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邀請民主黨派人士座談 希望參與恢復社會秩序

　　導讀

　　1949年初，國民黨政府已是內外交困，人心盡失，四面楚歌。蔣介石無奈于1949年元旦發表求和聲明，美國也希望在中國扶植新勢力，策動所謂“民主自由主義者”，組織“新第三方面”來維護其在華利益。然而，此時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已不會再為美國和國民黨的“和平攻勢”所迷惑。他們紛紛發表聲明，痛斥和回擊美蔣反動派的“和平”陰謀，堅定地站在了革命和進步的一邊。

　　當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時，國民黨已退守臺灣。一個在中國現代史上同中國共產黨不斷搏殺又兩度合作的政黨，淡出了歷史舞臺，留給人們無窮的思索；一灣淺淺的海峽，濤聲陣陣……

　　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后，進行參觀學習，了解解放區的情況，學習研究中國共產黨各項方針政策，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并肩戰斗，為革命的最終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重大貢獻。

　　各民主黨派不僅在政治上支持中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主張，而且還發揮各自的優勢，竭己之所有，盡己之所能，領導廣大成員開展組織武裝、策反起義、收集情報等活動，以實際行動不懈參與、全力支持這場偉大的人民革命戰爭，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徹底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配合解放軍作戰，從1948年初起，民革、民盟、農工黨等在廣東、廣西、云南、貴州、湖南、四川、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區建立起不同規模的數十支反蔣武裝，每支少則一二百人，多的達四五千人。這些反蔣武裝或發動群眾為解放軍籌糧籌草、修橋修路、介紹當地情況，或直接配合解放軍進行戰斗，消滅敵人等，作出了很大貢獻。

　　民革成立后，李濟深、龍云指令滇軍舊部萬保邦到迤南，由楊杰協助建立滇黔人民自衛軍。1949年2月，自衛軍發動了攻擊蒙自的武裝起義，散發《滇黔人民自衛軍起義宣言》和《告云南民眾書》，極大鼓舞了西南人民的反蔣斗爭。不久由于敵我力量懸殊而失敗，起義軍全部轉入地下打游擊，后編入中國共產黨滇桂邊區縱隊。民革還在四川建立了地下民革民主聯軍，民主聯軍川西軍區司令員王蘊茲、川南軍區司令員李宗煌、川北軍區司令員蹇幼樵及若干民主聯軍司令員在各地籌集武裝起義力量。王蘊茲曾在家鄉利用其擔任崇寧縣參議長的“合法”身份，組織了1000多人的隊伍，發動起義，因眾寡懸殊，起義未獲成功。王蘊茲最后收容了100余人到西康雅安地區，在劉文輝掩護下，經整頓保住了實力。1949年12月下旬由雅安出發，在成雅公路上配合人民解放軍，圍擊國民黨潰逃部隊于邛崍縣附近，受到解放軍領導的贊揚。

　　1948年下半年，民盟江西省臨時支部分別在武功山、修水、武寧、宜春、都昌等地建立了革命武裝，配合中共解放了一些縣城。民盟四川省支部也在雅安地區組織了游擊隊。此外，民盟還在安徽合肥地區策動地方團隊起義，成立了合肥支隊。

