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老一代領導與胡志明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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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5月19日，胡志明出生在越南義安省（今義靜省）南壇縣金蓮村一個教師家庭。原名阮必成，號阮愛國。胡志明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以抗日的化名，后一直沿用，并以此名名世。

　　胡志明自幼就有趕走法國殖民者，解放同胞之志。十五歲在順化國立學校讀書時就參加了秘密的反法活動，為一些愛國志士做聯絡工作。1911年年初，胡志明輟學后在私立學校當教員，他期望能到西方國家觀察學習，以尋求救國救民的革命真理。同年底，胡志明化名阿三到法國聯合運輸公司一艘商輪上當廚師助手，從此離開祖國。后以海員身份遍歷法國、英國、美國、德國、阿爾及利亞、剛果等國家。他靠打工維持生活，刻苦學習外語，廣泛接觸民眾，訪查各國民情，觀察世界，了解到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和如何對殖民地人民的殘酷掠奪。

　　1917年，胡志明以阮愛國的名字留居法國并投身于法國工人運動。同年加入法國社會黨，并創建越南愛國者聯誼會。1920年12月，胡志明加入新成立的法國共產黨，成為越南第一個共產黨人。

　　在法國，胡志明干的是照相工作，每月有一定的收入。

　　1922年夏，胡志明與當時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周恩來、李富春、蔡暢、陳延年、蕭三等交往密切，并從此成為戰友。

　　1924年12月中旬，三十四歲的阮愛國，化名李瑞從蘇聯來到中國廣州。他在廣州，一方面參加中國的革命運動，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鮑羅廷擔任翻譯，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內部材料翻譯和對外宣傳工作；一方面積極尋求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利用中國和越南邊界相連這一有利條件，就近組織和訓練越南革命者，并為建立越南共產黨作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胡志明明確規定，由他所組織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奮斗目標是首先驅逐法國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進而實現共產主義。他除了選派越南革命青年進入黃埔軍校或送往蘇聯學習之外，還在廣州舉辦了大約十期越南青年特別政治訓練班，吸收從越南國內來的革命青年參加學習。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與這個訓練班的關系也很密切，胡志明是青年特別政治訓練班的主要講課人，當時在廣州的劉少奇、彭湃、陳延年等中國共產黨人也為他們講課。

　　胡志明在廣州活動期間，與中國共產黨人并肩戰斗，結下真摯的友誼。

　　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后，胡志明同蘇聯顧問鮑羅廷一起，于7月離開中國去蘇聯。在莫斯科，他先后進入列寧大學和共產國際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研究院，擔任越南組組長，研究越南革命問題。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組建越南共產黨（后用名有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勞動黨）。

　　在中國抗日戰爭全面展開的年代里，1938年冬，胡志明從蘇聯經新疆、西安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住在棗園，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負責接待。在這里他會晤了毛澤東等中國革命的領導人。稍后，胡志明化名胡光，以八路軍軍人的身份隨同葉劍英離開延安，南下至桂林，在華南和西南一些地方活動，奔走于桂林、貴陽、重慶之間。在重慶時，胡志明常常與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會面。

　　1940年年初，胡志明經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在昆明與馮志堅、黃文歡等越共黨員取得了聯系。6月，統治越南的法國投降希特勒德國，日本乘機于9月占領越南。10月，胡志明與黃文歡等人到廣西桂林，集合越南革命者，準備回國開展革命活動。1941年2月，胡志明從廣西邊境進入越南，回到闊別30年的祖國，在靠近中越邊界的高平省河廣縣北坡地區建立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抗日的武裝斗爭。

　　1942年8月，胡志明為了擴大革命力量，以越盟代表的名義再次到中國。不料，剛進入中國廣西靖西縣境內即被國民黨特務逮捕。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傳到重慶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周恩來心急如焚，立即開始了營救工作。

