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如何贊賞關玉衡的抗日之舉

　　處死日本間諜

　　關玉衡，1898年生于吉林省寧安縣（今黑龍江省寧安市）。中學時期，他領頭鬧學潮，痛打了貪污學生制服費的校長，被開除學籍后毅然投筆從戎。由于作戰勇敢，很快被提升為排長、連長，后被選送到東北講武堂學習。1925年秋，在奉軍第十軍任營長。11月末，張作霖聽說關玉衡身經數戰從未負傷，認為他是逢兇化吉、遇難成祥的“福將”，帶在身邊能“沖福”，遂命他為帥府警備處長兼汽車隊長。關玉衡在帥府與張學良接觸頻繁，兩人同為熱血青年，相處甚深。

　　1926年底，張作霖指揮“安國軍”入關進京，關玉衡被任命為大帥府駐京軍務處長。翌年，張作霖大肆逮捕迫害共產黨人。關玉衡少年時的同鄉、共產黨人馬駿、倪紅茂、韓幽桐等被捕。他聞訊后，極力設法營救，冒險向張作霖求情。不久，倪、韓二人獲釋，但馬駿仍被關押。為營救馬駿，他再次冒險懇請張作霖釋放馬駿。張作霖大怒：“關玉衡，不要因為是你同鄉都得保下來，馬駿是李大釗派來的共產黨員，有確鑿的證據，你不要腦袋了？！”馬駿最終被殺害。

　　不久，關玉衡被罷免本兼各職離開帥府。張學良念其舊情，對他說：“你是炮兵科畢業的，就管炮兵吧。”于是，他被任命為東北炮兵軍參謀處長。

　　1928年6月，張作霖同北伐軍作戰失敗，撤兵山海關外。張作霖乘專車途經沈陽皇姑屯車站時，被日本關東軍炸死。7月，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不久，張學良批準關玉衡等人將編余的炮兵屯墾殖邊的建議，于10月成立興安區屯墾公署。屯墾軍下設三個團，全副武裝，開荒種地，剿匪戍邊、維護治安。1931年，關玉衡被張學良任命為興安區屯墾公署上校軍務處長兼第三團團長。

　　1931年6月，日軍參謀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到中國東北從事間諜活動，6月26日被當地駐防的中國屯墾軍第三團捕獲。由于罪證確鑿無疑，關玉衡遂下令將中村等人秘密處死，史稱“中村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軍突然向東北軍駐地沈陽北大營發動襲擊，炮轟沈陽城，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中村事件”是其借口之一。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發出通緝令，日本憲兵和特務四處搜捕、追殺關玉衡。關玉衡的父親聞訊，急火攻心，三日不語而逝。后來，日軍入侵寧安縣城，將關玉衡的家產抄沒；將其四弟關瑞符抓走，嚴刑拷打后釘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樓上；二妹夫慘死獄中；老母親在絕望中病倒了。

　　9月20日凌晨，關玉衡和東北軍憲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裝躲過日軍的盤查、搜捕，乘火車赴北平。24日晚，張學良在官邸接見關玉衡。隨后，張學良委任他為帥府參議。

　　張學良委任關玉衡為少將炮兵師長

　　1932年初，關玉衡化名國爾家，到上海參加了東北義勇軍后援會，任委員，負責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的后援工作。6月，關玉衡改名郭爾佳，化裝赴內蒙古哲里木盟（今通遼市）開魯縣，任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右路軍指揮。他指揮義勇軍先后三次攻打通遼，夜襲遼源，重創日軍，當地群眾受到很大鼓舞。

　　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在《何梅協定》簽訂后為取悅日軍，下令解散東北抗日義勇軍。關玉衡帶領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撤至古北口時，被劉汝明部繳械后遣散。

　　關玉衡回到北平后，何應欽等親日分子指責他處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壞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東北的罪魁禍首”，主張逮捕法辦。關玉衡對這些抗日有罪、愛國有罪的謬論十分氣憤，數次去國民黨駐北平軍分會申辯，但沒人理會。他又去南京向國民黨中央申訴，不料反被軍警扣押。后經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組織多方營救獲釋。此間，關玉衡的夫人因憂勞過度病逝于北平。他將三個年幼的孩子送進北平香山慈幼院。臨別時，他深情地對孩子們說：“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領你們回家鄉。”

