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部一個職員冒充周總理騙取20萬元巨款

編者按：《西花廳歲月》給當代中國人展示了一個過去時代的領袖故事，這個故事沒有當今善于炒作的書商們慣用的“獵奇”和“揭密”，打動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親切，從容和真實。領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親情友情，普通人的煩惱和心焦，也會放歌縱酒，也會淚灑人前，這樣的領袖少了仙氣，卻多了人民的愛戴。

本書系趙煒著、泠風執筆、中共文獻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選擇；意想不到的調動；走進西花廳；第一次見到周總理；進入周總理辦公室等內容。本文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西花廳歲月》圖書連載節選。

　　有的人，一輩子只見過周恩來總理一兩面，或只在他身邊工作了很短一段時間，但卻對當時的細節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記憶。原以為在總理辦公室工作了許多年，在趙煒的腦海中關于西花廳故事也一定會有不少，真沒想到，她對于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許多細節卻大都淡忘了。“經歷的事兒太多了，有許多都是千篇一律的接電話、送文件，也沒什么樣可說的”，她總是這樣說。其實，這不難理解，像她那樣十幾年在總理身邊做機要工作，已經養成了保密習慣，所以每天的工作細節她不屑說，也不想說，何況她當年在總理辦公室按照要求并沒有留下工作記錄或日記，如今以她七十歲的高齡再回憶一些細節確實不是件容易事兒。但在周總理身邊的工作內容畢竟十分豐富，這里記下的，就是趙煒回憶起的一些往事。

　　在西花廳工作，周總理對我們的另一個明確要求就是做好保密工作，對平日接觸的工作內容守口如瓶，不能對外講的，包括自己的妻子丈夫都不能講。

　　記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周總理交待主管項目的負責同志說：這次試驗，參加的全體技術工程人員要絕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試驗的種種情況不能告訴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屬和親友。周總理還當即表態說：“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黨中央委員，但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關系，我也沒有必要對她說。”原子彈爆炸前一天，正趕上我值班，周總理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當時他桌上放著一篇剛剛審閱完的稿件。周總理對我說：“趙煒，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新聞，你把稿子送到新華社朱穆之社長那里，要親手交到他手里，等到他看完再直接送到外交部。”

　　“明白了。”我拿起稿件用信封裝好。這時，周總理又再囑咐了一句：“這件事一定要嚴格保密，沒見報前可不準向外吐露一個字呀。”

　　“請總理放心，我走啦。”我鄭重地表態。

　　周總理點點頭：“好，你去吧。”

　　車子就在外面等著，我坐在車里，兩只手緊緊抱著公文包，仿佛一松勁里面的稿件就會跑了似的。中國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彈了，真是件令人振奮的消息呀。可現在原子彈還沒有起爆，第一次試驗能不能成功？我心里有點打鼓。經過宣武門教堂的時候，從不迷信的我突然想從心里為這次原子彈能夠爆炸成功祈禱。

　　從中南海到新華社不遠，朱穆之社長看稿子的時候，我一直坐在他身邊，兩眼盯著他逐字逐句地仔細看，終于，等他看完了，我又把稿子收起來，驅車直接送到了外交部。

　　從外交部回來，我馬上就向周總理匯報：稿子已經送到外交部了。周總理說：“等明天的新聞吧。”此時，我心中雖然多了一個惦記，但回到辦公室和家里卻沒說一個字。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跑去取報紙，太好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報紙上頭版頭條登出了這條令世界為之一震的消息，西花廳里人們的興奮勁兒就別提了。

　　那天我見到周總理，他的臉上一直掛著笑容。“成功啦，總理。”我興奮地說。“成功啦，好。”周總理也高興地說。

　　在總理值班室，我還親歷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被騙20萬巨款的事件。

　　記得那是1960年春天（確切的日子應該是1960年3月21日），那天我值班，從一上班，電話就特別多，有時幾部電話同時響，忙得我沒一刻閑暇。快下班時，我接到一個電話，是中國人民銀行打來的，打電話的人說，前幾天有一個人拿著蓋有總理辦公室收文章的批件從中行提走了20萬元人民幣現金，他們要核實一下。

