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軍歧路,挺立英雄

　　插圖/傅堃

　　砰！砰！砰！

　　1927年8月1日凌晨2時，連續三聲槍響，南昌城內各處起義軍應聲而起。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序幕。

　　隨后，22000余人的起義隊伍南下，計劃“先得潮、汕、海陸豐，建立工農政權，后取廣州，再舉北伐！”

　　剛剛誕生的隊伍信心滿滿，誰也沒有料到，僅僅一個多月后，在敵人的瘋狂反撲下，他們險些夭折——主力部隊損失殆盡，朱德領導的“斷后”部隊成了四面楚歌的孤軍。

　　前進還是撤退？放棄還是堅持？留下還是離開？每個人都面臨選擇。

　　南昌起義失敗后，最終有八百余人的隊伍上了井岡山。他們保存住的革命火種，從此再未熄滅。

　　“黨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1927年10月初，拂曉，濃霧籠罩了一切。

　　朱德率三千人據守三河壩，和國民黨錢大鈞部的兩萬大軍已經血戰了三晝夜。數天前，南昌起義的部隊在這里分兵：周恩來、賀龍等率領主力向潮州、汕頭進發；朱德率部據守三河壩，掩護主力南下。

　　兵力懸殊，但朱德部決死一戰，生生把潮水一樣的敵人擋了三天。阻擊任務完成，部隊撤離，南下追趕主力。

　　可他們迎面遇到的，是從潮汕突圍出來的僅剩幾百人的起義軍——南下的主力部隊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已被各個擊破，起義領導人失散，下落不明。轟轟烈烈的南昌起義失敗了。

　　猶如冷水兜頭潑下，斷后部隊再也沒有和主力會師的機會，他們已成南昌起義部隊最后的孤軍。

　　此時，距南昌城的勝利剛過去兩個月，起義軍所有的運氣仿佛消失殆盡了——

　　8月5日，兩萬三千人的起義軍離開南昌南下，準備奪取廣州，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然后再舉行北伐戰爭。

　　第二天，部隊剛離開南昌，打先鋒的蔡廷鍇就率部“叛逃”，一下子帶走了6000人。

　　在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中，蔡廷鍇地位特殊，他并非共產黨員，對共產黨也并不了解。因為與葉挺私交甚厚，種種機緣巧合下參與南昌起義。事起倉促，雖然身在南昌起義領導人之列，蔡廷鍇的打算卻是“待機定進退”。

　　蔡廷鍇成名于北伐，參加南昌起義卻轉而投身蔣介石，后來參與“圍剿”紅軍甚為出力。“一二八事變”中，蔡廷鍇率十九路軍抗擊日寇，打出了中國軍人的血性。再后來蔡廷鍇又舉事反蔣，被蔣擊敗后無兵無權，最后以反蔣聯共的民主人士身份，參加了新中國的政協會議。

　　蔡廷鍇在政治上的反復變化，其實不單單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情況下，要他們堅定跟著共產黨人走，是無法辦到的。

　　其實，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中，不光蔡廷鍇不是共產黨員，當時的起義軍總指揮賀龍也還沒有入黨。

　　賀龍青年時“兩把菜刀鬧革命”，1914年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以兩把菜刀起家，組織起一支農民革命武裝。這支武裝在軍閥林立的舊社會，屢遭失敗，幾經起落，在賀龍的堅強領導下，逐漸發展壯大，在討袁護國和護法戰爭中屢建戰功。到1927年，賀龍已是第二十軍軍長。

　　仗越打越多，官越做越大，賀龍卻越來越迷茫。“清朝倒了，袁世凱死了，全國還是一片亂糟糟。大小軍閥各占一方。”“我走的路子對么？”賀龍問身邊的參謀。

　　參謀劉達武回答：“你常講要為受苦人打天下，誰能說路子不對？不過打來打去，還沒有打出天下來，你也在摸夜路呀。”

