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群曾協助周恩來 成為周恩來得力助手

　　周逸群烈士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宣傳家、活動家，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湘鄂西蘇區和紅軍的創建者之一。周逸群生前的戰友賀龍元帥認為周逸群是湘鄂西“正確路線的代表”，蕭克將軍稱周逸群為“革命的英雄，黨的楷模”。

　　一

　　周逸群烈士，祖籍湖北蒲圻，1896年6月25日生于貴州銅仁。1914年考入貴州南明中學，1919年東渡日本，在慶應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1923年春，周逸群從日本回到上海。第二年五月，周逸群等進步青年組織了貴州青年社，并創辦《貴州青年》雜志。《貴州青年》一共出版了12期，成為當時貴州最受青年歡迎的進步刊物。1924年，周逸群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4年秋，周逸群從上海來到廣州，寫下“廢書學劍走羊城，只為黎元苦匪兵。斬伐相爭廿四史，豈無白刃可亡秦！”的詩句，表達了投筆從戎的志向。10月，周逸群進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習。在軍校期間，周逸群刻苦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技術；同時，在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領導下，從事青年學生的宣傳和組織工作。1925年2月，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干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成立，周逸群和蔣先云、陳賡等是主要的負責人。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后，黨組織安排周逸群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任宣傳科長，協助周恩來工作，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組織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周逸群時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隊長。7月，周逸群率宣傳隊路過常德時，遇到了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賀龍。賀龍在幾年前駐軍銅仁時，就見過回鄉探親的周逸群。再次見到周逸群，賀龍喜出望外，再三要求周逸群留一師工作，幫助他改造部隊。周逸群請示了黨組織后，接受了賀龍的要求，留一師任政治部主任。當天，周逸群同賀龍促膝談心，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北伐的意義及革命的前景，直到深夜。賀龍聚精會神的聽著，毫無倦意，不斷贊許說：“人才，人才，共產黨里就是有人才啊！”。

　　次日黃昏，周逸群又同賀龍交談。賀龍后來回憶說：“第三天，我就和周逸群說，我要參加共產黨和改造部隊，他答復我：共產黨是不關門的，只要夠條件，一定有人找你。改造部隊靠廣東派干部來是不可能的，要自己找一部分學生，并從部隊中選派一部分干部進行學習訓練，培養改造部隊的干部。”賀龍完全贊同周逸群的意見，隨即開辦第一師政治講習所，讓周逸群任所長。在周逸群的努力下，黨在第一師的影響日益擴大，官兵更加傾向革命，他和賀龍的關系也更加親密無間。賀龍在后來回憶說：“這是第三次，也是真正的一次接近共產黨。”

　　1926年12月，賀龍率部從湘西出發，連克數城，勝利到達武漢，此時部隊已脫離第九軍改編為獨立第十五師，周逸群仍任師政治部主任。1927年6月，賀龍部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賀龍任軍長，周逸群任軍政治部主任。黨組織通過周逸群，以黃埔軍校和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為骨干，吸收了大批工農革命分子和兩湖農運干部等，組成第二十軍第三師，周逸群兼任師長。

　　二

　　1927年7月10日，賀龍、周逸群率第二十軍從武漢出發，在武穴乘船到九江，隨后又到達南昌。7月底，周恩來代表黨組織，向賀龍傳達南昌起義的計劃，得到賀龍的熱烈支持。周恩來代表黨的前敵委員會，任命賀龍為南昌起義總指揮。隨后，周逸群協助賀龍和劉伯承制定武裝起義的行動計劃，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

　　8月1日南昌起義開始，周逸群和賀龍、劉伯承親臨火線指揮。在攻打敵總指揮部的戰斗中，周逸群、賀龍等冒著敵人的炮火指揮戰士，占領制高點，用猛烈的火力向敵發起強攻，經過三小時激戰全殲敵警衛團。在之后的戰斗中，周逸群指揮教導團和第六團英勇機智地消滅了第九軍兩個團的有生力量。

　　8月5日，起義部隊撤離南昌，開始南征。賀龍、周逸群率第二十軍粉碎了敵軍的數次阻截，于19日占領了瑞金縣城。就在這戰火紛飛的時刻，周逸群介紹賀龍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一所學校里舉行了莊嚴的宣誓儀式。

