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育才學校

合川古圣寺育才學校舊址。

陶行知。

位于合川草街的陶行知紀念館，市民們正在參觀。圖片除署名外均由記者萬難拍攝、翻拍

重慶北溫泉景區(qū)內佇立著一塊石碑——育才學校舊址紀念碑。孫朝云供圖

　　作為我國現(xiàn)代教育理論的奠基人之一，陶行知一生不遺余力地推廣普及教育，并在上世紀30年代末創(chuàng)辦育才學校，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主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培養(yǎng)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也為中國教育的現(xiàn)代化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

　　當年，育才學校究竟怎樣“育才”？陶行知和育才學校有著怎樣鮮為人知的故事？連日來，重慶日報記者尋訪育才學校的辦學舊址，觸摸那一段段久遠但又分外鮮活的歷史。

　　學生們從老百姓中來，還要回到老百姓中去

　　1939年六七月間的一天，重慶歌樂山保育院來了四位客人。他們面帶笑容、和顏悅色地對孩子們說：

　　“你們想不想念書？”

　　“想！”

　　“好，只要你們通過考核，就可以去學校！”

　　孩子們一陣歡呼，人群中10來歲的秦玉聲拍紅了手。經過一番考核，他和其他13名孩子一道通過考核。

　　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創(chuàng)辦的育才學校借北碚的北溫泉小學舉行了開學典禮，秦玉聲和其余數十名難童成為首批學生。

　　“陶行知是一位堅定的教育救國論者，他認為要改造落后的中國，應先改革中國的教育。”合川陶行知紀念館館長王學文說。

　　陶行知一生先后創(chuàng)辦了曉莊鄉(xiāng)村師范學校、山海工學團、香港中華業(yè)余學校、育才學校、社會大學等學校，提出過平民教育、鄉(xiāng)村教育、國難教育、戰(zhàn)時教育、民主教育等，但貫穿其中的主線始終是生活教育理論。

　　什么是生活教育？在陶行知看來，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個方面。即，注重教育與生活的結合、學校與社會的聯(lián)系，教與學、理論與實踐的合一。

　　當時，育才學生上課，分為普修和特修兩種。普修課側重按文化程度分班學習，比如有的同學，語文到高中的班級去學習，數學則到初中班級去學習。學校既沒有嚴格的考試制度，也沒有嚴格的升留級制度，一切以學生的需要為準。

　　特修課則采取分組學習的辦法，將學生分在戲劇、音樂、文學、繪畫、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舞蹈等組上課。

　　教師則名家薈萃。比如，音樂組組長是賀綠汀，戲劇組組長是章泯，舞蹈組的組長是戴愛蓮，繪畫組組長陳煙橋是魯迅的學生，文學組組長是著名詩人艾青。著名畫家豐子愷、華君武，著名音樂家任光等都曾在該校任教。

　　此外，郭沫若、茅盾、夏衍、翦伯贊等都曾來兼課或舉辦講座。學校充滿了民主與進步的活力，被稱為抗戰(zhàn)時期國統(tǒng)區(qū)的“小解放區(qū)”。

　　“名人辦校，名師任教，但育才學校并沒有辦成一所‘貴族’學校。”合川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楊成術介紹，陶行知明確地指出，育才學校有“三個不是”：第一，不是培養(yǎng)小專家；第二，不是培養(yǎng)“人上人”；第三，不是丟掉普及教育而來干特殊的教育。

　　他要求學生“從老百姓中來，還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所學的東西貢獻給老百姓，為老百姓造福利；貢獻給整個國家民族，為整個國家民族謀幸福”。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陶行知要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和諧發(fā)展的“真人”。

　　如今，北溫泉小學已舊貌難尋，但在重慶北溫泉景區(qū)內，一片蒼翠的樹林下，佇立著一塊石碑——育才學校舊址紀念碑。

　　多年之后，白發(fā)蒼蒼的秦玉聲來到這塊紀念碑前深深三鞠躬，這位獲得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國防部解放獎章，共和國締造者獎章的老者聲音哽咽地說：“人生應該多為社會做貢獻，這是育才教他的道理。”

　　“處處是創(chuàng)造之地，天天是創(chuàng)造之時，人人是創(chuàng)造之人”