　　“摸夜路”的賀龍，在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光。1959年1月，賀龍在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參觀時回憶說:“1927年7月底，汪精衛決定在廬山召開反共軍事會議。當時只有兩種選擇，要么上廬山，要么去南昌。我主意已定，就是跟共產黨走。這時敵人來拉攏我，送來金條銀洋。我對他們說，國民黨我不入，要入黨，就參加共產黨。”

　　7月28日，賀龍見到了前來領導南昌起義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聽了周恩來關于起義的基本計劃后，賀龍說：“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來滿意地點頭說：“共產黨對你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黨的前委委任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在天空最為黑暗，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時候，共產黨找到了賀龍，賀龍也找到了共產黨。起義部隊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賀龍加入了共產黨。

　　入黨第二天，賀龍向官兵宣布：“昨天晚上我入黨了。過去我們所作所為，無非就是打富濟貧，扶弱抑強，替老百姓平冤出氣，但干不出什么大名堂。現在我知道，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就是為了消滅人吃人、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萬惡社會，進而建立共產主義的美好社會。大家要明確這個遠大目標，加入到中國共產黨里來。如果大家愿意入黨，我來當介紹人。”

　　沒想到，年輕的共產黨和這位新黨員，很快遭遇了嚴酷現實的考驗。

　　由于敵人力量過于強大，再加上戰略戰術的失誤等種種原因，南下的起義軍最后遭至失敗。

　　10月2日，南昌起義的領導機關一行幾百人，到達了普寧縣的流沙鎮。第二天，葉挺和賀龍分別帶著為數不多的部隊趕到了這里。中共前敵委員會在路旁的一座小廟召開了緊急會議。這是南昌起義領導機關的最后一次會議，實際上也是失敗情況下的善后會議。

　　“我要卷土重來”

　　流沙會議召開時，南下的起義部隊僅剩一千余人。

　　據當時剛剛加入共產黨的郭沫若回憶，周恩來此時是被人用擔架抬到會場的，正發著高燒。“臉色顯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敗仗的原因，簡單地檢討了一下。第一是我們的戰術錯誤，我們的情報太疏忽，我們太把敵人輕視了。其次是在行軍的途中，對軍隊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們的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

　　此時，周恩來對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已經有了非常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對軍隊的政治工作。南昌起義的主力中，賀龍任軍長的第二十軍和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及葉挺獨立團擴編后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乃至蔡廷鍇的第十一軍第十師，都是久經戰陣的軍隊，戰斗力不可謂不強。然而在南下途中，有的可以輕易脫離起義部隊，有的成建制投降，有的一戰擊潰、走走散散……歸根到底，是這支部隊還沒有完成脫胎換骨的改造。

　　最初單獨領導軍隊的共產黨人，吃了這次大虧，在“十分痛心”之后，痛定思痛，也總結出了重要的經驗。加強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將支部建在連上，以黨的組織不是以長官個人掌握部隊等，可以說都是由這類教訓而引發出來。

　　周恩來又講了前委已經大體商定了善后的辦法：“武裝人員應盡量收集整頓，向海陸豐撤退……非武裝的人員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分別向海口撤退，再分頭赴香港或上海。”

　　葉挺的心情同樣沉重。在周恩來簡單地報告完后，他接著說：“到了今天，只好當流寇，還有什么好說！”

　　賀龍則堅定地說：“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就讓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來。”

　　還有人沒來得及表態，村外山頭上發現了敵人尖兵。

　　會議匆匆散了，起義領導機關分散突圍。

　　此時，周恩來發燒已至40度，由擔架抬著走在隊伍后面。

　　離開流沙剛走了不遠，突然路邊槍聲大作，國民黨軍從起義軍隊伍中間沖了過來，一下子把部隊打亂。由于新敗之余，士氣大受影響，“兵敗如山倒”。

　　聶榮臻事后回憶當時的場面說：“敵人襲來,在流沙附近打響以后，部隊很亂。二十四師撤下的部隊，與革委會的人混在一起，各單位插得稀爛，一個建制的部隊也找不到……真是一片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我和葉挺始終跟著恩來同志。”