　　“總理辦公室？提現金？”憑我多年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了解，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當時脫口就回答“總理辦公室最近沒收到過這類文件，請你們馬上把那份批件送來。”對方一聽就著急了，忙說：“可他確實有周總理的親筆簽條，用的也是總理辦公室的信箋呀。”我一聽，更離譜了，這么多年，周總理從來就沒曾給什么人寫個條子讓到那里去取現金，這事肯定有問題，沒準是遇上騙子了。

　　“錢給了嗎？”我也著急了。一聽對方說錢已出庫，我連忙說：“壞了。你們等我匯報后再回電話”。

　　放下電話，我馬上把這件事向辦公室主任匯報，然后又匯報到周總理那里。果然，不出所料，周總理從來沒寫過什么批條，也根本不知道提現金的事。因為按照常規程序，周總理從不給某人直接批條到銀行，他一般都是先批給當時的財政部長李先念。

　　“請公安部馬上追查，決不能讓國家財產受到一點損失。”周總理下了指示。

　　我回到值班室后又給中行打電話，明確告訴他們總理辦公室不知道這件事，請他們把那件“總理批示”盡快送到公安部去檢驗查對。因為事關重大，我能感覺得到，對方接電話時緊張得語調都有點打顫。

　　電話打完沒多久，我下班了。那天正好是個周末，我和趙茂峰草草吃完晚飯，就去看郭老的話劇《蔡文姬》，因為茂峰喜歡郭老的作品。但是，因為下午中行的電話，我那天終于沒有看完《蔡文姬》。

　　那晚，話劇剛剛演了一場，就有一個同志來到我們面前，“那位是趙煒同志？”他低聲問。

　　“我是。”

　　請接一下電話。”那位同志說。

　　我想，準是辦公室的同志打來的，一定是因為那筆錢的事。我來看話劇前就同他們說好，如果公安部要了解情況，值班室就打電話找我。現在果然不出所料，電話來了。

　　我和茂峰打了個招呼就出去了。

　　這時，那位同志才說：“我是公安部的，對不起，我們有些事想找你了解。”

　　外面，一輛車正等著我，我們上車后車子直奔公安部大院馳去。

　　在公安部，我把接電話的經過逐句講了一遍，又回答了他們一些問題，很晚，我才回到中南海。

　　慶幸的是，這個案子沒幾天就破了。那個膽大包天的作案人原來是外貿部的一個職員，曾經見到過周總理的親筆批示和簽名，就在外面刻了一個辦公室的假章，又仿照周總理筆跡去作案，中行的人一時沒認出來，居然讓他得逞了。那人取錢時后將錢裝在兩個大麻袋里放在自行車上就馱走了，捉他歸案那天，公安人員從他的床底下搜出了那20萬現金。

　　這件事過去好久，有一次我去總理辦公室送文件，周總理還對我說：“在我這里工作就是要警惕性高一點，否則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我們無法向人民交待呀。”

　　雖然工作上周總理對我們要求很嚴格，但他從來不喜歡讓別人叫他首長，也不愿意工作人員因為他的緣故而對客人有所不恭。記得有一次是一位從部隊剛調來的軍事秘書值班，那天周總理從外面回來路過值班室就進去問有什么急事沒有，那位同志匯報完工作后像在部隊一樣習慣地說了句“請首長指示”，周總理馬上說：“不要叫我首長，更不要說我指示。”周總理還讓這位秘書把他的意見轉達給大家，“你就說是我的意見或是交代。”

　　還有一次，張奚若來西花廳開會，門口的警衛戰士不認識他，就擋了一下，沒讓車子及時進來。張奚若到了前廳就對周總理說：你的門衛很嚴，不讓我進來。周總理聽了立刻向他表示了謙意。散會后，周總理特意到值班室讓我查查是怎么回事。他說：“看起來誰來開會進門擋一擋是小事，但要是擋錯了或出了什么樣差錯，影響可不是小事，尤其對黨外人士你們更要注意，對人家態度不要生硬，要和藹、客氣，遇事要耐心、細致。”周總理的一席話讓我很受感動，我立即去前面了解情況，回來后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聽了說：“要吸取教訓，他是老同志，應當處處尊敬他們。”周總理處理這件小事的態度讓我很受教育，從此，我在處理事情時考慮得更加仔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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