　　1948年9月，農工黨中央擴大會議向全黨發出號召，在國統區“放手發動人民參加武裝，組織武裝，在武裝斗爭中尊重中共戰友，在其統一指揮下鞏固合作。”農工黨在江西九江、德安等18個縣、區建立了由4500多人組成的、3000多支槍裝備的部隊，解放了修水、九江縣城，全殲九江縣的國民黨武裝，活捉縣長和警察局局長；在湘西建立了“溆沅辰人民解放總隊”共3000余人，在中共蕭勁光、曹里槐的直接指揮下，在解放軍一一三師、一一七師的幫助合作下，同國民黨軍隊經大小戰役十余次，解放了湘西各縣；在廣東有五支游擊隊，共有人槍2600余，與中共地方游擊隊密切配合，同國民黨軍隊戰斗到廣東解放，農工黨員黃桐華還被中共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邊區先遣支隊司令員”；在廣西組織了百余人的“富川游擊隊”，進行抗兵抗糧斗爭；在浙江省，在中共金蕭支隊、浙東第六支隊的領導和幫助下，農工黨人組織了游擊武裝約300人，與當地的中共游擊隊協同作戰；在四川，農工黨人建立川北農民自衛軍，與當地反動政府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在瓦解逃竄的國民黨二警總隊的戰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繳獲步槍千余只、大炮10門，此外還有大批軍用物資。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中的許多人，特別是民革、民盟、農工黨的許多領導人和成員，由于過去的社會關系和歷史淵源，同國民黨軍隊中的許多將領有著各種聯系。為了瓦解國民黨軍隊，爭取人民解放戰爭的早日勝利，他們在中共的領導或配合下，通過多種渠道，從國民黨內部開展策反工作，爭取國民黨軍政人員舉行起義或接受和平改編，為瓦解敵軍，促進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董必武就經常同國民黨民主派人士李濟深、蔡廷鍇商討如何利用統戰關系策動國民黨官兵起義。1948年1月民革成立后，更加緊了軍事策反工作。1948年9月，民革中央發表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告國民黨將士書》，號召國民黨官兵“立志做救國救民的事業”，“毫不猶豫地脫離蔣政府，到革命委員會來，和人民解放軍比肩作戰！”告誡國民黨官兵“順人民者昌，逆人民者亡。大反乎人民意旨的獨裁賣國統治，其滅亡是注定的”，“跟蔣政府走則身敗名裂，跟人民走則建功立業，何去何從，寧待考慮！”1948年11月，民革中央又發表《告蔣管區本黨同志書》，再次號召“蔣氏控制下之本黨進步同志”，“立刻行動起來”，“允宜率先起義，早的掙脫魔掌”。民革認為，策反“可以發揮特殊作用，這是我們民革與共產黨合作不可推卸的責任”。“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績，將何以交代新政協？何以交代聯合政府？”民革還專門成立了由李濟深、蔡廷鍇、譚平山、龍云、楊杰、王葆真、朱蘊山、梅龔彬等組織的軍事小組，并建立秘密機構，與中共中央華南局、中原局保持聯系，配合策反。民革還派遣大批干部攜帶李濟深寫給李宗仁、白崇禧、傅作義、程潛等國民黨軍政要人的親筆信，開展策反工作。

　　1948年11月，民盟中央發表《告蔣軍官佐士兵書》，指出：“蔣政府在軍事上已經完全陷于崩潰的絕境了”，號召蔣軍官佐士兵“趕快放下武器，退出內戰”，“或率部起義，站到人民方面來”，“不要再做絕望的抵抗和完全無意義的犧牲”。農工黨也派了大批得力干部回到上海、南京等地進行策反工作。

　　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紛紛給同自己有一定交情或聯系的國民黨將領寫信，向他們講清形勢、勸他們不要再給蔣介石賣命。這些策反工作，有的是各民主黨派單獨進行的，有的是與中共組織協同進行的，取得了很大成功。

　　1948年秋濟南戰役時，民革、農工黨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共同策動了擔任國民黨濟南西線指揮官的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率部三個旅共兩萬余人起義，打亂了蔣介石的部署，使人民解放軍迅速奪取了濟南。

　　1948年底，人民解放軍發動平津戰役，中共通過各種關系做傅作義的工作，爭取傅作義和平起義。九三學社負責人許德珩也參加了這一工作，民盟華北支部負責人張東蓀和農工黨秘密黨員、愛國將領鄧寶珊則被傅作義聘為談判代表，出城與人民解放軍代表聶榮臻、羅榮桓直接談判，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

　　1948年冬，在淮海戰役期間，長期在國民黨部隊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張克俠和國民黨第三綏靖區中將副司令何基灃，率領所屬國民黨五十九、七十七兩個軍三個半師23000余人，在賈汪、臺兒莊防地起義。在準備起義的過程中，民革李濟深通過王葆真配合做了許多工作。

1948年11月8日，國民黨軍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何基灃率部在淮海前線起義。民革在其中功不可沒。

　　1949年3月，國民黨首都警衛師師長王宴清在南京舉行了起義，并向解放軍提供了國民黨軍隊江防部隊的兵力部署、武器裝備和內部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對解放軍渡江作戰非常有用。其中，農工黨黨員鄧昊明、李君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策反工作功不可沒。