　　這時，周恩來仍在發高燒，連稀粥都不能喝。在昏迷狀態下，他還在嘴里喊著：“沖啊！沖啊！”

　　隊伍被敵人沖散，連給周恩來抬擔架的人也跑了。葉挺和聶榮臻臨時抬起擔架。他們仨只有一把小手槍，連自衛能力都沒有。是中共汕頭市委書記、周恩來老朋友楊石魂找來了一艘船。聶榮臻回憶：那條船，實在太小。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用繩子把自己拴在桅桿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在茫茫大海中顛簸了兩天一夜，好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后，楊石魂馬上派人把周恩來背去治療。葉挺、聶榮臻經過一番周折，終于找到了廣東省委。此后，二人又參加了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

　　劉伯承、賀龍、林伯渠和彭湃夫婦則一同轉移到陸豐縣。到了那里，彭湃找到了自己領導的農軍部隊，就留在那里斗爭，同時派人送劉伯承、賀龍、林伯渠和自己懷孕的夫人許玉慶從神泉港乘船到香港。劉、賀、林三人。再從那里轉赴上海找中共中央。

　　“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與部隊失散，幾經輾轉也到了香港，轉至上海。

　　在中央安排下，劉伯承、林伯渠、吳玉章等先后到蘇聯學習。劉伯承于1930年回國，后來到中央蘇區，擔任了紅軍總參謀長之職。吳玉章長期在蘇聯和西歐工作，抗日戰爭初期回國。林伯渠則在上世紀30年代初回到中央蘇區，又干起了老本行，主管中央蘇區的財政，跟隨紅軍長征到陜北。

　　賀龍到達上海后，中央原本也是安排他去蘇聯學習，可是他的態度一如在流沙會議上的表態：“我不甘心……我要卷土重來”，堅決要求回湘西老家再拉武裝。

　　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維漢代表黨中央，前去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據李維漢后來在回憶錄中記述：“他表示不愿意去莫斯科，要回湘西。我說，你怎么能回到湘西呢？武漢和長江你很難過去。他說，只要過了武漢，走水上、陸路到湘西，我什么問題也沒有，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幟的，就不會遭到強盜搶劫。他還說，我會很保險，你不要管，我只要出了武漢就行。”

　　翌年春天，在地下黨的護送下，賀龍通過了桂系軍閥嚴密控制的武漢，接著自己返回了湘西桑植家鄉，馬上通過舊關系拉起了幾千人的武裝，又打出了一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的旗號，開辟了著名的湘鄂西蘇區，成為全國幾大紅色根據地之一。這是后話。

　　在南昌起義領導機關“勝利大逃亡”的同時，在粵北山區艱難跋涉著的一支不足千人的隊伍，即奉命完成阻擊任務的斷后部隊。

　　南下部隊被打散、起義領導人失散的暗夜里，渾天黑水疾風泣雨，凄慘無比。孤立無援的斷后部隊，最后一星南昌起義的火種，面臨的是比主力部隊還要絕望的處境。

　　這支隊伍的帶路人，就是朱德。

　　“我要堅持到底”

　　朱德，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深受愛戴的總司令。而在三河壩之前，他都不在黨和軍隊的核心領導之列。

　　甚至連入黨的過程，朱德也經歷了一波三折。

　　朱德畢業于云南陸軍講武堂，參加了辛亥革命武裝起義、討袁戰爭、護法戰爭等，在舊軍隊中資歷甚深，1917年時就已經是少將旅長。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朱德還是云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朱德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早已衣食無憂、享受高官厚祿的朱德，拒絕了滇軍老友、軍閥楊森的熱情邀約，拒絕了軍閥師長的高位，決意去找中國共產黨。

　　朱德先到北京，想拜會李大釗。不巧，李大釗不在北京。朱德轉而赴上海，找到了另一位著名的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沒想到，陳獨秀拒絕了朱德的入黨申請。陳獨秀認為朱德還不了解中國共產黨，黨也不了解出身舊軍閥的朱德。

