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鄒韜奮

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鄒韜奮在短暫的一生中，與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尊敬周恩來，依賴周恩來，在生命垂危之際仍呼喚著周恩來的名字，周恩來也了解鄒韜奮，敬重鄒韜奮，并給予鄒韜奮高度的評價——“鄒韜奮同志經歷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一

　　周恩來與鄒韜奮第一次見面是在武漢。

　　1937年12月，從國民黨蘇州監獄被釋放的愛國七君子之一、救國會的著名領導人鄒韜奮來到武漢。當他得知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也在武漢時，異常興奮，因為他早就想見見這位聞名已久的人了。

　　周恩來得悉鄒韜奮的愿望后，欣然同意與他見面，其實與鄒韜奮相見，也一直是周恩來的愿望。

　　周恩來對鄒韜奮是十分了解的。

　　鄒韜奮從1926年10月開始主編《生活》周刊。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鄒韜奮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主張團結御侮。《生活》周刊的內容也隨之發生急劇變化，以抗日救國、反對內戰為宗旨，旗幟鮮明地發表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評論和文章。鄒韜奮說：“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之后，我想竭盡我的心力，隨同全國同胞共赴國難：一面盡量運用我的筆，為國難盡一部分宣傳和研究的責任，一面也盡量運用我的微力，參加救國運動。”

　　國民黨政府派要員對鄒韜奮施加壓力，要他和《生活》周刊改變立場。鄒韜奮則嚴正聲明：“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對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御之外，不能再有第二個主張。”國民黨要員要他表態擁護國民黨政府，鄒韜奮回答：“我只擁護抗日‘政府’。不論從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開抗日，我們便一定擁護。在‘政府’沒有公開抗日之前，我們便沒有辦法擁護。這是民意，違反了這種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對于‘政府’也沒有什么幫助。”

　　鄒韜奮領導的《生活》周刊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逐漸發展成為極具愛國主義精神、戰斗性很強的周刊。1932年《生活》周刊每期發行15萬多份，打破了中國期刊的發行紀錄。1933年《生活》周刊被禁之后，鄒韜奮又相繼創辦了《新生》、《大眾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等刊物，宣傳愛國進步思想，發表馬克思主義的譯著。鄒韜奮也因此多次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恫嚇和威脅，兩度被流放，但他毫不動搖，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熱忱和堅定的革命斗爭精神。

　　1936年5月，鄒韜奮、沈鈞儒等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了《團結御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聯合聲明，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聯合紅軍共同抗日。他們的愛國行動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11月，國民黨當局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鄒韜奮、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和沙千里，引發轟動全國的“七君子案”。

　　事發后，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1937年7月3日，獲悉國民黨政府準備重新審查“七君子案”后，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在上海的中共秘密黨員潘漢年，要潘漢年立即通過七君子家屬和律師同七君子磋商，與有關方面出面調解的人談判，以不判罪只到廬山談話為上策，以判輕罪而宣告期滿釋放為中策，以釋放請到南京做事或出洋為下策。由于七君子的堅決斗爭和各界強烈的聲援，7月底，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鄒韜奮懷著急切的心情來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周恩來已在那里恭候多時了。一見到鄒韜奮，周恩來就上前與他緊緊握手，高興地說：“歡迎你，韜奮先生。”

　　“謝謝，謝謝。”握著周恩來雙手，一股暖流涌入鄒韜奮心田。

　　落座后，周恩來真誠地說：“我們見面就是朋友了，當然，我們還沒見面的時候已經是朋友了。救國會的抗日主張和我們是一致的，愛國七君子的節風我是很欽佩的。今天我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聊一聊。”

　　鄒韜奮興奮地說：“我早就想和周先生好好聊一聊了。”

　　周恩來關切地詢問了鄒韜奮出獄后的身體和家庭情況，鄒韜奮一一做了回答，并談了自己對形勢的看法，以及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對今后工作的設想和安排。周恩來在分析了抗戰的形勢和任務后指出：“現在我們一起奮斗，以徹底打敗帝國主義。將來，我們還要共同努力，以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鄒韜奮深深地點了點頭。

