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來信”指出了紅軍的根本任務與前途

　　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指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理論，一種是指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本文內容是論述在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形成過程中周恩來的貢獻。

　　倡導建立工農武裝割據

　　１９２７年夏，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后，中國革命處在國民黨新軍閥的極端白色恐怖統治的條件下，中共中央依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實行武裝起義、創建工農革命軍、獨立領導革命的總策略。繼“八一”南昌起義之后，中國共產黨在各地的黨組織相繼領導了許多地區的秋收起義。

　　在領導秋收起義過程中，一些領導人都在不斷總結經驗，探索保存和擴大革命力量的道路。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受挫后，曾決定沿羅霄山脈南下以求發展。但因湘南有敵重兵把守，工農革命軍難以攻取，毛澤東當機立斷，率領起義隊伍上了井岡山。適值井岡山上敵軍空虛，毛澤東抓住有利時機，打擊地方反動武裝，打土豪、分浮財，發動廣大貧苦農民，建立了紅色政權。湖北的黃麻起義，攻占了黃安縣城，成立了農民政府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由于敵軍來攻，到12月，退出縣城，鄂東軍轉移到黃陂縣木蘭山地區開展游擊戰爭，1928年5月，決定在光山縣南部柴山堡地區開辟根據地，形成了武裝割據的局面。廣東的海南島，在中共瓊崖特委領導下發動武裝起義，攻占了嘉積縣椰子寨，并會合文昌、瓊東等地農民起義武裝，建立了工農革命軍，也形成了武裝割據的局面，等等。

　　當時，中共中央不認為革命形勢進入低潮，而是急于求成，不切實際地要求廣東、湖南、湖北等省很快發動武裝起義，奪取政權；與此同時也在密切注意上述地區武裝起義的情況，連續召開會議聽取匯報，研究討論、總結經驗教訓，或形成決議，或單獨寫信指導各地斗爭的開展。

　　參加領導南昌起義失利后回到中共中央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來，在第一次左傾盲動主義統治中央的形勢下，他對全國革命形勢還沒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對坐鎮指導的共產國際代表的錯誤意見雖然未能抵制，但他非常注重實際，敢于批評實際工作中的“左”右傾錯誤，尤其是注重總結秋收起義、各地武裝起義中保存與發展革命力量的經驗，較早地提出了建立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

　　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偏重于發動工農群眾，忽視掌握革命武裝力量的軍權，當蔣介石、汪精衛叛變時無法組織有力的反擊，導致失敗。這是經驗教訓之一。在總結了血的教訓之后，開始懂得掌握武裝的極端重要。但在貫徹武裝起義總方針的過程中，有些地方又出現了忽視發動群眾，單純依靠軍事力量的現象。例如，在領導農民起義中，有的地方不重視發動農民群眾，武裝農民，而專靠少數農軍或軍隊的力量；對于農民自發的斗爭不去積極領導，只想用少數軍隊去發動起義，形成孤軍作戰的冒險。周恩來很重視總結這些經驗教訓，認為既不能只發動群眾，不掌握革命武裝；也不能單純依靠軍事力量，不發動群眾。必須是充分發動群眾，建立革命軍隊，開展游擊戰爭，深入土地革命發動農民群眾，才能奪取政權，創立起“割據的暴動局面”。這些思想在1927年12月他寫給浙江省委、江蘇省委等信中都有充分的表述。

　　秋收起義和各地武裝起義中一個重要的經驗是工農革命軍在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政權的過程中要形成一個“割據”的局面，即建立一個根據地。十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羅亦農匯報湖南、湖北秋收起義情況時，充分肯定了兩湖地區農村的起義，在開展游擊戰爭時形成了武裝割據的局面。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例如瞿秋白、羅邁等也都認為這是鞏固起義勝利的一條經驗。