　　在其后的會昌戰役中，周逸群指揮第三師擔任佯攻，同主力部隊協同作戰，迅速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南昌起義部隊在南征中雖取得數次勝利，但因敵我力量懸殊，兵力分散等，部隊遭受重大損失。

　　周逸群根據黨的指示離開部隊，乘船去上海。當他挾一張舊席子摸到貨艙躺下休息時，被會昌戰役中受了重傷、此時也在貨艙里隱蔽的陳賡發現。愛開玩笑的陳賡用手里的報紙把臉遮住，自言自語道：“這報上的消息真靈通，周逸群還沒上船，報紙就登出來了。”周逸群一聽，嚇了一跳，可他馬上聽出是陳賡的聲音，兩人相視一笑，一路交談甚歡，結伴到上海找黨。

　　三

　　周逸群在上海找到了黨中央，又遇見了輾轉香港來上海的賀龍。戰友相見，分外興奮，互訴離情，商談下一步行動的設想。黨中央經過反復研究，決定成立以郭亮為書記、周逸群、賀龍等為委員的湘西北特委，領導開辟湘鄂邊區的武裝斗爭。時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組織部長的周恩來親自同周逸群、賀龍談話，布置開展武裝斗爭的任務。

　　1928年1月15日，周逸群、賀龍、盧冬生等七人，肩負黨的重托，帶著一本《共產黨宣言》和兩支手槍，在漢口同湖北省委書記郭亮接上了關系。

　　這時，湖北省委正在組織武漢三鎮年關暴動，由于計劃泄露，敵人大肆搜捕，起義不能如期舉行，省委決定周逸群、賀龍等立即撤離武漢。由于郭亮主持湖北省委工作不能前往湘鄂邊，于是以周逸群為湘鄂邊前委書記。周逸群、賀龍等化裝避開了敵人的搜捕，通過了敵人嚴密的封鎖線，登上事先租好的輪船，離開了武漢。

　　1928年1月下旬，周逸群、賀龍在湖北監利縣與賀錦齋領導的部隊會合。賀錦齋是賀龍的老部下，南昌起義失敗后，受黨組織之命來洪湖，組織了一支百余人的革命武裝。之后，周逸群陸續與石首、沔陽、監利、華容和鄂中特委等負責人取得了聯系，決定湘鄂邊前委暫時在荊江兩岸開展武裝斗爭。

　　這時，荊江兩岸的敵正規軍和反動武裝正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氣焰十分囂張。周逸群、賀龍召開湘鄂邊前委與鄂中特委、各縣縣委的聯席會議，決定集中賀錦齋、肖仁鵠等率領的武裝共300余人，組成中國共產黨湖北沔陽工農革命軍第五軍，由賀錦齋任軍長，堅決反擊反動武裝的猖狂活動。在群眾的支持下，這支革命隊伍殲滅了數股反動武裝，沉重打擊了反動派的氣焰。

　　1928年2月7日，周逸群又召開各縣縣委聯席會議，總結了幾個月來武裝斗爭的經驗。其后，部隊集中力量打擊沿江土匪，革命軍也發展到五六百人。

　　2月中旬，賀龍、周逸群率部攻打監利失利，部隊退回石首。賀龍、周逸群召開會議，作出了前往湘鄂邊地區，“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決定。會后，周逸群、賀龍將現有武裝留在鄂西，繼續開展游擊戰爭，只帶領賀錦齋、盧冬生等10余人去湘西。

　　2月下旬，周逸群、賀龍等人從駐地出發，過江穿湖，翻山越嶺，于3月上旬到達湘鄂邊桑植縣洪家關。洪家關是賀龍的家鄉，自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嚴重。賀龍、周逸群的到來，為群眾帶來了無窮的勇氣和力量。

　　湘鄂邊地區環境艱苦，經濟落后，工作任務繁重。周逸群、賀龍等認為，只要取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斗爭就能勝利。周逸群聽取大家的意見后說：山區交通不便，消息閉塞，要把民眾發動起來，首先要大造革命輿論，做好宣傳工作。大家都贊同周逸群的意見，決定采取多種形式，進行宣傳工作。周逸群自己經常到田間地頭與農民一起，邊干活邊交談。有一次，他得知一位鄉親春耕買牛缺錢時，就賣掉自己的大衣、手表，幫他渡過難關。他還給大家講歷史故事，說明窮人要翻身，只有跟共產黨走，并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革命勝利后的美好前景。