　　周恩來又詳細詢問了文化界的一些愛國分子情況，他說：“愛國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無論什么時候都需要。抗日救國少不了愛國知識分子，建設新中國更少不了愛國知識分子。”

　　看到周恩來對知識分子給予這么高的評價，鄒韜奮激動地說：“周先生，我會記住你說的話，我會努力去做的。”

　　臨別時，周恩來再一次握住鄒韜奮的手，誠懇地說：“你有什么要求，請隨時提出來，我們共產黨一定會盡可能幫助解決。”

　　“好，請周先生方便時到我們生活書店指導工作。”鄒韜奮思忖了一下說。

　　周恩來爽快地答應了。

　　周恩來的熱情強烈地感染了鄒韜奮。后來，他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說：“周恩來先生是我的良師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這以后不久，周恩來就來到生活書店門市部和編輯部，看望鄒韜奮及其他工作人員。他勉勵大家要多為抗日救國出力。周恩來的到來使鄒韜奮及同事們備受鼓舞。他對周恩來的景仰之情與日俱增，有什么問題總是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也總是推心置腹地與他共同探討。有一段時間，周恩來幾乎每周都到漢口的中央銀行樓上，同鄒韜奮及救國會的其他領袖沈鈞儒、史良、李公樸，青年黨的左舜生等聚商國是，向他們介紹國共談判的情況，分析政治形勢，聽取他們對時局的意見。

　　通過這些開誠布公的交談，鄒韜奮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他鄭重地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

　　周恩來沉思良久，說：“韜奮先生，你現在的黨外民主人士的身份要比你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更能發揮作用，黨需要你留在黨外。”

　　鄒韜奮感謝周恩來對自己的信任并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他相信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取得抗戰的勝利，一定能夠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之后，他繼續留在黨外，盡心竭力地為黨工作著。

　　后來，鄒韜奮又在上海、漢口和重慶，先后創辦和出版了《抗戰》、《抗敵畫報》、《全民周刊》、《全民抗戰》等刊物。它們和生活書店的出版物一樣，成為人民的喉舌，成為民族民主革命的號角，喚起了廣大讀者巨大的愛國熱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周恩來經常抽時間閱讀鄒韜奮主辦的刊物，并給予很高的評價。一次，夏衍向周恩來匯報《救亡日報》的工作，周恩來詢問了報社情況、報紙銷路以及各方面對報紙的意見后，說：“要好好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辟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這就是方針。”

　　周恩來對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書店也十分關心。抗戰爆發前，生活書店除了上海總店外，只有廣州和漢口兩處分店。抗戰爆發后不到一年的時間，生活書店的分店已增加到50余處，遍布全國。有不少共產黨員在生活書店中工作，周恩來經常給予他們具體的指導和幫助。

　　1938年10月，鄒韜奮向中國共產黨的參政員林伯渠提出，希望在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根據地設立生活書店分店，以便對根據地軍民進行文化服務。周恩來得知鄒韜奮的這一愿望后，十分贊賞。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具體安排，生活書店、新知書店以及讀書出版社陸續派人前往根據地，在陜甘寧邊區成立華北書店，同時在新四軍創建的各根據地成立大眾書店，推動根據地的出版事業的發展。

　　二

　　1938年武漢淪陷前，鄒韜奮主持的生活書店總管理處和他主編的《全民抗戰》編輯部遷往重慶。周恩來也于1940年5月來到重慶，繼續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并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同國民黨當局進行正式談判。這樣，兩人的來往就更加密切了。

　　位于嘉陵江畔曾家巖50號的“周公館”里經常出現鄒韜奮的身影；他常帶著一些問題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則把黨中央對白區文化工作的指示傳達給他。他們也在一起拉家常，每次交談都和諧而隨意。

　　生活書店總管處每月舉行一次茶話會，由全體同仁以及重慶分店的職工及家屬參加。鄒韜奮經常邀請周恩來參加茶話會，只要不忙，周恩來也總是接受邀請。

　　在一次茶話會上，大家請周恩來講話，周恩來微笑著站起來說：“好，既然大家讓我講，我就講一講。”