　　周恩來則特別重視這個經驗，他聯系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和湘贛邊界起義、黃麻起義等地的經驗，認為要保存和擴大革命力量，必須形成一個割據的局面。1927年12月18日，他在為中央起草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浙江西部“只要有可得力的黨的組織的領導，割據的暴動局面可以創立起來的”。①12月13日至15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廣東工作時，周恩來異常興奮地說：湖南方面，現在毛澤東已占領茶陵等地，25師已到桂東，如與毛部匯合，槍支增多，地域擴大。他提出“要加緊湖南、湖北、江西的斗爭，擴大暴動局面，海陸豐應向北發展，瓊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擴大割據的局面。②根據會議討論意見，中共中央12月21日致信朱德：“據我們所知道的在桂東的北邊茶陵、酃縣以至江西蓮花均有毛澤東同志所帶領的農軍駐扎”，“他們如果駐在這些地方，你們應確實聯絡，共同計劃一發動群眾以這些武力造成割據的暴動局面，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③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導湘南建立一個非單純憑靠軍隊而是工農群眾為主體的割據的局面”。④這實際上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１９２８年１月８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兩湖工作時，周恩來提出湘西特委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據局面”。會議決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書記，賀龍、周逸群、柳直茍、徐特立為委員。會后，周恩來代表中央同周逸群談話，提出“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方針。⑤與此同時，他在指導北方工作時，也強調了這一重要思想。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寫給陜西省委的信中指出發動士兵暴動時機成熟的條件是：“（一）駐地附近要有群眾運動，要有工農的堅強組織；（二）要有黨的指導；（三）要能造成一個暴動的割據局面；（四）要較有勝利把握。”他強調指出這些條件不成熟，就不要急于發動。⑥當然，不能否認當時中央，包括周恩來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并帶有盲動的色彩。但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來此時強調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形成一個又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確是秋收起義以來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總結出的一條重要經驗，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開端。同年１０月，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重申了他的一貫主張，即：“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他也認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⑦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

　　中國的情況與俄國不同，城鄉不能同時發動

　　廣州起義失敗后，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在總結經驗教訓時，曾感到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企圖攻取大城市是不可能的。他在寫給中央的信中關于繼續暴動的策略時說：先從農運較有基礎的地方發動暴動，造成一縣或數縣割據的局面，形成包圍廣州的形勢。這一思想立即為當時中央所接受。

　　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８日，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江西省委的信中，批評“省委計議在南潯路沿線舉行暴動并造成割據的局面”的布置不妥，指出“南潯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人群眾的斗爭，尚未達到劇烈的發展，兵士運動尚沒有成績的時候，這一沿路暴動必致流產”，他強調“南潯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動，必須在全省割據的暴動逐漸匯合的時候，益以客觀主觀的條件逐漸齊備，一個總暴動在一省的完成才能在南昌、九江出現”。⑧這就清楚地表述出：要奪取江西省的中心城市，必須有本省各地武裝割據的匯合，形成對城市的包圍才能取得勝利。這就提出了用農村包圍城市奪取一省政權的思想。關于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奪取一省政權的策略思想的提出，說明周恩來等是努力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及時總結各地斗爭中的經驗和教訓，積極探索如何取得革命勝利的道路。

　　１９２８年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出《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對于糾正當時中共中央的盲動主義錯誤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決議關于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指導是不正確的。決議忽視中國國情的特點，指責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正確策略，認為中共在湖南、湖北等地開展的游擊戰爭是“策略上的動搖”，是“對游擊戰爭的溺愛”，是“沉溺于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決議繼續強調要以城市為中心，認為沒有中心城市革命高潮的條件，農村的暴動就不能勝利。決議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武裝暴動方面的主要任務是“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⑨這一要求顯然是不符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強大的敵人占據著中心城市，中國共產黨沒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怎么能夠發動對城市和鄉村的同時進攻呢！

　　對于共產國際的指示，處于不成熟時期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必然會有不同的反響。在 1928年 4月 2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有人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批評，認為“八七”會議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估計不足，因而對城市工作比較消極或者放棄了，“這是不對的”；有的認為是地方黨組織對“城市工作動搖了”，并認為不搞城市工人運動，就是“農民意識的領導”，提出“要反對農民意識”等等。