　　當時雖然是國共合作時期，但蔣介石依然仇視中國共產黨。如果由中共代表直接出面營救，不但不會成功，反而會給胡志明帶來更大的麻煩，甚至有滅頂之災。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并掌握高超斗爭藝術的周恩來決定采取“曲線營救”的方針。

　　當時胡志明被捕后，只承認自己是越南人，是共產黨，矢口否認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系。胡志明的沉著機智為周恩來的營救創造了條件。于是，周恩來親自找到了馮玉祥，請馮玉祥將軍設法營救。馮玉祥一口應允。

　　馮玉祥質問蔣介石：“一、胡志明是不是共產黨姑且不論，即使是，也是越南共產黨。我們有必要和有權逮捕外國共產黨嗎？二、越南是支持我們的。胡志明應該是朋友，怎么成了罪人？三、中國的抗日戰爭還要不要國際間的同情和支持？”

　　馮玉祥的責問，促使蔣介石不得不明令釋放胡志明。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在柳州第四戰區監獄被釋放。

　　胡志明被捕后，先后被押往德保縣城、靖西縣城、桂林、柳州，在國民黨監獄中關押了1年零12天。釋放那天下午，國民黨四戰區的幾個要員還陪他吃了飯。階下囚一下子成了座上賓。其實，這都是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奮力營救的結果。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8月19日，胡志明領導越南人民舉行起義，取得八月革命的勝利。

　　9月2日，胡志明在越南河內的巴亭廣場50萬人的集會上發表《獨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胡志明當選為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兼外交部長。

　　1946年3月胡志明在越南第一屆國會上當選為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并兼任政府總理。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產黨改名為越南勞動黨后，胡志明一直為黨的中央委員會主席。

　　1947年春，中國共產黨與越南共產黨建立了無線電聯系，中方負責人是周恩來，越方負責人是胡志明，在同時進行的越南人民抗法戰爭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互通消息，交換情報，共商大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此時越南的抗法戰爭卻處于極端困難時期，為了尋求援助，胡志明派人來到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胡志明制定并堅持與中國友好的方針，1950年1月18日中越正式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第一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國家。

　　1950年1月末，身為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的胡志明秘密來到了中國。

　　胡志明此次來華，正逢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訪問，訪問進行中，通知周恩來總理也赴莫斯科具體談判簽訂《中蘇友好互助條約》。周恩來和胡志明便一同去了莫斯科，與毛澤東、斯大林共商當前世界的重大問題。從莫斯科回到北京后，胡志明通過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要求，經毛澤東主席同意，中國開始大力援助越南。

　　要大量援助越南，必須打開一條中越邊境交通線。1950年7月上旬，中國人民解放軍名將陳賡來到了越南，協助胡志明成功地組織了邊界戰役，肅清邊界法軍，打開中越間交通往來的大門。中共中央又派出了以羅貴波為首的政治顧問團和以韋國清為首的軍事顧問團，協助胡志明領導抗法戰爭。

　　由于中國強有力的支持，越南人民軍節節勝利。1954年3月，越南軍民組織了奠邊府戰役。5月7日，奠邊府戰役勝利結束，1.6萬名法軍全部被殲。越南、法國的代表終于坐在了日內瓦會議的談判桌前。

　　1954年4月26日召開的日內瓦會議，參加會議全過程的國家有蘇聯、美國、英國、法國、中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參加討論重要國際問題。

　　5月8日，會議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由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終于使會議達成了一系列協議，法國從印度支那三國撤軍并承認三國獨立。

　　日內瓦會議結束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百年殖民統治，越南北方獲得了完全解放。這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一次重大勝利，周恩來和胡志明之間的友誼也在進一步加深和鞏固。

　　1955年6月23日，胡志明主席首次公開正式訪問中國。6月25日上午10時30分，胡志明主席專機從武漢到達北京，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委員長、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總理到機場迎接。