1948年9月，國民黨軍暫編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率部起義。其中有民革、農工黨的功勞。

　　1949年5月15日，國民黨十九軍團司令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率部兩萬多人在武昌以南賀勝橋舉行起義，加速了漢口、武昌、漢陽的解放。在此過程中，民革王葆真、李世璋及湖北地方組織配合中共進行了大量工作。

　　1949年8月，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程潛和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在長沙宣布起義，湖南全省和平解放。這次起義，民革和農工黨均配合中共地下黨做了許多工作，具體負責這次起義活動的是李世璋。李世璋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創始人之一，北伐戰爭時在程潛的第六軍工作，任政治部秘書。

時任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的程潛在長沙起義。民革、農工黨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

　　1949年秋，在人民解放軍進軍福建、廣東過程中，民革和農工黨配合中共地下黨，先后策動了國民黨軍隊吳奇偉、李潔之、練惕生、李漢沖和傅柏翠部起義。

　　1949年12月，在人民解放軍向大西南進軍過程中，國民黨政府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聯名在四川彭縣宣布起義。在這次起義中，民革、民盟都做了大量工作。時任民革川康地區負責人的劉文輝本人同時也是民盟的秘密盟員。劉文輝起義后，又推動川鄂綏署副主任董守珩率部三萬余人于12月21日在金堂、廣漢地區起義。接著，又促成了國民黨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于12月24日率部起義。

　　1949年12月9日，國民黨政府云南省主席、地方實力派盧漢在昆明率部起義，實現了云南省的和平解放。民革主席李濟深、民革軍事領導小組成員龍云和民革西南執行部負責人楊杰都為這次起義的實現做了大量的策動工作。

時任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宣布起義。民革要員功績卓著。

　　1949年12月，國民黨軍工工兵團中將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川南敘瀘警備司令部司令郭汝瑰于川南宜賓率部起義，其間，民革上海臨工委負責人王葆真、梁佐華做了許多工作，且一直將工作由南京（時郭任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做到四川，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另外，農工黨在其他許多地區，對國民黨軍隊也積極進行了策反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功。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北過程中，策動了該黨秘密黨員鄧寶珊將軍在山西榆林地區率部起義；在人民解放軍向大西南進軍過程中，促成了國民黨軍周紹軒、范紹曾部的起義。在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后，在農工黨的策動或參與策動下，國民黨八十九軍馬師恭部在蕪湖舉行了起義，安徽省保安司令、代理省主席方師岳在屯溪舉行了起義等等。

　　除進行軍事策反工作外，為了加速敵人在政治上的瓦解，民革還對國民黨上層的高級黨政官員進行了一些策反工作。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過長江后，許多國民黨高級官員均想棄暗投明，向人民靠攏。1949年6月，民革發表《告前南京國民黨系統黨員書》，號召國民黨員不應再追隨蔣介石反動集團，要迷途知返，當機立斷，“投到人民的隊伍來，投到民主革命的陣營來”，為消滅蔣介石集團殘余勢力盡力。這時，在中共和民革的爭取、教育和積極推動下，8月13日，黃紹肱、賀耀祖、劉斐等44人在香港聯名發表《我們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和主張》，表示與國民黨反動派決裂，在中共領導下為打倒三大敵人、建設新中國貢獻力量。幾天以后，陳明仁等11人又在香港發表談話，表示響應黃紹肱等人的主張。9月19日，武和軒、范予遂、黃啟漢等53名立法委員宣布起義，并發表了《脫離國民黨宣言》，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這些國民黨高級官員發表的宣言和通電，西方各國的重要報紙都紛紛刊載，指出國民黨已眾叛親離、土崩瓦解，在世界各國和海外華僑中產生了很大影響，進一步加速了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倒臺。

　　各民主黨派還利用他們在國民黨政府中的公開職務和社會關系收集重要軍事情報，通過中共地下組織，提供給人民解放軍，對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