　　碰壁之后，朱德很沮喪。他后來回憶說，“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只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只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短暫的傷感過后，朱德打聽到中國共產黨有旅歐支部。在國內千里迢迢的入黨之路遇阻，朱德決定萬里迢迢去歐洲尋找黨組織。朱德先到法國，又到德國，終于在柏林圓夢入黨。

　　朱德入黨后在柏林學習，不久被驅逐出境，他又轉至蘇聯學習。1927年回國參加了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朱德也只是一個配角。

　　不論是起義之前還是起義進行中，組織指揮起義的核心領導成員中都沒有朱德。南昌起義總指揮前委書記周恩來，前委委員里面有張國燾、李立三、葉挺、賀龍、劉伯承、聶榮臻，甚至郭沫若都是前委委員，朱德卻不是。

　　起義的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派給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閑談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保證起義順利進行。陳毅后來回憶說，朱德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朱德在起義中沒有基本部隊。起義軍主力十一軍轄八個團，由葉挺指揮。二十軍轄六個團，是賀龍部隊。朱德率領參加起義的，只有軍官教育團三個連和南昌公安局兩個保安隊，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個營。所以南昌起義計劃中分配給朱德的任務，只是“加強在敵軍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敵軍動態”。起義后另成立第九軍，朱德被任命為副軍長。第九軍當時就是個空架子，沒有軍長，也沒有戰斗部隊，原是想爭取部分滇軍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來，但未獲結果。

　　起義部隊南下，當時滇軍遍布江西。為利用舊誼使滇軍讓路，朱德又負責起先遣任務。他后來回憶說:“我自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惲代英、郭沫若，我們只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先遣支隊，又是糧秣隊。”

　　周恩來后來談朱德在南昌起義中的作用，稱他“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向導”。南昌起義之時和起義后一段時間內，朱德的作用確實有限。

　　朱德真正發揮作用，是在這支部隊面臨失敗的時候。

　　主力南下作戰損失殆盡，領導人失散，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革命火種奄奄一息。這真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沒有基本隊伍、說話沒人聽的朱德，接過了這個幾乎沒有人再抱有希望的爛攤子。

　　朱德率領的這支斷后隊伍，是十一軍二十五師和九軍教育團，共計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擊傷亡很大，撤出三河壩時剩兩千多人。本想去尋找主力，路遇潰敗下來的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采率領的二百余人，方知起義軍主力已在潮汕地區失敗，起義諸領導人都已經分散隱蔽分頭撤離了。

　　陳毅回憶當時朱德所面臨的狀況：“當時是人心渙散，士無斗志，很多人受不了這種失敗的考驗，受不了這種艱苦的考驗，不辭而別了。像七十三團這樣堅強、這樣有光榮傳統的隊伍，都無力進行戰斗了。連土豪劣紳的鄉團都可以繳我們的槍，誰也沒有心思打仗”“完蛋了！二十軍和二十一軍都失敗了”。

　　更嚴重的是，一些從南邊跑來的官兵講：“主力都散了，我們還在這兒干什么？我們也散伙算了。”還有人認為，資產階級再度出賣了革命，而且與封建地主和帝國主義聯成一氣，勢力大得無法抵抗，因而指責繼續進行革命斗爭是不折不扣的冒險主義。

　　這些情緒極大動搖了軍心。

　　朱德不得不在行軍途中，不斷與他們辯論：“我們還有人，還有槍。有人，有槍就有辦法。”

　　隊伍勉強沒有散。

　　局面困難且嚴峻。在三河壩完成阻擊任務時，真正是朱德帶出來的九軍人員已經沒有幾個人了。這支孤軍與上級的聯系全部中斷，四面又都是敵人，自己也損兵過半，思想上組織上都相當混亂。

　　朱德就是在這個非常時刻，面對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隊伍，表現出了堅強的領導能力。

