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的保險柜與紅電話

編者按：《西花廳歲月》給當代中國人展示了一個過去時代的領袖故事，這個故事沒有當今善于炒作的書商們慣用的“獵奇”和“揭密”，打動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親切，從容和真實。領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親情友情，普通人的煩惱和心焦，也會放歌縱酒，也會淚灑人前，這樣的領袖少了仙氣，卻多了人民的愛戴。

本書系趙煒著、泠風執筆、中共文獻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選擇；意想不到的調動；走進西花廳；第一次見到周總理；進入周總理辦公室等內容。本文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西花廳歲月》圖書連載節選。

趙煒講，周總理平時有兩件東西是從不離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就是辦公室和保險柜的兩把鑰匙。周總理的鑰匙是幾乎24小時不離身，平時他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覺時就壓在枕頭底下，只有出國時才交給鄧大姐保管。平時，周總理保險柜里的東西都是他親自取放，至于里面放的是什么，連同鄧大姐在內我們都不知道。從1958年，我就開始出入周總理的辦公室，但對于那個神秘的保險柜，卻從來沒見過打開的時候。

“文革”初起那年，一天，我給周總理送完文件剛要走，“你別走，還有點事，”周總理叫住了我。接著他從口袋里掏出那兩把永不離身的鑰匙問我：“趙煒，你會開這個保險柜嗎？”我雖然沒開過總理的保險柜，但這么多年大大小小裝保密文件的鐵柜子也不知開過多少次，心想開這么個柜子又能難到哪兒去，就說：“試試吧，大概沒問題。”

“沒問題？”周總理笑了，“給你試試。”說著他就把鑰匙遞給我。

我拿過鑰匙走到保險柜前，先端詳了一下，就把鑰匙插進鎖眼按照開一般保險柜的方法試起來，誰知左轉右轉也沒把柜門打開，急得我出了一頭汗，我只好回頭告訴周總理我開不開。

“怎么樣，你不會開吧？”周總理抬起頭說。

“不會開，”我老老實實地回答。

周總理走過來開始教我開保險柜，他指揮我動手，保險柜終于打開了。

“那里面有三個傅作義先生交來的存折，我昨晚帶回來的，你數數看一共有多少錢。”周總理吩咐說。

我取出存折，把三個存折細細看了一遍，里面的錢還真不少，這是我長這么大都沒見過的存款數字，我當時感到有些驚訝。

“有多少？”周總理坐在辦公桌前問我。

“不少，一共四萬。”我加了一下總數回答。

“四萬？不對吧，你再算算，看是不是少了個零。”總理說。

我當時在西花廳工作已經11年，再也沒有了當年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周總理讓我算，我就認認真真地又算了一遍。

這一算，我臉紅了，確實是少了一個零，我可真沒想到存折里能有那么多錢呀。

我告訴周總理是40萬，這次周總理沒批評我。他說可以理解，你從來沒見過這么多錢嘛。

周總理告訴我，這些錢是解放后國家給傅作義的補貼，傅作義怕讓紅衛兵抄走給國家造成損失，昨晚就交給他了。

“你把這筆錢交到中國人民銀行去，別忘了要個收條。”周總理交待我。

等我關好保險柜站了起來，周總理又問：“你關好了？”

“關好了，總理。”我回答得挺自信。

“我就不信你能關好。”周總理說著就走到保險柜前親自檢查，結果他動了幾下門就開了。“我說你關不好的。”周總理拿過鑰匙，又認真地教我怎么把保險柜鎖好，然后才把鑰匙細心地收好。

我按照周總理的交代把存折送到中行，當時中行的副行長胡立教給我打了個收條，我回來也向周總理匯報了。后來，1982年我陪鄧大姐去上海，見到胡立教同志，他還同我開玩笑說：“小趙。在你手里還有我打的收條呢，你可不要同我要錢呀！”

自從在保險柜里取過存折后，我就會開周總理的保險柜了，但我第二次開這個保險柜時周總理已經去世，我們是在清理他的遺物。說實在的，這次打開保險柜很出乎我的意外，因為那里面根本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周總理是個保密意識很強心又很細的人，我猜是他住院時就把里面的重要東西做了安排。

六十年代初期，總理值班室的人更少了，除了我只剩下三四個同志，工作顯得特別忙，有時我們三天就得值兩個班。那時周總理出去開會和出差的時間很多，我和茂峰都在西花廳工作，因為有孩子，一般周總理出去時就都是他和其他同志輪流跟隨，我主要留在家里值班。為了方便工作，在周總理出差的時候，辦公室主任就交待把值班的紅電話暫時移到我家，有急事兒時可以隨時聯系。我知道，主任允許我把紅電話移到家里，是對我工作的最大信任和鼓勵，當然如此一來也是對我的照顧，因為這樣我就可以不值夜班了。從那以后有好幾次，只要周總理出差，值班室的紅電話就遷到我家。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接聽紅電話時最緊張的就是接到主席處打來的電話，因此，我在接電話時，只要一聽是主席秘書的聲音就認真記錄不敢遺漏一個字，接完電話就向周總理匯報。

（中央文獻出版社授權發布，未經許可，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