　　1959年9月26日，胡志明率越南黨政代表團來華參加新中國建國10年大慶。

　　在胡志明主席執政期間曾多次訪問中國，受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熱烈歡迎。

　　胡志明曾訪問過中國的許多地方，并盛贊中越友誼：“中越情誼深，同志加兄弟”，“恩深、情深、誼長”。

　　長期動蕩艱苦的革命生涯，嚴重損害了胡志明的健康，1960年以后，胡志明每年都到中國休假、療養、訪問，廣州從化溫泉就成了胡志明常去的地方。他常說：“我到中國就如在自己家里一樣。”

　　1963年9月初，胡志明第一次到從化溫泉療養，周恩來和陳毅專程從北京趕來看望胡志明，并對胡志明的治療保健作了具體安排。

　　1964年5月，胡志明再次住進從化溫泉。這一次，由《廣東畫報》攝影師陸文駿給胡志明照了標準像，也就是直到現在仍懸掛在越南重要場所的那幅胡志明主席畫像。

　　三

　　胡志明到了晚年，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中國政府應胡志明和越黨中央政治局要求，也經常派醫生去越南河內為胡主席治病。為了保密，在聯系中都稱胡志明主席為“丁老”。

　　周恩來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總是親自挑選醫務人員，認真審閱病情、研究治療方案，及時派出專機運送藥品和器械。在每次醫療組出發前，周恩來總理在百忙中總是接見他們，再三叮囑。

　　1969年年初，胡志明的病情開始日趨加重。根據胡志明的愿望和越南勞動黨中央的要求，中國先后派出四批醫務人員到越南為他治療和護理。

　　1969年春，胡志明的心臟病突然嚴重。中國立即派出由中西醫專家組成的醫療組。

　　這年4月2日，胡志明在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最后一封電報中強調指出：“越南人民在過去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獨立的抗戰事業中，在今天的北方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以及抗美救國戰爭中，時刻記住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經過中越兩國醫務人員幾個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志明的病有所好轉。

　　不久，醫療組回國休整。6月30日又返回越南。這次醫療組返河內時，帶來了周恩來總理送給胡志明的兩只烤鴨。胡志明連聲道謝，并吩咐工作人員：“烤鴨今天不吃，留到明天，請大使來一塊吃。”第二天是7月1日，胡志明請中國駐越南大使王幼平和一位參贊一起吃了烤鴨，還特地給醫療組送去了半只。

　　7月至8月上半月，在中國醫療組的精心治療下，胡志明身體狀況一直挺好。正當醫療組準備返回時，8月15日胡志明突患感冒，病情加重。于是王幼平大使決定，醫療組推遲撤回，密切注視胡志明的病情變化。

　　胡主明的病情急轉直下。8月23日晚，胡志明心臟病和支氣管炎同時加重，嗓子里的痰咳不出來，憋得喘不過氣來，出現休克。

　　此時，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處于一派緊急狀態，大使和許多館員通宵未眠。次日8時許，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黎文良在主席府緊急約見王幼平大使，通報胡志明病情，同時要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增派醫生。

　　同一天，周恩來得悉這一情況，立即親自挑選醫生，組成第二個醫療組，并找赴越的醫生談話。接著派專機于25日早晨8時將醫療組送到河內。從越方提出要求，到醫療組到達，僅僅24小時。

　　25日上午11時，黎文良約見王幼平大使，轉交了胡志明主席給周恩來總理的電報，大意是：醫生已到，請報告毛主席放心。

　　緊接著，周恩來于26日又派出了第三個醫療組。并電告，中方第三批急救人員五人已啟程飛往河內。

　　專機抵達河內后，第三醫療組直奔主席府，與前兩個醫療組會合，投入搶救。

　　27日，胡志明主席病情繼續惡化。急救組和其他醫療組會診后，主張給胡主席輸液。

　　越黨中央政治局在病榻旁召開了緊急會議，通過了輸液的決定。

　　輸液，是現代醫學中極為普通的治療措施，為什么給胡志明輸液，卻要越共政治局舉行正式會議研究通過呢？這里除了病人極度虛弱，擔心輸液發生意外這個因素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重要原因：一生經歷過多少次槍林彈雨，在戰火中締造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偉大領袖胡志明主席卻有一個特點——害怕打針。