　　在饒平以北的全德學校，朱德主持召開了一次會議，20余名排以上干部參會。

　　“我拒絕向軍閥主義投降，我已經選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堅持到底。” 這位蓄著長髯的革命人率先表明自己的態度。“只要還有一個人和我留下來，我就繼續戰斗；就是這個人也開了小差，我敢說，我還能發動另外的人。”

　　他鼓勵大家說：“你們許多人是參加過北伐的，打過許多勝仗。不要因為我們一時受了挫折就灰心喪氣。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要悲觀。我們要經得起勝利的考驗，也要經得起失敗的考驗。主力失利了，我們吃了敗仗，但革命沒有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要保留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要把實力保存下來！”

　　“起義軍雖然失敗了，但是‘八一’起義這面旗幟不能丟，武裝斗爭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產黨員，我有責任把‘八一’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決心擔起革命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

　　原本低著頭的人，都抬頭望過來。朱德繼續說：“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把革命干到底！”

　　朱德異乎尋常的堅定執著，為困境中的隊伍指明了出路。他提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去湘南。

　　茫然四顧的人們聽了朱德的話。

　　“要革命的跟我走！”

　　陳毅是第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他第一個站出來支持了朱德。

　　南昌起義那天，陳毅在武漢，公開職務是第二方面軍教導團準尉文書，實際上是該團中共黨團的負責人。幾天后，他隨教導團東征。在九江，教導團被張發奎派部隊包圍，說要“清理”共產黨人。陳毅這才得知共產黨在南昌舉行了起義。他毅然決然脫離教導團星夜向南昌趕。他在漢口與好友辭行時說：“以前清朝政府罵孫中山是土匪，現在國民黨又罵我們是土匪。好！我偏要去當這個‘土匪’！”

　　路上，聽老百姓說起義軍南下了，陳毅便沿路追趕，終于在8月21日追上了南下起義隊伍。陳毅與周恩來以前就十分熟悉。二人相見，陳毅還沒來得及開口，周恩來便驚奇地問：“你在武漢怎么跑到這里來了？”

　　七十三團沒有指導員，周恩來便把這個職務派給了陳毅。陳毅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和周恩來是同學，那時候就參與了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1923年正式入黨。論資歷，這個職務不算高，周恩來也有些抱歉地對陳毅說“別嫌小”。

　　陳毅爽快地說：“只要拿武裝我就干。”

　　8個字，當時當刻，說出了多少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的心聲，飽受摧殘的共產黨人拿起武裝，心中充滿無限希望，即使前路崎嶇，即使疾風驟雨，點點火光不會熄滅。

　　短暫的休整后，隊伍按照朱德的指揮，向湘南行進。

　　危機仍在。

　　隊伍一路走到10月，沒有裝備、沒有糧食、沒有藥品、沒有彈藥、沒有給養，沒有上級，更沒有頭緒。挫敗、迷茫、失望……整個隊伍依然看不到未來。

　　當時已近深秋，官兵仍然穿著單衣，有的甚至還穿著南昌起義時的短褲，打著赤腳，連草鞋都沒有。同上級黨委的聯系沒有恢復，饑寒交迫，疾病流行。缺乏醫療設備和藥品，傷病員得不到治療。部隊的槍支彈藥無法補充，人也很疲乏，戰斗力越來越弱。楊至成上將后來回憶當時隊伍的情況時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里去？”

　　有人跟著走，也有人選擇離隊，其中不乏一些高級領導干部。有的先辭后別，有的不告而別。一路走，一路散，加上戰爭折損，2500余人的隊伍，僅剩下約1千人。

　　10月中旬，隊伍抵達閩贛邊界石經嶺附近的隘口，國民黨軍的一個師緊追至此，并以兩個團的兵力發起猛攻。

　　起義軍余部倉促應戰。

　　在有些人面對敵人，慌張得手足無措時，朱德親自率領幾個警衛員，從長滿了灌木和荊棘的懸崖峭壁往上攀登。

　　粟裕回憶，朱德出其不意地在敵側后方發起進攻。他用自己的冷靜與勇猛，為這支隊伍做出了表率。

　　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里掂著駁殼槍，揮舞著手臂，指揮后續部隊通過隘口。在很多人的記憶里，他的身影被陽光鍍上了一層金光。