　　民革成員向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提供了國民黨軍統特務名單、軍事布防圖乃至國民黨“保衛大上海”作戰計劃的重要內容和兵力部署，對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10月，民盟上海區執行部根據解放戰爭發展的需要，批準上海市支部建立情報站，負責人為曹憲蓀，成員有楊柳村、江波等。下面專設一個小組為中共搞情報，以一家古玩店和無線電商店為掩護，為中共收集和傳送了大量情報，一直堅持到上海解放。在解放軍渡江前夕，民盟湖北省支部發動盟員收集了大量情報資料，送到解放區或中共地下組織。這其中就有武漢三鎮國民黨軍警機關的情況、城防工事圖以及武力配置情況等。民盟福建省支部派遣盟員打入敵人內部，收集了駐閩國民黨軍隊的番號、戰斗序列、火力配置、軍事地圖、機密命令等情報。民盟蕪湖分部測繪了敵軍江防工事網、江畔地形圖，送交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當時在國民黨后勤部擔任高級職務的民盟盟員朱靜濤，也將許多重要情報及時送交中共南方局手中。

　　農工黨有一些秘密黨員，長期隱蔽在國民黨軍隊系統中擔任著各種重要職務，在收集軍事情報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貢獻。1948年秋，民盟南方總支部的郭翹然、曾偉派盟員李世浩、李瑚、葉志良會同農工黨的鐘岱（當時在廣州市府工作）共同進行情報工作。他們把工作一直做到國民黨南方最高軍事機關里。當時，擔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是余漢謀。他曾一度哀嘆：“這是怎么搞的？我們簡直無法打仗。”原來，綏靖公署的作戰計劃、兵力部署等絕密軍事情報，早就被他的參謀長梁世驥從參謀處作戰科長何兆康那里直接獲取并送交給中共中央華南局負責人了。于是，解放軍總能制敵于先機。而這個梁世驤正是農工黨黨員。

　　1946年6月，根據中共負責人吳玉章的意見，農工黨黨員劉宗寬接受了原來婉拒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重慶行營”參謀處處長之職。期間由于他將情報及時送達中共方面，設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及時撤離，避免了被國民黨查抄的危險。大西南解放前夕，劉宗寬晉升為中將，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旋代理參謀長，大權在握。他將國民黨西南地區的部隊情況，包括戰斗序列、人員配備、軍隊素質、訓練程度、武器裝備、戰斗能力、軍隊部署、指揮官特征等，向中共提供了詳細情報，一有變動，便隨時報告，使中共對敵情了如指掌。1949年春，劉宗寬借調整部署之機，留出空隙，為解放軍進軍西南創造有利條件。解放軍入川后，劉宗寬受到中共西南軍區嘉獎，并獲“解放西南第一功”的崇高榮譽。

　　農工黨為中共收集到的重要情報還有國防部的重要情況和作戰計劃，南京市的城防工事地圖和南京保密局特務名單和活動情況，國民黨軍令部1948年后備兵力統計，毛人鳳布置追蹤中共領導人曾山的情報，長江江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況等等。

　　1949年，由于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國民黨統治區的大、中、小城市將要回到人民手中，國民黨政府對工礦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關和一切重要設施采取的方針是能遷走的要遷走，不能遷走的在解放前夕要徹底破壞，“決不留給共產黨”。而對城市中同情和支持共產黨的一切進步力量，包括各民主黨派成員和大批思想進步的青年學生、教師和知識分子等，則采取鎮壓和屠殺的方針。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由于我人民解放軍占有絕對優勢，有些城市的解放指日可待，當前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組織武裝起義，而是要發動和組織群眾保護工廠、機關、學校，防止國民黨破壞，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維護社會秩序，迅速恢復生產。1949年4月23日，匯聚北平的各民主黨派發表《擁護毛主席、朱總司令進軍令的聯合聲明》，號召“在一切解放區，全體人民必須加緊生產，服從法令，動員支前，在解放軍作戰之區域，及將進攻之區域，所有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民必須努力動員迎接解放大軍，協助殺敵，并保護一切重要物資，免受破壞。”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在參加解放戰爭的同時，冒著生命危險，積極有效地開展宣傳中共政策、護廠、護行、護校等迎接解放的一系列斗爭，積極參加接管工作，為鞏固和擴大革命勝利成果，穩定新生政權，作出了重要貢獻。

