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4月中央文獻研究室舉辦的周恩來研究述評學術討論會上，筆者曾經提出：要加強周恩來歷史定位的研究，即周恩來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怎樣？在整個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地位怎樣？認為這是一個應當研究的問題。 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
周恩來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在他一生多方面的革命活動中，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無疑是他革命業績中最光輝的篇章之一。
一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為了便于同國民黨進行談判，謀求國內和平；同時，為了在國民黨統治區，特別是在上海、南京地區開展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工作，曾決定在南京、上海設立中共代表團辦事處。
周恩來在擔任共和國總理的漫長歲月里，在治理開發長江，發展長江流域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理論、計劃和方案，在長江流域開發史和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深入研究周恩來治理開發長江流域的理論和實踐，對促進東部和中西部經濟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上海，是周恩來生前有重要活動的城市。建國后，他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政務繁忙，日理萬機，但從社會主義大局出發，始終關注并親自指導這個全國第一大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希望上海成為全國帶頭的先進城市。
“人民”這個淳樸的字眼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業和其他行業一樣，不可能不受到政治運動的沖擊，但是總產值仍能緩慢增長，基本建設也取得了一些成績。究其原因，毛澤東等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記取了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對農業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是重要的一點。
忠誠與日同輝耀， 天不能死地難埋。 ——郭沫若：《悼念周總理》 一 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是1939年在延安。
《世紀風采》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筆者因為工作關系曾經與周恩來生前副衛士長張樹迎(已故)、衛士高振普多有交往，并聆聽了他們敘說的晚年周恩來用他生命的最后力量力薦鄧小平接班和要鄧小平“忍一忍”等感人事跡。 “你這一年干得比我強!”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已經在事實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國民黨頑固派為加緊對我們的封鎖和限制，他們對市場上的無線電器材實行嚴格控制，不經衛戍司令部的批準，任何人不準購買此類器材。我們就通過地下黨或進步朋友，進行秘密購買，不僅夠自用（自己裝電臺、換零件），而且還能不斷供應延安三局，如真空管、漆包線、矽鋼片、變壓器等，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車或飛機必定帶一些去。