　　周逸群和賀龍等人，分析了桑植的情況，認為賀龍的親族和舊部可以爭取。賀龍找他們做工作，以前在賀龍部的營長王炳南、李云卿，帶著隊伍參加了革命。賀龍的大姐賀英，也將自己掌握的部分槍支交給了賀龍，周逸群代表黨組織表示感謝。

　　經過周逸群、賀龍等的努力，創建工農武裝的局面打開了，隊伍像滾雪球一樣，迅速發展起來。到1928年3月底，已經組成了一支3000多人的工農革命軍，由賀龍任軍長，周逸群任黨代表。工農革命軍組成后，在賀龍、周逸群的指揮下，迅速奪取了桑植縣城，成立了中共桑植縣委和縣蘇維埃政府。

　　4月初，賀龍、周逸群等正準備整編隊伍，深入發動群眾時，國民黨軍第四十三軍一個旅，傾巢出動，向桑植縣城和洪家關發動了進攻。由于敵我力量懸殊，隊伍剛剛組建，經過兩次激戰，部隊遭受嚴重損失，士兵大部失散，賀龍和周逸群也被沖散。賀龍收集被打散的隊伍，于7月將工農革命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繼續在湘鄂邊堅持武裝斗爭和創建根據地。

　　四

　　周逸群在湘西同賀龍失散后，歷盡艱辛，于1928年5月來到石首。隨即和鄂中特委，石首、監利縣委取得聯系，同他們一起分析了當前形勢。周逸群提出集中各地武裝，避實就虛，向洪湖方向開展游擊戰爭，創建以洪湖為中心的根據地的主張。周逸群和各縣領導人，集中監利、沔陽、石首、華容等縣游擊隊，以敵人據點峰口鎮為突破口，于5月20日，一舉攻克峰口。

　　峰口戰斗勝利后，周逸群考慮到敵強我弱，決定撤出峰口。當時部分干部思想不通。于是周逸群召開干部會，講解撤出峰口的意圖。他拿一個茶杯和一個銅盆說：“銅盆好比洪湖，峰口不過是茶杯。”他將銅盆蓋住茶杯，說：“只要我們占住洪湖，峰口一定是我們的”大家聽后豁然開朗。游擊隊在周逸群的率領下，轉移到洪湖沿岸，開展游擊活動。敵人知悉游擊隊的活動，即調集優勢兵力進行包圍。當敵逼近時，周逸群主張向敵薄弱的荊門、當陽、遠安一帶游擊。但鄂中特委錯誤地堅持不離開家鄉的主張，周逸群不得不率領石首、華容等地的游擊隊返回石首。而鄂中特委領導的武裝，后在強敵圍攻下，幾乎損失殆盡。

　　5月底，在沙市的鄂中特委遭到破壞，領導人大部犧牲。周逸群立即趕往沙市，組織鄂西臨時特委，并將特委遷往宜昌。7月中旬，湖北省委正式組成了以周逸群為書記，萬濤為副書記，段德昌等為委員的鄂西特委。周逸群在特委會議上提出了把工作重點放在克服左傾盲動主義殘余和地方主義觀念，恢復整頓黨和群眾組織，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開展武裝斗爭的工作方針上。

　　在周逸群和鄂西特委的領導下，各地黨組織和游擊隊，以縱橫交錯的港汊、茂密的蘆葦蕩為依托，發動群眾，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1928年秋，周逸群領導的鄂西特委，革命武裝力量已擴展到23個縣，東自監利、沔陽，西至巴東、興山、秭歸、桑植、鶴峰，南抵石首、華容，北到長陽、荊門。

　　11月，敵人加緊了清剿，鄂西黨組織再一次遭受摧殘，萬濤被捕，鄂中特委、沔陽縣委機關遭到破壞。在此危急關頭，周逸群從實際情況出發，排除萬難，在領導鄂西地區反擊敵人清剿的同時，又負擔鄂中地區的領導工作，將鄂西和鄂中30余縣的工作統一在鄂西特委領導下。經過艱苦奮戰，到1928年冬，鄂西、鄂中的游擊武裝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在洪湖區域形成了幾塊比較穩定的游擊根據地。

　　1929年3月下旬，蔣桂戰爭爆發，湘鄂西地區的桂系駐軍大部調往前線作戰。周逸群和特委根據這一新情況，采取“集中指揮，分散游擊”的原則，運用“敵來我飛，敵去我歸，敵多我跑，敵少我搞”的游擊戰術，出奇制勝，重創敵軍，游擊隊也獲得了相當大的發展。

