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支持和開展國統區民主運動

背景導讀

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7月—1945年8月）

七七事變，全國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建立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時期，黨的統一戰線理論政策全面成熟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澤東提出了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黨的三大法寶著名論斷。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在邊區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權，為最終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功堅持和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了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人民革命力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和壯大。

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積極開展各項工作，以多種方式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建議和方案，希望能夠影響、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改變政策，真正實行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和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組織動員全國民眾實現全面抗戰。

八路軍辦事處和中共代表團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

1937年12月，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同蔣介石會談，提出成立兩黨關系委員會、決定共同綱領、擴大國防參議會等具體建議，使這次國共合作在政治上、組織上、制度上有了一個全面的可靠的基礎。蔣介石當面表示贊同，此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國共關系。八路軍先后在西安、南京、上海、太原、蘭州、迪化、武漢等地設立了辦事處。中共中央決定在武漢組織長江局，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發展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運動，同時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聯系和談判。不久，兩個機構合為一個，對內為中共中央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1938年周恩來在武漢與史沫特萊等外國友人合影

1938年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相繼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發行，將中國共產黨政治主張直接傳播給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引起巨大反響，對于推動愛國民主運動發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國統區的抗日宣傳

抗戰時期郭沫若創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等歷史劇創作

重慶南開中學抗日宣傳隊深入農村宣傳抗日救亡時演出合影

1938年1月，國民政府決定改組軍事委員會，主要是按照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經驗設立政治部，邀請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郭沫若任政治部下掌管宣傳工作的第三廳廳長。4月1日，第三廳正式組建成立。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還建立了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1個兒童劇團，編寫抗日劇本，譜寫抗日歌曲，分赴各個戰區前線演出勞軍。此時在武漢成立的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全國歌詠協會和全國戰時教育協會，都是以共產黨員為領導核心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第三廳大力協助各協會沖破國民黨對民眾運動的統制政策，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陣地。

國民參政會

1938年3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發布以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為基本原則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作為動員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目標。在這一綱領下，遵照孫中山聯共精神，建立一種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并要求國民黨繼續改善政治機構，整頓地方政府，洗刷貪官污吏等。這次會議通過的《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在堅持抗戰和開放民主方面，接受了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一些合理要求，并正式作出組織國民參政會的決定。但是，它沒有包括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關于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等許多重要主張。4月7日，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通過《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條例》規定：在抗戰期間，政府對內對外之重要施政方針，于實施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但是又規定，參政會的決議案，必須經國防最高會議通過才能有效；“國民參政會有聽取政府施政報告暨向政府提出詢問案之權”；參政員的遴選，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之”。6月21日，國民政府公布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并任汪精衛、張伯苓為正副議長。參政員共200名，有各黨派的成員參加：國民黨有88人，占44.5%；以“文化團體代表”的名義，邀請共產黨員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7人為參政員。國民參政會既不是各黨派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機關，而是一個建議、咨詢性質的機構，但它畢竟是向民主政治方面的一個進步。中國共產黨對此表示歡迎。

1938年7月6日，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在武漢召開。會上，共產黨參政員分別參加審查提案委員會和宣言起草委員會，并同其他黨派和各界參政員一起，積極發表政見和提交提案，在會內會外廣泛接觸和交流意見，使國民參政會成為國共兩黨和其他黨派、愛國人士政治合作的一種形式，有力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中共參政員董必武、秦邦憲、陳紹禹出席了會議。7月23日，毛澤東《致國民參政會的賀電》中提出“最切”希望的三句話：

一曰堅持抗戰，二曰堅持統一戰線，三曰堅持持久戰。

全面抗戰開始后，中國民眾抗日熱情高漲，但是國民黨副總裁、參政會議長汪精衛卻公開鼓吹對日“和平”。遠在南洋的華僑領袖、國民參政員陳嘉庚看到外國通信社有關報道，遂發電詢汪精衛：“路透社電傳是否事實，和平絕不可能，盼復以慰僑眾。”汪復電大意：“凡兩國戰爭終須和平，以我國積弱非和平即亡國”，“和平為救亡圖存上策”。陳嘉庚極為憤慨，從新加坡向國民參政會發來一個電報提案：“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這個電報提案一到會場，立即就有20多人聯署。

民主憲政運動

抗日戰爭時期，是否要實行民主政治，始終是國共兩黨政策的主要區別之一。全國抗戰和國民參政會的召開，喚起了民眾對實現民主憲政的強烈企求。1939年9月，經過中共參政員與參政會的其他中間力量的共同努力，國民參政會通過了“實行憲政”的決議。隨后興起的憲政運動加強了各民主黨派的聯系，產生了聯合起來共同斗爭的迫切愿望。

同年11月，統一建國同志會成立，將參政會中熱心國事、主張團結抗戰、實施民主憲政的人士組織起來，成為1941年3月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前身。共產黨積極支持大后方的民主憲政運動，并于1940年2月在延安成立了各界憲政促進會，努力引導憲政運動的積極發展方向。

這場長達一年的運動雖因國民黨的壓制而未得到應有的民主憲政成果，但使各中間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對國民黨假民主本質有了進一步認識，而且受到了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憲政主張的啟迪和教育，為與共產黨進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礎，同時也推動了中間黨派由分散活動走向聯合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