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重慶大后方黨的知識分子工作

　　[摘要]抗戰時期，周恩來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圍繞大局，把握知識分子特點和工作規律，團結、組織起廣大知識分子，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部隊”。在工作方式上，周恩來一方面利用文工會、文協等合法機構，把廣大知識分子組織起來；另一方面又注重通過重大節日活動、戲劇文化運動、報刊媒體等諸多形式，把知識分子發動起來。他還非常關照知識分子的生活與安全，花費大量心力保護知識分子。周恩來大后方知識分子工作的基本經驗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帶動作用；從知識分子特點出發，關照知識分子的切身訴求；耐心細致地做好思想工作，重視理論斗爭和批評；廣交朋友，善交朋友，在交友中宣傳黨的方針路線。周恩來態度誠懇、認真細致的工作，促使大后方的廣大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到抗戰的宣傳和民主進步的斗爭中來，成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重要力量，為抗戰勝利作出了杰出貢獻，也對后來解放戰爭中第二條戰線的形成，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知識分子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周恩來；抗戰時期；重慶大后方；知識分子；統一戰線

　　一、抗戰時期重慶大后方知識分子的狀況與黨的任務

　　抗戰時期，在以重慶、昆明、桂林為代表的大后方云集了各界大批的知識分子，但由于通貨膨脹、物資缺乏、投機活動等，大后方物價急劇上漲，知識分子面臨很大生活壓力。“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薪水薪水，不夠買薪買水”。吳大猷擺地攤賣起了衣物，吳晗將自己珍藏多年的明版書轉讓給云南大學圖書館，聞一多在街頭刻章賣印。【參見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頁；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文匯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頁。】相比于物質上的困難，精神上的壓迫和人身安全上的威脅，則帶來更多的不安。老舍就曾這樣描述說：“在肉體的病痛之外，我還有一點精神上的苦痛。每逢我拿起筆來，我必須象小賊似的東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大公報》1944年4月16日。】1941年2月5日，深感沒有出路的戲劇家洪深一家三口在家服毒自殺，留下遺書說“一切都無辦法，政治、事業、家庭、經濟如此艱難，不如歸去”。周恩來聞訊后，立即著人予以救助，幸告脫險。【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6頁。】如此種種，折射出大后方知識分子的真實境況。

　　國民黨在其五屆五中全會后，開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不斷制造磨擦，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投降、分裂、倒退成為最大危險。皖南事變后，環境愈加險惡。從1941年1月到4月，《全民抗戰》《救亡日報》《國民公論》等數十種進步報刊先后被迫停刊，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黑暗重重。為克服投降危險，組織進步力量爭取時局好轉，必須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這里，文化人與知識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頁。】，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爭取一切進步的知識分子團結于我們黨的影響之下。在國統區黨的工作被迫全面轉入地下的嚴峻形勢下，如何在采取“蔭蔽精干”政策的同時，爭取和團結一切進步的知識分子，打開國統區黨的工作局面，從而實現“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頁。】，推動抗日向前發展，擺在了當時在重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面前。

　　二、周恩來大后方知識分子工作的方式與策略

　　周恩來認為，要把知識分子爭取過來，就要做細致的工作，在大后方特殊的環境下，需要新的策略和方式來打開局面，把大后方廣大知識分子團結、組織和發動起來。

　　（一）利用合法機構，把廣大知識分子組織起來

　　一是通過文化工作委員會等機構開展大量工作。1940年9月，國民黨以改組政治部為名撤銷第三廳，準備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但規定只能做研究工作，意圖把文化人士圈住。對此，周恩來向大家做工作，他指出：一方面，掛個招牌有好處，我們更可以通過合法機構來開展工作；另一方面，要不受他們的束縛，跳出圈子，以個人身份到社會上進行活動。在周恩來的指導下，文工會匯聚了比第三廳更廣泛的各界知識分子代表，皆為一時之選，在社會上享有很高聲望。文工會利用合法地位，以富有戰斗力的文藝創作為武器，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聯系群眾，教育群眾，反對、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政策，是黨在國統區工作的重要戰線和革命文化基地，被譽為“第二紅巖”“第二（八路軍）辦事處”【陽翰笙:《風雨五十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266頁。】，壯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