　　有親身體驗又注意吸取他人智慧的周恩來，完全從中國實際出發，對共產國際的批評敢于發表不同的意見。他說，城市都被強大的敵人占據著，要城市和鄉村相配合的發動“是很困難的”；如果要等城市出了革命高潮，再去發動鄉村農民暴動，必然是“鄉村的發動等待城市”工人起義，而城市的工人起義“一時又難于發動”，“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是不利的”。接著，他進一步指出，中國與俄國的國情不同，在中國“農民是占了重要的分子”，這“與俄國不同”。當時會議記錄上簡單明了的這么幾句話，清楚地表明了周恩來當時的認識，即不能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指導中國革命，根據中國的國情和形勢，中國共產黨可以先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紅色政權，深入土地革命，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是有利的。

　　如果中共中央繼續把注意力放在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尊重各地斗爭中的首創精神，是會在此基礎上更早地探索出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然而，眾所周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個問題上，根據共產國際的旨意，強調了中國共產黨應該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理由是要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就是同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⑩大會決議強調“黨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

　　周恩來接受大會的這個方針并不是盲目的，唯上唯書的，而是根據中外“歷史的經驗與當時的情況”，頗費了一番腦筋進行研究的結果，他說：“太平天國是從鄉村中發動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還有一種‘流寇’式的農民游擊戰爭，沒有占城市，終歸失敗。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長期存在。俄國1905—1907年的革命失敗后，農村也沒有高潮，而且農村的革命運動比城市的工人運動更快地低落下去”。再“從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正是處在整個農村革命的游擊運動非常困難的時期，蔣桂戰爭還未爆發，想在這種情況下肯定以鄉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11因此，周恩來在大會的發言中，也講了建立城市工作，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和組織的重要，同時，他仍以務實的態度強調了由于“中國不能統一以及革命的不平衡性”，中國革命有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可能”，在有條件的南方幾個省，“目前就應該開始割據局面的準備”，因為這與全國準備工作有極大的關聯，繼續闡述他關于奪取中心城市必須有周圍武裝割據的匯合的思想。因此，“六大”決議規定了黨在蘇區的任務是“發展蘇維埃根據地，奪取新的區域，這種區域是要成為更大發展的基礎的”。周恩來當時雖也有歷史的局限性，但在有上級黨的旨意又有多數人主張以城市為中心的形勢下，仍然強調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問題，這是難能可貴的。有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和實踐，是形成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前提條件，否則，是不可能形成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

　　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是中國革命的特征

　　人們的認識總是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而有所改變。1928年 11月，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時，正值湖南、江西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會剿”，井岡山處于困難時期。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又遭敵軍截擊和追擊。為此，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朱毛紅軍問題。軍事部長楊殷匯報情況時說，朱毛紅軍去向不明，可能有三條去路，要派人去找。周恩來對形勢感到憂慮，他說，形勢是嚴峻的，敵人這次一定要作出“一點成績來”，當然要想消滅朱毛紅軍也是不可能的。根據當時形勢和共產國際的意見，他說，軍隊還是分散為好，毛澤東和朱德二人“能出來一次更好”。李立三發言表示同意周恩來的意見，并補充說，要分散也不是一個個地散，最好是二三百人的分開，朱毛出來的意義，還不單是保存這幾個同志，因為朱毛目標太大，也是為了減少敵人的目標，保存這部分力量的辦法。會議經過討論，多數人同意周的意見，并決議由周起草一封給毛澤東、朱德的信，這就是著名的“二月來信”。