　　他說：“國民黨對‘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這句口號不滿，指責我們說，三民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為什么共產黨要加上‘革命的’形容詞？我對他們說，你們自稱是孫中山虔誠的信徒，你們有沒有讀過《建國方略》這部書？孫中山先生在這部書的開頭就講，‘余所著之三民主義及革命之三民主義’，可見，我們只是把‘之’字改成了‘的’字，有什么不對？”

　　停了一下，周恩來又接著說：“國民黨又說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不好。說馬克思是外國人，是舶來品，不合中國國情。我說，我們一貫信仰馬克思主義，不信仰馬克思主義就不成其共產黨人了。說馬克思是外國人不合國情，這就大錯特錯了。日本飛機在天空扔炸彈，地上老太婆聽了念‘阿彌陀佛’。這里的‘飛機’、‘炸彈’、‘阿彌陀佛’都是外國貨，從來沒有人說不合國情。”

　　周恩來還談到共產黨名稱問題。他說：“有些好心的朋友稱許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政策和行動，但認為‘共產黨’這名稱不很好。為了有利于國共合作，建議我們改一下。我了解他們的好意。但我同他們說，名稱僅僅是名稱，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號，主要是看他的實際行動。例如我的名字叫‘恩來’，就帶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可大家叫慣了，覺得很好，何必要改。”

　　聽著周恩來深入淺出，親切而又富有說服力的講話，大家的臉上流露出會心的微笑。

　　1940年底，皖南事變前夕，周恩來多次到章伯鈞、張申府寓所，與鄒韜奮、沈鈞儒、黃炎培、張申府、章伯鈞等談目前時局。12月23日，周恩來又同鄒韜奮、梁漱溟、左舜生、陶行知、章伯鈞、黃炎培、沈鈞儒等，在沈鈞儒寓所會見美國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正在醞釀投降和內戰的陰謀，預言將發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戰爭。

　　周恩來的講話使鄒韜奮對未來嚴峻的形勢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在這期間，鄒韜奮等經過多年苦心經營而發展起來的50余處生活書店分店，被國民黨反動派摧殘殆盡。在那嚴峻的日子里，鄒韜奮仍然堅持革命立場，始終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滿懷悲憤地為皖南事變死難烈士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為皖南事變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這25個字，揭示了皖南事變的實質，表達了全國人民對國民黨頑固派最強烈的抗議。題詞在《新華日報》刊登后，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強大力量。鄒韜奮積極支持《新華日報》“在極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奮斗，要把事實真相及是非表現于世，以求公判”的行動。同時，鄒韜奮又為《全民抗戰》寫了一篇社論，提出：這件事并不是單純有“軍令”、“政令”問題，不能否認在實質上是黨派斗爭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要求“從根本上加強民主政治，鞏固抗日黨派的精誠團結與合作”。國難當頭，發生這種事件，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但這篇社論在送審時被扣留，使得那期周刊的社論位置上開了一個天窗。

　　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反動派對鄒韜奮的迫害愈益加劇，鄒韜奮的處境極為危險。2月10日，周恩來在曾家巖會見了鄒韜奮夫婦。他提出，為保存進步文化界的力量，要逐步把重慶、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轉往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陣地。鄒韜奮對此表示贊同，同時，也感到很興奮，因為又有新的文化陣地在等待著他去開辟。

　　在重慶期間，通過與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的頻繁接觸，鄒韜奮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國共產黨抗戰、團結、進步的主張，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他不止一次地對夫人沈粹縝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得解放。”

　　三

　　1941年2月25日，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召開前夕，以救國會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身份被國民黨政府聘為“國民參政員”的鄒韜奮憤然辭去參政員職務，秘密離開重慶，輾轉抵達香港。

　　在香港朋友舉行的便宴上，鄒韜奮莊嚴聲明：“我們不是為逃難來的，而是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創辦民主刊物繼續戰斗而來的！”在香港，鄒韜奮繼續堅持抗日宣傳工作，并繼續得到周恩來的關懷和幫助。

　　這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包括鄒韜奮在內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處境極其危險。為搶救這批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英，中共中央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把這些人保護和搶救出來。