　　二是通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蘇文化協會等團體開展工作。在周恩來的指導和幫助下，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標志著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實現了文藝界的大團結。“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文協成立后，“第一個難以克服的困難就是窮”，“‘弄錢去’乃成為口號”。【《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頁。】周恩來多次表示要設法為文協籌款，使大家能更多地創作，使會務有更大的發展。后來，他還在自己擔任國民黨政治部副部長之時，讓政治部每月撥款五百元給文協。在文協為援助貧病作家發起募捐時，周恩來給予支持，并捐款一萬元。對大后方廣大文化人士來說，周恩來的這些工作不僅有著經濟上的意義，更具有政治上潛移默化的影響。對中蘇文化協會等團體，周恩來同樣高度重視，派人參與其中，大力支持他們當中有利于團結和抗戰的活動。

　　（二）采取新的形式，把知識分子發動起來

　　一是借助重大紀念日或與名人有關的活動打破封鎖。在五四、七七、九一八、辛亥革命紀念日等重大時間節點，周恩來除指示盡可能組織相關活動外，還多次撰文，宣傳堅持抗戰，呼吁民族團結。在這方面，影響最為顯著的是與魯迅和郭沫若二人相關的活動。魯迅作為知識分子的一面旗幟，“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8頁。】，“他的許多話，至今還活著，做我們的指針”【《周恩來文化文選》，第38頁。】。1940年，在一心飯店舉行的重慶文化界紀念魯迅逝世四周年聚餐會上，周恩來指出，魯迅是“中國二十年來最偉大的不屈不撓的精神的代表者”，號召大后方文化人士學習魯迅一生中“律己嚴，認敵清，交友厚，嫉惡如仇”的四大特點。【文天行等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資料匯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336頁。】同時，周恩來認為，紀念、學習魯迅不應限于文藝界，而應爭取讓更多人成為魯迅一樣的“勁草”，為實現抗戰最后勝利而奮斗到底。通過紀念魯迅的活動來做知識分子的宣傳和發動工作，無疑是一個具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方式。紀念、學習魯迅成為大后方文化人的精神動力，貫穿抗戰的始終。

　　號召大家在學習魯迅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同時，周恩來明確了郭沫若作為繼魯迅之后新文化戰線上又一面旗幟的地位，以凝聚和團結文化界的力量。1941年11月16日，在郭沫若創作25周年和50誕辰之際，周恩來指示舉辦了紀念會，文化界、學術界、新聞界、民主黨派的代表2000余人參加。在紀念會的當日，周恩來高度評價了郭沫若在文藝、學術等方面的成就，并在《新華日報》發表《我要說的話》，指出：“魯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遺范尚存，我們會愈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著我們一道奮斗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著我們奮斗到底。”【《周恩來文化文選》，第759—760頁。】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都舉行了慶祝活動，幾乎整個文化界、新聞界、文藝界都動員了起來。大后方組織的一系列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不僅團結和發動了文化界眾多團體，而且吸引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是通過演劇和劇評發動文化人士進行借古諷今的斗爭。1941年夏秋間，周恩來在南方局文化組一次會議上提出，我們必須想個辦法沖破禁令和封鎖。后經與徐冰、陽翰笙、陳白塵等研究，決定從話劇方面發起。10月11日，中華劇藝社上演陳白塵的《大地回春》，拉開了大后方戲劇運動的序幕。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郭沫若創作的歷史劇《屈原》公演，將重慶霧季話劇運動推向了高潮。“在反動政府的嚴格檢查制度之下，當代的事跡不能自由表達或批判，故作家采取迂回的路，用歷史題材來兼帶著表達并批判當代的任務。”【《郭沫若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頁。】《屈原》正是利用這種手法，“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里去了”【《郭沫若論創作》，第404頁。】，借古以諷今。《屈原》的演出，在政治上、文化上突破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在國統區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參見張逸生、金淑之：《回憶中華劇藝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1981年內部發行，第131—132頁；石曼：《抗戰時期重慶戲劇出版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39輯，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頁。】在周恩來指示和領導下發動的重慶“霧季公演”，推動廣大文化界知識分子投身到這一運動中來，四年間共公演大型話劇103個、獨幕劇7個，產生了一批著名劇作，被譽為中國話劇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參見石曼：《周恩來與重慶“霧季公演”》，《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2期。】