解放軍和工人糾察隊一起守衛接管后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民盟上海市支部、南京支部于1948年油印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還秘密出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傳中共的土地政策。民盟上海市支部還組織了一個政策研究會，翻印了中國共產黨有關城市工作的政策和工商業政策文件，并組織學習和研究。民盟蘇州支部出版油印小報《光明報》，刊登解放區的廣播新聞和中國共產黨的工商業政策及重要文告。民盟廣東省中山縣支部創辦了《群聲》通訊，向盟員介紹解放區情況及馬列主義基本知識。民盟西康支部的《光明》旬刊、民盟重慶市支部的《反攻》等刊物也都積極進行政策宣傳，他們還聯合其他民主黨派的一些成員在川康銀行地下室收聽解放軍的廣播，然后進行宣傳。

　　當時在國民黨謠言的煽動下，全國許多城市都有些資本家準備將企業遷走，轉移資金物資去南方或海外。針對這種情況，民建領導人黃炎培在北京發表了廣播演講，宣傳解放區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號召上海和大城市的工商業家留下來迎接解放。上海、武漢、重慶等地的民建組織，也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宣傳中國共產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商業政策，動員他們不要聽信謠言，消除他們的疑懼心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民進總部為迎接解放，指示上海分會配合當地中共地下組織積極爭取文化界、工商界及自由職業者各階層的群眾，加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陣營。1949年4月20日，馬敘倫還以民進和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常務理事的身份，通過新華社向上海人民發表廣播講話，希望上海各階層人民迅速團結起來，協助解放軍，迎接上海解放。

　　農工黨上海市支部大量翻印《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城市工商業政策》等文件，發給黨員學習宣傳，并包裝起來派人寄給著名工商業者和各界人士。1948年2月，農工黨中央向全黨發出指示：（一）大力開展城市的組織工作和民主活動。（二）掌握地方人民武裝。（三）策反國民黨軍起義。（四）擴大宣傳，安定人心，保護一切地方公物、資產、財物。（五）組織城鄉人民迎接解放軍。指示下達后，各地組織積極行動，尤其是江南各省市的各級組織，普遍開展了“四個三”活動，即“三護”（護廠、護倉、護校）、“三保”（保產、保資、保物）、“三支”（發動群眾出勞力、籌糧草、送鞋傘）、“三勸”（勸工商業者不去香港、勸國民黨軍政人員不去臺灣、勸一些中上層職員堅守崗位），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民盟上海區執行部發動上海申紡十二廠、浦東恒大紗廠的盟員和廣大工人一起，保護工廠設備、原材料和成品不受損害。民盟湖北省支部發動在建設廳和交通運輸機關工作的盟員，在省政府行將逃跑時拖延搬遷，保護了檔案、器材和交通工具。民盟湖南省支部發動第一監獄的盟員，和群眾一起，保護了第一監獄的印刷廠和縫紉機廠。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民盟南京總部擬定了《迎接解放的工作計劃要點十四條》，號召盟員堅守崗位，保護資產及機關檔案，防止敵人破壞；于南京解放前夜，編印歡迎人民解放軍、告南京人民書六萬余份，標語數千張，廣為散發，和南京人民一道迎接解放。

　　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面對蔣介石堅持內戰、獨裁和國民黨貪污腐敗，以民族大義為重，毅然站到共產黨和人民革命一邊。1948年10月，在南京召開重要工礦企業和部門負責人秘密會議，確定“堅守崗位，保護財產，迎接解放，辦理移交”的方針。在中共地下黨幫助下，孫越崎冒著生命危險，組織員工開展護廠、護礦斗爭，拒絕執行蔣介石關于拆遷資源委員會所屬工廠設備去臺灣之命令，將所屬近千個大、中型廠礦企業及三萬科技、管理人員完整地移交給共產黨。1949年5月，其愛國行動被國民黨察覺，即辭去在國民黨政府中所任職務去香港，公開與國民黨決裂。到香港后，發動資源委員會駐港國外貿易事務所員工開展斗爭，組織“保護礦產品委員會”，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電全國宣告起義，保護了大量稀有礦產，得到毛澤東的復電嘉勉。

　　民聯南京分會向中共提供了特務組織準備逮捕的黑名單和國民黨部隊駐地、番號、特工電臺分布等情況；機智地保護了全市戶籍檔案和戶籍卡的完整無損；并動員了舊警人員在南京解放時，協助維持地方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九三學社常務理事梁希和潘菽領導成立了中央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拒絕遷校，號召同學繼續上課，同時組織師生員工日夜守衛圖書館、實驗室等重要部門。

