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嚴厲批評潘漢年“政治注意力甚弱”

　　紀事：新政協召開前的復雜形勢

　　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五一口號”第五條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第二天，即5月1日晚間，毛澤東又秘密致信在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鈞儒商討成立政協的具體事宜。

　　在“五一口號”發出后三個月的1948年8月1日，周恩來致電香港分局及潘漢年，提出嚴厲批評。因為，周恩來從各種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各民主黨派均有熱烈響應。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將5月5日民主黨派的兩份通電約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問下，直至7月中旬才將全文報告，而且沒有轉報其他通電及宣言。周恩來氣憤：這就使得中央對此事的回答，延擱幾乎三個月！不僅耽誤工作進展，還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周恩來認為：此事并未引起足夠重視，證明香港分局及潘漢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人們不由得不詫異：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潘漢年很早就活躍在中國政治斗爭的中心與高層。潘漢年同時負責統戰工作與情報工作，一明一暗，兩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何以忽視新政協大事？

　　其實，潘漢年處于民主人士匯聚的香港，對民主黨派的態度更有切實的體會。在1948年年中的時候，中國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關于政治協商的看法還遠未統一。

　　關于新政協召開的時間。沈鈞儒認為：迅速召開可以鼓舞解放軍發展，加速敵人的動搖崩潰。譚平山也同意，認為“雙十節”召開最好。馬敘倫認為“雙十節”太快，可于1949年元旦召開。李章達認為：何時召開要看形勢發展。郭沫若起初說現在討論開會時間還早，后來又說，無論如何，召開新政協已是時候。茅盾則認為：開會時間要考慮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這里能決定的。

　　關于新政協召開的地點。定在解放區沒有分歧，爭論的焦點是在關外還是在關內。王紹鏊認為：在關內召開，可以避免有人會說新政協有國際背景，是傀儡。李濟深認為：還是拿下平津以后，以平津召開最好。

　　關于新政協代表的產生。李濟深認為：新政協的范圍要擴大到蔣介石下面擁護新政協的各種力量。譚平山認為：任公（指李濟深，其字為任潮）的寬大主義甚有問題。李章達也認為：把許多蔣介石的反對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寬大了。

　　內部討論久議不決，外間就有傳言：李濟深總是主張推遲新政協召開的時間，大概是另有打算！近來風傳，歷史上數次倒蔣的桂系，正在謀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濟深與李宗仁聯手倒蔣，豈不可以把國民黨中央政權一鍋端？那樣，在中國的解放事業中，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就立下頭功！一時間，香港流言紛傳，李濟深是聯共還是聯桂，似乎成了問題……

　　這個階段，中共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也有微妙的地方。關于新政協由何方召開的問題。有人主張由中共召開，有人主張由各黨派委托中共召開，也有人主張各黨派聯合召開。民社黨領導人張君勱還說：若要他張君勱參加新政協，中共必須放棄土改！他們中的一些人在農村擁有土地，怕土改分田呢！

　　1948年初，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發表《告中國人民書》，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識分子要組織新黨”，“支持政府謀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組成“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提倡“不偏不倚”。6月，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蘇聯愿意改善美蘇關系，并研究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

　　美蘇在中國問題上出現合作跡象，這給士氣不振的國民黨帶來希望。擔憂蔣介石的獨裁兼無能領導會使國民黨亡黨亡國的張治中說：“運用美蘇關系解決國共問題，無異于漫漫長夜中透出一線曙光！”

　　反對國民黨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兩強如此傾向，不禁又擔心中共的前途。國民黨走向衰亡，共產黨難以興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條路了……香港有些人醞釀：給美國總統上書，要杜魯門支持中國的“第三勢力”！

　　面對以上局面，有人猶豫，有人觀望，有人韜晦，有人待價……

　　個中滋味，要潘漢年在電報中怎么說得清楚！

　　（吳足觀摘自《協商共和（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志》，郝在今著，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