　　除買票到劇場觀看演出以表示對文藝家們的支持外，周恩來還注重發揮戲劇評論的作用，引導文藝家們的創作，教育和影響廣大群眾。他指出，戲劇演出需要通過評論文章才能吸引和教育觀眾，把觀眾的意見轉達給藝術家，使他們得以改進。他指出，評論也是有力的戰斗，在進行戲劇評論時，既要批評幫助，又不能挫傷朋友的積極性，要誠懇地幫助藝術家們提高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對不健康的傾向如商業觀點、噱頭主義等要進行批評。同時，他也表示，重慶和解放區不一樣，評論標準也應有所不同，凡是描寫反帝反封建這一大方向的或者是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的作品都應給予鼓勵；反之，若是宣揚賣國投降、漢奸特務的，一定要嚴肅批判，旗幟鮮明。【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周恩來與文藝》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頁。】

　　三是通過報刊等媒體聯結起廣大知識分子。在大后方，國民黨當局制定了一連串法規來監視言論活動和出版事業，這“遠遠不是為了保障作家權益或推進出版事業的措施”，而是“熱心于加強統制”。【〔日〕杉本達夫：《關于抗戰時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運動》，《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知識分子的政治生存空間因此受到種種限制。在1941年以后的年月里，國民黨的法西斯傾向越來越明顯。這種傾向在許多領域都可以看到，而在宣傳領域最為明顯。在此情況下，周恩來通過報紙、雜志、出版社等媒介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發表文章、言論的陣地，聯結起大后方廣大的知識分子。

　　周恩來領導下的《新華日報》《群眾》是聯結大后方知識分子的重要輿論陣地。1942年3月14日，在收到毛澤東來電轉告的張申府“希望把黨報變為容許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說話的地方”的建議后，周恩來當即領導《新華日報》開展整風運動。四天后，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報告改進情況，指出有幾種副刊已注意吸收外稿，第三版設“友聲”一欄專門發表黨外人士意見，這份報紙不僅要成為反法西斯的論壇，還應成為民主的論壇，不僅接受進步分子的文章，還刊登中間分子的文章。是年，從9月11日至18日，《新華日報》一連八天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啟事，聲明“增多篇幅，邀請各界人士撰稿，以便反映各方意見”【于剛：《七年兩度憶<新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21輯，1984年內部發行，第122—123頁。】。此外，《新華日報》還先后設有“大眾音樂”“木刻戰線”“戲劇研究”等專刊、專頁，通過約稿、組稿和邀請負責編輯等形式團結了大批知識分子，為他們提供了發表言論的陣地。

　　（三）關照生活與安全，把知識分子保護起來

　　在大后方，知識分子們雖無與日軍直接作戰之憂，但卻飽受物質困窘之苦，而且精神上常受壓迫，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對知識分子生活上關心、安全上保護、創作上支持，成為周恩來做好知識分子工作的重要抓手。

　　一是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與人身安全。比如，在得知馬寅初教書不成、投稿被拒而生活陷于困境后，周恩來立即派人登門拜訪，并讓《新華日報》發表他的文章，付給高額稿酬。王魯彥貧病中逝世于桂林，周恩來從重慶發去唁電，并囑馮雪峰給其家人送去資助費。【參見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頁。】周恩來又領導南方局向國民黨當局發出呼吁，要求給予知識分子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救濟和幫助青年知識分子，解除他們的失業和失學的痛苦”【《新華日報》1940年2月4日；《新華日報》1940年4月26日。】。此外，周恩來還發起籌募援助貧病作家基金等活動。

　　如果物質的資助對知識分子而言是雪中送炭，那么，對他們安全的保護和政治方面的關照，則讓周恩來與他們建立起了生死情誼。皖南事變發生后，為保護愛國知識分子，周恩來立即組織他們疏散和撤離。從確定名單、說服動員，到謀定路線、籌集路費，乃至訂購車票、化裝、盤查時的答話等，他都一一親自過問。比如，他要茅盾先到重慶郊區隱蔽，擺脫特務的跟蹤后再走，并在不久后又派人護送茅盾前往桂林，最終轉移到香港。【參見茅盾：《在抗戰的逆流中》，《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4期。】他曾四次約見胡風，對他們全家離渝赴港做了周密安排。胡風后來每憶及此，總是感嘆不已。【參見《胡風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頁。】在周恩來的組織安排下，僅1941年1月到6月，安排離開重慶的進步文化人士就有一百多人，撤退工作有條不紊而極有效率，保護了大批進步知識分子的生命安全。【參見陽翰笙：《風雨五十年》，第283頁。】之后，周恩來又致電廖承志詢問重慶文化人去港情況，特地囑咐他要支持統一建國同志會、文化協會，要多鼓勵老舍。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日軍點名要梅蘭芳、司徒慧敏等旅港文化人到指定地點報到，在港進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面臨生死威脅。周恩來急電廖承志等人，要求立即組織在港各界朋友轉移。大批文化人于1942年1月初起陸續轉移到內地。周恩來直接領導的這次秘密大營救，歷時半年，行程萬里，遍及十余省，共救出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人及其家屬800余人。