　　12月下旬，周恩來致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并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了幫助在港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撤離的方向及具體辦法，特別提出要派人幫助鄒韜奮離港。鑒于國民黨特務對鄒韜奮、柳亞子等緝捕甚緊，周恩來于1942年2月電囑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強調對他們的接待要“指定專人負責”，“以免暴露”。3月17日，周恩來又電示南委書記方方、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并報中共中央書記處：“鄒韜奮夫婦及子女可暫時住桂林，我們按月送津貼，鄒韜奮本人經蘇北轉華北。”4月9日，夏衍向周恩來匯報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離香港的情況，周恩來急切地詢問鄒韜奮、柳亞子、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狀況。當他得知國民黨政府已下令通緝鄒韜奮后，立即電告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一定讓鄒韜奮就地隱蔽，一定要保證他的安全。

　　在周恩來的指示下，通過中共地方組織的幫助，鄒韜奮暫時避居于廣東梅縣鄉下。

　　這年七八月間，國民黨反動當局又派人到廣東打探鄒韜奮的蹤跡，他的處境十分危險。鄒韜奮的朋友專程到重慶向周恩來匯報了他的情況。周恩來于是派人轉告鄒韜奮，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建議他前往蘇北抗日根據地，還可以轉赴延安。

　　鄒韜奮得知在重慶的周恩來一直很掛念著他的安全時，心里很激動，他欣然接受了周恩來的安排。9月下旬，鄒韜奮離開梅縣，經上海進入蘇北抗日根據地。在蘇北抗日根據地，鄒韜奮親眼看到我黨領導的敵后軍民高漲的抗日愛國熱情和反抗侵略的偉大斗爭，深受感動。他在會見新華社記者時說：“到根據地來是我平生最興奮的事情。在這里我有兩個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踏實而充分地照顧各階級的利益，使全根據地的人民團結一致堅持抗戰；二是民主政治的實現。根據地內人民普遍參加政治生活，熱烈擁護政府的情形，使我十余年來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堅定了。”后來，他在一份口授的遺囑中寫道：“此次在根據地視察研究，目擊人民的偉大斗爭，更使我看到新中國的光明的未來。”他表示還要到延安去。但不幸的是，這時他已患了癌癥，由于病情不斷加劇而不得不化名去上海治療。臨行時，他對好友說：“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是全國最理想的地方，真正的民主自由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實現了。沒有正確的政策和具體細致的工作，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我真希望病快些好，好了立刻就回來。”然而，鄒韜奮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病痛的折磨常常使他不能自己。但在難忍的病痛中，“周恩來”的名字一直在他心中常駐。他對友人說：“我從武漢到重慶，直到我離開重慶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轉到解放區，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動都是在黨和恩來的指示下進行的。”他為追隨共產黨多年而感到幸福和自豪。臨終前，他又一次表達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我自愧能力薄弱，貢獻微少。二十多年追諸先進，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進步文化事業。竭盡愚鈍，全力以赴。雖顛沛流離，甘之如飴”。死后“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的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

　　四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在上海被病魔奪去了生命。由于當時上海還處于日寇的鐵蹄之下，鄒韜奮的遺體以“季晉卿”的名字入殮，棺柩停放于上海殯儀館。他逝世的消息，也只能暫時秘而不發。

　　9月2日，在延安的周恩來獲悉鄒韜奮逝世的噩耗后，萬分悲痛，立刻向中共中央建議：在延安召開追悼會，由《解放日報》發表追悼文章，中央致挽電。

　　周恩來的建議得到毛澤東的贊同。于是，9月28日由周恩來親自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發出。唁電表示接受鄒韜奮的臨終請求，追認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績：“韜奮先生二十余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斗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于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到最后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解放日報》在發表“中國文化界先進戰士鄒韜奮逝世”消息的同時，還發表了“悼念韜奮先生”的社論。社論中說：“由于他的真誠愛國，由于他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的立場，他和中國共產黨很早就成為最親近的戰友，他不是共產黨員，但在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戰斗中，他始終和共產黨結著親密的聯盟。”