　　1939年8月初，開學不到一個月的育才學校搬遷到合川草街子鄉(xiāng)古圣寺，學生大多是來自全國15個省的難童，最多時達到600多人。

　　11月6日，記者一行探訪了這座始建于明朝的寺廟。它背倚鳳凰山，緊靠嘉陵江畔。八字形石質山門高大巍峨，檐楣間三個朱紅大字“鳳凰山”剛勁灑脫。

　　寺廟內院落寬闊，牛王、大雄、觀音三大殿保存完好。廂房、大殿里的陳設仿照當年擺放著高低不一的木凳、粗糙的木桌、古舊的鋼琴。

　　陽光透過的木格門窗，投射到斑駁的木桌上，時光仿佛穿梭到八十年前的某個下午：學生們在排練話劇、學習舞蹈、用桑枝寫生、學做木工、創(chuàng)作劇本和歌曲、侃談時局。

　　觀音殿里陳列的幾塊展板給人印象深刻，包括《育才二十三常能》《創(chuàng)造宣言》等。

　　“這是對‘生活教育’生動的詮釋。”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常務理事孫朝云介紹。

　　陶行知特別強調在參與“做”的活動中獲得知識，學校時常組織學生們去參觀西部科學院、玻璃廠、氣象臺，帶學生去重慶中央造紙廠、渝鑫鋼鐵廠、四川水泥廠見習。

　　1941年日蝕發(fā)生那天，陶行知把自己的近視眼鏡用桐油燈煙熏黑，做成“土墨鏡”，叫上全校師生一起看日全蝕。

　　在《育才二十三常能》里，他要求育才學生不但要具備燒飯、種園等十六種初級常能，還應具備開車、打字、速記、接電、翻譯、演講、領導等七種高級常能。

　　在《創(chuàng)造宣言》里，陶行知發(fā)出熱情呼喊：“處處是創(chuàng)造之地，天天是創(chuàng)造之時，人人是創(chuàng)造之人”。

　　師生們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力被調動和挖掘出來，他們依地勢開辟了一個操場和一個籃球場；文學組開辟了普希金林；師生們還把學校周圍的土地種上蔬菜，提供給學校食堂。

　　他們創(chuàng)排了四川方言劇《啷格辦》、舞蹈《朱大嫂送雞蛋》，在鄉(xiāng)親們中間演出，積極充當“小先生”，給附近農村“掃盲”。

　　一名叫泓秋的學生在《我們的育才學校》一文中回憶：文藝組負責經常舉行藝術討論會；繪畫組開展覽會；音樂組領導大家組織合唱團；自然組領導大家認識天象；社會組的責任更大，要時刻幫助大家認識時事和一般社會科學知識，用小黑板寫新聞提要，畫出地圖幫助了解局勢，出版周報等。

　　這個地處偏遠的學校顯得生機勃勃。正如歷史學家翦伯贊說：“草街古圣寺，是我們不能忘記的一個地方。”

　　重慶解放時，育才師生自制的五星紅旗插上解放碑

　　“育才學校的辦學歷程并不順利，甚至時時舉步維艱。在這個過程中，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給與了育才學校極大的支持和幫助。”《重慶陶研文史》原編輯羅春秀對這段歷史做過研究。

　　1941年，陶行知在《育才二周年的前夜》里寫道：“最近幾個月，我們是過著別有滋味的日子，終日與米賽跑，老是跑在米的后面……這時所有的存款都已墊到伙食上去了。向本地借來的四十石谷子也吃完了，向銀行借來的三萬元也花光了……到我寫文章的時候，二百張嘴天天所吃的已是每老斗一百一十元的米了，超出開辦時五十倍……”

　　對此，國民黨政府非但不給經費支持，還常常阻撓、刁難，甚至是直接封殺。周恩來得知情況后，與鄧穎超等同志一起來到古圣寺看望全體師生，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并在他們的筆記本上寫下了“一代勝似一代”的題詞。

　　1943年，國民黨反動當局對育才學校施加政治壓力和經濟封鎖，周恩來和董必武派專人送來了解放區(qū)軍民開荒生產自給的一套照片和一件延安織制的灰色毛線衣，并在經費上給與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這給陶行知和育才學校師生增添了戰(zhàn)勝困難的勇氣和力量，也影響了他們的一生。據統(tǒng)計，在600多名育才師生中，有300多名師生從育才學校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第二天，解放碑（時名“抗戰(zhàn)勝利記功碑”）的頂端飄揚起一面鮮紅的五星紅旗，這面國旗是育才師生用被面制作的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據育才學校校友回憶，重慶臨近解放時，育才學校老師趙義熙和蘇永靜從同事梁承棟那里要來一幅寬大的紅綢被面，按照當時《群眾》雜志上紅旗的比例制作了一面五星紅旗（一說是梁承棟等人制作）。

　　解放軍入城后，這面五星紅旗被歡慶的隊伍舉著到城里游行，最后被插上了抗戰(zhàn)勝利紀功碑。如今，這面五星紅旗被收藏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