　　在大批文化人撤回內地后，周恩來又就如何妥善安置他們作出一系列指示：1942年3月12日，致函郭沫若，約他和老舍一起共商救濟辦法【參見《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頁。】；17日，又致電方方和張文彬，要求他們對到桂文化人的生活給予支持，并對一些人的去處作了具體指示；4月9日，聽取夏衍關于香港文化人分批安全撤離的情況匯報，在得知于伶、宋之的等到達重慶后，當即指示組織一個話劇團，使他們有演出的機會，也可吸收一些到重慶的抗敵演劇隊成員【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41—542頁。】；6月14日，復函柳非杞，稱“亞子先生出險，欣然無量。……生活之維持，凡吾后輩，責無旁貸，亦義所當然也”【鄭逸梅：《周恩來同志關懷柳亞子》，《人民日報·戰地增刊》1979年第4期。】；如此等等。這次營救，贏得了國內外各界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廣泛贊譽，稱“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黃秋耘、夏衍、廖沫沙等：《秘密大營救》，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梁漱溟1942年2月脫險至桂林后，也在家書中感慨“到處得朋友幫助，人人都對我太好”【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頁。】；茅盾則稱之為“抗戰以來（簡直可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茅盾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頁。】。

　　二是關懷、支持知識分子的創作、研究事業。在大后方，周恩來把一群渴望為抗戰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難重重的學術工作者組織起來，鼓勵大家搞點研究。在他的指導、支持下，許多學者完成了他們的代表性著作。周恩來指示籌建成立的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協會，聯系、團結了大后方科技界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并通過他們進而聯系了科技界的專家、教授等。1939年春，在周恩來指示下組織成立的“自然科學座談會”，參加者大多是中央大學的教授。周恩來經常參加他們的活動，和科學界朋友談心。為團結更多的科技工作者，1944年，周恩來又指示在“自然科學座談會”基礎上成立“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他還親自向個別著名科學家做動員，得到竺可楨、李四光等百余人的響應。

　　被稱為“文藝界知音”的周恩來，對文藝家們的創作更是給予充分的支持和幫助。陽翰笙的《天國春秋》《草莽英雄》，周恩來都提出過具體指導意見【參見陽翰笙：《風雨五十年》，第297—298頁。】；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周恩來多次觀看，并對玉春這一人物的處理提出了意見【參見石曼：《周恩來與重慶“霧季公演”》，《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2期。】；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周恩來三次觀看，并約請一些中外醫生觀看，征求他們對劇本的意見，同時又借此劇做自然科學界知識分子的工作。郭沫若《棠棣之花》創作過程中，周恩來致函對一些字句提出意見，從第二幕到第五幕凡32條長達二千余字。【參見《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05—209頁。】當時的木刻協會，既無專門經費，也無專職人員，為了支持木刻協會的工作，周恩來不僅把重慶“木刻聯展”的作品送到延安展出，還特地從延安把解放區的木刻帶來交給木協展出，還通過各種渠道，把中國進步的木刻送到國際上去展出。周恩來的這種關心和支持使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深為感動和振奮。

　　三、周恩來大后方知識分子工作的經驗和成效

　　周恩來在大后方開展的富有成效的知識分子工作，成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典范。總結周恩來在大后方的知識分子工作，以下四個方面的經驗尤其值得我們學習。