　　毛澤東、朱德于4月3日接到二月來信后，4月5日立即給中央寫了回信，即著名的“四五復信”。6月 12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毛澤東、朱德的復信。會上，周恩來的發言對分散紅軍問題很重視毛澤東信上的意見，他感到二月來信是按照布哈林確定分散的策略“是有些毛病”。他說：站在紅軍是促進革命高潮動力之一的條件的立場，紅軍也要集中才有辦法，因集中才能擴大；從開展土地革命方面來說，鄉村群眾很散漫，以紅軍組織的力量去幫助農民組織也是很有作用的，即在俄國革命過程中，有些鄉村也是紅軍在那里作沒收地主的土地。從各方面看，過去主張分散的策略不適用，尤其在中國。在談到農村工作時，他說，目前農運問題客觀上是忽略的，目前中國割據的形勢是存在的，問題是要城市的領導，城市工作一旦發展，割據局面一定可以發展到固定方面。周恩來雖然還是強調城市的領導問題，但根據情況的變化，認識到在中國農村存在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形勢，從而進一步認識到紅軍是促進中國革命高潮的動力之一；紅軍可以幫助土地革命的發展，顯然比“二月來信”時對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認識又前進了一大步。

　　朱德和毛澤東為著一個革命目標走到一起、又共同艱苦戰斗了一年多，但工作中出現分歧總是難免的。從井岡山時期在創建革命根據地和建軍原則等問題就有一些分歧。此時，接到中央二月來信后，分歧又有所發展。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被否決。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前委領導崗位。中央接到紅四軍黨的“七大”報告和有關文件后，8月13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紅四軍問題。周恩來認為，毛澤東和朱德的分歧不僅僅是組織上的分歧，也是政治上的分歧；紅四軍“七大”的決議有些是正確，有些是不正確的。僅僅根據決議和個別人來信，有些問題還不清楚，待陳毅來中央匯報后，“再作一整個回答”。

　　8月下旬，繼任紅四軍前委書記的陳毅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及個別交談中，匯報了紅四軍成立后的組織情況、井岡山根據地創建經過、湘南八月失敗的情況和原因、1929年1月向贛南出擊的情況和贛南、閩西根據地的初創，特別是較詳細地匯報了毛澤東、朱德意見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和他自己對誰是誰非的看法。陳毅說，湘南八月失敗朱毛開始有了分歧，分歧的主要之點是“仍守井岡山與分開游擊的問題，毛主張波浪式的推進，朱則主張大規模的游擊”。陳毅認為，“如果不去湘南就不會有八月失敗”。第二次分歧是蔣桂戰爭爆發后，形勢較好，毛主張分兵發動群眾，朱則主張集中，各有一部分人贊成。這時劉安恭來了，說朱是擁護中央派，毛是反中央派，使雙方矛盾加深。陳毅認為，從一年多的戰斗歷程看，毛澤東在政治上是正確的。陳毅的匯報實際上是總結了紅四軍一年多的斗爭經驗和教訓。中央政治局根據陳毅的匯報，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3人組織一個委員會討論并擬出決議提交政治局，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即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產生的經過。

　　“九月來信”是周恩來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思想的升華，表現在：

　　第一，他從中國不統一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來說明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識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認識中國革命發展在地域之間、工農運動之間不平衡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實行農村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主要理論根據之一。他首先指出，由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的激烈，成為軍閥混戰的主要動因”，由于軍閥混戰和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并“從你們過去的艱苦經驗中就可以證明，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12他認為中心城市為強大的敵人所占據，而統治階級在鄉村的力量薄弱；同時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加上地勢遼闊的條件，因此，中國共產黨可以利用軍閥混戰的時機，先建立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然后再建立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不同的特征。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這種情況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周恩來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實際，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闡述了這一歷史現象。

　　第二，駁斥了來自共產國際的錯誤觀點。陳毅在匯報中曾講到劉安恭到紅四軍后散布中共“六大”時布哈林認為“脫離生產的紅軍必被消滅”的觀點。周恩來在信中以井岡山、贛南、閩西、鄂豫邊等根據地的建立和紅軍發展的鐵的事實，尖銳地指出：“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點。如果紅軍中藏有這種取消觀念，于紅軍有特殊的危險，前委應該堅決地予以斗爭，以教育的方法肅清。”13他不僅批評了劉安恭，也駁斥了布哈林等人的錯誤觀點。當時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來，敢于如此實事求是地堅持真理，其政治和理論的勇氣是難能可貴的。