　　10月1日，由宋慶齡、林伯渠、郭沫若等人發起，各黨派各階層在重慶舉行了鄒韜奮先生追悼會。周恩來、鄧穎超送了挽聯：

　　“憂時從不后人辦文化機關組救亡團體力爭民主痛掊獨裁哪怕冤獄摧殘肖小徒勞更是先生正氣歷史終須前進開國事會議建聯合政權準備反攻驅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逝倍令后死傷神”

　　10月11日，周恩來又在延安召集吳玉章、博古、鄧穎超、周揚、艾思奇、張宇麟、姜君辰、李文、程今吾、林默涵等組成“鄒韜奮同志追悼籌委會”，擬定紀念和追悼鄒韜奮先生的辦法。

　　會上，周恩來說：“我國有兩個青年領袖，一個惲代英，他已經去世了；另一個就是鄒韜奮，他現在也逝世了。這是我們黨最大的損失。”他接著說：“多年來，韜奮同志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攘外必先安內的專制政策，奔走呼號舌敝唇焦，動員人們起來救亡圖存，贏得了廣大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的擁戴和熱愛。他是承繼惲代英同志的真正的青年領袖。”

　　為了紀念鄒韜奮，周恩來還親自主持議定了《紀念和追悼鄒韜奮先生辦法》，主要內容有：提議華北書店改名為韜奮書店；向邊區政府提議設立韜奮出版獎金，專用于獎勵對辦雜志、報紙及出版發行事業有特別成績的人；提議將鄒韜奮骨灰運到延安安葬后，建立紀念碑；電諭全國發起紀念和追悼鄒韜奮運動，包括征集紀念文、在重慶設韜奮圖書館、登報征集發表之信件和著述；向陜甘寧邊區文教會議提議電唁鄒韜奮家屬，并在大會上介紹其生平；在延安出版鄒韜奮選集、在鄒韜奮百日祭時舉行追悼會，屆時展覽鄒韜奮著作，追悼會時由解放日報出專刊等。

　　之后，周恩來又反復閱讀《紀念和追悼韜奮先生辦法》，親筆填上了“提議以韜奮為出版事業模范”一句。這12個遒勁有力的大字浸透了周恩來對亡友鄒韜奮的無比懷念之情！周恩來還致電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等，讓他們在重慶搜集鄒韜奮的著作《萍蹤寄語》以及鄒韜奮主辦過的《生活日報》、《大眾生活》等刊物，并讓他們請宋慶齡、柳亞子、張瀾、黃炎培、沈鈞儒、陶行知等撰寫追悼文章。

　　11月22日，延安各界2000多人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大禮堂隆重舉行追悼鄒韜奮先生大會。同日，《解放日報》出版了4個版的“鄒韜奮先生逝世特刊”。

　　對鄒韜奮的死，周恩來一直感到很惋惜，每每想起都感到無限的痛苦。同時，他對亡友的親屬亦極其惦念。1945年9月，他寫信給鄒韜奮的夫人沈粹縝，表達了這樣的心情。信中寫到：

　　粹縝先生：

　　在抗戰勝利的歡呼聲中，想起畢生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奮斗的韜奮先生已不能和我們同享歡喜，我們不能不感到無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是更加深切的了。我們知道，韜奮先生生前盡瘁國事，不治生產，由于您的協助和鼓勵，才使他能無所顧慮地為他的事業而努力。現在，他一生的光輝努力已經開始獲得報償了。在他的筆底，培育了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促成了現在中國人民的勝利。中國人民一定要繼續努力，為實現韜奮先生全心向往的和平、團結、民主的新中國而奮斗不懈。韜奮先生的功業在中國人民心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將永遠是引導中國人民前進的旗幟。想到這里，您，最親切地了解韜奮先生的人，一定會在苦痛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嘉騮，在延安過得很好，他的品格和勤學，都使他能無負于他的父親，這也一定是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謹向您衷心地慰問，并祝您和您的孩子們健康！

　　周恩來和鄒韜奮之間的革命友情是時代孕育的，那友情真摯不朽，永駐人間。

（《黨史縱覽》(2008.9)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