　　（一）始終堅持黨的領導

　　周恩來大后方知識分子工作的根本思想是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牢牢掌握領導權。抗戰時期，周恩來多次闡述過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原則應該包括“堅持抗戰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戰”“堅持黨的政治上的獨立性”等。【周恩來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9月30日。】為此，他始終堅持原則，把爭取和實現黨的領導放在首位，緊密圍繞抗戰形勢和黨的中心任務開展工作。如在抗敵演劇隊和抗敵宣傳隊成立大會上，周恩來要隊員們堅持藝術為抗戰服務的方向，又給演劇隊中共地下黨組織指示，要求隨隊行動，深入前線，利用合法身份開展統戰工作。之后，為加強對西南幾個演劇隊的領導，除了兩次派專人到桂林，他還在柳州建立了幾個隊的地下黨的統一領導關系，使演劇隊、宣傳隊始終在黨的領導下，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周恩來與文藝》下，第117—118頁。】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周恩來注意講究策略與方法，他指出，“在斗爭上，我們要不失立場，但不爭名位與形式；我們要堅持原則，但方法要機動靈活，以求達到成功；我們要爭取時機，但不要操之過切，咄咄逼人”【《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頁。】。如前所述，周恩來利用第三廳、文工會、文協、中蘇文化協會等機構、團體進行工作，不爭名位與形式，團結、組織起廣大知識分子，又根據形勢的變化，采取靈活機動的方式方法，如借助重大紀念日、與名人有關的紀念活動和演劇等把知識分子發動起來，同時還注意發揮報刊等媒體的聯結作用，等等。這些行動，都是他堅持黨的領導前提下靈活多樣工作方式的體現。

　　（二）充分發揮知識分子自身的作用

　　一方面，注意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通過黨員知識分子帶動和影響黨外知識分子。除了把大批黨員知識分子安排到文協、文工會等文化團體、研究機構，以通過他們影響和帶動黨外知識分子，從而實現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外，周恩來還根據國統區的情況指示國統區的黨員知識分子要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去積極交友，開展統戰工作。如致信在云南大學社會系任教的黨員華崗，指出要爭取、團結像聞一多這樣在學術界、青年學生中有著廣泛聯系和影響的知識分子。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華崗積極聯絡云南知名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團結、影響了包括聞一多、羅隆基、潘光旦、費孝通等一批知名的知識分子。【參見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統一戰線工作》，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頁。】1941年6月，在約見李亞群時，周恩來指出要組織理論、文化、文藝、教育界的黨員去團結教育黨外知識分子，開展抗日民主活動，并保護、安置受到蔣介石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520頁。】在與年輕的知識分子黨員計蘇華談話時，又著重告訴他，知識分子有自己的弱點，但是革命卻不能沒有他們，要他充分做好知識分子的工作。【參見李蔚：《周恩來和知識分子》，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另一方面，善于通過對黨外知識分子代表的合作與使用，來做好其他知識分子的統戰工作。比如，早在文協籌備過程中，周恩來就文協機構的設置和人選等問題與黨內外文藝人士交換意見，并親自拜訪老舍，請他做文協的負責人，因為他無黨無派，而且在文化界具有很高的威望，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后來的事實證明，正是“由于老舍無黨無派的身份和在文藝界的聲望，他能出面講黨不便講的話，做黨在當時不便公開的事，發揮了其他人難以發揮的作用。就是由于老舍這種作用，‘文協’的領導權沒有落到國民黨手中，也沒有變成一塊空招牌”【《人民日報》1984年3月19日。】。對云南文化教育界的工作，周恩來同樣采取與民主黨派合作，通過建立公開半公開的進步團體的形式開展。1942年夏，進步人士孫起孟由中華職業教育總社派往昆明任職教云南辦事處主任，周恩來對他提了“廣泛接觸各階層人士獨立開展團結、抗戰宣傳工作”，不必與中共地下黨組織聯系的意見，并委托他在開展職業教育社工作中，做爭取各界上層人士和著名知識分子的工作。同時，他指示云南地下省工委通過與民盟合作開展工作，盡量團結廣大民主人士和愛國知識分子。【參見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統一戰線工作》，第366頁。】