　　第三，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紅軍的根本任務與前途。來信指出：“目前紅軍的基本任務主要有以下幾項：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周恩來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據地三者結合起來作為紅軍的根本任務，認識上又大大前進了一步。

　　第四，指出紅軍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動力之一。“六大”以后，周恩來貫徹以城市為中心的方針時，曾強調促進全國革命高潮主要是依靠城市的工人運動，現在則認識到“紅軍第四軍有此種偉大意義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繼續努力下去，將必然要成為全國革命高潮的動力之一”。

　　上述幾點可以看出，周恩來在“六大”前對工農武裝割據認識的基礎上，雖有半年多的曲折反復，又螺旋式地上升了。

　　中央主要領導人對下層工作的深人調查研究和思想理論上的升華，必然會推動實際工作的開展。1929年12月10日，在得知陳毅已按照中央決定將毛澤東請回紅四軍后，周恩來在代中央起草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中，異常興奮地指出：紅軍，如你們的部隊、彭黃部隊、賀龍、贛西南、贛東北、鄂西、湘西、鄂東北、豫東南、皖西等部隊，真如雨后春筍，滋長得非常迅速，特別是在全國的政治上，紅軍已具有偉大的意義。信中鼓勵毛澤東、朱德為首的紅四軍“盡所有力量”擴大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他在代中央政治局起草致莫斯科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信中說：“游擊戰爭與蘇維埃區域的發展，三月來已有顯著的進步，特別是在閩西、東江、鄂西及鄂東等地，閩西八縣因朱毛紅軍在彼處游擊了四五月，土地革命乃得更加深入”，“朱毛紅軍發展到八千多人”，“在紅軍游擊隊中的組織，要以朱毛紅軍中的為最好”。因此，他不斷地贊揚和推崇紅四軍的經驗。1930年1月15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中央軍委主辦的機關刊物《軍事通訊》創刊號出版，全文刊登陳毅寫的《關于紅四軍歷史及其情況的報告》。編者加寫了按語，要求各地紅軍、各地方黨組織學習紅四軍的經驗。1月16日，周恩來在代中央起草給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閩西斗爭區域的擴大，是第一個重要問題……你們應當多搜集閩西關于政權、紅軍、土地問題的材料，供給全省作宣傳材料，應當在全閩擴大閩西蘇維埃、援助來毛紅軍的運動，應當督促閩西派代表到各地宣傳。指示要求福建省委“關于擴大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的工作，必須有切實計劃進行”。周恩來對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視、對朱毛紅軍經驗的推廣，既推動了各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也進一步提高了他對中國革命發展的道路的認識。

　　蘇區工作應成為中心的中心

　　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特征有了明確的堅定的認識之后，不僅要求國內各地方黨組織和各地紅軍學習和推廣朱毛紅四軍的經驗，且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也有較大的影響。

　　1930年5月，周恩來到了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和討論中國革命的若干重大理論、政策和實際工作問題。為了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他準備了一個星期，寫了10萬余字的報告。

　　關于中國共產黨的中心策略問題，周恩來未到莫斯科之前，共產國際仍然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的方針，要求向中心城市發展。周恩來在報告中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強調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他向共產國際解釋什么是根據地（或可譯作基礎）？即我們必須將我們已得到的地方，鞏固這一政權，作為根據地，以與反動統治階級形成兩個政權的對抗，并鞏固這些根據地，同時發展工作；因此，根據地決不是封建割據，不是保守，而是站住腳跟一步一步有力的發展，即我們平時所說的一方面深入一方面擴大的思想。他說，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決不是放棄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策略方針，而是更適應實際的策略，更求得發展。他具體地指出，在中國什么地方最適合作蘇維埃根據地？是贛西南、閩粵邊界等地方。這些地方不僅有廣大的蘇維埃區域，而且有黨的基礎，有廣大群眾。在鞏固這許多根據地之后，再向工業城市中心發展。他說，在策略上我們為什么要這樣做？這是因為在這許多區域，不僅是敵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共產黨領導的廣大基礎，應當將這些地方的力量鞏固起來。這些思想觀點顯然是接受并發揮了1929年以來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作了介紹。