　　1949年5月25日，上海還有殘敵頑抗，時任民建理事會理事的胡厥文即通知何萼梅、朱德禽同志，把已預備好的《歡迎解放軍宣言》設法發表，號召上海市民勇敢地站起來，協助解放軍做接收接管上海的十項重要工作。并要求上海工商業企業家們依照“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維持和恢復生產，協助和支援人民解放戰爭。民建上海分會負責人、民盟上海執委黃競武和民盟成員吳藻溪等積極開展工作，專門調查了國民黨四行兩局的組織、業務和人事情況，并發動銀行職工罷工拒運金銀去臺灣。

　　民建重慶支部則通過聚餐會聯系和穩定了天錄皮鞋廠經理徐山、路易皮鞋公司經理黃次乾、沙市紗廠經理潘迎山、總工程師毛翼豐、重慶電力公司總工程師吳錫瀛、福農麥粉公司經理李仲平、中美公司經理周煥章等。臨解放時，重慶電力公司總工程師吳錫瀛在民建重慶分會協助下，將全家移駐大溪溝重慶發電廠內，把職工組織起來，保護了電廠的安全。

　　根據胡厥文的指示，民建武漢分會積極協助武漢地下黨展開工作。他們利用武漢工商界原有的“星期六聚餐會”的活動形式，宣傳中共工商政策，動員武漢工商界人士留下不走，不拆遷機器，維持好生產。他們還與工商界人士研究應付國民黨強行拆遷甚至破壞機器的對策。除申新紗廠的少量發電能力外，承擔武漢水電供應的是全部由宋子文官僚資本主辦的既濟水電公司。為防止敵人逃跑前破壞，民建成員華煜卿受中共地下黨委托，利用同鄉和朋友關系成功地做好了既濟公司總經理兼總工程師孫保基的工作，孫不但不隨國民黨逃走，而且還留下來保護了工廠的機器設備，保護了武漢三鎮的水電供應。華煜卿等民建會員還利用社會關系配合中共地下黨爭取了偽資源委員會煤礦總局漢口供應處處長盛希康和武漢市電信局局長尤其紹的配合，從而完整地保存了這些單位的設備和器材，使得武漢燃料正常供應，電訊暢通無阻。

　　農工黨華東局為了保護資財，專門成立了由連瑞琦、萬蕓等人組成的工商小組，把護廠斗爭作為當時的一項中心工作來進行。在上海，他們印發了大量《工人怎樣迎接勝利》的小冊子，廣泛發送到有農工黨組織的各工廠中，明確提出“護廠第一”，“工人不離機器”，“為迎接解放而努力”。農工黨上海市委與國民黨軍隊后勤部上海被服總廠的農工黨總支部聯合行動，并與中共地下組織密切配合，把國民黨強行拆卸的機器設備從碼頭攔截回廠，使這個擁有一萬五千余職工的大廠完整地保存下來。以中國農業銀行福建分行副經理的職務為掩護，農工黨福建地下組織派員在國民黨四行兩局，建立了秘密護行隊，清點、查抄、登記所有財產，包括庫存的黃金和銀元。經過緊張的斗爭，這批財富被保存下來。

　　各大城市高等學校中的民主黨派組織和成員，也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了各種形式的反遷校、反破壞斗爭，取得很大成績，高等院校幾乎都被保存下來。

　　從1949年3月31日至4月20日，北平的經濟界民主人士在六國飯店先后舉行七次座談會，就接管大城市等各種問題進行討論。與會者有千家駒、沙千里、何懼、章乃器、施復亮、胡子嬰、賴亞力、朱學范、黃炎培、盛丕華、盛康年、張炯伯、包達三、吳羹梅等。先后在各次座談會上報告的人及內容有：千家駒作《貿易問題的報告》，吳羹梅作《關于工商業問題的報告》，盛康年、朱學范分別作《商業問題》和《勞資關系問題》的報告，盛丕華、吳承禧分別作《關于房地問題》和《中小工廠開業問題》的報告。