　　（三）從知識分子特點出發，關照知識分子的切身訴求

　　一是設身處地，無微不至地關心關懷知識分子。周恩來能叫得出重慶文藝界很多人的名字，知道他們的生日。有次接見文藝界人士時，他記得上次聽說有個演員的孩子病了，這次一見面就問這個演員娃娃病好了嗎，使這位演員感動得幾乎要落下淚來。【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周恩來與文藝》下，第359頁。】從生活到人身安全，這種無微不至地關心知識分子的事例不勝枚舉。為了保護黨外知識分子朋友們的安全，周恩來有時安排在天官府郭沫若的家里舉行茶會或便餐，以方便聚談。一次，在發現漏通知了一個知識分子朋友后，他便批評負責通知的同志道：“你們該知道中國的一句古話，‘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吧，在你們，可能認為這只是無意的疏忽，是件小事，可是在對方，也許會認為這是對他的有意的疏遠，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特別是在目前這種政治斗爭微妙復雜的時候。”說完后，他就派車去把這位朋友接來，并向他表示歉意。重慶文藝界和民主黨派一些知名人士為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決定發表一個聯合聲明，有平時很接近黨的人卻不愿意簽名，一位干部對此說了一些不滿的話，周恩來立即嚴肅地批評這樣講不對，指出要首先替對方想一想，強加于人就只會丟掉朋友，然后耐心地對“設身處地”四個字作了詳盡的闡述。【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周恩來與文藝》下，第11—12頁。】

　　二是平等相待，發揚民主，順應知識分子特點。“領導黨的方式和領導群眾的方式是不同的，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頁。】周恩來始終強調要平等相待，通過說理進行教育。南方局文委大概兩周開一次會，用相當多的時間討論文藝問題。在討論時，周恩來從來沒有不看戲就發表意見的。對劇作家、藝術家，他從不高高在上以領導者的姿態指手畫腳，而是把自己作為其中的一員，與藝術家們做知心朋友，說知心話，因而在文藝工作者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重慶的歲月，我作為一個演員，從心里感到總理真正是文藝界的知音。他懂戲，懂藝術，更深深懂得演員的內心。總理常常幫助劇作家修改劇本、幫助演員處理角色，但從來不強加于人，而是作為一個誠懇、知心的朋友，循循善誘的長者，不斷指引我們走上正確的道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周恩來與文藝》下，第351—352頁。】

　　針對科技界知識分子大多不關心政治的特點，周恩來特地指示《新華日報》設立《自然科學副刊》，邀請他們做責任編輯，推動他們在抗戰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用自己的科學知識為抗日服務。此外，周恩來還根據人才培養的規律，極有遠見地安排科技界的一些知識分子出國留學，恢復、重建美國和歐洲的中共黨組織，開展留學人員的工作，為新中國的建設做準備。【參見薛葆鼎：《百忙中的一著閑棋》，《紅巖春秋》1998年第2期。】

　　（四）“理論的斗爭與批評是統一戰線的重要武器之一”

　　“總理對我們的關懷，絕不僅僅是表面上的衣食住行，而更深刻的是于我們思想與品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周恩來與文藝》下，第25頁。】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是思想上的統一戰線，耐心細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引導他們前進，是周恩來在大后方做好知識分子工作的重要經驗。

　　首先是待人以誠，消除疑懼。周恩來指出：“我們的態度應謙虛而誠懇，不要因為自己有重大的使命而自滿自傲起來。只有這樣的態度才能推動別人前進，減少落后的現象。”【《周恩來文化文選》，第16頁。】1942年7月下旬，在夏衍去北碚前，周恩來向他指出，對過去不認識、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懼，只有把對方當作朋友，人家才會把你當作朋友。【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550頁。】1943年，宗教界知識分子吳耀宗第三次在曾家巖見到周恩來，兩人談話持續了將近一天。周恩來除了宣傳抗日外，還誠懇地對他說，“中國共產黨對馬列主義的認識也有個發展的過程。共產黨人也犯過很多錯誤。但能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得到進步。但愿我們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問題，就對黨喪失信心”【李蔚：《周恩來和知識分子》，第14頁。】，周恩來這種真誠、懇切的態度使吳耀宗消除了許多疑慮。許多文藝界人士也談到，周恩來是真心實意地與文藝界人士交朋友，“待人以誠，友誼至真，這最能打動人心，令人終身難忘”【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頁。】。