　　但局面不會因一兩場戰斗而改變。情況仍在繼續下滑。

　　10月下旬，部隊抵達江西安遠縣的天心圩。此時，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的部隊到達了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的茨坪，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然而，此時朱德的部隊還不知道紅色的井岡山，饑餓、疲憊、病痛、戰斗一刻不停地纏繞著他們。到達天心圩，也是這支南昌起義僅存的火種最岌岌可危的時候。后來中央接到報告，里面寫過關于南昌起義部隊的窘境——師以上軍事干部只剩下朱德一人，團級軍事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團參謀長王爾琢，政工干部只剩下陳毅。

　　領導干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著伙走，還有的把自己的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說：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當時的局面，如林彪所想的不在少數，很多地位比他高，且不打招呼就離隊的人亦有不少。很多走掉的人倒不是就此放棄了革命，而是去上海或香港“另外去搞”。但是對眼前的這支行將潰散的隊伍，他們已經沒有信心了。

　　在天心圩的軍人大會上，朱德鎮定地說：“大家知道，大革命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

　　他還說：“1927年的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1917年俄國革命就成功了……中國也會有個‘1917年’的。”

　　隊伍中沒有幾個人知道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知道也沒有關系。從朱德那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中，人們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對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與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與激情像火焰一般傳播給了剩下來的官兵。

　　朱德后來能成為人民軍隊三任總司令——工農紅軍總司令、八路軍總司令、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奠基的一舉就在于此刻的振臂一呼。

　　許多年以后，蕭克將軍回憶說，朱德在部隊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隊對朱德帶點神秘式的信仰。

　　這種“很高的威信”和“帶點神秘式的信仰”，不僅來源于中央軍委一紙簡單的任命，也不僅來源于紅軍將士在軍紀約束下的服從。

　　在困難無望的時刻表現出磐石一般的革命意志，在生死一線的時刻一馬當先殺出血路，從此之后，朱德成為這支隊伍無可爭議的領袖。

　　朱德講完后，陳毅也上去講：“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僅經得住勝利的考驗，也要經得住失敗的考驗，能做失敗時的英雄。”

　　王爾琢則蓄起了胡子，他向大家發誓：“革命不成功，堅決不剃須！”

　　在那個特殊的歷史環境下，見過王爾琢的人都會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這位年紀只有二十幾歲的軍官，卻是滿臉胡須，長發披肩，頗有點像今天那些浪漫派的詩人畫家。那時的人們都沒有想到中國的民主革命以后要經過二十多年的曲折奮斗才最終能得到勝利，還多是“速勝論”者，王爾琢僅僅幾個月不剃須發就已經如此，如果再堅持下去若干年實在是難以想象。

　　王爾琢畢業于黃埔第一期，很受那些擔任營長、連長的黃埔三、四期的同學們敬重。當師、團兩級軍官都差不多離開后，他在部隊里是資格最老、地位最高的“本地戶”，朱德、陳毅都是剛到不久的“外來戶”，王爾琢一言一行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王爾琢以黃埔老大哥的身份找軍官們談話，要大家認真服從朱德的領導。他本人也認真聽從朱德的命令，誠心誠意地當軍事上的副手。

　　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可以說，朱德能夠掌握住這支部隊，陳毅和王爾琢就是他的左右手。后來上了井岡山后，朱德與王爾琢的個人感情也很深厚。朱德當軍長，王爾琢是軍參謀長兼主力團二十八團的團長。只可惜天不假年，井岡山時期，王爾琢規勸叛變的屬下，遭叛徒槍殺。

　　王爾琢犧牲后，朱德最為悲痛。毛澤東也曾寫下這樣一副挽聯：

　　一哭爾琢，二哭爾琢，爾琢今已矣!留卻重任誰承受?

　　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后如何?得到勝利方始休!