　　執行這項“特殊任務”的是中國第三醫療組護士孔繁英。

　　當孔護士正要進針，胡志明突然睜開眼睛，問她叫什么名字，為什么拿針，并同她開玩笑。孔繁英一邊笑著答話，一邊進針。胡志明一鄒眉，進針成功！在場的越南最高領導層人士松了一口氣，一一同孔繁英握手，贊揚她技術精湛。

　　8月31日，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又派出了著名醫學專家吳階平大夫，并由外交部亞洲司副處長梁楓陪同，乘專機來河內送急救藥品，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出發前，周恩來總理指示他們當天返京，晚上他要聽取匯報。

　　但由于天氣關系第二天上午才返回北京，周恩來總理立即親自聽取匯報，并找有關人士討論了一夜。

　　9月2日凌晨6時，王幼平大使緊急約見黎文良。通知他，中國又增派了一個急救組（即第四個醫療組），專機已從北京起飛，約于9時抵達河內。可當王幼平大使回到使館不久，就接到主席府打來電話，只講了一句話：“不行了，醫療組不要來了。”使館立即將這一噩耗報告中共中央。

　　然而，此時中國政府派出送第四個醫療組的專機早已從北京起飛，并已越過中越邊境，再過20分鐘就可到達河內。這時，機組接到中央命令，折返南寧。

　　胡志明停止呼吸后，中國醫生仍未放棄最后一線希望，繼續做人工呼吸，一直持續了大約三個小時，一個個累得汗流浹背，精疲力盡。

　　1969年9月2日9點47分，越共中央第一書記黎筍下令停止搶救。胡志明逝世時，終年七十九歲。

　　四

　　中共中央不僅關心胡志明主席的病情，還特別注意外交禮節和國際形象。在4天之內，周恩來總理給王幼平大使發出兩份署名電報，直接下達指示。

　　第一封電報是8月30日發出，當時胡志明主席的病情急轉直下，生命垂危。周總理電囑王大使，在胡主席病危期間，未經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視。

　　周恩來與胡志明交情至深，為什么在胡病危之際反倒不讓中國駐越南大使代表他前去探視呢？

　　這是因為胡志明是越南國家元首，病危之際，該國其他領導人必然守護在旁，一個外國使節在場會給越方帶來諸多不便，所以，周恩來總理特意發電提醒王幼平大使。

　　第二封電報是9月2日上午，周恩來總理電囑王幼平大使：不要與醫療組聯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因為胡志明這位新越南的締造者，越南人民的偉大領袖，越南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逝世日與他所創建的共和國的誕生日（國慶日）恰巧在同一天。越南領導人深知，胡志明在越南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因此不愿把越南人民的“悲痛日”和共和國的“誕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則今后國慶慶祝和共和國締造者忌日的紀念活動將不好安排，將會給今后的節日慶祝帶來麻煩。越南領導人決定：將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日公布為9月3日。并請中國醫療組不要離開主席府，不要同外界聯系。越南方面的這一措施，已在周恩來總理的意料之中，所以才提前作出了上述安排。

　　9月2日16時45分，越南外交部部長阮維楨告知王幼平大使：“越南勞動黨中央為了免使越南人民過分受刺激，同時又是越南的國慶日，決定將胡主席的逝世時間公布為9月3日。”

　　9月3日，越南政府發布了正式公報。公報說，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上午9時47分逝世。

　　同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分別向越南勞動黨中央、越南國會常委會和越南政府發出唁電，表示沉痛哀悼。

　　為了參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禮，周恩來于9月2日夜給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提出由他代表毛澤東先于9月4日去河內，向胡志明主席的遺體告別。8日，再由李先念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去河內參加葬禮。

　　午夜，毛澤東在這份報告上批示：“同意”。不知怎么回事，毛澤東的手有點發抖，以至于他寫得最熟練的“毛澤東”三個字都有點異樣。

　　簽完這份報告，毛澤東點上了一枝煙，站在桌前，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了一團濃濃的煙霧，他按響了叫秘書的電鈴。