　　其次是以理服人，以事實教育人。為澄清大后方知識分子的一些錯誤看法，周恩來撰寫了大量文章。他指出，“理論的斗爭與批評是統一戰線的重要武器之一”【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9月16日。】，“錯誤的思想要批判和反對，正確的思想要發展和宣傳”【《周恩來文化文選》，第13—14頁。】。在武漢約見《群眾》周刊副主編許滌新等時，他指示他們要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戰以至破壞抗戰的反動謬論。1940年9月29日，周恩來在中華職業教育社舉辦的講演會結束后，為聽眾題詞“筆戰是槍戰的前驅，也是槍戰的后盾”。一方面，周恩來自己撰文，向大家闡釋真偽三民主義的區別，闡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和國家問題上的立場、主張和觀點，反駁一些新聞機構攻擊中共“另立中心”的說法，消除了大后方知識分子對時局的擔憂和疑慮，澄清了許多錯誤的認識，引導了輿論，推動了大后方知識分子的前進；另一方面，他指示《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及時回應大后方思潮，揭露偽三民主義，批駁投降妥協的輿論，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黨的政治主張。

　　除了理論上的批評與團結，還要做解釋和說明工作，揭露事實真相，以事實教育人。周恩來指出，要重視對中間人士的宣傳解釋，在事實面前，“他們是會轉變的、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決定于我們耐心的工作”【陳乃昌：《追隨周恩來的歲月（1938—194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頁。】。比如，皖南事變發生后，西南聯大的教師們最初受國民黨政府報道的蒙蔽，并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幾天之后，隨著題為《新四軍事件真相》的小冊子，以及周恩來在《新華日報》頭版上題詞的發表，這一群體才真正了解事件的真相。【參見〔美〕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饒佳榮譯，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頁。】又如關于晉南戰事【即中條山戰役。】一事，周恩來通過講話、書信、聲明等回應，擊破了謠言，幫助人們弄清了真相，大后方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受到了一次生動、深刻的教育。“他們豁然開朗，一片歡愉之聲，甚至不少人作了自我批評，表示今后再也不能風吹草動，應是‘疾風知勁草’的氣概。”【陳乃昌：《追隨周恩來的歲月（1938—1945）》，第96頁。】

　　再者是在思想政治上加以引導，幫助知識分子朋友們前進。隨著形勢的緊張，大后方許多知識分子感到壓抑，看不到前途，思想上很苦悶，想離開國統區去延安。周恩來多次和他們談話，指出大家想到解放區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這里需要人，國統區也一樣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勸勉他們留下來，克服困難做好工作。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周恩來又多次向文藝工作者談到這一著作，引導大家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周恩來態度懇切的談話，為大后方許多知識分子解決了思想上的苦悶，讓他們在彷徨無路時得到鼓舞，在困難時得到力量，激勵了他們前進。關于這一點，冰心曾回憶說，周恩來的談話“在當時霧重慶的悲觀、頹廢、窒息的生活氣氛之中，就象是一年難見幾次的燦爛的陽光”，像“一股熱流，一團火焰，給每個人以無限的光明和希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周恩來與文藝》下，第18、68頁。】

　　（五）“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廣交朋友，善交朋友”

　　對于知識分子工作，周恩來有過簡明扼要的描述，“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廣交朋友，善交朋友，在交友中宣傳黨的方針路線，使堅持抗戰、團結、民主、進步的思想為人民大眾所接受，使進步的隊伍更加擴大”【張穎：《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紅巖春秋》2005年第1期。】。周恩來在大后方總是能求同存異，充分發揮個人魅力廣交朋友，善交朋友。

　　一是包容差異，善于將不同信仰、觀點、黨派、職業的各界知識分子團結起來，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1941年5月7日，周恩來致電廖承志，指出“原則的問題不要放松”，但對待文化戰線上的黨外知識分子朋友，我們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測量和要求他們，要“學習列寧、斯大林對待高爾基的眼光、態度和尺度”。【《周恩來文化文選》，第755頁。】1942年夏衍到重慶工作時，周恩來同他說，在重慶的戲劇界、電影界有許多可以團結和必須團結的人，要勤交朋友，面要更廣一些，即使對于政治上、文藝思想上意見不同的人，也要和和氣氣，切忌劍拔弩張。在大后方，周恩來親身示范，他曾就晉南戰事致信張季鸞、王蕓生二人并提出嚴正批評，但在張季鸞逝世時，他表示深切吊唁并送去挽聯。在接見宗教界知識分子吳耀宗時，周恩來誠懇地說，“不同的世界觀并不妨礙我們為了爭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工作”，不同意見的交換，不僅沒有妨礙黨與非黨知識分子的關系，反而加深了相互之間的友誼。即使是對黨見不同的談判對手、當年“伍豪事件”的制造者張沖，周恩來仍能站在民族利益之上推誠相見，“由公誼而增友誼”。在張沖逝世后，周恩來親自參加追悼會并致送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又在《新華日報》發表悼文。這種誠摯、大度的精神和相容、團結的立場，令大后方包括許多國民黨人士在內的人深為感動。