　　在天心圩，還是有人選擇了離開，“一共走了三百多名軍官和士兵”。但更多的人選擇了留下。從此，起義軍千里轉戰迎來新起點。

　　陳毅后來說，朱德講了兩條政治綱領：一是共產主義必然勝利，二是革命必須自愿。這兩條綱領成為后來革命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基礎。

　　選擇留下來的八百人，是符合這兩條綱領的八百人，也就是最堅定的革命者。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評價說，這支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陳毅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陳毅則說：“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這是總司令的偉大。”

　　上世紀五十年代，朱德直面回答了當時做出決定的理由：當時我所講的，并不是我個人獨到的見解，而是革命的經驗。在當時的情況下，需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分析革命形勢，指出革命是有前途的、有出路的，只有這樣，才能堅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隊要鞏固，就要經常在部隊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黨的組織。

　　堅不可摧的鋼鐵部隊

　　10月底，起義軍從信豐到達贛粵邊境的大庾鎮時，有利形勢出現了：國民黨新軍閥各派之間的矛盾激化了，爆發了粵系、桂系、湘系軍閥的混戰。他們忙于互相爭奪，不得不暫時放松了對起義軍的追擊。

　　朱德、陳毅便利用這個有利時機，領導部隊適時地進行了一次整編。

　　部隊被編為一個縱隊，朱德任司令員，陳毅任縱隊政治指導員，王爾琢為參謀長，部隊一共800人，這就是全部家當。這支部隊后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重要基礎，戰斗力的核心。蔣介石兵敗大陸，其軍事力量主要被殲于東北戰場和華東戰場。指揮遼沈戰役的林彪，指揮淮海戰役的粟裕、陳毅，都是當年天心圩留下來的800人之一。

　　整頓最先開展的工作是重新登記部隊里的黨團員，800人的隊伍里，有約五六十名黨團員。粟裕回憶：當時部隊黨員人數不到群眾的十分之一。那時候我們還不懂得應該將支部建到連上，但實行了把一部分黨員分配到各個連隊中去，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

　　這與三灣改編中提出的將支部建到連上有異曲同工之處。一些人認為，葉挺、賀龍等部隊在三大起義中被逐次擊潰，缺乏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其中主因。而將黨員分散下去，才可以真正到戰士中去，了解部隊最真實的動向。

　　整頓過程中，中等個頭，體格健壯的朱德，也身穿灰里透白的軍服，腳穿著草鞋，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有馬不騎，扛著槍、背著背包，與戰士大鍋吃飯，見人就談革命前途、革命方法。

　　陳毅對當時的回憶是“我們于是便開會，講道理，傳達朱總司令的意見。部隊看到了光明，情緒穩定了。”后來，朱德說：“部隊要鞏固，就要經常在部隊中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黨的組織。把黨的組織加以整頓以后，又發展了一批黨員，就依靠他們去鞏固隊伍。”

　　朱德主持召開了一次全體軍人大會。

　　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官兵，每個人的子彈袋早就癟了。面對著他們，朱德說：“同志們，我原來是想有兩百個人能同生共死，就能勝利；現在我們有好幾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國主義和軍閥都不能消滅我們！”

　　一如往常，朱德分析了蔣桂混戰后的局勢和這支部隊的前途，并強調保存這支革命有生力量，就應該依靠農民群眾開展斗爭。

　　朱德回憶：“我們占領了江西西南部的塢城，號召農民和鎢礦工人志愿參軍。北伐時，原鐵軍第四軍在這里還留下一個運輸站，存有幾百套被服和其他軍需品。站上負責人把物資交給我們，而且加入了我們的隊伍，還有幾百名工人和農民參了軍。”

　　這支已經不成建制的部隊順勢整編，目的是便于指揮作戰。當時，部隊已經七零八落，不成建制，軍、師、團都成了空架子。整編中，部隊化為一個縱隊，分為七個步兵連和一個迫擊炮連、一個重機槍連，改名為工農革命軍。

　　為了縮小目標，便于隱蔽，部隊打著國民黨旗號，使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番號。朱德對外化名王楷，指導員陳毅，參謀長王爾琢。