　　正是根據周恩來的這些匯報，斯大林才特別指出：中國情形與西歐不同，如西歐德國在柏林暴動即可得到全國勝利，但在中國是一相反的形勢，有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可能。斯大林還特別注意紅軍問題，他說，“應該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14因此，7月23日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問題決議案》中就指出：“建立完全有戰斗力的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務。”這說明客觀上鐵的事實和中共中央資深領導人的意見，使共產國際不能不面對現實，在此決議里將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區域建立起真正的紅軍、注意土地問題的解決等任務列為中國共產黨主要任務之首。這里不去評論這個決議中的缺點方面，只是說明周恩來在莫斯科所起的作用。

　　借著共產國際的東風，周恩來一回到上海立即同向忠發、李立三談話，進行耐心的啟發、說服，并于8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全面、系統地匯報在莫斯科3個多月的工作。其中特別是關于黨的政治路線和中心策略問題作了詳細的傳達之后，他說，中央過去“對于根據地這一點確實注意得比較少，我回國后，與特生（向忠發）、柏山（李立三）兩同志談話后，都認為這是工作中的缺點。”15經過周恩來的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成員都表示：堅決接受國際指示，補正過去的不足。

　　在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同時，周恩來立即著手加強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工作。8月26日周恩來提出成立蘇區中央局“以指導紅軍和群眾工作”。9月1日，在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給長江局的信中指出：“長江局的工作已居全國工作的第一位，而蘇維埃中央局的工作更應成為中心的中心。”１６把蘇區工作看成黨的工作中心的中心，是周恩來思想的又一升華。

　　在9月24日至28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周恩來作了《關于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報告中從加強黨的中心工作角度，重點強調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他說，蘇維埃區域“要有鞏固的基礎向前發展，要深入地向外擴大，中央過去對此工作之注意不足，中央只注意到紅軍的發展與擴大，可是放棄了鞏固與加強”。17在他主持修改定稿的《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中，將“鞏固與發展各蘇維埃區”作為首要任務，提出“當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建立鞏固的陣地，就是建立集中統一的真正和工農群眾密切聯系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這種形勢，現在是湘鄂贛區域最為成熟”⑨１８簡而言之，周恩來認為黨的中心工作就是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有了鞏固的基礎再逐步向外發展。

　　9月29日，在三中全會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全國工作布置時，周恩來一開頭就強調了蘇區工作的重要性。他說：三中全會決議案上有一原則，首先是加強蘇區工作，蘇區中央局的建立，蘇區下級組織的健全，強健紅軍的領導，是首先在組織上的重要工作。并提出自己愿意去蘇區中央局工作。

　　六屆三中全會前后，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周恩來已經充分認識建立、鞏固、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性，并將蘇區工作列為黨的中心工作的中心。如果全黨能在此基礎上繼續努力克服左傾錯誤，以更加務實的精神去奮斗，中國革命會取得更大的成績。但是，仍屬幼年的黨，還不能獨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運，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又犯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更大的左傾錯誤。

　　如果說，毛澤東關于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那么，應該說周恩來對這一理論的形成是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然，由于實踐經驗的不同，周恩來的某些認識還沒有達到毛澤東那樣的境界和深度，但從上述一些理論觀點及其處在中央領導地位的指導作用來說，其卓越貢獻是顯而易見、無可非議的。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注 釋：

　　①、②、③、⑤、⑥、⑧《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129、第130頁、第 130頁、第 132頁、第 133頁、第 135頁。

　　④《中央致湖南省委信》（1927年12月15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第31頁。

　　⑦《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50頁。

　　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第760頁。

　　⑩、11、 12、 13《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77頁、第178頁、第32頁、第32頁。

　　14、 15《周恩來傳》上卷第264頁、第268頁。

　　16《中共中央給長江局的信》（1930年 9月 1日）。

　　17、 1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368頁、第286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