　　二是注意分清主次矛盾，善于維護知識分子內部的團結。周恩來指出，對理論學術觀點可以開展必要的討論，但不能妨礙團結抗戰、爭取民主的大局，要抓住主要矛盾，將斗爭鋒芒對準妥協投降理論。比如，文藝上的一些論爭，從“切磋”的觀點來看未嘗不是一件有收獲的事，但如果因此而引起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無聊的糾葛，那真是不應該的了，尤其是大敵當前，大家更應該團結起來。【參見《周恩來文化文選》，第758、762頁。】有一段時期，重慶、香港的一些文化人對胡風的“主觀戰斗精神”“寫真實”等觀點提出批評，周恩來明確表示要維護知識分子內部的團結。再比如，雷海宗主編的刊物《戰國策》對我黨態度不友好，《群眾》周刊主編章漢夫著文批判；孫曉邨主編的一家經濟刊物有文章說了不利于統一戰線的話，許滌新同理論界同志對此進行批判。對此，周恩來認為，從抗戰的大局出發，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他號召大后方不同學術派別的知識分子相互包容、團結起來。【參見侯外廬：《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122—123頁。】

　　三是善于利用各種身份和多種形式，充分發揮個人魅力聯誼交友。周恩來強調要借助各種社會關系包括親戚、同鄉、校友等廣交朋友。他曾以魯迅同宗的身份、紹興祖籍等關系做工作，還利用南開中學校友身份出席座談會，鼓勵和希望校友們發揚南開精神，繼續為爭取抗戰勝利而努力奮斗。同時，周恩來還善于利用風俗習慣、節日聚餐等形式聯誼交友。1940年9月8日，周恩來致信郭沫若請文化界人士共度中秋【參見《周恩來書信選集》，第187頁。】；之后，又多次請文藝戲劇界朋友到曾家巖聚餐，親自下廚做家鄉菜招待他們。趙丹、陳白塵、鄭君里等百余人曾應邀參加。一位曾參加過這些活動的戲劇界人士后來回憶說，“我從未料想到，周恩來同志竟是如此平易近人，特別是他那淵博的學識，精辟的見解，瀟灑的風度和那足以裝下五湖四海的胸懷，真使我對中國共產黨信任、景仰、敬佩到了極點”【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第292頁。】。通過這些活動，周恩來的個人魅力令許多人折服，把各界朋友不僅處成政治上的朋友，而且在生活中結下深厚的友誼。

　　四、余論

　　毛澤東指出：“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頁。】文化戰線要發揮抗敵功效，就需要團結廣大的知識分子，周恩來在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大后方的辛勤工作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們許多人回憶起這段時期，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很久以來，我一想到中國共產黨，腦子里就出現周恩來的形象”【侯外廬：《韌的追求》，第155頁。】。李四光在重慶兩次見到周恩來，回來后對家人說道，“我看到了周恩來先生，我在他身上產生一個最大的感覺：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徐盈：《周總理和李四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1984年內部發行，第27頁。】。這正是周恩來在大后方所開展的知識分子工作意義與貢獻的縮影和寫照。

　　周恩來就像一個窗口，通過真誠細致的工作宣傳了黨的主張，樹立了黨的光輝形象，贏得了人心，大大增強了黨在大后方知識分子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一支“文化的軍隊”，促使他們投身到抗戰中來，發揮了“先鋒和橋梁的作用”，成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重要力量，不僅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后來解放戰爭中第二條戰線的形成，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知識分子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一位外國學者這樣說：“國民黨的迫害和獨裁行為使越來越多的非共產黨人士疏遠了它，周利用這一情況同許多知識分子和自由職業人士建立聯系，他們后來都站到1949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國一邊，填補了共產黨在行政、教育和商業隊伍中的很大缺口。”【〔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李維周等譯校，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頁。】

　　（鐘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