　　經過整編，部隊仿若涅槃重生。雖然從人數上只有從饒平出發時的三分之一，但這是大浪淘沙保留下來的精華，是不滅的火種。朱德非常自豪地說：“我們的隊伍經過千錘百煉，現在已經成為一支堅不可摧的鋼鐵部隊。”

　　也正是他一次次在危急關頭，義無反顧地站出來，堅定的理想信念和極大的歷史自覺性，讓更多官兵愿意追隨他的選擇。

　　經過贛南的“大庾整編”，南昌起義軍的余部800余人在朱德、陳毅、王爾琢的率領下又恢復了勃勃生機。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留下的這支革命火種碰到適當的氣候，又會燃成熊熊烈火。

　　鐵流上井岡

　　時間進行到1927年11月，朱德率部轉戰湘、粵、贛交界的崇義，第一次聽到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的消息。

　　此時，朱德、陳毅都沒有見過這個“毛委員”，可是毛澤東“湖南農王”的大名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還可以說是如雷貫耳，聽到他的消息自然十分興奮。恰好，毛澤東的三弟毛澤覃就在隊伍中。

　　毛澤覃比毛澤東小12歲，13歲時就跟著毛澤東到長沙讀書。當時正是五四狂潮洶涌澎湃，新思想、新文化向舊世界宣戰的偉大年代。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運動、毛澤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恢弘氣魄，對剛剛走出韶山沖的少年毛澤覃，無不產生巨大的影響，使他較早地接觸到馬列主義。1923年10月，年僅18歲的毛澤覃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前，他就已經追隨毛澤東從事了大量革命活動。

　　在投身革命的毛氏三兄弟中，年紀最小的毛澤覃卻是走向革命武裝斗爭的第一人。他在葉挺的“鐵軍”參加了南昌起義，然后隨部南下，在戰斗中與部隊失散，輾轉找到了朱德領導的斷后部隊。

　　于是，朱德、陳毅派毛澤覃前去井岡山聯絡，三弟去找大哥，自然更為方便。不久，毛澤覃到井岡山找到了自己的大哥，毛澤東從三弟那里首次得知了朱德部隊的情況。以后毛澤東從山上派兵向湘南發展，正是想與朱德部取得聯系。

　　11月上旬，張子清、伍中豪帶領的井岡山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第三營走下井岡山，在江西崇義上堡，與南昌起義軍會合；12月，第二團黨代表何長工從井岡山下山，在廣東韶關的犁鋪頭找到朱德。朱德詳細詢問了井岡山的地形、群眾基礎、物產等情況后，他贊賞地說：“我們跑來跑去，就是要找一個落腳的地方。”

　　的確，那個時期的南昌起義余部，一直在奔波輾轉，沒個落腳處，甚至不得不棲身于朱德舊友、軍閥范石生的麾下。終于，他們看到了井岡山的紅旗。

　　朱德率隊脫離范石生部，從廣東進軍湘南，向井岡山方向出發。

　　1928年1月，朱德和陳毅率部由廣東北江進入湘南地區，在中共湘南特委和當地農軍的配合下，發動了湘南起義，并先后占領了郴州、耒陽、永興、資興等縣城。起義軍擴大到8000多人。

　　湘南起義震動了粵、湘、贛，三地軍閥合力來攻。朱德并不戀戰，繼續向井岡山進發。

　　毛澤東得知湘南起義軍正向湘贛邊界轉移的消息后，兵分兩路去迎接朱德部上山。毛澤覃受毛澤東之托，帶了一個特務連直奔郴州來找朱德。

　　1928年4月28日，井岡山腳下的寧岡縣礱市鎮龍江書院，毛澤東的隊伍和朱德的隊伍勝利會師。兩位歷史巨人在文星閣見面，兩雙手緊緊握在了一起。“朱毛”從此成為中國革命力量的象征。

　　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革命星火會合在井岡山，從這里，燃起了中國革命的熊熊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