命戰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1931年7月，楊匏安在東有恒路2048號的秘密印刷廠再次被捕。周恩來去過楊匏安家，知道楊家的生活十分困難，便指示組織部門，無論有多么大的困難，也要把楊匏安家屬的生活管起來。周恩來還籌劃過在楊匏安被押往南京或蘇州的途中，由中央特科組織武裝營救行動。但終因蔣介石屢次對楊匏安勸降不成，下令在上海就地處決楊匏安，周恩來的武裝營救計劃未能實現。

8月，楊匏安被槍殺于上海龍華。就義前，他寫下了著名的《示難友》詩：“慷慨登車去，臨難節獨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這首被難友們背記下來的詩不脛而走，也傳到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那里。

三、身后哀榮

楊匏安被殺害后，周恩來十分痛惜，想方設法周濟楊匏安的家屬。但1932年年初，日軍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爆發，楊匏安的家屬們為躲避戰禍離開原住址虬江路，就此與黨組織失掉聯系，只好南返廣東老家。

周恩來派人找不到楊匏安的親屬，曾化名周宇翔，寫信給楊匏安老家中山縣的有關人士，打聽楊匏安家屬的下落，還委派連貫到中山縣尋找，可惜都未找到。周恩來又請托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代為尋找，何香凝雖一度找到楊匏安的親屬，給予了關照，但因廖承志被捕，何香凝倉促離開廣東前往營救，聯系又中斷了。

楊匏安的夫人吳佩琪在顛沛流離中病逝。楊匏安的母親陳智、庶母關秀英在抗日戰爭爆發后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周恩來給她們寄了信和安家費，安排她們帶著楊匏安的子女到香港，兩位老人和孩子們都參加了革命工作。

楊匏安的次子楊明（楊宗銳）被派往延安學習，途經武漢時，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與周恩來相見。周恩來向楊明講述了楊匏安在獄中堅持斗爭、英勇就義的情況，還將楊匏安的《示難友》詩背誦給楊明聽，并且解釋了詩中所用的張儉、褚淵等典故，勉勵楊明以父親為榜樣，繼承父親的遺志。1939年8月，楊匏安的三子楊志（楊宗政）也被派往延安學習。楊志到達延安后，像楊明一樣得到周恩來、鄧穎超的關照。周恩來、鄧穎超多次寫信給楊明兄弟，信中既有政治上的教誨，也有生活上的叮嚀。有一年元旦前夕，鄧穎超寫信給楊明，邀請他帶著弟弟楊志到家中“談談玩玩”。楊明到周恩來、鄧穎超在延安的住地，看到鄧穎超的筆記本上抄錄著楊匏安的《示難友》詩，便把這首詩轉抄了下來。新中國成立后，楊明、楊志及楊匏安的長子楊玄、幼子楊文偉兄弟，將《示難友》詩抄寄給了正在征集革命烈士遺詩的中國青年出版社，詩人蕭三把這首詩編入了《革命烈士詩抄》。《示難友》能夠保存下來為廣大讀者閱讀、傳誦，是與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當年的抄錄分不開的。

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后，陪都重慶的環境變得極其險惡。為防國民黨當局突然襲擊，周恩來布置中共南方局、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部分工作人員撤退、轉移，對留守重慶堅持工作的同志進行了革命氣節教育。在1月底的一次會議上，周恩來背誦了楊匏安的《示難友》詩，追述了楊匏安的大義凜然和視死如歸，以與同志們共勉。這些使中共南方局、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及《新華日報》的留守工作人員深受教育。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中，楊匏安是備受周恩來敬重和推崇的一位共產黨人。他在思想上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后，就再也沒有動搖過。無論處在順境還是逆境中，哪怕受到無端的打擊、錯誤的處分，也始終與黨同心同德；即使面對死亡威脅的情況下，也永不叛黨，以生命殉事業。這種革命氣節和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最需要、最可貴的。

富于遠見卓識的一代偉人周恩來，之所以將楊匏安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楷模，就是希望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效仿楊匏安，對待理想、信念、事業，做一個“公忠不可忘”的堂堂正正的人，一個有益于國家和人民的問心無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