　　1935年，蔣介石調東北軍“剿共”。1936年初，關玉衡來到西安晉見張學良。張學良委任他為東北軍少將炮兵師長兼橫山縣縣長。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項主張。關玉衡對此很是高興，并組建了橫山抗日后援會，親任會長。橫山抗日后援會實際上是中共衡山地下縣委，縣委書記任后援會副會長。

　　1939年，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關玉衡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誣陷，被解除縣長職務。不久，中共地下黨派人將他接到綏德三五九旅。他見到了在警備團工作的大兒子關松軍。

　　關玉衡懷著重返抗日前線打回家鄉的急切心情離開綏德到西安，但國民黨政府拒不安排他的工作。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等地做一些臨時性的工作謀生。

　　新中國成立后，關玉衡回到家鄉。他被選為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還參加全省少數民族代表團到北京參觀訪問，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接見。1965年，關玉衡病逝，享年67歲。

　　周恩來贊賞關玉衡的抗日之舉

　　周恩來贊賞關玉衡果斷處決中村震太郎的抗日愛國之舉，并對他的下一代的成長給予了深切的關懷。關松軍在一篇《延河靜靜流》的文章中回憶說：

　　一九四四年夏，延安魯藝要演出大型秧歌劇《血淚仇》。劇中需要一套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制服。劇團里沒有，只好設法借用。經領導研究，決定派我到楊家嶺，請中央辦公廳幫助商借。當我到了中央辦公廳，交上介紹信之后，值班的同志叫我稍等一下，就拿著介紹信出去了。幾分鐘之后，他就回來，微笑著對我說：“首長要見你，跟我來吧。”

　　我被領進一孔窯洞，進門后，未來得及站穩，就見我們的周副主席笑著向我走來，并伸出了他的右手。我呆住了！……

　　一位工作人員把我要借的服裝，包成一個包袱送來了。我接過來，打開看是否合適。

　　周副主席忙問：“這身衣服行嗎？”

　　“太好了！我們正需要它。”我高興地回答。

　　周副主席笑著說：“好！那就叫它去為你們服務吧。”我笑著準備把衣服包起來。周副主席指著綴在衣服領子上的軍銜說：“你認識么？”

　　“認識，是上將。”我回答。

　　周副主席又問：“你怎么認識這種軍銜的？”

　　我紅著臉說：“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父親就在國民黨的軍隊里做事，他也有軍銜，所以我認識。”

　　周副主席說：“家庭出身好壞，你能選擇么？你父親叫什么名字？在什么部隊？”

　　“他叫關玉衡，原來是東北軍的一個團長。”我回答。

　　周副主席想了一下說：“我知道他。”

　　“怎么，您知道他？”我驚異地問。

　　周副主席見我奇怪，就解釋說：“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有一個‘中村事件’，你聽說過沒有？”

　　我說：“我小的時候，聽家里的長輩們說，在九一八事變之前，一個叫中村震太郎的日本間諜，帶領著一個間諜組，在我父親的駐防區，吉林省的白城子一帶，從事間諜活動，被我父親他們給抓住并處決了。后來，日本帝國主義以這個事件為借口，在九一八炮轟了北大營。”

　　周副主席接著說：“對，大體上是這么一回事！應該說你父親是個愛國軍官嘛，他不是國民黨的嫡系！是我們應該團結的愛國民主人士嘛！你怎能抱怨出身不好呢！”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接著，他又問：“他現在在什么地方？”

　　我搖搖頭說：“不知道。我參加革命之后，一直沒有給家里寫過信。我想他大概在重慶吧。”

　　周副主席笑著說：“不寫信就證明你和他徹底決裂了？我看大可不必。應該團結更多的人和我們一道抗戰嘛！多團結一個人，就多一份抗戰力量嘛，這有什么不好！我看信還是可以寫的。”

　　我解釋道：“我因為一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所以就沒法寫信。”

　　周副主席說：“好！有機會的時候，我可以替你查問一下……”

　　半年之后，一九四五年的春節。……（周）又非常鄭重地對我說：“我已經替你查過你父親的下落了，他現在不在重慶，到新疆去了。他在新疆的通信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