　　中共非常重視民主黨派在接管城市、恢復生產、恢復社會秩序中的作用。為發揮各民主黨派在接管工作中的作用，中共中央曾與已到達北平的上海民建及會工商界人士進行商談，并決定聘請他們參加接管工作。中共中央還于1949年6月1日就聘請民主黨派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問題，電訊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委。臨行前的21日那天，周恩來、李維漢、陳云三人具名邀請了黃炎培等民建及工商界被聘人員進行座談。在中南海歡宴席上，周恩來談了中共的希望，并囑早歸。黃等當天下午乘車南下，6月25日“在大群歡迎狂潮中到上海”。他們到達的當天，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決定聘請黃炎培等拾肆人為上海市府顧問給華東局電》，指出：“現黃炎培、陳叔通、盛丕華、包達三、張炯伯、王卻塵、吳羹梅、胡子嬰已赴滬，如你們無其他嚴重困難，請即將上述八人再加上原已在滬之顏惠慶、江庸、張元濟、俞寰澄、施復亮及將由港到滬的章士釗共十四人一律聘為顧問。”目的是“俾其能因聯系上海資產階級而取得發言地位”，因此，“望你們吸引其參加一些工作，中心在動員上海資本家恢復生產、打通航運，打擊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共中央還指出：“此十四人，均將參加新政協，約在上海留一個月，即需北上”。所以要組織他們抓緊工作，對他們的各種困難，“望給予幫助”。電文特別指出：“黃炎培葬子（黃競武）、陳叔通葬兄，望給予幫助。”“馬寅初將赴杭州”，望“予以照料，并助移家北上。”黃炎培等到達上海后，陳毅市長、潘漢年副市長等設宴招待。其后，黃炎培等參加了華東局統戰部會議，商討了糧食問題、勞資問題、失業問題、公用事業問題、各地征糧問題等等。他們還聽取了潘漢年、許滌新報告諸問題的現狀及處理辦法，并提出具體建議。黃炎培等還組織在上海的民建會和職教社成員貢獻意見、參加工作，廣泛動員上海工商界迅速恢復生產，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在上海的一個多月時間里，他們奔走于資本家之間，向資本家宣傳中共工商政策，動員資本家開工生產，為穩定社會秩序做了大量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與副市長潘漢年在市內視察。

　　由于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解放區急需大量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各民主黨派利用各種渠道，向解放區或游擊隊輸送了許多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民盟上海市支部先后三批輸送盟內外青年100多人去浙東解放區參加革命；民盟北平市支部在北平解放前，動員和組織了近200名盟員和進步知識分子去冀中解放區參加革命；民盟西北總支部、云南省支部、江西省支部都動員了大批盟員和進步知識青年到解放區或游擊區參加革命。農工黨上海市黨部，向浙東解放區輸送了上海青年170多人，向蘇北解放區輸送了約50人，其中包括教授、記者、音樂家等。同時，各民主黨派積極從物資上支援人民解放戰爭，通過各種途徑將大量槍械彈藥、藥品等物資輸送到解放區或直接交給解放軍。如民盟安徽安慶支部動員1200多只民船，支援解放軍渡江；在江西贛北地區，為配合解放軍作戰，農工黨地方組織修橋保橋14座，支援杉木3582根、石灰575擔、軍糧250萬公斤、柴草225萬公斤，此外還有大量蔬菜、軍鞋、擔架和木船。

　　民主黨派為人民解放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民主黨派歷史上光輝的一頁。據1949年10月的不完全統計，在歷時三年的解放戰爭中，民革的周均時、王伯與、李宗煌、孟士衡、曹立中等數十人，民盟的楊伯愷、于邦齊、王伯高、何雪松、張國雄等一百多人，農工黨的曾偉、虞健、劉啟綸、黎又霖等一百余名黨員，因從事地下工作或軍事活動而獻出了寶貴生命，與共產黨人的血流在了一起，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這種用鮮血凝成的戰斗友誼，大大加深了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合作。

　　各民主黨派人士的鮮血不會白流，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不會忘記，歷史也不會忘記。對此，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多次強調指出：“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同我們黨有過長期合作、共同戰斗的歷史，是我們黨的親密朋友。在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斗爭中，各民主黨派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貢獻。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不會忘記的。”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