　　秘書進來了。他指指桌上的報告，說“馬上送總理”。

　　秘書拿起報告，正要離去，又聽毛澤東說：“再去給我找一張胡志明的照片來。”

　　秘書答應著往外走，出門時回頭看見毛澤東臉上淌著淚水……

　　五

　　9月3日晚，周恩來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離京飛往河內吊唁胡志明。

　　4日零時，中國駐越南大使王幼平約見越南外交部部長阮維楨，通知他中國代表團專機約于7時到達河內，阮維楨表示立刻報告越黨中央。

　　2時許，阮維楨約見王大使，答復同意，但為難之意溢于言表：越方尚未做好吊唁準備；為長期保留胡主席遺體，現正對遺體進行處理，因此，代表團將不便瞻仰遺容。

　　王幼平大使將越方答復和阮維楨的談話電告中共中央后，即驅車去內排機場迎接代表團。到機場迎接代表團的越南領導人是越南政府總理范文同、國防部長武元甲大將，還有外交部長阮維楨以及裴光造等人。

　　專機7點鐘并沒有準時飛抵河內。原來代表團在空中收到使館電報后，臨時降落南寧，經研究后決定仍按原計劃進行，因而才遲到兩個小時。

　　范文同、武元甲見到周恩來失聲慟哭。周恩來含淚一一安慰。連聲說：“我來晚了，我來晚了。”

　　對遲到兩個小時，周恩來總理向越南領導人解釋說：“這一次來得很倉促，在途中接到阮維楨同志轉告的越南黨中央關于國葬的布置，知道不能向胡主席的遺體告別，但因我們已經在途中，所以還是來了。根據主人的意見，八、九、十三天舉行國喪，到時我們再派代表團來參加，我們這次先來吊唁。”

　　周恩來隨即轉送了中共中央給越南勞動黨中央的唁電。

　　電文說：“胡志明主席……在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斗爭的歲月里，他幾次到了中國，同中國人民患難與共，并肩戰斗，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濃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在中越兩國革命勝利以后，他為加強和發展中越兩國人民的兄弟友誼和戰斗團結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高尚的革命品質和不畏強暴的戰斗精神，將……永遠留在中國人民的心里。”

　　4日上午，周恩來同黎筍、長征、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領導人進行會談。周恩來說：從我個人來說，我同胡主席是最老的朋友，希望能夠安排我們在胡主席遺像前舉行告別儀式。在開正式追悼會時，我黨將再派代表團前來參加。

　　吊唁儀式于9月4日下午舉行。靈堂設在主席府正廳，大廳高大，寬敞明亮，是胡主席接受使節國書、進行重大國務活動的場所。這是專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設置的，正式的吊唁場所是在巴亭會堂。

　　周恩來進入靈堂時，以黎筍為首的政治局成員依次和周恩來總理擁抱。代表團在胡志明主席遺像前獻了花圈。周恩來總理在胡主席遺像前肅立默哀，深切懷念這位異國朋友。默哀后，周恩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團成員依次簽字。

　　晚上7時，越方秘密請周恩來和葉劍英到醫院瞻仰了胡志明的遺容。這是唯一看到胡志明遺體的外國代表團。周恩來向自己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作了最后的訣別。

　　9月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率領第二個中國黨政代表團去河內參加了胡志明主席的葬禮。

　　第二個代表團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為團長，副團長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德生，團員是中國駐越南大使王幼平等。

　　當晚，越南黨政軍領導人黎筍、長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維楨等人到賓館會見中國黨政代表團。次日，代表團與其他31個外國代表團一起，參加了在河內巴亭廣場舉行的隆重國葬。

　　胡主席逝世后，中國連續派出兩個代表團前往河內吊唁。這在中國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國際上也屬罕見。當時越南正在跟美國人打仗，外國輿論認為中國的外交行動是“異乎尋常的”，“是對處于最困難時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