　　7月末，特委集中了5個縣的80名基層干部，在監利舉辦訓練班，培訓游擊戰骨干。周逸群親自講課，反復向學員講“打仗靠群眾，種田靠群眾，什么都靠群眾”的道理。訓練班學員結業后，全都編入部隊。

　　這時，特委所轄的游擊隊正式編為紅軍鄂西游擊總隊，周逸群任總隊長，段德昌任參謀長，人槍約千余。到1929年夏，監利、石首、沔陽等大部分地區建立了區鄉紅色政權，初步形成了以洪湖為中心的湘鄂西蘇區。

　　1929年8月，周逸群寫了《鄂西農村工作》的報告，向中央匯報工作，系統總結了一年多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踐，報告中總結的經驗與毛澤東、朱德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經驗基本一致。

　　同年秋末，敵人以十余倍游擊隊的兵力，猖狂進攻湘鄂西蘇區。鄂西游擊總隊在周逸群、段德昌的指揮下，避敵鋒芒，運用“只打虛不打實，要打必勝，不勝不打”戰術原則，消滅敵人。洪湖人民以“刀口對刀口，槍尖對槍尖，有我就無你”的無畏精神，配合游擊隊作戰。游擊隊和洪湖人民經過浴血奮戰，到冬季，終于打破了敵人殘酷的“會剿”計劃。

　　1929年12月，周逸群主持召開了鄂西黨的代表大會，會后，根據中央指示，鄂西游擊總隊改編為以段德昌為師長的紅軍中央獨立第一師，下設兩個縱隊，約6000人。

　　1930年2月，中央獨立第一師兩個縱隊會師于監利縣汪家橋。周逸群在會師大會上宣布中央決定，獨立第一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軍長孫德清，政委周逸群。

　　紅六軍成立后，連戰連捷，湘鄂西紅色根據地迅速擴大。為加強蘇區建設，1930年4月，周逸群和特委召開第一次工農兵大會，宣布成立蘇維埃鄂西五縣聯縣政府，周逸群任主席。

　　五

　　1930年夏，蔣、馮、閻軍閥混戰爆發，以李立三為代表的黨中央提出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左傾冒險計劃。湘鄂西蘇區黨組織和周逸群按照中央指示，制定了《三個月的工作計劃大綱》。

　　1930年五六月間，黨中央要求紅四軍、紅六軍會師，組成紅二軍團。7月4日，兩軍勝利會師，7月中旬，按照中央指示，兩軍進行了合編，賀龍任紅二軍團總指揮，周逸群任總政委和前委書記，全軍共一萬余人。

　　紅二軍團成立后，在討論下一步軍事行動時，周逸群、賀龍同中央代表柳克明發生了嚴重分歧，柳克明力主紅二軍團在攻取荊門、沙市，“完成地方暴動”后，進攻武漢。周逸群、賀龍則主張先攻取監利縣城，鞏固中心區域后再向外發展。按中央代表的指示，紅二軍團在進攻沙市時，因敵防守堅固而失敗。

　　9月中旬，黨中央派鄧中夏來到洪湖，接任紅二軍團政委和鄂西特委書記，周逸群調往地方工作。11月初，鄧中夏領導紅二軍團遠離蘇區，進攻津市、常德等地，周逸群等人多次向鄧中夏寫信提出二軍團應在蘇區邊緣“波浪式向外推進”，但未被接受。12月初，二軍團遇敵重兵圍攻，被迫撤至松滋楊林寺一帶；12月中旬，敵突襲楊林寺，二軍團遭受重大傷亡，被迫向五峰、鶴峰一帶轉移。

　　1930年冬至1931年春，敵乘二軍團主力遠離洪湖之機，集結大量兵力向洪湖蘇區發動了兩次“圍剿”，周逸群、段德昌等帶領少數留守的紅軍和蘇區地方武裝，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同敵人展開了殊死搏斗，領導組建了江左、江右軍指揮部和獨立團，實行全民皆兵，終于取得了第一、第二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

　　1931年5月，周逸群由洞庭湖地區返回江北，途經岳陽縣賈家涼亭時，遭敵人伏擊，不幸壯烈犧牲，時年35歲。遺體由當地群眾安葬于岳陽許市鎮月臺村。周逸群為南昌起義，特別是為創建湘鄂蘇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